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赣渝道上 　　 　　准备远行 　　 　　1944年2月中旬，当我从赣州回到泰和的时候，已是春节过后二十多天了。我随身带着很多东西，有行李铺盖箱子等等，刘鸿先又送来一只大网篮塞上车顶，我随身总带有两百多斤的物品。到了泰和，车站上的人看到我的东西太多了，要把我扣下来。我知道刘鸿先这个人在泰和的车站码头都有熟人，很吃得开。我就说这是刘鸿先的东西，要扣你们就扣着吧！这下弄得车站的人很尴尬，凑巧那个地痞王化霖也在站里，听到了我的声音出来，就说让他拿去吧。于是我带着东西出站，否则我就把大网篮丢在车站了。 　　到了家里，和翠华商量到重庆的事情，首先就是要做衣服，大人小孩我们4个人都没有什么衣服，日常的也要换了，不然到重庆买不起也做不起的。第二天翠华去给孩子们买来粗布料，去裁缝店做衣服，包括两件小棉袄。翠华不想做棉的，新的毛料又做不起，就买旧的改，翠华买了一件黑呢大衣，我买了一件灰色厚呢大衣，经过翻新之后，很不错，还可以穿穿。虽然已是残冬，但春寒料峭，沿途难免餐风宿露，没有大衣不行。家里的棉被也破了，又买了两条棉絮胎。此外我还买了三四套质量较好的西装，都是进口毛料，其中一件有八九成新，因为大了一点要改，一直没有穿，后来回上海被张慕良借去，结果遭遇回禄而付之一炬。除了我在赣州已买了一些，在泰和还买了衬衫内衣以及其他一些日用品。又买了一只电熨斗，到了重庆还特别派用处，连杨子厚的太太都是每天要用，又买了一只小银箱放点“值钱”的小杂物。 　　要搬家了才知道家里的杂物多，一个小家庭五六年来从原来的两口子到四口人，陆陆续续添置了不少的东西，除了写字台是向银行借的，两只床、方台子、橱柜、凳子、藤椅都要处理，有的看起来不起眼，像厨房用具，煮饭的锅、炒菜的镬子、烧水的壶，瓶瓶罐罐大小水缸，处理起来也是件麻烦事，还有我的房子，后来“亨棚冷当” 全部作价让给了包旭初，一共5000元。包旭初杀我一记，我也只好如此，包旭初的门槛精，知道我急于走人。虽然彼此同事几年却谈不上友情，更难望帮一把，所以被他杀一记也是自然的事。 　　泰和行里的同事都知道我要去重庆，大多数的反映是善意的，他们都为我要到“战时首都”去而高兴，见面总是殷殷嘱咐，诚挚之情，深铭不忘。大家为我远行饯别，自然又是忙碌应酬一番。刘尔亨还在家里设宴送别，除我之外多数是女同事，盛情可感。当然也有人在背后讥讽，说总行派胡守礼去重庆，江西裕民银行就没有人啦？！同事们告诉我，我也一笑了之。但这位老兄当面还对我恭维一番，说了许多好听的话。我也就客气一番：“鄙人才疏学浅，难当重任。”他说：“福至心灵嘛，老兄不必担心！”我不客气地回答他，我是“生平不善经营，更少吹拍能力，既无福心又不灵”！因为据我这半年来的了解，这位老兄在总行就会钻营拍马，为会计科同仁所鄙视；到了泰和接替我的工作，也是洋相百出，还有争风吃醋的闹剧。他逢人就要吹嘘自己是上海光华大学毕业，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是真，为什么还要到处吹嘘呢？ 　　行外的人也都对我非常关心，江西省助产学校的一位朋友劝我，“做啥到重庆去，这么远的路，不会在泰和找一个事情。”这位朋友很热情，是个上海人，我要去赣州的时候，他也劝我离开银行，他负责帮我找工作。但我很珍惜近十年于兹银行职业，不舍离开。也有的朋友担心去重庆后的生活问题，重庆生活水平之高一般薪水阶层确实居不易啊！为蛟儿接生的梁大夫也关心着我们。总之我深感友情之可贵。 　　泰和交通银行的张如（汝）明是余姚浒山（现属慈溪）人，因为也算余姚同乡，所以交往很久。在江西遇到同乡是不容易的，还有中央银行的胡行、中国农业银行的某某等，我在泰和都请他们吃过饭。张如（汝）明曾一度调往交通银行上饶支行，有一次写信给我，希望给他介绍包旭初的小姨子张明华。