从我家看重庆 　　 　　重庆建市已有三千余年悠久历史，公元前316年从巴国的首府成为秦代的巴郡，汉代称为江州或渝州，宋代称为恭州，赵惇初被封“恭王”，后又即帝位，由此双重喜庆，故称“重庆”，沿用至今。重庆市中心于长江嘉陵江汇合处，形如半岛，因依山建城所以称为“山城”，实际倒可称为“石头城”，因为整个山城就建在石头山之上。我们银行打铁街的房子就是依山而建，所以一幢四层房子，分成南北上下两截。 　　我家所居住的宿舍，沿马路看是在二层楼上，但是从另一面看，是在四层楼上，若是从道门口算恐在十多层以上了。我们的房间外又是一个大阳台，居高临下，俯视道门口，林森路也在我们的脚下，但见屋宇栉比鳞次，一眼看到储奇门和长江南岸的海棠溪，可以望到林森路东段接陕西路直至朝天门。远望长江对岸，可纵目数十里之外，只见长江南岸，山峦起伏，层峰叠翠，每天早晚看那滚滚长江日夜奔腾，面对青山和夕阳，不由不使人多出一份感概，所谓“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但是这种超然物外之思绪往往又为现实生活所扰，空想虽好，尘缘难舍，当事遂心愿，心情好的时候，看着这山水日月都是好的；到了事与愿违，心头烦恼之时，所有的风雨云雾都成了讨厌的东西。 　　在我们阳台上，也看以到重庆的另一面，生活的艰辛和不易。江边码头的苦力，从船上卸货，把各地运来的货物一包一包背上岸来，又要一包包搬上船运往各地，他们永远弯着腰，顺着着台阶艰难挪步，上坡又下坡。想起自己刚到重庆从海棠溪下坡，储奇门上坡，走得浑身臭汗。而有二百多磅的酆专员，我还正为担心不知怎么上坡下坡，原来重庆有一种特有的运载工具“滑竿”，“滑竿”形是藤躺椅，两个扛夫，一前一后扛着，其特点是使坐者不论上坡下坡都能平衡而舒适。当时国民党官员的官邸别墅多在南岸山里，每逢星期六他们上山度假，都是坐着“滑竿”进山的，扛夫的艰辛可想而知。重庆有自来水，可很多平民还是饮用长江水，在直对打铜街在陕西路下坡，有一个挑水的埠头，老百姓用水就从这里挑上来。 　　在我们大阳台的下面边沿上，拄着不少贫民，矮矮的房子上面，铺着乱七八糟防雨的破席之类，人只能钻进钻出，像是上海的滚地龙。我会时常注意到他们的生活，边上的岩石有一滴一滴的水渗出，他们用木桶接着，一个钟头能接到一桶，这是他们的生活用水。这些贫民衣衫褴褛，有做小生意的，如卖宵夜的、卖炒米糖开水的，有的卖粽子茶叶蛋。也有坐暗娼的，住在我们下面滚地龙里就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到了傍晚就穿上旗袍出去了。重庆除了几条主要马路之外，大多是阴暗潮湿的小巷小街，穷人随处可见，路边甚至还有饿殍的尸体。 　　重庆做人力车夫最是幸苦，看他们拉着车上坡下坡，真是苦不堪言，上坡时躬着身子，那头都要顶着地面似的，下坡时要死命用背部顶着车子，仰着身体向下跑。我就看到在打铜街，那车子控制不住翻了车，那摔了跤的人拿着“司的克”就朝车夫打去。社会真是太不公平了。记得韬奋先生在《生活周刊》上发表过议论，说是同是“圆头方颅”，为什么一个坐着一个拉着？ 　　重庆的夏天太阳像一团火，热得使人头痛，那辐射下来的光线真叫人害怕。我们窗前的大阳台一天要嗮上十几个小时，水门汀被炙得快要开裂，房间屋檐又低，火样热气向房间直扑进来，屋里的台子、凳子都热得烫手。夜里不能睡觉，我们等太阳下山了就在阳台上泼凉水，冲得“吱吱”作声热气直冒，翠华每晚都要冲上好几次。但是长江里的热浪滚滚扑面而来，要等到十几分钟后热气才慢慢消退。这时我们在阳台上铺上席子，大人小孩都在水门汀上睡觉。 　　重庆的冬天雾气重重，对岸的山峦丘壑全部弥漫着浓浓迷雾，远近都是白茫茫一片，当晨曦穿过雾海，泻下一缕亮光，紫色的雾褪成灰白、奶白，似面纱一般。透过雾纱，江上不时传来阵阵汽笛和山城路上的汽车喇叭声。远处有几个山头刺破云雾，犹如浮出海面的小岛时隐时现。慢慢地雾气消散，一轮暗红的火球从云海中跃出，放射出无数耀眼的金线，那金光直穿鱼鳞般的云层向下洒开。大约要到10点，云雾才退尽，周围一切由“水墨图画”变成绚丽的五彩图案，人如置身仙境。