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完婚 　　 　　我自余姚探亲回赣后每月一直和翠华保持着通信联系。随着日寇占领上海，杭州也面临威胁，沿海宁波又无重兵把守，杭州或宁波失守，余姚即为日寇囊中之物了。因此父母很担心，来信催我回去结婚，我也为翠华担心。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在一九三八年阴历四月从泰和动身回余姚老家。 　　一年来特别上海陷落后，我一直担心着父母弟妹，也担心着翠华的处境，于是我随身带着一只小皮箱动身。先到吉安，住了一夜，第二天到南昌，也来不及看望同学，马不停蹄就买了到萧山的火车票。此时火车已经不通杭州，萧山至江边西兴的铁路已经拆毁。我走时把400元钱汇给同学郭德亮，那时他在贵溪，说好，等我的信再作处理。火车到萧山后又换乘汽车到曹娥，在曹娥轮渡过江，有军队把守检查行李，我到百官再寻找开往马渚的快船。 　　从南昌一路走来，东行的人不多，到了金华下车的人已去了一半，那时浙江省政府已撤退到金华永康一带，再东去已临杭州前线，所以火车上人更少了。但是向西南方向的火车挤得满满的，沿途车站堆满待运的物资，像山一样，站上也是挤满了人，焦急地等待西行的火车，气氛极为紧张。看着这一切，我都隐隐担心是否还能回到江西。 　　百官到马渚有40里，快船一个钟头10里，40分钟到了马渚。船上同行二十余人都是从杭州逃命而来。有两位公务员模样的人，谈论着浙省宦海内幕，对浙江省主席黄绍雄大为不满。黄系桂系，主持浙政，当然不为浙人所悦，而原浙江主政朱家骅早已供职中枢了。 　　我是第一次走这条水路，沿途青山绿水，是江南的鱼米之乡，时值春夏之交，两岸秧苗起伏如微波荡漾，岸上一个个的水车亭子，疏密相间的林中有黑瓦白墙，老百姓在春风夏雨中播种耕耘，这是我们江南特有的景致。可是凶残的日寇正虎视眈眈，有一天会突然扑来扼杀这和平生活。想到这里我的心都抽紧了。船过五夫已经行了一半的路程，五夫有白马湖，白马湖边有全国闻名的“春晖中学”，是廖承志的岳丈经亨颐办的。。 　　船到马渚，还未到船埠头我就先在西安庙桥上岸了，由此去翠华家有一里路。我提着小皮箱急切走进祝家村时，有许多眼睛像探照灯似的集中在我身上。到翠华家时，翠华正在扫地，见到我把扫帚一丢，叫“守礼哥来了！”把我箱子接了过去。大姐姐也出来了，我是第一次见到大姐姐，还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是友良，不到十岁，一个是纪良，才会走路。原来大姐姐在上海纺织厂里做工，东洋人打仗就带着孩子逃到乡下来了。翠华忙着为我烧点心，岳父说南京二姐一家到现在没有消息，听南京逃出来的人说东洋鬼子侵入南京后烧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像野兽一样，失陷一个多月来南京惨遭杀害的无辜百姓总有几十万人。看来二姐一家必遭其害了！我在这里志之而为吊唁！ 　　吃过点心，岳父帮我提着小皮箱陪着我回家。走到高家时，我就向北走。田里做生活的熟人告诉我，父母已经搬到汤家闸新屋里去了。我说那就先去看看祖母。到了祠堂见到祖母身体尚健，八十多岁的人了，没有营养而能长寿，主要依靠劳动吃素。看了祖母之后再到汤家闸家里，见到父母又是一番高兴。小妹妹桂花（桂芳）已经会走路了，见到我怕生，忙躲了起来。岳父吃了晚饭回去了，我又回到自己家里了。 　　房屋收拾得很干净，东边一间房给我睡也可以作书房，西边的一间空着，母亲的房间在西间后面，客堂占去了很大的地方，住住是够宽敞舒齐了。可惜我远在他乡，如在浙江本省工作离家近而又能照顾，但这种愿望难以实现。与父母商量之后，认为宁波杭州危在旦夕，余姚前景未卜，要我早作结婚打算，把翠华带去江西，免得两家都心里不安。因此决定结婚。 　　次日我到余姚打电报给郭德亮，请他把钱给我汇来，在余姚办好诸事我又坐火车到宁波，到中国通商银行去看了同学范大钧，他是通商银行总行派驻宁波行稽核，在范那里住了一夜。我在宁波买了一双皮鞋。上海失陷之后，海上就封锁了，上海商品不能由正常途径输入，于是走私十分猖獗。走私虽是风险极大，但有钱可赚，驱之者亦众，范大钧亦做这冒险生意。上次他曾来信向我借钱，就是因为一批货被海关查获扣留并罚款，因为数目不大我就借给了他。这事后来还是托人求情解决的。 　　由宁波回家，父亲要到马渚去，我写了一封信带给翠华，要她下午来商量我们的事情。下午不见人来，我以为可能傍晚来，从马渚来有10里路，我不放心，就从汤家闸沿着官路到马渚方向去接她。