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店员生涯 　　（1931～1934） 　　 　　三年满师 　　 　　1931年我满师了，给老板做满了三年。他知道我的底细，上海没有靠山路子，要跳出去也无路可投，就给我两元一个月的工资，我只好继续忍受他的剥削，心里虽然很生气，但生气也没用。所谓三年学徒，三年帮师，有靠山的三年后跳出去，老板也没有办法，没有靠山的，老板就把你捏在手心里。 　　 　　我在前面提到当时先后进来的两个学徒，一个是张福林，一个是程东明。张福林是上虞梁弄人，算是同乡。他的娘舅在余姚城里桐家桥开水果店，讲起来我父亲还认得他。我们亲密得像兄弟一样。程东明是黄渡人，学过生意，家境比较好，介绍人脚头硬。 　　 我们三人成了莫逆之交，过去有话没处说，有话也不一定谈得拢，现在我们三个人打烊之后凑在一起，无话不谈，交流一天情况，老板老板娘和他们的独养儿子都成了我们谈话的资料、笑料，借此消除胸中的郁闷。张福林有一部言文对照的《古文观止》，经常讲李白的一篇《春夜宴桃李园序》，说“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幻想着做人要及时行乐，喝喝酒弹弹琴吟吟诗，多么快乐！我想张福林大概受了私塾老先生的滥调，所以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冥思瞎想，像我们学生意的，生活都顾不上，衣食不周，哪里还有酒喝？他还经常念刘禹锡的《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听了觉得蛮新鲜就借来，《古文观止》给我开了窍，一篇一篇挨着看，因为言文对照，还能一知半解。 　　过去我读的是教科书，出来学生意后买过一本《交际大全》，祠堂私塾的梁文铭先生说这本书有用处，内容是各种契约合同文书，有尺牍，有对联，有电报文件、呈文范例等等。梁先生在乡下就是经常代人写卖田卖屋契约的，不但有酬劳还要请他吃饭，我也曾想过要有这种本事。 　　这样，我们三个人商量，决定打烊之后要好好利用，每夜少睡一二小时看书写字。开始的时候开着电灯，老板从楼板洞里看到灯光，知道我们没有熄灯，就脚顿楼板。我们知道被老板发现了，赶快关灯，不用说第二天就要挨一顿骂。于是我们商量夜里点洋蜡烛，用“红锡包”空盒遮住烛光，这样楼上就看不到了。为了稳妥一点，我们干脆早晨四点钟就起来，轻手轻脚点了洋蜡看书写字，这时老板老板娘还在做着好梦呢！我们就这样坚持自学，我把十二册《古文观止》全部抄了一遍。后来老板也发现我们三人抱成一团，经常注意我们的行动，我们呢也采取措施，白天互相不讲话。老板捉不牢我们的错。后来张福林生病，住在虹口小娘舅家里，等病好了要回店时，老板说店里学徒已经有了，又说张福林不守店规，把张福林无缘无故辞了，拆散了我们彼此学习的机会。后来张福林回到余姚到我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父亲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因为找不到生意，张福林到余姚县城报名当兵去了，父亲还给他送去一条棉被。这是我满师回家时才知道的，以后就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不久，程东明也因受不了老板的白眼，受不了这口肮脏气，也离开了“增裕新”。而吴大德就是这以后进店的。 　　虽然老板拆散了我们三人，茶叶店只有我一个人，生意又少，我就利用空余时间看报学习。“增裕新”订有一份《新闻报》，副刊《快活林》是礼拜六派严独鹤主编的，有长篇连载顾明道的武侠小说《荒江女侠》，还有其他小品文章，有个叫柳簃的经常写游记文章，我是每天必看的。《荒江女侠》登完后，我又入迷于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太平花》。我还把柳簃的游记抄下来。“小记者”严谔声编的《本埠附刊》以及1933年以后的《茶话》都是我喜欢的。每天我还要把《本埠附刊》剪下来，贴在16开的白报纸上装订成册。这时候我看书看报的兴趣越来越浓，简直什么书都要读，什么报纸都要看。店里的老司务见我要看书，他回南通时从家里带来许多小字唱本，七字一句的唱本如《珍珠塔》《十美图》《倭袍》，也有小说《七剑十三侠》《施公案》《彭公案》，看得我如痴如醉。店里有规矩，柜台上是不准看书的，看报也只能夜晚没有顾客时翻翻。因此我要时时提防老板和老板娘的眼睛，只能偷偷地看。 　　 我在1931年三年满师后应该回家的，但是老板只给我每月2元的工资，回去一趟来回旅费起码5元，回家一个月还扣工资2元，想想还是把这点钱凑整数汇给父亲，在乡下还可以派点用场。到了1932年，我想一定要回家了，不料一?二八东洋人打起仗来，交通受阻。在老家的父亲听到从上海回乡的一些人的传言，对我的安全很不放心，写信来要我回去，我给家里回信报了平安，并寄去十六块大洋。等到店里清明忙过，战事也告结束，于是准备回家。向老板告假获准后，阴历四月初我就动身了，随身带了三四包赤砂糖，这是对面“天成南货店”大减价时买的，一块钱一包，大概一包有六七斤重，加上其他东西。