只是现实生活中，重庆的大雾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也会令人讨厌。 　　春夏之际和中秋前后，是重庆最美的季节。四五月份正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长江水发，滟滟随波千万里，江天一色无纤尘。我们在大阳台上登高望远，真是心旷神怡，长江南岸山林绿，绿荫丛中映瓦红，等到杜鹃红时，远看山色更是艳丽。秋天也是好天气，蓝澄澄的天空，碧绿的江山葱郁蓬勃；到了晚上，山城灯火通明，对岸丛林掩映中，时明时灭疏疏点点的灯光。天上银河、繁星在我们头上，地上灯火长江在我们脚下。这些情景闭目如在眼前。月明之夜，星没有了，整个山城在月光笼罩之下，江上清风拂来，夜空更是凉爽宜人。我们一家人在阳台上度过难忘的秋夜。重庆山城有值得我们回忆的美好，这些烟云影事难以忘怀。 　　 　　重庆遇老友 　　 　　我到重庆安置好一家大小就去看望老朋友杨德汉君，他在陕西街永新肥皂公司工作，是我在泰和工作时的老同事。杨德汉原在江西裕民银行万安办事处做会计，后来又调金库科，当时他还没有结婚，在泰和一个人单身，因此一下班就到我们办公室闲谈，或者帮我们写汇款委托书。我们业务忙，人手少，常常要开夜车的，老杨成为了我们加班的固定人员，那时加班可都是义务劳动。我们一起工作一起谈笑一起玩，很是开心。我到他的公司去看他，我们能在重庆相逢，谈得甚欢。他说走过打铁街，看到“江西裕民银行筹备处”的招牌，就去问过有没有江西来的人，只是没有料到到你会来！那时老杨是我在重庆的唯一朋友，我几乎每星期都要到他那里去玩闲谈。有时一个星期要去几次。永新肥皂公司在瓷器口设有肥皂厂，生产“永新牌肥皂”，质量很好。这个厂有位副厂长原来是上海五洲固本肥皂厂的，知道固本肥皂的配方。永新肥皂公司的老板姓曹，是公司总经理，和杨德汉有亲戚关系，杨德汉在永新公司担任会计主任，在那里很有威信。每次去，他总要留我吃饭，我也就不客气，他们公司里的伙食吃得比我们银行还要好。 　　有一段时期，我们每晚一同去沧白纪念堂，参加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那里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情况的报告会，还参加了首都各界悼念韬奋先生逝世的追悼会。有一次他们公司从香港带来一些瑞士手表，他要我也买一只，这是我第一次买手表。我做了10年的银行，第一次买了瑞士惠勒手表，第一次戴了手表。抗战胜利后，他因公去上海，说上海毛料便宜，问我要不要带一点，我是不要什么，结果托他代杨子厚先生买了一套西装毛料。 　　杨德汉比我先回到上海，我进上海山西裕华银行工作时，他们永新公司的办公室在五马路，肥皂厂在港口，他已经结婚住在长乐路，我住在茂名南路，相距一站之遥，这是我们第三次相逢。 　　1949年解放后，我参加接管山西裕华银行，他参加食品工业接管，还穿了一套军装，当时穿一套黄军装大家就刮目相看。接管告一段落，他就担任益民食品一厂（杨树浦）第一任财务科长，家也搬到提篮桥惠民路。虽然解放后大家都在上海，但是因为政治运动多、会议多，各忙各的，见面的机会较少，但仍经常保持联系。我入党时，组织上通过他了解我在泰和、重庆、上海的情况。杨君可算是知我者矣。 　　后来我调到徐汇区人民银行，大家就失去了联系，大概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永新肥皂厂已更名为上海洗涤剂厂，通过该厂的宋诚同志（上海洗涤剂厂财务科长是杨德汉一手培养起来的）询问杨君的情况，不料杨德汉君在60年代竟作故人，与世长逝矣！几十年的好友，先我而去了，感慨久之，记之以为悼念。 　　我在重庆碰到了张育中，10年不见的同学见了面，真如“他乡遇故知”般的高兴。虽然我们在南昌裕民银行训练班相处不过10个月，彼此接触的机会也不多，但是久别重逢，觉得十分亲切，尤其是远在他乡，而且我们都是杜重远先生的关系而聚在一起的，在思想感情上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当时张育中在重庆百里之外的煤矿工作，即孙越崎（1893～1995，原名毓麒，绍兴平水铜坑人。