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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家国梦__少年行 - 英王陈玉成纪念馆
千秋家国梦

由太平军时期戏曲引发的讨论

网友

  
  
  剪报资料:太平军中的黄梅戏班 --紫玉成烟 2005-8-18 23:10:04
  这是我若干年前从本地报纸上剪下来收藏的(我居住的城市就是过去的庐州,现在叫合肥),网上搜寻不到,今天抽时间把它打出来供大家参考)
  
  太平军中的黄梅戏班(撰稿人:王炳毅)
  
  现存的一些史料表明,清咸丰年间,也就是太平天国时期,黄梅戏已经形成,而且已经进入鄂豫皖诸省的太平军部队,与京剧一样受欢迎。1968年春,南京秦淮区房管部门在城南金沙井巷拆修古旧房屋时候,在曾经是太平天国英王府邸的建筑物的墙夹缝里发现了不少残破的戏谱和唱本,多半是京剧唱本,还有两部是黄梅戏唱本,这一发现对研究黄梅戏的源流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也证明清末咸丰年间皖江地区数位曾经被掳入太平军中并充当文员的文人秀才的笔记记载有依据,他们称在太平军营盘中看过黄梅戏。可惜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英王府中发现的这些戏谱和唱本没有能够完整保留下来。
  
  根据目睹过戏谱和唱本的太平天国史学研究人员考证,他们分别属于英王府中孟七(三十年代京剧著名女伶孟小冬的祖父,原籍山东,孟小冬后来嫁给了上海青帮流氓大亨杜月笙)的京戏班和邱在良的黄梅戏班所拥有。陈玉成是鄂皖两省太平军的统帅,爱读书,爱听说书,也爱好戏剧。他在任成天豫和天官副丞相时候便留心在皖鄂等省收罗京剧演员。而陈玉成对黄梅戏的爱好则和他的夫人蒋桂娘有关。1859年夏天,蒋桂娘劝说丈夫在军中组建黄梅戏班子,既可以满足她自己的爱好,又可以满足广大的鄂皖籍将士的爱好,丰富他们的军旅生活。陈玉成欣然同意于是在安庆地区招募了十余名民间黄梅戏演员。其中较有名的是生角邱在良,他们被编入太平军中,随大军行动,作过多次战地演出,甚受太平军的欢迎。1860年初,蒋桂娘回南京居住,黄梅戏班子也随着她来到南京,安置在英王府中。陈玉成在皖北寿州被俘遇害之后,京戏班子和黄梅戏班子失去了强有力的依靠,也没有返回前方,估计是解散了。
  
  
  关于陈玉成设立的“同春班” --紫玉成烟 2005-8-19 13:07:03
  太平军中“同春班” (摘自华夏文化.昆曲的故事)
  
    杨秀清在攻打安徽的时候,意外得到几十箱戏衣道具。回到南京就召集艺人,在清凉山搭台唱戏。坐在大树下的杨秀清看得十分高兴。太平军的戏剧事业从此开始。
  
    后来,陈玉成在军中建立了“同春班”。全都是健壮少年,一边习武,一边演戏。“同春班”既是科班,也是“文工团”。遇到有仗打,大家奋勇杀敌;等到胜利归来,就粉墨登场,演戏慰劳兄弟们。
  
    演出的剧目,各种声腔都有,如徽调、西皮、二黄、吹腔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连台本戏《洪杨传》,全部用昆曲演唱。此戏从洪秀全、杨秀清金田起义起,随着战事进程,编一本、演一本,最后演到四十六本。内容是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物,艺术上也很讲究真实。如角色妆扮,都与当时人物一致,不勾脸、不挂胡子,完全是“现代戏”。昆曲动听的曲调,加上通俗别致的念白,达到雅俗共赏。武打采用砍刀、藤牌、匕首、九节鞭等战斗器械,演绎武术套路,尤见精彩。它像是一份连续的战报,鼓舞着太平军将士的斗志。
  
    苏州黄土桥乡绅马健庵,组建团练,杀害了不少太平军。他洋洋得意,摆酒庆功,还召来戏班助兴。正当丝竹悠扬、觥筹交错之际,忽听一声喊,台上木刀竹枪变成了真刀真枪,情意绵绵的才子佳人变成了一以当十的骁将勇卒。马健庵立时毙命。这是军中优伶的奇功!
  
