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方面我是外行，不过太平天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太平天国所有的将领都有过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指挥失误，英王当然也不例外，总结前人对1859-1862这四年间英王用兵失误的评价，大约有这么几条吧： 　　 　　1 二郎河战役 　　 　　“李秀成批评陈玉成“其军乘胜、不知自忌。”《被始纪略》少说“英王骄气过甚，直期将营踏平。陈玉成在取得三河大捷之后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想把活动在安庆附近的多隆阿、鲍超这两支清军吃掉。所以，他坚持要打二郎河这一仗，李秀成说他当则不赞成打，即“屡议我不愿从，又屡屡多言计恳，不得已而从。”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打不汀，而是在于对敌人的实力要作充分估计，对自己的兵力要作充分的部署。即打有把握的战。陈玉成由于对自己力量估计太高，而产生轻敌思想，缺乏知己知彼，没有把鲍、多两军合力作战估计其中，所以吃了败仗。”( 　　苏双碧《陈玉成评传》) 　　 　　2 参加二破江南大营之战时对皖北形势没有作应变准备 　　 　　“第二次破江南大营的时候，安庆已经处在重兵包围之中，战役期间，安庆形势急遽恶化，特别是粮道枞阳轻易失守。无论这次战役计划的提出者忠王干王，还是当时主持安徽战局的英王，谁都没有对抽调大量安徽部队 　　参加解围战表示任何异议，而也并没有在当时作出任何应变的安排，直到局势已经明显恶化后才提出“救皖省”的主张，这多少是缺乏一些远虑的。” (镝非《英王的凋谢，纯属偶然吗》) 　　 　　3 二次西征的半途而废 　　 　　侵略者的威胁是造成英王放弃打武昌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因为即使从武昌派人回天京请示，往返不过一个月，不会造成对战局有共同性影响，而忠王的失约也是影响英王打武昌决心的因素，但当地武昌兵力极为空虚是事实，英王拥兵八万，又有当地义军的响应，即使没有忠王的配合，打下武昌的机会也很大，即使因湘军水师的阻挠不易攻占武昌，至少攻下长江这一岸的汉阳汉口是没有问题的，武昌成为孤城之后，可再一面伺机攻城，一面等待忠王。但英王却立即将主力调回安庆，引用龚书铎方攸翰在《太平天国青年将领陈玉成》一文中的评议，“没有意识到如果据有安庆上游的武汉，曾国藩、胡林翼之流的“必保鄂然后能谋皖，必保皖然后能平吴”的反动战略就无法实现，“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的反动部署也必然破产，而执着于对安庆的直接争夺。这种思想，在整个安庆保卫战中都有所反映。还在一八六○年春天京研究进军方向时，陈玉成就“意在救安省”。后来虽然确定了西征计划，但陈玉成重视得不够，一八六○年秋在进军湖北之前，便企图顺道先解安庆之围，结果失利于挂车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黄州回师也因解安庆之围心切，急于回兵援救，以致弃虚而就实，和优势敌人直接争夺安庆。安庆保卫战在安庆外围激烈展开，这件事的本身就意味着太平军从战略上的主动转为被动。也正由于陈玉成战略思想存在问题，以致他所擅长迂回包抄、避实就虚等一系列战术没有能够运用，反而和湘军主力进行决战。这时湘 　　军精锐尽集安庆外围，马步各军达五万之众，还有水师配合，并有经营一年多的防御工事。主客之势业已形成，敌我力量又有悬殊，使陈玉成在安庆外围战事屡遭挫折。在攻坚战不利的情况下，他没有寻求新的对策，孤城安庆的争夺，吸引和消耗了他的兵力，给太平军带来很大损失。《太平 　　天国运动史》也指出，“陈玉成在战役指挥和战术运用方面显示了卓越的才能，相形之下，他在战争全局的分析判断，并制订相应的战略方面，就较为逊色，甚至陷于某种盲目性。这在第二次西征和安庆保卫战中反映最为明显，当时曾国藩以大军围攻安庆，威胁天京，使太平军处于严重的战略被动中。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只有采取战役主动，进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因为湘军主力集中在安庆外围，后方十分空虚，太平军奔袭湖北，特别是进攻武汉，湘军势必回师救援，这就造成太平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给湘军以沉重打击的可能性。