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家国梦给文艺作品中的英王陈玉成排名(1) 上乘人物
镝非
|
一 绝顶人物
提名空缺 转引一篇随笔代替评论。 等待英王 By 寒山 楚云飞的《金戈恨》当中，忘不掉的是韦俊。我从来没有见过别人用这样的笔写这个人。云飞本意并不是要做惊人之语，我也并不认为那就是完全逼真的韦俊。但我看到了耻辱背后的无奈和“人”的困境。历史残酷，演义虚妄，而在这两者之间，我希望看到写家对人物不滥情的真诚的悲悯之心。英王的形象，至今模糊。我们会在文革的小册子里看到一个无所不能的superman，这不过是一种照妖镜式的笔法；在有的小说里看到一个头脑简单举动野蛮的男配角，有了他情节会热闹一些；2000年夏天我们还看过一个忙不过来的情圣——也许我这个人不知好歹，但我还是感觉不到任何对英王内心世界的关注。 在历史小说中，我们到底能期待些什麽。这是一个问题，人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至于我，想借这样的歌词做答： “心驰神往之人，若在眼前重生；好比海洋深处，捞获到了奇珍。” 这麽说未免太装神弄鬼，但我相信好的文字一定会有这样起死回生的力量，重现那些逝去已久的面容。我等待着一个有着种种缺点的真实的英王，一颗坚强可爱的心。我希望看到他平生种种磨难，看到他剽悍不屈的战斗，我也希望看到在他光明灵魂中偶尔一掠而过的阴暗。我更希望看到一个英雄的时代。 贝克特写了个剧本《等待戈多》，讲的是暮色中人们翘首期待一个叫做戈多的人，但他却迟迟不来。这个场景挺逗，有时候我觉得我也是这样，我在等待英王。在《天国恨》里，我等到了一个小孩子；在《清史演义》里，我等到了一个妖精；在《英王陈玉成》里，我等到了一个傻瓜；在张笑天的书里——我不想当着大伙骂街，所以也就什麽也不说了。我等待良久，他却迟迟不来。 二 上乘人物 1 汪有华《西征悲剧》 动笔之前先感叹一句，对真正的好作品，我总觉得可说者寥寥。在下自愧没有金圣叹之才，评论越出色的作品越下笔乏力。 英王陈玉成是建国以来一直被着力赞扬的人物，不过这些赞扬大抵是把他作为革命模范伟大领袖旗手式的人物来歌颂，要么就是为了反衬别人的不革命，仿佛他就是一面“风月宝鉴”，用他一照就可以另一切反革命现原形，而被赞誉为智谋过人的他的实际智商给人的感觉总是近乎一个傻B。(以上出自某网友语) 史传尚且惨不忍睹，何况给予无产阶级革命写手们以无限发挥想象的空间的文学作品呢？在那么多的歌颂陈玉成的作品里，他有点性格象个有头脑的人的实在不多。仍然借用某网友的话说，他就像一台有有怪辟的学者在实验室里研究的超能物种，他要强大，他要漂亮，他忠诚，他要有智慧。。。。。凡是模范该有的他都有，只是忘了安给他一颗心。 我认为可以称得起上上人物的陈玉成形象实在寥寥无几，而其中最出色莫过汪有华的作品《西征悲剧》。 有人说陈玉成用兵自1858年底的二郎河战役后就后开始走下坡路了，这话并不公允，但英王在1860年后不再有如前的辉煌战绩确系事实。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当是清方和太平天国方在整体战略上的认识落差。湘军自“宝庆会战”结束后，便坚定不移地把安庆确立为下一个志在必得的目标，把重注下在皖北战场，就连京师的危急都不能动摇其决心。而太平天国在1860年攻破江南大营以后的战略重心已经无可挽回地东移了。因此，双方在皖北战场投入的人力物力根本在一个层次上，不是陈玉成一个人所能改变的。 正因如此，这部名为《西征悲剧》的小说能够选中英王一生中向来不被看好的第二次西征为题材，能够从中发掘出人物的性格光彩，尤其难得。 用一句简短的话来概括此书中的英王，那就是智仁勇兼备，尤其是大大弥补了以往文艺作品中对英王谋略表现的严重不足，从战场上的运筹帷幄到战场外的角智角力，从对全局的深谋远虑到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从对敌人的了解到为战友的考虑。。。。。。而这一切又集中体现于祁门战役前后的一段高潮情节----为了共商攻打祁门曾国藩老巢之大计，英王秘密前往战略要地羊栈岭欲与忠王会面，却因忠王已然撤兵而陷于敌方主力的重大威胁下。危急时刻英王沉着冷静，先袭三国赵云故智施空城计摆脱了近在眼前的敌人，又以临敌应变的机智和一番仁义之心不动声色地化解了对手的杀手锏----驻扎在他身后的太平军古贤隆部的叛变危机，更进而赢得古贤隆的由衷感佩，立下英王在一日绝不降清的誓言(降服古贤隆这一情节似乎借鉴了顾汶光小说《天国恨》中翼王石达开在湖口降服古贤隆的情节，但运用得非常巧妙，前因后果与上下文一气呵成，毫无生搬硬套之感) 最后又以出人意料的决断使因为他的缺阵而陷入苦战被打乱阵脚的部队摆脱敌军的追击，安然撤退。 