    名丑杨三,即人称“杨三已死无昆丑”者,也是“同春班”的一员。此外还有许多昆曲演员同太平军有密切的联系。大雅班名小生沈寿林,曾随太平军演出,受到洪秀全赏识。名旦葛芷香,是太平军“厮卒”,扮相俏丽,额上却留有深深的刀痕。
  
  
  一点疑点 --镝非 2005-8-20 17:21:10
  
  太平天国的国策是禁止戏曲的,“杨秀清在攻打安徽的时候,意外得到几十箱戏衣道具。回到南京就召集艺人,在清凉山搭台唱戏。坐在大树下的杨秀清看得十分高兴。太平军的戏剧事业从此开始”恐怕不太可能。《太平条规》有明文:
  
  “一 凡兄弟在衙静/坐,俱要习炼天情,不准坐卧喧嚣,胡言乱道,以及唱邪歌、说邪话等情。..
  一 凡邪歌邪戏一概停止,如有聚人演戏者全行斩首”
  
  洪秀全也有明诏:
  
  “土木石金纸瓦像,死妖该杀约六样;
  邪教粉色烟酒戏,堪舆卜筮祝命相;
  聃佛娼优尼女巫,奸赌生妖十九项。 ”
  
  东王令行禁止,号令森严,是人所共知的,他自己是否可能公然召集一群人搭台唱戏?
  
  天国后期禁戏令名存实亡,不过那只是因为中央政权的权威下降,在外诸将不复以中央政令为意,连重大军事调动尚且不能全然贯彻,禁酒、禁鸦片之戒也越来越失去约束,何况禁戏?但国策是没变过的。
  
  个人对那个《洪杨传》的真实性也很怀疑,照文中的说法,是根据战事进程随时跟进的,但天国前提禁令甚严,而且起义之初转战山区,随时都面临着生死决战,是否可能有那个闲暇去编戏?如果说是后期所编,则从同春班成立到安庆失守也不过两年多而已,光《洪杨传》就编了46本,平均20天一本?还要练习,演出。。。。。先不问演不演得过来,看得过来吗?看到另外一则关于同春班的新闻,说连张嘉祥都是同春班的人,这就更怪了,张原本是天地会出身,嘉祥是当“匪”时的名字,“从良”后早改名“国梁”,官至总兵,怎么会是安徽同春班的人?另外,据说《铁公祭》也出自《洪杨传》,《铁公鸡》的剧情我看过,完全是反太平天国的,而那里面“铁公鸡”指的也张冠李戴到了张嘉祥头上,即令说它是后人篡改自太平天国戏曲拿来污蔑太平天国的,那史实也该和天国史事有五分相合吧!但这部《铁公鸡》的剧情“纯属虚构”,跟太平天国历史连一点关系都没有(除了个别人名),实在很难想象它是源自天国自己任编的戏曲!
  
  
  俺记得《铁公鸡》里面好像还是有石祥祯的 --zi 2005-8-20 18:30:31
  就是没点名字,变成了一个和张国梁对打的太平天国特工。以前看 “我大清”的电视剧,里面的慈禧有天开心了,指名叫升平署唱这出,她看着爽,应该是反革命的戏吧??
  谁有《大戏考》?能借来瞧瞧就好啦。
  
  
  然而 --镝非
  我以前在一本书上看过《铁公鸡》的剧情,还是从超星上检索的,可事后死活找不着了。当时我本来想录几段上来的,可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好几遍也没找出一处跟天国史事正经沾亲带故的,要不哪怕它再怎么诬良为娼也会抄两段上来D。。。
  
  
  再提供一篇来自广东文化网的<广东戏剧舞蹈音乐研究>一文中有关资料 --紫玉成烟
  
  据清朝六品衔湖北即补府经历县丞张德坚总纂的《贼情汇纂》卷八《伪文告下&#8226;伪律》条辑录太平天国的文告有:“凡邪歌凡戏,一概禁止,如有聚人演戏者,全行斩首。"这与洪秀全历来对演戏酬神的看法和态度是一致的,似可信。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禁戏呢?
  