当时有许多人在追求张明华，我们行里就有两个，加上包旭初本人也颇欲染指。我就写了回信告诉他：“近水楼台，逐侍在侧者颇不乏人，兄远在他地，恐难以插足也”，以绝其幻想。我去赣州时他已调回泰和，热情地给我介绍他的哥哥张汝孝，他的哥哥在交通银行赣州分行任会计主任，要我去碰碰头。我想在他乡多认识一个人总是好的，又是老乡。谁知到了赣州我专程去看他，递上张如（汝）明的信，不料这位老兄态度冷漠。也没有请我进屋，如有求于他者然。我也有点生气，敷衍几句就走了。后来项斯从龙南来赣州，说起有人给他介绍交通银行会计主任张汝孝之妹。我也听过算数，不说什么。 　　知道我要去重庆，张如（汝）明要我带两包瓷器给他的叔叔，他的叔叔在交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颇有点权势。说起来要我带瓷器真有点为难，路远物多不说，照顾两个孩子就很难了。但我这人颇重友谊，想张如（汝）明为人热心诚恳，不像他的哥哥，情面难却就答应了。既然答应了，就要负责带好，打包时我把这两包瓷器打进几条棉絮之中，自己的反而放在箱子里，结果到重庆拆开一看，给人家带的完好如初，自己的全遭“玉碎”。我还老远抱着两包瓷器送到化龙桥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爬了许多山坡才送到那位张稽核府上。后来那位张稽核做了重庆交通银行分行经理时，我为了一笔湖南的汇款去找他，他看到是我，很快交人给我做了办理，还免收汇费。抗战胜利后，项斯离开江西裕民银行，去了九江交通银行，我猜想大概也是这位叔丈人的关系吧。解放后，据项斯说，其叔丈人就住在上海江宁路上。 　　到了2月底，我还在泰和忙碌，总经理史世珍正好到泰和来，在行里见到我还没走，就着急地说“你还没有走啊，这样何日能到？”我向他报告准备情况，不久即可动身。他说我再给你开几封信带着，找找他们可能方便些。总经理就给写了三封信，一封是给桂林中央银行经理吴耀三，另两封分别给柳州和贵阳的中央银行经理，名字都已忘记。我想反正入行书越多越好，别人给我的介绍信也一律收进。后来这些信件都没有派上用场，甚至孙以云给我的中国旅行社的介绍信也都塞在皮包里。去重庆沿途靠着我的运气，没有遇到多大阻拦，一关一关顺利通过，所谓“吉人自有天相”。说到运气，另一件事却在时隔几十年后成为大大的晦气，这就是我在上文提到过的，我在泰和行里碰到曾飞云，他要我带一块布料到重庆。这本也是一件平常事，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在有超人想象力的造反派那里，就成了递送情报的联络暗号。想想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我也为此吃尽苦头。 　　我要到重庆去的事被行里的小马告诉了董事长，我就顺便随口说要去看看李董事长，不知何时去适宜。小马说今天就有空。于是小马陪着我去看李德钊。李是大人物，省政府委员，我只能当面敷衍，说到重庆后再将重庆的情况向董事长报告。我是说过就算，到了重庆我也没有向董事长大人写过信。一次接到小马来信，问我到重庆后为什么不给董事长写信。我收到信后不久赣渝通讯已断，因此连小马的信也没有回复。 　　想起这件事，觉得自己对不起小马，幸好后来董事长也没过问这件事。1946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南京的“江西源源长银行” （抗日战争时期由潜玉斋与陈卓堂、王德舆、周扬禅等人合资在江西创办源源长银号，在各地设有分支。）请江西“国大”代表吃饭，我和陈卓堂正好从重庆到达南京，在源源长银行里正巧碰到李德钊董事长，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前和他打招呼。不过这时江西裕民银行因江西省主席更换而改组，李已不再担任董事长了。