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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家国梦__少年行 - 英王陈玉成纪念馆
千秋家国梦

太平天国诸王封爵考论

盛巽昌

  
  
  录入:翼王坪
  
  
  太平天国建国十四年,封了数以千计的王爵,现今存知者也还有二百余位。这些授王爵者多系太平天国的栋梁和骨干人物,与天国兴衰关系极大。可是由于太平天国后期体制盘根错节、机构架床迭铺,加之原始文献档案的缺乏和不足,早自太平天国时期和沦亡未久,有关记述就极为混乱;诸王除少数显要者的封期,有确切文字可查核证实,其为数颇多的王爵封期,却因鲜于记实,无案可查,这与今天治史者带来诸多不便,以至鲁鱼亥豕误植颇多。本文就诸王封爵日期,试作粗浅的考释,以求正于前辈和读者。
  
  一
  
  太平天国是正在走上殖民地初期的中国农民政权,它必然受到封建主义统治思想的深刻影响,在政治体制上,讲究列朝列代的封爵制度,高级领导人员尤其热衷于裂土封王。洪秀全、冯云山于《周礼》等典章略知其要,对中国历史不甚了了,而蓄意模仿。在桂平与杨秀清、肖朝贵等相结识,皆称是上帝(天父)的子婿,为赎世人罪恶,降临人间;他们彼此关系按说成是上帝安排,此中已隐伏君临天下。1851年3月,洪秀全以“天父次子”被拥戴为天王,1851年10月,在广西永安州(蒙山)健全政教合一的体制,封赐王爵顺理成章,就只能与所谓上帝在凡间的五子一婿,即天王“诸弟抹”:杨秀清东王、肖朝贵西王、冯云山南王、韦正北王,似乎分辖中国四疆,天王又辅翼天朝的翼王石达开,乃跸居中州省。
  
  1853年8月,洪秀全定鼎金陵(天京)始,为遵行天父诸子不得封王例,故在封王爵的军师、主持和六官丞相间,特设立侯爵。丞相有大功者可升天侯,但封天候者,永远不得再升(授)主将、军师,盖后者乃杨韦石等终身职务,故肖冯虽早巳战死,仍用其右弼又正军师、前导副军师云云。1854年5月,因扩大北伐和西征的战果,需要统帅大员,封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但两人虽贵为王爵,却因未兼任主将(此时在紫荆山所设之五军主将,仅石达开用左军主将名义,余因任军师而开缺),其权如旧,形似虚封。1855年,杨秀清仍以不愿他人为王故,废黜燕、豫王爵,改设为顶天燕、护天豫。天京政府有誓不封王之说。
  
  1856年天京政府内江后,石达开返回都城,合朝文武官员喜其义气,拥戴为义王,尔后供秀全还铸义王金牌赐与。1858年颁行的“历书”亦有“电师通军主将义王石”字样,虽然石达开始终未接受,但义王爵位在天京、皖南是盛行一时的;这是受下级拥戴的第二个王(第一个王是天王)。
  
  这一时期,太平天国王爵及其封爵日期是清楚的。
  
  二
  
  1856年天京政府内讧和尔后的石达开远征,论史者多以为系大平天国走下坡路起点,这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历程。在1861年安庆失陷前的三五年间,太平天国还储存有初起时的雄风,表现在封王爵,也有一个过程。“起初是有大功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干七百多王”(《昭王黄文英自述》)。李秀成更有细致描绘,“自此之后,日封日多,封这有功之人,又思那个前劳之不服,故而尽乱封之,不问何人,有人保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有银两者,欲为作乐者,用两到部,而又保之。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李秀成自述》),可见洪秀全和天京政府在封王过程里,作过多番设计,曾力求防止弊端,可是尾大不掉,难以自解。“其后王封日滥,无以励功,于是加*名号,司封之贼,又往往以名为戏”(《磷血丛钞》)。封王愈多,制度愈乱,“天朝的事,越做越坏”(《明王黄文英自述》),这种黯兮的惨悴迹象,随之天国衰败,更为明晰,现将后期封王按时期、性质和地区别为若干条,进行考释:
  
  (一)“有大功才封王”
  