  洪仁王干一八六一年编纂的《钦定军次实录》中在谈到“禁拜泥木偶像”时说:“演戏修斋翻变祸,伤财废事定招贫。”可见禁戏的动机,一是因为演戏修斋,宣扬封建迷信思想,可能会“翻变祸”,不利于天国政治主张的实行;二是在战争期间,耽于戏乐,必然“伤财废事”,而要将有限的财力集中于战争的需要,故而对演剧采取了严禁的态度,这在当时是一项必要的措施。也可能是洪仁王干自香港抵天京之后,发现了天京内外,演戏成风,实不利于中兴大业,才采取了这样凌厉的措施。洪仁王干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他曾说过:“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太平天国在那时并无可能对浩如烟瀚、充斥了封建思想的传统旧剧目,从内容到文字去作什么删定工作。只能简单的一概视之为“邪说淫词”之类,而“邪说淫词”于天国革命是不利的。故太平天国的禁戏政策实出于此。
  
  但实际上太平天国的禁戏政策和其它政策一样,也从未得到坚决的贯彻。洪秀全本人对戏剧是否也是深恶痛绝?恐怕未必。在他的心目中,戏是有正邪之分的,只要“斩邪留正”,那么“正”戏也还是可以演的。  
  
  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乌兰泰函牍》中,姚莹致乌兰泰函十三称:“ 闻洪逆系初十日生辰,西河村中方演剧庆贺,其可恶如此。”姚莹当时任广西按察使,参赞大营军事,乌兰泰为广州副都统,是围攻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太平军的南路主将。西河村在蒙山县城之西南五里许,当时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姚莹信中所说的“初十日”,当指咸丰元年(1851年)十二月初十日,这期间,除洪秀全生日外,太平天国在永安建国,十二月十七日,天王诏封五王。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演戏庆贺一番,大约是可信的。不知道是日演的是什么戏,但一定是洪秀全心目中认为的“正戏”。 另外,据当时英国人伶俐所著的《太平天国外记》载:“洪杨各王……袍服则掠得戏班中所服者,天王则服各色龙袍龙帽,诸王则分用红袍、紫袍……。”
  
  这虽然有点海外奇谈,但在太平天国尚未制定服饰之前,也未尝不可能。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证明了当时在永安州确有戏班,上引初十日“演剧庆贺”并非子虚乌有。艺人们可能参加了太平军,戏服也就为诸王暂时借穿了。二是洪秀全等诸王均穿上了戏服,说明他们对演剧一事在感情上绝不是深恶痛绝的。
  
