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离泰和 　　 　　1943年春发生了两件事情，决定了我的工作去向。 　　一件是吴淑芷家的事。吴淑芷的老婆是包旭初的堂妹，吴淑芷原是江西裕民银行景德镇分行的经理，辞去了经理职务到泰和就任江西贸易公司新职。他们夫妻二人带了三个佣人，包旭初安排他们住在银行新建的仓库里，作为临时公馆，这样他们与“包公馆”相连，进出到“包公馆”吃饭走动都方便。而我们住在仓库东侧，也算是邻居。吴家三个佣人，一个是六十多岁的老太，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婢女，一个男青年。那位吴太太凶悍泼辣，稍不称心就将婢女毒打，那婢女就在仓库前面的院子里，也是我们住屋的门口向另外两个佣人哭诉，有时三人也互相议论女主人的厉害狠毒。时间一长，翠华听得也多了不免抱有同情心。而那婢女也是生性倔强，越打越是反感，起了逃跑之心。后来那婢女时不时拿出一些男女衣物说是要卖，价钱便宜，其他两个佣人都买了，我们的旧邻居一个时常来玩的姓高的女人也买了，那婢女还拿出一条男西裤要翠华买了下来。婢女又对翠华说要寄放一些东西在我们家，翠华本就同情她，以为她是为出逃作准备，就答应了，我知道了也漠然视之。过了不久包旭初家出事了，一个佣人发现他们仓库里的一条棉被不见了，到处寻找，此事就在院子里闹开了。我看那婢女寄放在我家有一条棉被，就问是不是，一看果然是他们的被子。原来那婢女卖掉的衣物都是包家的。那婢女所受之苦不用说了，卖掉的东西也统统都被收回。 　　吴淑芷和包旭初并不就此罢休，他们想找出和婢女串通之人。有一天吴包二人把我找去，吴说我窝藏贼赃，要告到法院去。实事求是地讲，在这件事情上我太粗心，婢女将衣物寄放在我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事情发生后，是我主动提出家中有寄放的棉被的。我实事求是回答吴淑芷，说如果你要告，是你的权力，但我绝对不存在所谓的窝藏。吴淑芷说那婢女敢偷窃一定和外人有串通，他又问，那个常来你家姓高的女人是什么人。那个姓高的女人是我们的旧邻居，也是买了婢女的衣物。我告诉吴，姓高的是南昌高贻久的媳妇。至此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因为据说高贻久在南昌也是出名的人物，另一方面或许吴淑芷也可能不想家丑外扬。 　　但是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不久行里就传出我要调往吴淑芷原来的景德镇分行，那里的夏之湖调泰和，相互对调。我不管调哪里，泰然处之。 　　包旭初和出纳刘鸿先与一些官商一起利用银行资金囤积货物发国难财，在行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他们与“二职商店”的王化霖关系尤其密切。当时“二职商店”来做一笔押款，从账面上了解，“二职商店”有多笔押款到期未还，我根据总行规定，到期旧款未还不得借新，不同意放款。其实“二职商店”借款是包旭初批准的，我这样做也太认真了，在经理和下属之间，总行也不会说你恪尽职守做得对。从自己内心来说，也早对包旭初内外勾结谋利看不惯有点气，所以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王化霖就说我有意刁难，他本是流氓，还借此对我行凶。我更是坚决不同意放款。据说王将此事告到总行，出纳刘鸿先也瞒着我偷偷放了款。不久总经理史世珍到泰和，从不和我说话的他却和我谈起业务来，说有些行处职员对商人借款刁难勒索等等。话中有因，我只有一笑置之。 　　当时的内地，因战争关系物资奇缺，国民党政府又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又不断上涨，所以社会上买点物资做点生意是很普遍的现象，银行职员买点物资保持币值也是很普遍的事。我和同事蒋季铭、王士琳和石翼德也合伙凑钱买过日用品，有棉布、百货、食用油，把收入换成物资，这也是出于无奈，为了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开销。我所以说包旭初刘鸿先发国难财，也一直看不惯两人的作为，是因为我们目的不一样，他们是囤积居奇要获取丰厚的利润，要满足自己的奢靡私欲；而我们只想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因为手里的纸币越来越不值钱。通货膨胀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后来在重庆在上海更是如此，但是存储对象由物资转移到黄金美钞上去了，发了工资马上去买进美钞，再把美钞换成黄金。中国人已不相信自己的纸币，这是蒋介石政府统治二十年的可悲结局。 　　1943年6月，总行的调令来了，把我调到总行会计科，接替我的是总行会计科的办事员廖启贤。听说廖和总行会计科长胡国宾关系密切，多少有点背景。这个调动没有达到包旭初想调景德镇分行夏之湖的目的。 　　