  1857年初,石达开留京执政,办事遵循制度,人心开始振奋,太平天国逐渐恢复元气;石达开赏罚分明,他自己就没有进爵升级(仅由左军主将改授通军主将,未任军师)。同年5月,天王带头破例,政出私门,排斥所谓天父留在小天堂的唯一“小兄弟”,而加爵两个颟顸、又无才情的哥哥: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并授以军国重任,开始以人世间的血统替代多年宣传、并写入《天命诏旨书》等法定文书里“上帝”所安排的座位。他封同胞兄长为王,是逼使石达开远征的主要原因。一个月后,石达开离京赴安庆,同年12月,洪秀全出于无奈,黜去安王福王,改设天安、天福两爵,位在天燕、天豫之上,仅在王爵之下。1858年初,重要官员最高莫过于安、福,如陈玉成(成天安)、蒙得恩(赞天安)、韦俊(定天福)、李世贤(侍天福)。洪秀全因循前例,“王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表示不再封王,但为了勉励将帅,在重设五军主将时,对兼及有正副掌率官级者,不得不隆加其位,赐称号为干岁,如蒙得思任中军主将,“升正掌率二干岁,爵同王位”(《配时雍家书》)。由此可见,王爵必称为干岁,但赐称干岁者未必封王,盖为封王爵前声。此时此际,天王虽不顾封王与众,但趋向自明,赐称干岁必然导致分封王爵。
  
  1859年2月,洪仁玕千里迢迢来到天京,他系最早与冯云山支持洪秀全创办拜上帝会者,天王深知其人,且以创业之劳,颇见信用,一月三迁,就此开创了后期封王之始。现存的天王两份诏书,是太平天国乙未玖年十月初七日(1859年11月16日)和同年十月十四日(1859年11月23日)颁发的,两份均列有相同受诏者名讳:“天王诏旨。诏曰:朕诏和甥、福甥、玕胞、达胞、玉胞、秀胞、恩胞、贤胞、辅胞、璋胞、天将、掌率、统管、尽管、神策朝将、护京国将、六部、义、主、佐将、内外众臣知之”,(见《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施诏》)诏中除西王两子(肖有和、将有福)称甥、余者都称为“胞”,意即天王同袍兄弟,且名位置于仅低王爵的天将、掌率之上,故可以确定在此两诏颁发前,文中所列受诏者当均已封王,现稍作考释:
  
  肖有和、肖朝贵长子,袭爵,称幼西王。
  
  将有福、西王次子,1859年封懿王。
  
  洪仁玕,1859年5月11日封干王。“四月初一日改封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洪仁玕自述》)
  
  陈玉成 1859年5月封英王。按,通常以为陈玉成封王,作1859年6月(郭廷以说,诸书多从此见),其据系洪仁玕、李秀成自述。“巳未年,予由粤东到天京,我主天王念予少有聪慧,升封各爵;继封英王忠王等,各有奋兴之志”(《洪仁玕自述》,“天京见封其弟两月之久,一事无谋,已知愧过,难过功臣,故先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自述》)。均误。据天王《封干王诏》称,“朕看玕胞、达胞、玉胞知之”,可见陈玉成封王不迟于洪仁玕,或同日。按,洪仁玕封王后,诸人不服,“伪天王对众饬谕,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洪仁玕自述别录》)陈与洪仁玕并肩画称,可为同时封王确证。时陈玉成正转战杨州、六合等地,故1859年6月29日,巳有英王爵位了(见《天长县志》)。
  
  李秀成 1859年10月封忠王。据《李秀成致伦天燕韩碧峰鼎天燕转绣峰书》(太平天国已未九年十月)称,“前已将悬印月余未敢初事之情形启奏圣上”。时李秀成正会合陈玉成转战江北,谋解京围,虽已封王,仍用“后军主将”旗号,在获得忠王爵位后,在11月1日攻破江苏六合红山窑江北大营,并于同月21日,占领浦口,故《李秀成自述》所说:“那时李昭寿有信往来,按天王知道,恐我有变,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实乃谬言,或因在囚笼中别有所思也。
  