  还有一件在历代起义军中比较特殊的,那就是在太平军里,确有不少优伶参加了革命军事活动。半窝居士《粤逆起事纪实》称:太平军中除“农夫之家、寒苦之家……铁木匠作、艰苦手艺”者外,“其中优伶不少”。据杨恩寿《坦园日记&#8226;郴游日记》载,太平军攻占湖南常德后,将正在该城演唱的戏班“宝华部” 带到了湖北,于军事隙暇时也偶尔演唱。太平军攻打安庆时,“城内伶人李八” 秘密联络太平军,担任了策反内应的任务;攻占安庆后,李八又担负了守城任务。⑧李秀成进军苏南时,苏州黄土桥“马健庵乡董倡议团练,杀贼甚众,旋以误招优伶,潜伏奸细,竟被戕害”。⑨其它如天京“典机匠总制”黄开元,乃“湖北人,廿余岁,优人也”。⑩东王府尚书侯裕宽亦系“鄂省名优”。⑾所以有这么多的艺人参加了太平军,这和太平天国历来尊重艺人的政策是有关系的。太平天国开科取士时,就打破了历代以社会地位高低论人的世俗观念,不分出身贵贱,均可应试。张德坚《贼情汇纂&#8226;伪科目》中就记有“无虑布衣、绅士、倡优、隶卒,取中者即状元、翰林诸科。”说明了太平天国对“倡优”这样的“下九流 ”阶层,也是比较尊重的。 洪秀全定都南京后,曾想南下广东,开辟饷源,故派人回广东与三合会取得联系、运动起义。三合会首领陈开遂于咸丰四年(1854)起事。粤班二花脸(武净)李文茂也以“凤凰仪班”伶工为基干,于佛山揭竿响应。李文茂是广东鹤山人,以演《芦花荡》中的张飞、《彦章摆渡》中的王彦章著称。他于次年攻占广西浔州府(今桂平县),建立大成国,后又踞柳州,自称平靖王,拥兵数万,成为太平天国在南方的一支得力的同盟军。李文茂虽没有直接参加太平军,但可以说是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一支同盟军。太平天国对“人”与“戏”区别对待,对伶人采取了团结、信任的政策是正确的。也许正由于优伶们接受了太平天国反对“邪说淫词”的政策,故而不少伶人放弃了演剧活动而直接参加了军事斗争。
  
  太平天国的禁戏政策,即使在天京畿郊也没有坚决的执行。从当时一些反动文人的笔记中,对天京的演剧活动有一些记载。王韬的《瓮牖余谈》称:“贼初以演戏为邪歌,继于池州得戏班衣服、器具数十箱,回金陵,乃招优伶装演,筑台于清凉山腰大树下,东王观之甚喜,于是贼中皆尚戏剧。”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也记述了太平军“在利涉桥搜戏班衣箱、优伶数十人,均送秀清点视,再行分配。”如果此说可信的话,则太平天国是在定都天京后,实际上改变了过去的禁戏政策,至少是令出不行了。由于得到了天国高级领导人的支持,故敢于如此肆无忌惮地公开演剧了。《瓮牖余谈》中更记载有“天王生日,俱赐宴,畀以银牌,并演乡间杂剧为乐。”这里当然有反动文人出于阶级偏见的陷贬之意(无非是说天国领导人的“挥霍”、“淫侈”等等),但这些都是一些亲自经历的记录,材料是可靠的。不能说天国的禁戏政策不无偏颇之处,而令出不行,且是领导人自己违犯纪律,这于天国的大业来说,也不能说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从这里看到革命意志松懈了,享乐思想抬头了。 天京如此,上行下效,在其它各地当然也是如此了。尤其是在商业繁华、生活奢侈、明清以来即为戏剧盛行的江南地区,若有借口,就必然要“演剧庆贺” 了。苏州忠王府内即建有戏台,李秀成虽身负军事重任,但对观看戏剧也是颇有兴趣的。据谢绥之《磷血丛抄》称:“忠逆子号静轩,……慕吴中女优,……令忠府典采张老金教习梨园一部,选童男女一百二十人以习之,已亦学度昆曲。五月初五日,居然至忠府开台。静轩扮《絮阁》、《惊变》中唐元(玄)宗,颇为忠王许可。中秋后,又选四十人习演武戏,合为一班。”记得头头是道,若亲身见闻。后淮军攻占苏州,进驻忠王府,难怪连李鸿章都要感叹“真如神仙窟宅” ,“花园三四处,戏台两三座,平生所未见之境也”。⑿据李洪春《歌颂太平天国的〈洪杨传〉是怎样被纂改成为反动的〈铁公鸡〉的》一文提到:英王陈玉成 在安庆办了个小科班,名同春班,号称童子军。聘大江南北名伶孟七、任七、张七、周来奎、王鸿寿、一杆旗、李颜龙、夏奎章、冯志奎、杨鸣玉、刘吉庆、韩忠和等人为教师,曾编演四十六本连台戏《洪杨传》,用昆腔演出。⒀对此传闻,有人表示怀疑。其实,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至少说明了太平天国后期,一些高级领导人确曾组织过戏班。 另外,太平军还曾在苏州城内“搭起了台唱戏”。⒁在无锡,“南直街皆贼目大馆,高台演戏剧,颇喧哄”。⒂吴江盛泽在营造王府时,将“东西辕门临水造楼五间,以为戏台”。⒃其它,太平军在常熟、溧阳、宁波等地,也都有过演剧的记载。这些区域均在李秀成的军事势力范围之内,虽不能说“演剧庆贺”就是“腐化蜕变”,但至少说明了在天国晚期处于生死存亡、军事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某些将领斗志的松懈。龚又村在《自怡日记》中,记载了太平军将领陈炳文在一次出征前,即连续“演戏饮酒六天”,这样的军队,恐怕已经难以作战了。更可怕的是这助长了革命队伍内部奢侈淫逸的不良风尚。这也许就是洪仁王干执政后要采取严禁演戏的原因之一。但病入膏肓,已是无可挽回的了。
  