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办的“天府煤矿”，重庆市区有煤矿办事处。他说，今天进城，走过门口看到“江西裕民银行”的招牌，就进来看看有没有熟人，不想我们竟在这里碰头。言下不胜幸会。我们有谈不完的离合往事，以及江西诸友的境遇。以后他每次进城就到我家落脚，谈上几个钟头，晚上就睡在我家地板上，他很随便从不计较。大约有一年光景，张育中离开天府煤矿，进了打铜街的大同银行。我们两个单位只有一坡之隔，于是几乎天天见面，不是他来我家，就是我去他那里。 　　记得我们在南昌裕民银行训练班毕业，张育中是被派到玉山办事处的，就在浙赣线边上，离杭州有一天路程。据说一年之后他就离开银行进了湖南中央合作金库。抗战军兴，他也曾投笔带着行李奔赴延安，同行几人边走边宣传抗日，但到了西安被阻，未能进入延安，弄得十分狼狈，流浪到重庆。这段历史是在沈一展去延安之后，沈一展去延安之时，张育中曾到汉口向送，以后就辞去中央金库工作的。 　　育中进大同银行之后，在一个私人教师那里读英文，他要我也去，我也就报了名，但没有多久就散了。以后我没有再读，把原来认得的几个字也多忘了。育中则在他处继续补习，英文很有进步。有一次“银社”举行联欢会，他邀我也去，每人是要表演一个节目的，我不肯去，我哪来节目？育中说不要紧，他有准备。会上轮到他时，张育中站起来说：我是无锡人，无锡有一个小调人人会唱。大家听了就活跃起来，鼓掌欢迎，抗战期间江浙沪一带人抛家离乡流落四川，听说唱“小小无锡景”，大家都想要听听乡音。张君不慌不忙说：我唱小小无锡景，大家都会，我来哼两句吧。他照着调门哼了几句就结束了，来了个“空心大佬馆”，我是暗自好笑，大家都上了当。 　　张育中是在重庆结的婚，他的岳父是重庆大学的教授，妻子是中华职业学校的同学，结婚时黄炎培黄任老证婚。抗战胜利后他岳父去了台湾，张君夫妇东下回了无锡老家。我记得自己还写了一封慰问信，说“八年抗战，十年离乡，今日荣归，虽无衣锦，脑不满，肠不肥，却锻炼成一副钢铁筋骨和坚强意志，足以慰令堂大人之企望也”。不久收到张从台湾来信，他已随同岳父接收基隆煤矿，担任财务方面的负责工作。我和他一直保持着通讯，直到解放前夕。 　　到重庆之后，几位旅途中的熟人，也成了来往走动的朋友。酆景福先生住在江北香国寺、上清寺牛角沱对面，进出要上坡下坡过一条嘉陵江，等于我们这边山上到对面的山上，酆先生肥大的身躯上坡下坡很是吃力，但他每次过江来，总要来看看我们两个孩子。有一次我和翠华带着两个孩子到牛角沱过江去看过他一次。酆专员在重庆中央设计局挂着委员拿着干薪，没有实职做着寓公。他也是亦官亦商，做瓷器药材生意，据说做药材生意是最赚钱的，有时我也代他办些汇款事宜。 　　王又庸的太太熊小姐也会来看看翠华和孩子们，她和翠华总有话说，诉说心中的苦闷，翠华也只能劝劝她。 　　原来泰和的邻居胡家位是青年军的师长，我们叫他胡师长，他也没有实职，在陆军大学进修，但很自由，而且带着家眷，住在陆军大学宿舍里，地址在歌乐山。一次陆军大学校庆，他开着汽车来接我去玩。他们住的房子很大共有三四间，他很客气地招待我。但我们究竟没有深交，而且地位不同，因此很受拘束，次日我就回来了。庆祝会有很多节目，其中胡师长夫人演出《女起解》很受欢迎。 　　上次胡师长从贵阳来的时候，运来一卡车瓷器，寄放在我们银行防空洞里，很久才卖出去，大概卖了一个好价钱。一次他从广州飞回来，带了许多首饰和进口的化妆品，他自己不便出面，就托我到寄售商店出售。但是我不习惯这种官商兼顾的大人物，对他们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原文1983年 发表于胡守礼回忆录  浏览：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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