当我走过草舍朝东屋，红日已西沉马渚高庙山下，夜色已浓，估计不会来了，就漫步回家。次日一早，翠华竟独自来了。我们商量结婚的事，虽然一切从简，但衣服总要做几件，经与母亲商量，决定第二天到余姚城里去。 　　我们家乡有一种习惯，对乡下有点殷实的富户人家，城里的商店为了揽生意，都给一个取货的折子，取了货不要付钱，一年分三期结账或年终一次结账。族人土根先生很热心，听说我结婚要买衣料就送了一个折子过来。我想有折子也好，可以多买一些衣料，至少余姚要比江西便宜些。这天我是和母亲同去的，到了余姚碰着江南舅母，我和翠华、母亲进了土根介绍的一家店里，舅母却不经商量拖着母亲到对面的一家棉布绸缎店里（乡下叫京广百货店），这下弄得我尴尬，因为没有折子是要付现钞的，而我手头没有这许多钱，因此就不能挑些好一点的衣料了。幸好江南舅母和店里也是熟的，写在账上没有要付现款。两个老人给翠华拣衣料时，翠华又不好表示意见，母亲和江南舅母拣的又不喜欢。我看她们这样代做主张，有点不高兴，翠华的衣料我就不表示意见，只是拣了一块哔叽毛料，别的我没有要。因此母亲就生了气，回家的船上母亲就有闲话。想想自己当时也不对，不应态度冷淡的，两个老人帮着拣，也是多一双眼多一双手。当然农村里的老习惯和我们年轻人有距离，但也要好好说，我不是和母亲商量而是不参加意见，难怪她要伤心。母亲回到家饭也不烧，我觉得自己不好，向母亲赔不是，这样母亲才不再生气。 　　结婚是一件大事，在我们家乡有套繁文缛礼，而且是必不可免的。我讨厌这些做法。那时乡下流行结婚穿长衫马褂，头戴礼帽，而且都要新做新买。父亲也知道只能穿一次，我事后是不会再穿的，就提出借一件马褂穿一下算了。我坚决不要，连礼帽也没有戴，只做了一件哔叽长衫。翠华做了几件衣服也都是素色的，结婚时能穿平时也能穿，大红大绿翠华也不喜欢，我也觉得讨厌。但是新房里要买几件家具，空荡荡总不像样，去城里买了床、桌子、橱柜、凳子、箱子，总共有七八样，摆在房间里蛮像样子的。请来做衣服的裁缝是我堂娘舅，手艺很蹩脚，但在乡下也算顶呱呱的了。凡人总要点专门技术，有了技术就不愁没有生活做。 　　父亲拣定在五月中旬的某日结婚，具体日子我早已忘记。结婚仪式在乡间还流行三跪九叩的礼节，对长辈磕不完的头。司仪是浙东特有的一种居民叫“惰民”，是专门来说好话的。记得我从前看过的一本书里说，这些人原是蒙古鞑子成吉思汗的后代，朱元璋夺取天下后，把鞑子集中，指定住在一个村里，不准与汉人联姻，他们的职业就是服侍汉人。这些人有专门对口服务的户头，平时一个月要来一次，替男的理发，替女的修面，遇到婚丧喜庆，“惰民”们大大小小全家出动来吃还要讨钱。我反对这样，我提出“惰民”司仪取消，也免去一拜天地二拜祖宗等缛礼。后来还是由梁文铭先生建议，由他和土根先生改用“赞礼”的办法，叩头改为鞠躬，这样解决了我头痛的结婚的仪式。 　　在裁缝做衣服期间，翠华天天在边上陪着，等衣服做好就回家准备自己做“新娘”的事去了。我们的婚姻虽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我们认识一年来互相通信，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虽然信里没有卿卿我我，但是相互勉励相互慰藉，通过通信互相爱恋。从去年两人相见之后，这一年翠华的进步特别大，读书特别用功。过去的时间被家里延误了，老人们总认为穷人读什么书，尤其是女孩子，像我们家徒四壁、饮食欠缺的人家，父母给我读了几年书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说起翠华读书这一段过程，我和翠华能冲破封建习俗约束，有了初步的文化知识启蒙，确实是不易啊！ 　　结婚的事，我都不管，一切由父亲安排。礼堂的布置，对联等由梁先生拟词书写，梁先生也送了一个轴子。乡下习惯，结婚前一天由女方送嫁妆，男家要备酒接客，翠华没有嫁妆，我也不要嫁妆，这又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结婚后就要远走高飞，长途旅行，有了东西不能享用，反而是牵累的包袱。这天下午新郎要去女家“过门”，这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传下来的，而且各乡也未必一样。我照风俗习惯坐着轿子到翠华家去，实际恐是“迎娶”的意思。一路上四个人抬着我，抬了一段路，我不要坐了，自己下轿走，抬轿的都说这个新郎好，抬的人快活。直到西安庙要进村了，我又坐上轿子，抬到祝家堂前停了下来。