  还有一些涉及石达开与戏剧有关的资料。当时,石达开虽已脱离了革命的主体,但亦可以从中看出天国对戏剧活动的态度和认识。 据一九三三年游历广西的旅行家田曙岚著的《广西旅行记》中《翼王石达开演戏处》条记载:“相传咸丰十年五月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至县(按指兴业县,今分别归属于玉林县和贵县)属长荣圩视察,在该圩演戏数日。戏台上有联语为:‘不论地场,可家可国可天下;寻常人物,能文能武能圣神。’”这是口碑相传资料,仅作参考。不过,石达开是个颇有才华的儒将,常于征战间隙作野外之游,寻古访胜,题咏唱和,风雅一番。兴业县是石的故乡,今率大军“衣锦还乡”,“演戏数日”,又挥毫题联,大概也是可信的。 《石达开日记》⒄中,还记载了他在四川借看戏联络当地土司、士绅的情景:“……俱往娘娘庙观剧,……是时,剧始登场,予实无心观玩,特藉是为酬应联络计,不得不虚与而委蛇之。及剧终,又登筵畅饮,主宾尽欢而散,归寓已午夜矣。” 石达开对演戏并非毫无兴趣,只是此时此地心情不佳。自天国内哄,他率队出走,为图生存和发展计,需要团结、联络更多的人来支持和赞助。因而一路之上,通过演戏、看戏来团结人(如在广西兴业)、联络人(如在四川石柱)也是可信的。他说“无心观玩”、“不得不虚与而委蛇之”。这是因为当时处于清军前堵后追的困境之中,他于春节期间,亲赴娘娘庙观剧,与各州县土司或其代表会晤,“为酬应联络计”,当然是无心观剧的了。
  