  蒙得思 1859年10月封赞王。“于已未九年褒封赞王之位”(《幼赞王蒙时雍致二叔上国等家书》)。按,据《钦定士阶条例》,巳未九年九月九日(1859年10月18日)天京开天试时,蒙得恩任文衡又副总教,与洪仁玕(正总裁)、石达开(又正总裁)、陈玉成(副总裁)同衔,似可证此时蒙己封王,且日期应早于李秀成之忠王。
  
  李世贤 1859年11月封侍王。按,李世贤封王,当在1859年10月22日韦俊献安徽池州(贵池)降后,韦、李同级(韦,右军主将定天义;李,左军主将侍天义),且李此时在天京附近和州(和县)、太平(当涂)作战,11月初尚用“左军主将”旗号。郭廷以《日志》据浙江诸县志,称李封王在1860年1一2月间,当误。今人论著,有称李世贤、杨辅清于被江南大营后始授王爵,更误。
  
  杨辅清 1859年11月封辅王。杨时为中军主将木天义,以声讨叛逆韦俊“攻陷安徽池州、宁国(宣城)等府,封为辅王”。(《杨辅清自供》)
  
  杜绍璋 1859年11月封章王。林在1858年11月已封信天义,和陈玉成、蒙得恩等同爵。
  
  1859年所封诸王,被称为特爵(《天朝爵职称谓》),始终在天京政府高居显位,名列前茅,其中虽有革黜职务(如陈王成以安庆失陷事革黜,洪仁玕因“掌处理外交之事,直至有某事发生今天王不悦”,被免去此职务),但王爵仍无他人以顶替,只升不降。盖此等王名为“特爵”,亦世袭,世世代代无穷尽也。
  
  (二)洪氏家族及贵戚
  
  1860年是太平天国官爵大变化的一年,后期政治体制变化多始于此,诸如在王爵下主将前,新设了似爵非官的天将、神将、朝将。随着洪秀全封建帝王观念和欲望加剧,原来创义时的上帝诸子共治天下,这时走上了家天下的道路。如果说,1859年,他还是注重“有大功封王”,或从被封者的参加革命资历、担负军国重任来选拔隽才;那末1860年却是用人唯亲。洪氏家族和贵戚登上了高级政治舞台。现见的1860年春重新增订颁布的《太平礼制》,所封之王,巳有:光王王三殿下(天王第三子洪天光)、明王王四殿下(天王第四子洪天明)和按“王婿爵同王”规定的天王驸马凯王黄栋梁、捷王黄文胜。同年或1861年春,洪秀全开始封洪氏子侄为王:
  
  洪和元 洪仁发长子。1860年封巨王。
  
  洪利元 洪仁发二子。1860年封祟王。
  
  洪科无 洪仁发三子。1860年封元王。
  
  洪瑞元 洪仁发四子。1860年封长王。据1860年10月29日颁发的《幼主诏旨》(庚申十年九月二十日)“论功保举长殿左一同检蒙锡成、右二同检陈兴有”,此处长殿,即长王洪瑞元。又1861年2月,安徽民间就见传“小西王、长王、明王,皆居南京”,(余一鼈:《见闻录》)同年4月1日《天王诏旨》(辛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就刻印事,也列有洪瑞元和巨王洪和元、次王洪锦元字样,可见洪氏子侄已有在1860年秋封王者。
  
  洪锦元 洪仁达长子。1860年封次王。
  
  洪现元 洪仁发五子。1861年6月下旬封见王。按,1861年6月19日《天王诏旨》(辛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受诏者未见有洪现元、洪瑭元、洪钰元、洪(金才)元四人名讳,而在同年6月26日《天王诏旨》(同年五月十六日)受诏者就列有上述名讳。同时封王尚有洪瑭元(供仁发六子,唐王)、洪钰元(洪仁达次子,定王)、洪(金才)元(洪仁达三子,汉王)。
  
  洪同元 洪仁发七子。1861年冬封同王。按,1861年8月8日《幼主诏旨》尚未有洪同元名字,当未诞生。《朝天朝主图》亦未见有,可为一证。其定为1861年冬生,盖此时所颁诸王荣号,洪同元衔系为“殿前又正总铸宝顶天扶朝纲同王显干岁”,名位在其兄洪瑭元(“正总铸宝”)和勇王长子洪绵元(“副总铸宝”)、次子洪钰元(“又副总铸宝”)之间。
  