否则，如果与湘军鏖战安庆外围，太平军面临的不仅是湘军最凶悍的主力部队，还有大量的坚固营垒，深广的长壕，这样艰巨的攻坚战，对于处于战略劣势的太平军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4 安庆保卫战中的五个失误 　　 　　(1)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却将自己的五六万兵力分散在安徽至湖北间的各个据点，以致安庆城下实际参战的英王部队不过两万。“既然放弃进攻武汉，而亲自率兵救安庆．就应当集中优势兵力来和困城湘军得战。把兵力分散在黄 州、随州、德安等处，无异于削弱了救安庆的实力”(苏双碧《陈玉成评传》) 　　 　　(2)“不首先扫清外围而直接进攻围困安庆之敌，正中湘军围城打援之计”，和已经挖下长壕，森严壁垒，以逸待劳敌人精锐主力在城下正面交战，反主为客，结果损耗极大而成效甚微，“不是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效地打击敌人，而是硬打硬拼到底。结果，精华丧尽，安庆失守。”(钟文典《陈玉成评传》) 　　 　　(3) “多次进攻清军防线，缺乏周密的组织措施。实际上，当时天京已在最大限度里组织救应，如洪仁干、林绍璋、吴如孝、杨辅清、黄文金、吴定彩等都奉命前来救应，作为前线最高统帅的陈玉成，本可以不急于和清 　　兵开战，把几路援兵有计划有组织地互相策应，救援或许能收到效果(苏双碧《陈玉成评传》) 　　 　　(3)把自己最精锐的刘玱琳及所部4000人放在孤立无援的赤岗岭各垒，没有部属必要的退却，胡林翼评论这种做法时说“凡孤垒无援，必无守法，此狗逆之以术愚贼，非兵法也。”“静待十日，贼必无水无米无薪，自行奔溃。”，果然，以致这支精锐部队，也是援救安庆的主力部队在敌人重兵围困下全军覆灭，不但造成自己战斗力的重大损失，也使援救安庆变得艰难。“赤冈岭的失败，太平军损失是惨重的。曾国藩在赤冈岭战役之后说过，刘玱琳自咸丰十年自安徽渡江以来，“充作先锋破我金陵围师营垒数十座，连陷苏、常等郡邑。”又说，自从和太平军作战以来，“我军所斩长发老贼，至多不过百名。此次—…歼除长毛老贼至四千之多，实为从来所未有。”(苏双碧《陈玉成评传》) 　　 　　(4) 刘玱琳部被全歼以后，安庆解围的希望已经极为渺茫了，但组织一次成功的突围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样做，可以使城中将士得到最大限度的保全，同时也避免无谓的损耗实力，积蓄力量，可以来日再战。“敌处优势，太平军要想在阵地战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当机立断，组织退却，放弃安庆，以便保存军力，待机破敌。可惜英王只看到 　　保卫安庆的重要性，却没有认识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的危险性，决计不惜任何代价硬拚到底。”(《太平天国青年将领陈玉成》)“在粮道已经完全断绝，破安庆清军围城阵地已不可能之队作为一个统帅，理应改变战木 　　采取里外配合，突围以保存太平的实力。这样虽然安庆失守，但实力仍存，至少在安徽境内还可选择险要地带，与清军匹敌。但陈玉成计不出此，采取硬拼的办法，致使守城太平军全军覆灭。作为一个多年带兵的将领，陈玉成在救安庆的问题人却表现出骁勇有余．韬略不足。在军事上是有失策之处的。”(苏双碧《陈玉成评传》)“二援安庆的失败已经充分说明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关系，反革命在安庆投入了这样大的赌注，安庆城的难以保全， 已经是洞若观火了。无论安庆有多大的重要性，这时也 　　不应该硬拼硬战，唯一正确的是组织退却。以当时陈玉成尚保有的实力来看，组织一次安全的退却是完全可能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并不是说救援安庆不对，但在失守已经基本成为定局的情况下，为了打一场胜利希望极为渺茫的仗而牺牲城内外数万战员，实不足取。 　　 　　5 困守庐州 　　 　　安庆失守之初，退守庐州是无奈之策，但既然派主力向西北进行远征，皖北的敌我力量对比就极为悬殊，而英王急于反攻皖北，“把自己放在占有优势敌人进攻的焦点”，导致处境越来越被动，最终仍旧不得不放弃皖北，更为求摆脱异常被动的处境而上了苗沛霖的当。“安庆失守后，陈玉成退守庐州，却把主力陈得才、赖文光、马融和、兰成春等部派到远离庐州的豫陕而主帅孤军困守庐州，互相间失去联系，不能相互救援，致使庐州被围后，陈玉成求救无门。进军豫陕本属无错，但如果陈王成不孤军留守庐州，而是从早计议，亲率赖文光、马融和等进军豫陕，形势当大不同。可见，陈玉成孤军留守庐州，是战略上的一个重大失策；(苏双碧《陈玉成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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