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和来了浙大 　　 　　八?一三沪战爆发后，江西与上海交通一度受阻，上海出版的报纸来得更慢了。长江航运已不能直达上海，浙赣路也只能通到杭州，而沪杭火车已不通行。消息闭塞，我只能通过南昌出版的《江西民国日报》了解外面的事情。 　　我要特别感谢在上海的张慕良君，我在江西期间，不论在遂川还是在泰和，只要可能，张君总是千方百计给我邮寄书报刊物。1937年7月韬奋出狱后，立即主编了《抵抗》三日刊，张君给我寄来的大批书报中就有《抵抗》三日刊《抗战》，有《生活》星期刊，还有夏衍、郭沫若编的《救亡日报》。最为珍贵的是竟然还有解放区出版的《解放》月刊，以及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传记。在《抗战》上看到杜重远先生亲临山西前线报道八路军抗战的通讯文章，在《大公报》上读到范长江和秋江连载的《西线风云》，真的很使人鼓舞和振奋。张君的书报源源不断而来，我的高兴之情难以言表，其中《西行漫记》使我了解了共产党的情况，大开眼界。 　　上海战事持续达三个月之久，上海失陷后日军兵分二路向南京进攻，南昌国民党省政府也紧张起来，部分省级机关开始向吉安、泰和疏散。记得最先疏散到泰和的是江西赈济会。顾名思义，赈济会是救济难民的机关，可是敌人来了自己先跑了，弃难民而不管了。然后来到泰和的是江西省高等法院和省立图书馆等单位。此时浙江大学也从杭州沿路后撤，到江西吉安、泰和寻觅校址。浙江大学先是向天目山区建德撤退，在那里上了两个月的课，因受敌机骚扰，于是向江西境内后撤，最后到泰和上田村立足，因为上田村有大房子，又有太原书院做了大礼堂。他们想在泰和安居乐业的。 　　浙江大学到达上田村后，我们银行的业务明显多了起来，大家也都忙了起来。当时的教职员工身边都带着钞票，一家一当都在身上。虽然暂时有大房子住了，但都是空空的，没有橱柜家具，随身也都是箱子行李，钞票放在身边也是不放心的，于是都存到银行里来。我们也尽力为他们服务，为他们开了存折户、支票户，给教职员工提供方便。 　　一天我正好在柜面，来了三位客户，有穿西装的有穿长跑的，都戴着眼镜。其中一位穿长袍围着围巾的走近柜台，递过一张名片问：“我有一笔吉安的汇款到了没有？”我一看名片“庄泽宣”，就高兴地叫起来：“啊，是庄先生！”我接着就说，庄先生，我在《生活》周刊经常看到你的文章，敬慕已久了。庄先生听说我是《生活》周刊的读者，又听说我是杜重远先生招考来江西银行的，也是亲切非常，虽是初次见面，却没有隔阂。我到柜台外招待他，为他办好汇款存款手续。以后庄先生经常进城，要我给他办点事，我也乐意为他办好。 　　庄先生是个老教育家，曾代表中国到法国巴黎出席国际教育会议，他的一篇海外通讯使我深受启发和教益。记得在文章中，庄先生说到中国的未来，说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三个国家是美国、苏联和中国。韬奋先生为此还加了按语。可是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苏联成了世界两霸，中国虽说政治体制先进，但贫穷落后依然，落后的生产力远远赶不上资本主义腐朽制度的国家。庄先生的这些海外通讯，后来收集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海外的感受》一书中。 　　还有一次他要我帮他打电话到吉安找郑晓沧教务长（小说《小妇人》 的译者），庄先生很仔细地关照我说，江西人“郑”读“邓”，“教”读“高”，“郑教务长”就是“邓高务长”，打电话时要注意。我在江西多年，对语言语音从来没有去注意过，所以有时打电话往往对方听不清楚而不耐烦，造成一些麻烦。所谓“入境问语”适应环境，语言其实是很重要的。 　　后来郑晓沧先生从吉安来到泰和，庄先生特地陪他到我们银行来拜访主任，表示今后多有麻烦。要银行协助支持。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也是由庄先生领着来的。浙大的不少教授如张孟闻 、张其均 都来银行办理过业务。浙大的教授中有一位陈训慈 先生，是浙江图书馆馆长，为人谦逊热情，离开泰和时还特地来看我，后来我调到重庆工作时遇到他的外甥，告诉了我陈先生的地址，我还去看过他一次。 　　浙大的会计科主任会计师韩先生是我接触比较多的，关于学校给教职员工发工资的问题，我们商量讨论过多次。当时浙大有一千余教职员工，如果领了钞票拿了现金去发，学校会计科人手实在不够，又容易出差错，而且领到工资也只是进城买点日用品，因此学校大家都希望开支票；但是我们银行没有大量的支票簿，就是有，从银行角度来说，成本费用太大，而且开支票有一定的使用手续。后来双方约定使用“取款单”，为慎重起见，要写明抬头，背书 不要先盖好，到银行取款再盖，防止遗失冒领。如发生遗失立即通知银行，银行则凭单付款，事后补登存折。于是每月发薪日，从上田村到泰和银行的路上，就像是山阴道上仕女如云，一人领工资全家大小都进城。泰和的商业都集中在城内一条街上，要买点生活日用品只能进城不可。而我们银行一到浙江大学发工资的日子也要忙上一阵子。 　　随着战事的急转直下，南京也于12月13日沦陷，南京军民遭到日寇残酷屠杀，后来得知正在南京的翠华二姐一家三人全部殉难。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江西省政府也撤退至泰和，浙江大学离开泰和撤往广西、贵州。 　　随着江西临时省政府选定泰和，我们银行业务也忙起来了，人员也陆续增加，但四点钟后还可以按时打烊。当时上海的文化出版中心已经移到武汉三镇，这时我自己订阅了《新华日报》和由沈钧儒主编的《全民》周刊与韬奋主编的《抗战》合并成的《全民抗战》，由韬奋主编，柳湜为副主编。同时我还向生活书店买了许多新书，其中有杜重远先生的《盛世才与新新疆》。我当时很高兴看到这本书，因为浙江大学的庄泽宣先生离开泰和去香港时曾告诉我，杜先生已去新疆，为筹建中苏铁路，以便取的国际和苏联对我国抗战的支援。我当时听了就为这事高兴过。 　　我调到泰和办事处后，仍和遂川的同事保持联系。后来，遂川办事处主任张林如调到兴国去了，他对我还是很关心，我们常常通电话联系，有一次他又提出给我介绍对象的事，我告诉他已经有了对象，而且人很好，所以没有再谈下去了。

原文1983 发表于胡守礼回忆录  浏览：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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