  又洪氏族人多有封王者,如洪绍元(玕王)、洪魁元(琅王)、洪春魁(瑛王)和洪珍元等,其封王年月不详。
  
  天王附马,1861年6月《幼主诣旨》仅列黄栋梁(天四驸马)、黄文胜(天西驸马)两人,1862年6月《朝天朝主图》添有天东驸马、天八驸马,另见有记录者还有钟万信(即钟英,天二驸马)和徐朗;除徐朗之列三封于1864年,钟万信(金王)、黄栋梁(凯王)、黄文胜(旋王)以及赖桂芳(东王)当均封于1861年冬或1862年初。盖四人王爵衔系排列在洪同元等人间也。
  
  1860年颁布《太平礼制》中有规定对洪仁发、洪仁达的地位;原称号“王长兄”、“王次兄”此处已演成为爵号,虽未封王,但已分赐“显干岁”、“伦干岁”,其阶位竞排列在东西王下,见在干南王之上。同年12月19日《幼主诏旨》称前次曾有诏书,“封长伯(洪仁发)、次伯(洪仁达)同驸马爵,居西下南尚(上)”,现决定“特诏加封长伯、次伯同驸马,爵同西王”,盖此时两洪地位仅在天王下,其高于举朝内外,自见一斑。1862年初,天王重新封洪仁发为信王,洪仁达为勇王。
  
  按,1862年6月天王颁布的《钦定敬避字样》,曾几次有所提及,“列王写与东西王及信勇王又当逊一抬”,“自信王、勇王以下或称列王,不得单称王字”,随着洪仁发、供仁达的爵位升高和再授王爵,一个以洪秀全为园心的洪氏圆圈形成了,这是一个腐朽无能、刚愎自用的小宗党,而且还在洪秀全亲手制订的《朝天朝主图》设有宝座,在宗教仪式和天国政府,有崇高无上的地位。
  
  洪氏贵戚是前期诸王亲属。自1860年后,于首义诸王后裔并与其家族赐王爵。
  
  幼东王 1861年由王五殿下(天王第五子)洪天佑袭爵。据1860年11月9日(《幼主诏旨》)庚申年九月三十一日),有杨辅清奏“恳造正九重天廷,以备幼东王爵任袭莅之所。”可见此时,幼东王尚未入选;但据1861年6月7日《天王诏旨》(辛西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与受诏者为首就有“天佑子侄”,同年8月8日《幼主诏旨》(六月二十八日)亦有“佑第”,可见洪天佑被定为幼东王,当在此期间。
  
  幼南王 据1861年《朝天朝主图》列有幼南王座位。但环视天王、幼主诏旨,凡所列受诏诸王,唯缺幼南王;或当缺。盖虚设为天国惯例也。
  
  幼豫王 1860年,胡万胜袭爵。据1860年6月《天王诏旨》(庚申十年五月十三日),于林绍璋后列入“万侄”(胡万胜),恢复了胡以晃王爵。(胡在1856年病死时为护天豫,非豫王。)
  
  1860年底,天王大封平而山和金田聚义时人员,其中首义诸王家属杨庆善(杨秀清义父),将万兴(肖朝贵生父)和韦元玠(韦正父)“褒封爵同王”、“天朗九门御林开朝王伯,爵同南”,均与南王冯云山七干岁同级,这样,连关系不大、而因系贵威,却挤进了领导集团。
  
  从1860年到1861年安庆失陷前夕,经过天京内讧,一度有所转机的太平天国,却因西战场和天京上游的阵阵失利,又转入了极端困难时期,而在前方将士浴血作战时,天京政府却用人唯亲,政出私门,自此之后人心涣散,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
  
  (三)天京政府主要官员和有关将领
  
  1861年,安庆失陷后,太平天国封王出现一个高潮时期,洪秀全打破旧例,原来为减少王爵而增设的天将、掌率、朝将等爵位,终因不能满足诸人封王欲,“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干王洪仁玕立法制諠谕》),此时,封王之多,已近百人,凡天京朝内六部领袖和主官、附近城镇守将和英王、忠王等部主要将领,多有封王者。据王定安《求是闋弟子记》所录衔号有六官正副僚的诸王,似在1862年1月或1月前,已封赐多王。现将此期间,各王的封爵年月,考证见下:
  