  以上记载,虽大多没有明确指出在太平天国时期演的都是些什么戏(剧种和剧目),但在片言只语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从剧种看,在广西永安封王时期为洪秀全生日所演的戏,有可能是流行在浔、郁江一带的粤班梆黄。天国诸王大多操粤语或客家话,而从金田到永安,又是粤班的流行区,在革命浪潮席卷之下,正在当地演出的粤班响应起义或为天国演出,均在情理之中。而从湖南常德被“掠”去湖北的“宝华部”则疑为湘班或其派生的荆河戏。随太平军庞大的船队撤离武汉沿江而下的人员中,是肯定会有一批汉班艺人的。安庆伶人李八或在池州搜获的戏班及陈玉成组建的同春班,则可能是徽班或弋阳高腔。而江南各地则毫无疑问多以昆曲为主了。故天王生日,天京演戏时,演的是“乡间杂剧”,所谓“杂”,恐怕就是包括了昆曲和乱弹的许多剧种(粤、湘、汉、徽各班)在内的一次大会演。若此说成立,则太平天国在半个中国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多少促进了各地方剧种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客观上为今后皮黄戏的繁荣、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至于演出剧目,《磷血丛抄》中载明端午节在忠王府演出了昆曲《絮阁》和《惊变》,这是洪升《长生殿》传奇中的两折,并由李秀成的儿子李静轩亲自扮饰唐玄宗。但何以要演这两折?有人认为是李秀成为影射洪秀全的好色误国、不问政事的。这种分析,似乎颇有“战斗性”,但实为主观臆测。试想,李秀成在自己的王府里养蓄了一百六十名男女的戏班,品饮顾曲,其子又粉墨登场,他又怎么能去影射批评洪秀全?他又何必要作此影射呢? 《洪杨传》之说已有人提出异议,在太平天国统治地区,是不可能不避名讳的指称“洪杨”的。但也不排斥这是在天国失败之后改易其名的。 解放后,在南京、金坛相继发现了在太平天国旧王府中,保留了一部分珍贵的壁画,其中有一些是明显的戏文故事。据专家考证,壁画中画有三国戏文《连环计》、《古城会》、《空城计》和《失印救火》、《尉迟访贤》、《太白醉写 》等剧。这是不是天国诸王爱看的戏?还是王府常演的戏?据说,还从一幅时装戏文壁画的分析中推论,可能太平天国时期还创作和演出过时装戏《求神无保〓 》。⒅则太平天国的演剧也并非都是为了享乐。对剧目还是有所选择的。通过戏文寓褒贬、作宣传,在戏文中学习战争,也并不是毫无政治意义的。
  
  太平天国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而且破天荒地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文化政策,这在历代农民起义队伍中是较为难得的。 根据前文所述,可以从太平天国与戏剧活动的关系,得出这样几个不成熟的结论:
  1.太平天国出于革命和战争的需要,对于配合宣扬封建迷信思想的祭祀活动所需的演剧活动,不仅在舆论上是反对的,而且从政策上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态度。
  2.但太平天国对于“下九流”的优伶是尊重的,因而吸引了一大批的伶人参加了天国的革命行列。
  3.在实际上,太平天国也并未禁绝演剧活动,而往往在重大的庆贺活动时,亦常以演剧为贺。
  4.以进入天京为转折,一部分高级领导人骄逸奢侈,追求享乐。特别是在内哄之后,“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少数人日渐腐化堕落,以演剧为乐。可以这样说,当太平天国演剧兴盛之日,正是天国政治趋向衰败之时。
  5.太平天国从广西进军南京的过程中,通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促进了各剧种的交流与融合,为今后皮黄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的教训是:对宣扬“邪说淫词”的旧剧简单地采取严禁的政策是不行的。没有自觉地将戏剧作为一种服从斗争需要的意识形态而加以利用。而纵欲观饮则起了涣散斗志的坏作用。 太平天国的斗争史已经成为近代史上一门专门的学科。但似乎史学家们对于太平天国期间的戏剧活动尚无暇顾及,去进行广泛的收集和深入地探研。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本文也仅仅是一些资料的堆砌,不成熟意见的征询,故只能算是“投石问路”, 以求专家们的关心和指正。
  
  
  赞美安拉,一大堆线索哎~~ --zi
  蒋桂娘的故事,《资兴文史》有过叙述,没想到合肥也有这样的说法。虽然出自两地,细节却并不矛盾(比如她的籍贯,回到天京的时间,等等。)英王这一支后人的真实性,似可得到佐证。(想起以前的胡说八道&(*&(^_——自打七下耳光)
  
  金沙井的官衙,好像没有确认是英王的府邸(好像吧?离金沙井不远的升州路才是,但这两个地方到底有多近呢?)而且剧本应该是戏班子里要紧的东西,丢啥也不能丢了它呀,为什麽会放在墙缝里呢(墙缝应该藏革命文件和密电码才对)不过这三个字,倒真吓了俺一大跳——想起那个会龙山的故事来了,“生于江南省上元县金沙井陈氏子”,当初看到这一行字,觉得好奇怪,时已民国,有必要这样子写墓志铭吗?
  