看到李德钊我就想起了小马，总觉得对她失信而感到内疚，同时也对她的前途命运而牵挂，想起小马那妩媚秀丽的容颜，轻盈的体态和温柔又活泼的性情，希望她有幸福的生活和美满的家庭。如果小马还健在，现在也已六十多岁了。 　　两个星期的准备做的差不多了，还剩下一网篮自己喜爱的书籍杂志，有鲁迅的小说杂感，有茅盾的小说曹禺的戏剧，还有整套的《文学》《读书生活》《世界知识》《全民抗战》，还有邹韬奋、杜重远的书籍；我把这几年来与郭德亮、项斯、张慕良的通信都装订成册，把郭项二君给我的信题为《心曲集》。这些东西太重，即使带了，路上检查也很危险。考虑再三和刘鸿先商量，就寄放在他家，因为他是泰和本地人，放在那里比较保险。哪知抗战胜利后托人到泰和找，说是没有了。解放后刘鸿先曾来上海，说起图书的事，他说日本人曾一度占领泰和，慌乱中这些书不知哪里去了。 　　从泰和出发去重庆，乘长途汽车先到衡阳，而到衡阳还要先到吉安，从吉安转，第一天只能到界化陇，第二天才到衡阳，车票还很难买到。听说衡阳行有解钞票的汽车到泰和来，我就准备坐行里的车去衡阳，因此把准备工作全部做好，汽车哪一天来我们全家就哪一天走。于是我们就天天等着汽车。 　　 　　赣湘途中——茶陵、衡阳 　　 　　同行九人 　　3月初正是早春的时节，乍暖犹寒，但赣江流域的气候不像阴雨江南，东风吹来也不那么寒冷刺骨，淡黄的太阳照在穿着棉絮的身上，浑身暖烘烘地舒坦。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正是“出洞”的时机了。这次走马上任或者说充军发配，正是难得的机会，历经赣湘桂黔川五省荒蛮之区，饱览奇山怪水，也算享受！ 　　 　　讲迷信的话，我们的开头就大吉大利，衡阳行送钞票的汽车终于到泰和来了，包旭初通知了我开车的日期时间。3月初的早晨我把一家一当全部搬上汽车，一共四大件，两只箱子两件铺盖，加上两箱公物。汽车是福特牌，烧汽油的，我们就坐在司机身后的座位里。我们一家上车时车内已经有一个大胖子，是同事沈恩湛的姐夫酆景福 （1906—2001，字介初，江西省丰城人，曾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厅视察，湖北南漳、蒲圻县县长，江西乐平、高安等县县长，江西省第五区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江西省田粮处处长，“国大代表”。1949年后去台湾，曾任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秘书长，1991年12月任台湾“国家统一建设促进会”副理事长兼常务理事。1996年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专员，还有一个是张秘书。我上车后车子就开动了，泰和行送行的老同事们纷纷挥手道别，此一别，除个别同事如蒋季铭、石翼德抗战胜利后还见过面但已作故人之外，其余大多数都成天涯海角，没有音讯了。 　　汽车开到建设厅附近停了下来，包旭初在招呼二女一男上车，还帮着他们搬行李，他们的铺盖箱子也不少。能叫包旭初亲自动手帮忙的，三人来头可是不小，我心里在想。其中一位是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还有一位长得丰满的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红润端庄的面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但黛眉深锁。这样一来座位就不够了，蛟儿只好坐在妈妈身上，那位二十七八岁男的也只能坐到后面去了。 　　汽车开到上田村折向西北到了检查站，不要小看这小小的检查站，它的脑袋很大，挂着的牌子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交通运输管制委员会江西省泰和检查站”。