  李春发 1861年8、9月封顺王。据《父子公孙永作诏》,受诏者至胡万胜,后即为天将、掌率等辈,可见此时前,李春发尚未封壬,李春发在天京政府,名位仅在林绍璋、胡万胜下,为朝官之首,其以“忠诚二天将兼京畿统管”封王,当在诸人之前,而天王在1861年9月,已封有多王也。
  
  陈坤书 1861年12月封护王。陈为李秀成第一副手,李封王后所遗副掌率后军主持即由陈继任,故李部属封王,顺理亦应首推坤书。据《自怡记》,“闻伪忠王自杭回苏,各军师帅皆往接,后军主将陈坤书升协天神将,复升护王。”李秀成系1862年1月12日由江苏青浦渡泖湖返苏州的,在此前,陈已封护王。故乡书引用《李秀成自述》,“我由杭州回到嘉兴,其在苏州业带自队逃上常州,将常州自霸,使银而买作护王”,当误。
  
  吴如孝 1861年8、9月封顾王。吴为陈玉成第一副手,陈封王后所遗副掌率前军主将即由吴继任。故陈部属封王,顺理亦应首推如孝。据《李秀成自述》,似吴在安庆失陷前已封王。
  
  陈得才 1861年8、9月封扶王。据《李鸿章奏稿》(未刊),陈在清咸丰十一年留守庐州(合肥)时,已是孚(扶)王。
  
  洪春元 1861年9、10月封对王。《高淳县志》称,1861年10月4日,对王洪春元自芜湖至高淳水阳。曾国荃亦称,“有伪侍王党羽伪对王者名曰洪春元,实九江德化人,约有五、六万之多,将由太平关过江,乃原姓熊,后赐姓洪,去冬伪封对王,伪恃王之第一支能战之贼”(《曾国藩书札》卷五《与多礼堂》)。
  
  黄得用 1861年9月、10月封弼王。同年2月封忠诚四天将任殿前贲奏。“天将仅下王爵一等”(《蒙时雍家书》),此时封天将甚少,以天将进爵,自是顺理。
  
  莫仕睽 1861年9、10月封补王。据同年9月10日莫与梁风翅照会,尚是忠殿伍天将,可见其封王乃在安庆沦陷消息传京后,天王为慰诸臣而封赐。
  
  林大居 1861年9、10月封敬王。
  
  秦日南 1861年9、10月封畏王。
  
  1861年9月,陈玉成退守庐州(台肥)后,即遭到谴责,“至去岁耘天燕之案,曾经兄支奏回朝,致触圣怒,复命敬王、畏王恭捧圣诏三道,圣旗一道,责兄前退太湖,夏退安省”。(《英王陈玉成命扶王陈得才等立即酌议军抚书》)可见两人亦必在安庆失陷后封王。又林、秦职任刑部秋宫,似天京政府朝官多有封王者(见后)。
  
  黄祟发 1861年9月后封爱王。原掌刑部,后任东西梁山守将。
  
  洪仁政 1861年9月左右封恤王。原封忠诚壹天将,守江浦,其封王时间当与李春发相近。
  
  黄盛爵 1861年封就王。
  
  秦日源 1861年封抿王。1862年1月江浦被围,与天京隔绝往来,2月2日战死。
  
  肖朝富 1861年9、10月封顶王。守安微无为。1861年10月23日,城陷,出走。按,顶王,一作“顶王朱”(曾爵相平粤逆节略)),误。
  
  根据天京政府封爵常有因资排辈例,且上述封王见有黄得才、莫仕睽等朝官,由此推理属于六部主官和诸司负责者,多在此期内封王,
  
  黄期升 助王。1860年12月23日封真神殿大学士、殿前左正使、相天义。
  
  刘庆汉 尊王。1858年为保天福兼理兵部事,其阶位与李世贤(侍天福)、李春发(益天福)同。
  
  秦日采 贺王。1861年8月6日封工部又正天官。
  
  朱兆英 慰王。1861年2月7日封吏部正天宫部官领袖.
  