  
  如果是自己编的或者改编的本子,就有可能 --镝非
  现在留下来的不少天国史料都是从房子的夹层、房檐一类的地方发现的,比如那份大名鼎鼎的柴大妹(是她吧)的合挥。有可能是在城破之际不想它被毁掉,带着逃难又太危险,所以才藏在夹层里,希望有朝一日能取回来或流传后世的。这些文件至少能证明一件事,就是当事人对其身为天国一员的身份是珍视的,结婚也好,唱戏也好,是心甘情愿的,如果是被强制的婚姻,毫无幸福,柴大妹不会在丈夫死了之后还把天国颁给他们的结婚证书小心秘藏起来,如果被掳来逼着唱戏的,或者编的东西根本就不是自己想唱的,大难临头逃命在际何必花这份心思,弄不好被谁出卖了说某某人把他的戏本子藏在某某处,人家搜出来还可能成了罪证呢。
  
  
  蒙帮主劳心下凡:)咱们这出《掰谎记》就有的唱啦啦啦~~~ --zi
  您对那个会龙山的故事怎麽看?
  
  
   回复:蒙帮主劳心下凡:)咱们这出《掰谎记》就有的唱啦啦啦~~~ --镝非
  理论上也不是不可能也许刻碑的人只知道他的故乡和他出家前的俗姓而不知道他出家前的名字,这种情况下就算知道他父亲是谁按习惯也是刻“某氏子”而非“某某人之子”吧,然后陈三元这个名字是从别处传下来的,当然,这仅仅是可能,我现在手头没有地图,只记得干王府在金沙井那块,南京英王府不知在什么位置?如果确实在金沙井那可信度可能提高不少,毕竟后世知道南京英王府位置的人不多。。。。。。何况是在湖南。。。。。。虽然说按天国的习惯“上元县”应该是“尚元”县,不过也还说得过去。。。。。。
  
  
  两本书 –zi
  “城内伶人李八”曾经在《梨园外史》里面出场,给写成一个坏蛋,自幼好唱戏,投太平军后就在陈玉成麾下,而清军这边呢,正好有几个伶人从戎。有那麽一回干仗,几个唱戏的碰巧叫李八给捉住了,男主角去营救时,正看见李八坐在帐内审战俘,审着审者就改成说戏了,后来实在忍不住,冲战俘们说:本藩给你们唱一段,那几个听了,个个都“骂贼求死”,当然没死成,被劫走了。男主角回到本阵,表扬他们有气节,那几位傻笑着说:您老是不知道:“听李八唱,比杀还难受”。
  
  后面一段,就是安庆失陷:(
  
  俺当时看了气的要死:明摆着是个活宝,偏要和陈玉成扯上关系。今天算知道了,原来作者实有所本,丑化是一定丑化,但确实曾经有过这个人。也不知他在真实的历史中,扮的是小花脸呢,还是慷慨悲壮的正工武生?
  《梨园外史》写清末梨园掌故,提及梅兰芳祖父梅巧玲、刘赶三、余三胜——总之就是同光十三绝的种种逸事,很有趣的好书。
  
  《石达开日记》就算了,骗酒骗房租的坏书。
  
  又及,《磷血丛抄》就更歇菜吧,参见本馆相关的:
  
  伪史料《瞵血丛抄》
  
  
   英王看到的京剧和黄梅戏是什麽样子的呢? –zi
  好像正值“徽汉合流”(?),那时的京剧,是不是更像徽剧一点呢(记得《被掳记略》里面有请过“两班徽剧对台角胜”)“在任成天豫和天官副丞相时候便留心在皖鄂等省收罗京剧演员”——他做过天官副丞相吗?我有点忘了。而且当时真正意义上的京剧演员是不是限于在北京的那帮人?
  
  黄梅戏~~想起《金石录》里面翼王吹笛子那一段来了:)也不知英王爱看什麽戏码?《宝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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