我们一个个下来看了证件就放行了，汽车直向泰和西北方向赣湘边境急驶。这条路过去只有地基，没有车子，路上也是坑坑洼洼的，两边长满了野草，要去湖南界化陇、茶陵，只能从吉安经安福、莲花走。泰和成了江西省会之后，湘赣两省运输频繁，西南各省车辆都要经泰和再往东南各地，因此这条公路经过重新修整成为干线。汽车开过文江（省教育厅在此）渐入山区，进入罗霄山脉支脉，高山迎面而来。我们在永新县汽车站停车场下车，两边都是芦棚，我们在棚内饭铺吃了午饭，又继续在万山丛中西行，下午四五点钟到了茶陵。 　　茶陵是湘赣交界门户重镇，尤其在战时，武汉长沙沦陷，茶陵就成了东南各省和西南各省的交通咽喉。茶陵有三多，一是汽车多，停车场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汽车；第二饭店多，过往的人填饱肚子才好继续赶路；第三是旅馆多，来往的汽车、旅客都要过夜。由此也带来娼妓多，赌博盛，形成畸形的繁荣。这是战争带来的特点。我们汽车一停，司机和副手就自去安排住宿吃饭了，我们就分头找旅馆找饭馆吃饭。找旅馆不难，我们一下车自有人来接生意，至于旅馆是不是清洁卫生，有没有吸血的“好汉”，也不去管它了，反正是住一夜。饭店里人挤人，但还好，没有像现在占着位子慢慢吃，不管边上站着等的。湖南人吃辣子是有名的，大大超过了江西人，我们也不知吃的什么菜，总之辣的眼泪都出来了，据说越往西贵州、四川越是层层加码。我们吃好饭就到旅馆休息，坐了一天汽车疲劳不堪，两腿僵硬。翠华更加幸苦，犟脾气的蛟儿坐在妈妈身上不肯下来，你怎么说他都听不进，只是缠着妈妈。 　　次日一早洗漱后吃过早点，就坐到汽车上等着开车。湖南的公路密度比江西还要高，纵横交错，而且路面也宽阔平坦，尤胜于江西。昨天车在江西境内是高山峻岭峡谷激流中行进，今日已越过罗霄万洋山脉进入平原了。公路边树林夹道，田野里麦苗油菜一片葱绿，冬天在这里已经过去，田野山峦都已换上春天的新装。车至安仁，大家下车午饭，活动麻木的双腿。可是蛟儿坐在妈妈身上就不肯下车，对他横说竖说就是说不通，同车的其他人劝说他也不听，拿橘子引他他也不来，最后只好强制执行把他拖了下来。在饭店里吃完饭我们要走了，他又不肯离开饭店了，扭着耳朵才跟了出来。一路上坐在妈妈身上不肯让妈妈透一口气，累得翠华筋疲力尽。兔儿大了二岁，就懂事多了，背着一只书包带着自己的东西，管得好好的，自己上车下车，不要大人操心。 　　汽车继续赶路，经过了耒阳（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临时省会），在一座向阳的山林竟看到一树桃花斗艳而放，汽车停了下来，司机和副手三脚二步爬上山岗掰了一大把桃花。傍晚车到了衡阳江西裕民银行衡阳分行的门口，彭经理不在，邵副经理亲自接待，准备好了晚饭，也为我们找好了旅馆房间。第二天，彭经理、邵副经理在行里设宴，请了我们。在衡阳住了两个夜晚和一个整天，看看市面很少有战时景象，长沙沦陷后，湖南省政府迁往耒阳，但湖南的水陆铁路交通中心还在衡阳，成为两粤要冲、湘南门户。粤汉铁路北来至衡阳分为两路，一路向广东韶关直达广州，一路向广西桂林、柳州连接黔桂路。衡阳北有南岳衡山，湘水北来直贯市东而过。我们在旅馆附近逛了街市，看到黄澄澄的广柑，样子很好，大家都买了不少，一吃酸得要命还带着苦味，大呼上当。其他没有看到什么，也不知有什么特产。 　　我们从泰和出发到茶陵有140公里，茶陵到耒阳175公里，耒阳至衡阳63公里，加起来378公里，整整花了两天时间。

原文1983年 发表于胡守礼回忆录  浏览：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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