  胡海隆 学王。1860年12月18日为吏部又正天官。
  
  陈潘武 相王。1860年为户部正地官。
  
  李瑞生 誉王。兼理兵部事。
  
  黄文安 望王。1860年12月23日封殿前又二守朝门、亲天义。
  
  据《幼主诏旨》,1861年2、3月封为六部主官的,还有张兆安(吏部又副天官)、练顺森(礼部又正春宫)和宾福寿(工部正冬官),当也在1861年冬封王。
  
  又据1860年12月22日《幼主诏旨》“平在山勋旧,俱升封义爵,黄为政封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亲烈天义,吉能胜封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殉天义,杨茂云、杨有庆俱升封义爵,杨张安、林风样、梁舆琛、刘子居、李世光、林大居、赖培英、黄玉昆、黄期升、黄玉绣、钟芳礼、黄文安、魏超成等俱升封义爵”。在这份诏旨中,还封了秦子忠(竺天义)、秦子以(竿天义)、秦日南(篙天义)、秦日源(策天义)、秦日来(茵(草头为竹头)天义)等,并授石贤隆兄弟三人、黄盛均兄弟五人、吉成凤兄弟八人等“俱升封义爵”。见从其中封王者,有吉能胜(宗王)、杨张安(拱王)、黄为政(即黄维正、觐王)、魏超成(循王)、梁舆琛(事王)等人。按,林大居等在1861年封王,由此推理,凡此期间封义爵者,当在此时一概封王,故安庆失陷为太平天国滥封王爵又一热点,不无所因。
  
  据黄为政系衔有“留震天军”,故又可推理与其同时封王,还有曾传忠(眠王)、秦日庆(庆王)、秦日来(贺王)。又天京附近诸城守将,当也在此间先后封王,侯贤提(心王)、蓝泰义(解王)、张立趋(铭王)、林得英(直王,1862年3月渡江援庐州,时已封王)、陈观意(善王,1862年1月守安徽裕溪口时已封王)、项大英(翰王)、袁得厚(显王,1857年封翰天侯)、粱凤超(贡王,1861年9月封江南水师主持钦天义。当在1862年夏封王)。
  
  (四)英王陈玉成部属
  
  1861年,随之天京附近、贴靠安庆、庐江的东西梁山、裕溪口、无为州等地守将封王,陈部主要将领也多有晋封王爵,是为在外线作战人员封王之始。
  
  陈玉成部最早封王的是吴如孝、陈得才。(已见前述)
  
  其余封王的有:
  
  陈仕荣 1861年22月封导王。最迟不过1862年1月,盖与梁成富、赖文光系衔相连也。
  
  赖文光 1861年12月封遵王。按,据《黄州府志》,黄州失陷时,已授王,同时封王还有梁成富(启王)、蓝成春(祜王)、陈得隆(从王)。
  
  张洛行 1862年1月封沃王。按,1862年2月3日张以大汗盟主名义与太平天国彦天安程某同发告谕,但踞太平天国十二年十四日(1862年2月13日)《英王陈玉成命沃王张洛行派兵来接书》,可见其封王日期,除去来返路程计,当在同年1月中旬封王。
  
  苗沛霖 1862年1月封奏王。据《余安定再上筹天义梁扶殿左一同检刘禀申》称,1862年2月12日前,陈得才面唔苗沛霖,转达“英王不昧功劳,保奏回朝,老先生荣 王爵。”可见其封王与张同时。
  
  (五)忠王和侍王、辅王主要部属(1862.1——1862.6)
  
  (1)忠王主要部属
  
  董容海 1862年1月封保王。据《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本章》,乃系1862年2月3日在上海浦东上书,文中称董被封为保王。如以天京诏旨下达及吉庆元等知悉商议联合上奏的日程推算,封王当在1862年1月中旬;李秀成北攻上海,同年1月7日,“又命陈、董等各位主将在杭镇守,”可见当在攻克杭州后不久封王。
  
  陆顺得 1862年1月封来王。陆在1861年11月攻占浙江绍兴时,为宿卫军大佐将认天义。据《越难志》称,陆在占绍兴后,即赶天京觐见天王,“得以陷越功,封伪殿前斩恶留善顶天扶朝纲来王采千岁。”
  