调动本是正常之事，但现在我有了一个家和两个孩子，一个才4岁一个2岁不到，我一走翠华困难很多，加上我们在东门的房子又是孤零零的独家村，有急事招呼不应，不像住在北门的时候有左邻右舍相互照顾。虽然早有调离泰和的心理准备，但一旦真的发生了，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烦乱不安。很多同事朋友听到我调动的消息，来安慰我：几年来太辛苦了，调到总行轻松闲散一些也好；有的朋友劝我不要去，另找工作，那就是离开银行。我考虑再三决定去总行，因为在银行已做了近十年，银行工作已经比较熟悉了，银行业务也能应付裕如了，可以过得去，想想还是不脱离为好；但是我没有背景，缺少靠山，一个人孤军奋斗真的困难。这样左思右想，寝食不安。 　　有人告诉我，总行总经理秘书高崧在总行很有威信。高崧原是省政府秘书股的股长，和省政府出纳股股长邵德是同事，因为业务的关系我和邵德的侄子邵益寿先生几乎天天有来往。于是我把调去总行的事告诉了邵益寿先生，请他帮忙，托邵德先生写封介绍信给高秘书，请予以关照。我只是想试试看，不料邵德先生满口应允，第二天就给我写来介绍信。在旧社会不像现在，一封入行书是很能生效的。后来我到总行，去看了高秘书，转交了邵德先生的信。这封信起了作用，在总行时期，高秘书对我一直很关心。不久邵德先生也离开省政府，到江西裕民银行衡阳分行任副经理，原来当时他自己也正要进江西裕民银行。后来在总行我闻听吉安分行会计主任出缺，为了调得离家近一些，我就写了一封信给邵德先生，请他向总行引荐。邵德先生马上就给高秘书写信，并给我写了回信。 　　我在泰和分行办好移交之后，家里要作安排。翠华听说我要去赣州，虽然满怀愁绪，但脸上还是装得若无其事，忙碌着为我准备行装。这一年翠华还养了猪，每天要到豆腐店买豆渣或者糖糟米糠，买回来烧拌猪食，两头猪食量很大，一天要一二十斤的饲料。家里还养了许多鸡鸭，真是一天忙到晚，特别是两个孩子，家里当时已经不请人，样样都要靠自己做。我虽忙于工作，但下班后多少可以分担一些家务，为翠华分担一点劳动。我走后，全部担子就全落在她的肩上，翠华那时才22岁，跟着我远离家乡，虽然日子过得并不算宽裕，但夫妻总在一起，现在我突然离开，心里非常难过。我们把悲伤埋在心底，不显露郁闷和愁容，只有在孩子熟睡的夜深时，我们互相诉说惜别的情谊。临别前几天翠华还一直哼着《送别》这首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首歌紧紧箍住了我们两人的心，以歌当哭啊。 　　我13岁离开家乡，一直过着孤身飘零的日子，在那前途茫茫的生活环境中会想着故乡和父母，以后闯东走西，心里没有了悲伤和愁绪，这次和翠华分别，心里总是那么惆怅和伤感。为着生活，为着活命，就得奋斗，为了孩子，就得逆来顺受。我要走了，还得把工作做好，行里记总账的同事刘尔享因孩子生病请假，我就代她记账，帮着她决算办好我才走。她深为感动，后来我调去重庆时，她一定要为我设宴践行。 　　 　　割不断的乡愁 　　 　　1938年夏我和翠华来到江西后，和余姚家里父母保持着通信联系，有几件事到现在还有印象。我结婚的时候，在余姚曾买了一些衣料，当时没有付现款，是江南舅母的关系赊欠的。当年的12月底，父母来信，说是店里催讨要还。接到信后我立即汇钱回家，除了归还欠款，余下的补贴家用，寄回去多少钱倒想不起来了。1939年7月翠华生下兔儿，即写信向父母报告翠华分娩得一千金，母女平安大小均好。随后接父母来信询问奶水够否，说是小孩最要紧的是奶水，有了奶大人不急小孩才能快快成长。 　　1940年或是第二年，接家信祖母去世。我记得祖母属兔（1855年），当时已八十余矣。祖母一生辛劳从无过过好日子，平时吃素念佛，苋菜梗、臭咸菜或梅干菜作为小菜下饭，偶尔买一块豆腐算是不错了；祖母每年要腌许多雪里蕻、芥菜，晒干菜，有时也腌胡萝卜干、咸笋，就靠这些度饥荒过日子；祖母有胃病，痛起来时大声叫喊，穷人无钱看病，发作起来只有硬挺，她自己说是心痛病，常常向人家讨点乌烟灰（鸦片烟灰），痛时就用开水吞下，痛就可以好一点。我从小跟着祖母，对祖母的感情比母亲还要深。家信里还寄来两根白棉纱绳，给我们系在颈项上，算是小辈戴孝的纪念。 　　1941年4月日军侵占余姚后，很久和家里不能通信。1942年忽然接到家中来信，说是在陆家埠行医的胡益平（梅山殿旁边诊所外科医生江先生之弟）之子胡祥庆、胡祥聪在宁波上海新建中学读书，宁波失陷，该校迁至江西兴国，因邮路汇款不通，两兄弟接济中断。信中要我接济他们。我就写信给胡祥庆、胡祥聪，要他们去兴国江西裕民银行找会计林映阶先生要钱，要多少钱写一个收条给林。我又写信给林映阶，请他帮忙照顾这兄弟两人。按照约定，父亲根据我的信向胡益平结账，胡益平根据儿子的信核对后把钱交还我父亲，这样的办法也使我的父亲能够得到生活补助。 　　由于我的接济，兄弟二人能够安心读书，我接济到1943年底，大概有三四次。1944年春我要到重庆工作，他们兄弟又得到衡阳中国银行另一个同乡的接济供给。后来胡祥聪也进入银行工作，上海解放后在中国银行，住在万航渡路上的“中行别业”。

原文1983年 发表于胡守礼回忆录  浏览：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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