走的时候叫了一辆黄包车，给我拉到电车站。从曹家渡五角场乘16路无轨电车到三洋泾桥（延安东路江西路口），下了电车再叫黄包车拉到十六铺宁波轮船码头。这样一段一段换车是穷人的办法，想想赚钱不容易，不得不打小算盘。十六铺我已有过两次经历，但还是很陌生的，幸好当时乘船比较省事，不要先排队买票再凭票上船。一到码头，统舱茶房会接待招呼上船安排好座位，船钱只要五六只角子加小张。下午四点钟开船，船出吴淞口已是淡云落日薄暮时候，天色慢慢暗淡下来，风浪也大起来，水流有声，烟海茫茫，船上窗板上起来了，只留着小圆洞，偶尔可以看到海鸥在船的周围飞翔，稍远可以看到帆影。夜里席子是可以租的，人挤着人睡。天亮就到宁波，从码头到火车站，和前几年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宁波到余姚只一个多钟头，上了车就像到了家一样。 　　余姚到了，出站走上熟悉的煤屑路，穿过车站的树林就是候青门外大石桥，桥旁系着许多乌篷船，涌上来好几个老大，讨价还价。讲定6只角子到施家漕头，我乘上脚划船，坐在船舱里盖着被头，老大用脚划起来了。这种脚划船狭长，两头尖，船轻，吃水浅，一只船只有老大一个人用脚划水前行。船舱内可供二三人乘坐，可坐可睡，但不能走动。这种船在绍兴一带很多，既做交通工具也作为家庭运载使用，不过载客的稍微讲究一点而已。陆游诗“昏昏醉卧知何处，推开船篷忽到家”，大概指的就是这种船。 　　我坐在船舱想起往事，5年了，那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一个初秋的早上，一个四五十岁的农民穿着粗布衣裳挑着铺盖行李，前面走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我。挑行李的是父亲，正送我去上海学生意，那两张忧郁的脸色怀着不安的心，那离乡背井的情景历历在目。几年来我总算硬着头皮挺过来了。想着想着船已从候青门转入余姚江大河了，我望着绿茂的田野，淡淡的山林，青色的草原，吐着嫩绿的疏林，大河上张帆拉牵的货船、客船，以及四支橹摇的快船，空气新鲜极了。我贪婪地望着，像饥饿汉似地一口一口吞着新鲜空气，把肚子里的抑郁污气倾吐一个干净。真的，我5年来过的是少有自由和欢乐的生活，连空气都是窒息的！ 　　我默默地记着沿途的水程，小时的记忆印象很深。过了七里浦就是食禄桥了，船转入内江，离家越来越近了，前面到汤家闸，山头在望。我不由自主从船舱站立起来，推开船篷，树林荫掩着白墙黑瓦，竹林中露出茅舍泥墙，从屋里走出人来，黄犬在后面跟着主人摇着尾巴。南星桥到了，故乡景物依旧，天涯漂流的游子今天回来了，我的心不禁凄然。 　　父母笑相迎，祖母泪流，幼弟不知客从何处来，躲在母亲身后笑嘻嘻。由于我的回家，使家里增加了欢乐，幼弟先是躲避，很快相识而成了好朋友。正是春意最浓的季节，山野一片绿茸茸的，对面马鞍山岗上开满了杜鹃花，万紫千红。第二天早上我领着幼弟到山岗上采了一大捧杜鹃花，在田野间徜徉来回。在田里碰到不少熟人，见到我问好，说着吉利的话：在外头“得法”，我客气地回答“糊饭吃”。其实这是真话。田里生活要忙起来了，杜鹃花开了，布谷鸟叫了，一声一声“布咕布咕”，告诉人们要插秧了。布谷鸟叫起来声声绵绵不断，将雨的天气叫得更怪。 　　梁文铭先生还在漕头“義屋”里教书，我去看他，父亲送他一包糖，自己留了一包，其余都送亲友了。在学校里遇到梁先生之子梁再生，我问他为什么改名“再生”，他说去年曾因病几乎伤生，病好后改名“再生”。不料我离家回沪不久，即听到噩耗，再生不幸夭折，一个聪明能干的孩子，我闻之不胜痛惜。我还特地写了一封信向梁先生慰唁。 　　这次回家我还到九功寺母校去了一次，没看到一个老的先生，惟见低我几班的眉瑞，但她没有招呼我，也没有叫我父亲，故未与之交谈，环视一番后即出。据父亲说，眉瑞到余姚城里读了几年书，回来就在母校教书。我在乡间去看了几次社戏，一次在方桥，一次是南山岗庙。所谓看戏不过是赶赶热闹而已。戏文的印象早已淡忘，只对汤家闸一次夜戏“的笃班”（现代越剧的开蒙戏）曲终人散后，回家夜路上的一幕记忆犹新，特别是一些年青小伙子和姑娘们喧闹嬉笑，谈着戏里的恋爱故事，男女间互相调笑着。原野的水田里已插上秧苗，只有青蛙在这夜意浓浓的水田里喧闹不已，“咕咕”叫着，戏耍追逐。 　　到舅父家里去了一次，舅母说起父亲急于为我挑媳妇。我对这事一点没有兴趣，不太关心，后来听说真的定好了。祠堂里住着一位漕头施金凤，他老婆是个快嘴，说我的丈母娘来槽头时走过门口，看到我在门外坐着看书，说是对我很满意。但是我们两人自己没有见过面，不知道是不是也互相满意。 　　父亲是很念旧的，谁对他帮了忙，就念念不忘。观海卫翁占初先生，父亲居然和他通信，知道他现在的观海卫的住址，要我趁回家之便去望望他。父亲陪我去余姚城里买了几斤老田荸荠，送我上观海卫快船去看翁占初先生，还在他家住了几天，太师母已经去世，看到了师母和海客。 　　这次回乡带了几本书都看完了，没事我就写“乡居日记”，家乡虽好，但依人作嫁，身不由己，我终于又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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