我坐在轿子里，没有司仪叫“出轿”，我自己不好出来。这天偏偏天气很热，闷在轿子里，幸好我带了一把大蒲扇，轿子四周围许多人看得都笑了起来。翠华的同学窕婷恰好也挤在那里张望，我朝她点点头，她反而不好意思了。爆竹响了，“惰民”司仪拿着红毯子请我出轿，陪我去叩见岳父（岳母已故）拜祖宗，司仪铺好红毯，因为先前说好的跪拜改为鞠躬，我就只是三鞠躬。后来翠华告诉我，村里有人议论，说我岳父和祝家祖宗就受不起跪拜吗？可见要改变习俗人们还是看不惯的。接着“惰民”吹起唢呐，迎接新郎入席，有许多人陪着喝酒，不等席终又放起鞭炮高升，欢送我坐着轿子回去了。 　　次日是迎亲的日子，是根据历书选择的黄道吉日。上午出轿的人吃了早饭酒席到女家迎接新娘，除了一乘花轿外还有一套吹吹打打的仪仗队伍，到女家吃中饭酒席后，下午就要等着新娘上轿抬回来。乡间习俗，一般新娘会拖辰光不肯上轿，因为女儿离开娘亲要到陌生的男家去，要受阿婆和男人管，心里总是又怕又喜矛盾着；而做娘的舍不得女儿，总是哭着别离。翠华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一旦分离自然为老父的寂寞而忧虑，而且结婚后我们就要去江西，离开从小长大的家乡，心里也总是有点留恋的。 　　接新娘的彩轿出去后，大家都忙，只有我没有事，什么也不要管，倒是最闲的人了。到了下午，我被安排在借邻居的屋里吃“新郎酒”，我坐上首，几个比我小的陪着，有酒没菜，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规矩，总之坐在那里等着新娘来。大概是怕新郎官跑掉找不到人，所以用几个人看着。这天下午太阳火辣辣的，没有一点风，我想翠华坐在轿子里，满头珠翠，头上还要盖一块红布，不要闷出病来。我真有点为翠华担心。我又想她自己不会把罩着的红布拿掉吗？总之我心里记挂着翠华。 　　太阳偏西的时候，花轿回来了，锣鼓声敲得震天响，唢呐吹着大概是迎接新娘的乐曲，爆竹声“乒乒乓乓”响个不停，放过一阵后花轿进大门了，停了一会儿有人来请我，我受人摆布做着傀儡，倒也是挺有趣的。我被请到礼堂中央站着，礼堂上红烛高烧，挂灯结彩，中央三星高照，汽灯照明，四周围着几层人，喜气洋洋。梁文铭先生和土根先生在礼堂两头念着祝词，大概是《诗经》里的，有一定的格局。我当时忘了把这祝词留下来。接着新娘出轿，我一看翠华头上没有红布，也不是满头翠珠。原来新娘的打扮比过去有很大的改进了，新郎新娘在行礼时就能互相认识看清面孔了，不必等到进了洞房揭开红布才能分晓。我们两人照着司仪念的行礼，行礼毕有傧相陪伴送入洞房。婚礼仪式告一段落，外面摆酒筵入席。我们在“洞房”里，翠华对我说：“轿子里热煞哉！”我说：“这是做新娘子的味道啊！”在客人入席后，我和翠华出来行礼敬酒。按照习俗，新郎新娘还要饮“合卺（jǐn）酒”，厨房专门为我们二人备了几样菜，我们相互敬酒客气一番。翠华不知是谁教她的，还剥了一粒花生给我吃，说是“开花结果”“长生果”。酒席散了，我们出来送客，路远的还住在我们家里。乡下结婚“闹洞房”是很野蛮的，记得小时候，闹房的把新郎新娘的衣服都偷出来了，弄得新郎新娘不得起床。有时候因为新娘连日劳累困倦，不免坐在床沿打盹，就有把新娘绣花鞋偷来的。我和翠华虽只有一年朋友，因为已经熟悉不怕闹房的恶作剧，相反我们态度开朗落落大方，闹房的反而不好意思了。第三日回门，翠华的哥哥要来，要待回门酒，酒后兄妹要谈心叙话，然后送上轿。所以结婚一般要三天的排场。 　　人生的大事就这样了结，然后夫妻共同生活。我和翠华“新婚燕尔”的生活是美满的，也是幸福的。但是我不能长久在无忧无虑的温柔乡中,我又要急于投奔他乡依旧过我的漂流生活。现在不仅我一个人漂流，还要带累翠华一起漂流。我们正生活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战事的发展是难以预料的，杭甬随时有落入日寇之手的可能，一个年轻的媳妇留在家中，父母一定是希望的，而我则将难以心安，故商之于父母，决定将翠华带走。在这混乱的世界里，我们只好共同漂流，所以“七日”“满月”等礼仪从简，满月团麦果等礼品岳父提前送来。新婚旬日，我们就准备离开温暖的家，去度漂流的“蜜月”了。

原文1983 发表于胡守礼回忆录  浏览：945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2/12/8 19:3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