  谭绍光 1862年5月封慕王。据《何培英禀贴》(同治元年四月)“现在湖州伪主将谭绍光统十余万众,围困甚紧”。其封王当在攻湖州时。按,潭绍光原系宿卫军主将,地位在陆顺得上,故诸书多有误其封王在1862年1月攻克杭州后,实误,兹此时天王于外臣尚论功行赏,并非按资排辈也。
  
  黄章桂 1862年春封趋王。按,据《英王陈玉成请护王陈坤书迅速来救书》,1862年8月,援庐州时已封王。
  
  郜永宽 1862年春封纳王。郜在1862年4月攻上海七宝时,似已封王。
  
  黄子隆 1862年春封潮王。按,据《升授先兆英等职诏》,黄于1861年2月8日封忠天义,与黄章桂同(悦天义)爵,估计当与其封王同时或相差不远。
  
  陈炳文 1862年5、6月封听王。1862年3月攻上海时为忠孝朝将,旋封王,调守杭州。又作1862年2月已封王,“同治元年王戍正月,贼折毁城隍庙木料解至嘉兴,造伪听王府”(《桐乡县志》),似误。
  
  黄于澄 封湘王。1863年5月攻太仓时己封王。
  
  黄金爱 1862年5、6月封纪王。1862年8月攻上海时已为忠佑朝将。其爵阶与陈炳文同。
  
  唐正财 1862年5、6月封航王。按,唐原隶陈玉成部。1861年初为量天安,后隶李秀成部。1862年6月,李秀成召开苏州会议,与会者有“听王、纳王、慕王、孝王、相王和航王。”可见其封王不迟于6月。
  
  (2)侍王李世贤部属
  
  李世贤部于攻占宁波后,主要将领始有封王爵者。
  
  黄呈忠 1862军3月封戴王。黄与范汝增、练业坤“三人,因打开宁波,都封了伪王”(《存斋偶编》引《李尚扬自述》)。
  
  范汝增 1862年8月封首王。
  
  (3)辅王杨辅清部属
  
  其主要部属也在1862年春始封王。
  
  杨雄清 1862年封卫王。按,1862年5月转战安徽宁国,时已封王,但具体月日不详。
  
  (4)皖南地区
  
  皖南地区包括宁国(宣城)、歙县等地。
  
  刘官芳 1862年春封襄王。1862年3月阶趋王、直王等援庐州(合肥)时己封王。
  
  古隆贤 1862年春封奉王。按,古衔系“殿前京外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奉王定干岁”,与陈得隆(衔系“京内统率天军”)、陈观意(衔系“京外各省统辖”)当同时加衔,其封王月日当在1862年8月前,可以无误。
  
  赖文鸿 1862年春封匡王。按,赖与杨雄清、刘官芳、苗沛霖同衔系有“电察”字样,可见封王必在1862年3月前。
  
  黄文金 1862年春封堵王。1864年黄文英称,“我哥子打了多少好仗,夺了多少地方,前年才封堵王”。按,同年3月31日,黄自安徽芜湖进占荻港时,已封王。与黄文金等同时封王有,胡鼎文(孝王)、李远继(佑王)、梁立泰(吴王)。
  
  (六)地方守将
  
  1862年封王的有张朝爵(力王,一作齐王,盖随李秀成解救京围时已封王)、赖昌永(恋王,据蒙时雍《致二叔上国等京书》)、冯真林(佩王)、陈志书(志王,一作治王,误。1860年11月封谒天安,与陆顾得、谭绍光等同爵,由此推论)、陈潘武(相王,据《天朝爵职称渭》)、黄和锦(佐王)、凌郭(国)钧(梁王,1863年1月,随李秀成西征时已封王)、方海宗(守王)、李恺顺(广王)、赖世就(1862年6、7月封奏王,当系苗沛霖降后以其爵改授。按,天王常以叛将原封之王爵转授他人,如宁王、康王、比王、奉王,此处似缺保王、纳王,当也有转授,但名佚。)刘肇均(檀王)。
  
  1863年封王的有吉庆元(养王,是年5月随李秀成西征时巳封王)、李明成(1863年7月26日封扬王)、杨抑谷(随王)、蓝仁得(跟王)、伍桂文(比王,1862年6月为黄天义)、周文嘉(宁王,同年8月撤出浙江绍兴时,尚是绫天义)、汪安钧(康王,1862年6月苏州会议时尚是主将)、黄文英(9月11日封昭王)、黄朋厚(即黄十四,奉王,当在是年10月古隆贤降后改授)、刘得功(挺王)、陈占榜(郭王)、刘裕鸠(享王)、廖发寿(3月封荣王。1862年9月封满天义,11月升天将)、陈荣(感王,一作咸王,误)、谭星(沛王)、谭富(陪王)、周容(怀王)、蔡元隆(会王)、邓光明(旧王,按诸书以邓封王,有作为1861年,误。据记述和田凭,1862年4月尚是僚天安)、袁宏谟(谟王)、陈时永(格王,有称即陈仕荣(容),1862年5月俘后脱险,恐误。据《李忠武公遗书》、《晚樵记实》,应为两人)、陈聚成(然王、一作成王、城王)。
  
  1864年封王的有谭体元(2月封阶王,据《护王府簿记》,谭在1863年12月为忠信朝将,后调赴天京,始封王)、钱桂仁(2月封比王)、汪海洋(2月封康王)、张学明(2月封宁王)、陶金曾(奖王)。
  
  除此,颇多王爵封赐时间不详,诸如李瑞生(誉王,长期在天京,或1861年已封王)、陈得风(松王)、谭应芝(乐王)、黄绍忠(穰王)、苏喜(穆王)、黄隆芸(祥王)、除得顺(贵王)、汪有维
  (武王)、朱兴隆(利王)、吴玉尝(稽王)。
  
  (七)列王
  略。可见拙著《太平天国列王考》(载《争鸣》1982年第8期)
  
  (八)失名失姓的王。
  略。可参见《太平天国史搞》(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郭廷以),和拙著《太平天国王表补篇》(见《史林》总第2期)。
  
  (九)追赠王(略)
  
  (十)天王陷后互推的王和所封的王(略)
  
  三
  
  太平天国王爵分封,是个极其复杂问题,在短暂的十四年里,一批又一批地封王晋爵,这在世界和中国农民起义队伍里是鲜有的,而且也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罕见的。它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在夺取政权、建立政权时的欲望。农民造反,为了寻找好皇帝,也都是为了自己裂土封爵,获得土地和财产再分配而奋斗。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支农民军,有若太平天国在封王爵那样体系完整,为我们后代研究农民思想提供了宝贯的史料。
  
  太平天国王爵,经过几代人研究,在宏观上大致给我们有一个鲜明认识,但在微观上,由于文献缺乏(但比起其余农民起义材料,是过多了),特别是小生产者的认识水平和实用主义,因而在包括王爵封赐的各项制度,也是矛盾百出,难以自拔,这样更造成后人难作郑笺之感。本文原拟从按功论赏,以军事斗争的曲折进程,寻出天国封王排衔的规律,但自天王大封洪氏子侄及贵戚,搞家天下后,政出私门,它已经沦为政纲败乱、毫无法制的政权了。天王和洪氏家族以自己的喜乐哀怒,可以决定王侯将相的荣辱升谪。从1859年始,已有乱制者,如林绍璋乃湘潭败将,退居林间,石达开离天京赴安庆后,竟因朝中无人,被选拔出来充任军国要职,1858年封信天义,翌年授王,其人无功有劳云云,而战功卓著如黄文金、赖世就(赖九),都因内廷无人拉线,迟迟在1862年3月中旬才封王。洪氏诸人,无论老幼,均得封王,反映了小生产者在得志时一人成仙,鸡犬登天的场面。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宗教代言人地位(洪和元等常在天京登台讲道理),
  
  这在政教合一的太平天国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里,越是靠近“上帝”的人越尊贵,因此可以说,太平天国封王(包括后期)乃是和洪秀全塑造的“上帝”的亲疏很有关连。这大概就是洪秀全封王并不是以功论赏的一条标准吧!
  
  太平天国分封王日期极为复杂,(此处还包括某些技术性计算,如天京下诏日、诸王受诏日和见诸记载的最早日朗)本文只能记其最早出处),作为考证,也是一个尝试。
  
  注:本文出处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太平天国文书》、清人有关奏稿、笔记和地方志,其中部分系未刊稿、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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