另一点值得称道的是，小说中的陈玉成不图侥幸。虽然他曾经对忠王参加安庆保卫战寄予厚望，并为争取这一可能性成为现实而不惜以身犯险，九死一生，但一旦他认清现实后，就迅速抛却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再寄希望于虚无飘渺的希望，不用侥幸的可能来自我宽慰。敢于正视残酷的现实，正是智者的表现。 《西征悲剧》对太平天国后期西线军事的刻划，在我看来在同题材作品中是无出其右的，甚至是有些曲高和寡的----不同于以大众化视角切入，以大量的浅显解释施于读者面前的《英王陈玉成》，《西征悲剧》对战略战术的表现，是“半专业”的，不具备一定的历史和军事知识，是很难读懂的。但在对那段历史有一定的了解看来，这种程度的发挥实在比《英王陈玉成》那种大众化通俗化的演绎方式精彩多了，当然对人物智谋的体现也有境界层次上的差异。 《西征悲剧》中的陈玉成并不总是“绝对正确”的。比如有一个情节，写在苏州某些宵小之辈为了挑拨英忠二人关系，半夜把英王骗进忠王新宠尤贞人的房间，又故意“撞破”，想引英王“回避”(就是躲起来)然后再把忠王引过来，显他心里有鬼。看到这里想，换作忠王或者翼王处在相似的环境下会怎样？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英，忠，翼任何一位，都不会如某些人所愿地躲起来，仿佛见不得人的鼠辈。假如英忠二王易位而处，我想忠王会首先稳住那个闯进来的家伙，和在确保不惊动人的前提下而设法迅速脱身，离开是非之地。其次是表面立场，恩威并用，使其不敢在事后造谣生势。至于尤九娘，不过是他人手里的工具，只要她的主人不敢乱说话，她自然也不会多嘴。总之，是在稳住局面的情况下逐渐化被动为主动，做到全身而退，不留后患。这大约就是罗尔纲说的忠王柔中带刚的性格。 换了是翼王呢？很可能当场把事挑开，把当事人找来当面说个清楚，虽然冒些被搬弄是非的风险，但主动对质可见光明磊落，容易取得信任，乃至把整个诡计的荒谬性昭示于人。即使万一还不能澄清是非，那也不会继续纠缠，对方愿怎样想，听便。翼王的作风是坦坦荡荡，但只跟能讲理的人讲理。(譬如李元度劝降，洋洋洒洒写了4000多字，他的回复，只以大笔书一难字作答) 然而想想二者都不是英王的作风，与无耻鼠辈虚与委蛇而不动声色，或者口若悬河地与和辨是非黑白，似乎都不是像他。 结果在作者笔下，英王气得狠狠甩了那小人一个耳光，扬长而去。 读到此处不禁拍案叫绝！ 翼王和忠王都有政治家的风范，懂得在政治中必要的转圜与周全。而英王----我绝没有说他不懂政治的意思----但他的确不算政治家，而是一个更单纯的军人。(优秀的军人是必须懂些政治的，但懂政治的军人与既是军人又是政治家是不同的)所以，他的反应也是一个军人在人格受到侮辱时的直率单纯的作风。 不留一句解释扬长而去，多少有些轻率，结果也确实为小人所乘。然而我想在那一刻英王想到的是，“知我者信我”，如果忠王信得过自己，那不必解释，如果他信这些小人而不信自己，又何必稀罕这种需要解释才能维持的信赖？ 读了这样的情节，英王那宁折不弯的个性，那干净利落的军人作风，顿时鲜明起来。这是仅仅靠怒斥叛徒，凛然骂敌，甚至怒骂美女蛇一类“大义凛然”的情节所不能起到的效果。 《西征悲剧》中的陈玉成也并不总是“尊重领袖”的。当洪秀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为怕他因为在安庆的家属遇难而不肯全力救援，强迫他深爱的人到已是危城的安庆去“稳定民心”时，他也曾不顾一切地表示反对。此时的陈玉成是有七情六欲，他不是“伟大领袖”教导下的螺丝钉，也不是能以“大局”为名在眼看着所爱的人走入危境还鼓励她“为XXXX牺牲是光荣的”的无血无泪之辈。 《西征悲剧》是有想象力的，不过除了笔墨有限的“爱情”的部份以外，其他情节大多不是凭空捏造的，比如写陈玉成的外表俊美，谈吐文雅，爱读书人这些太平军将领中并不常见的特点，都是于史有据的，例如前文提到的羊栈岭脱险一节，如果对照一下史实， 忠王李秀成入羊栈岭为12月1日，退出为12月3日，曾国藩随后派兵进驻羊栈岭10里外庐村，陈玉成部则自12月5日至10日均在香铺街一带与湘军激战，而12月28日，刘官芳，古贤隆，赖文鸿分三路攻羊栈岭及桐岭。由此看间，1860年12月上旬是整个安庆保卫战期间英王与忠王二部相距最近的时期，而古贤隆在此期也必在皖南，因此，《西征悲剧》精心选择这一时机构建情节正属于是“因史发挥”，而非如当今许多历史小说那样毫不负责地信口雌黄。 本来《西征悲剧》中的陈玉成是有望入“绝顶人物”列的，遗憾的是这部小说总给人种“一花独放不是春”的感觉，尤其是陈玉成对手方面如曾国藩鲍超被写得有些逊色(当然比某些抗日影片中的鬼子还是强多了)。那是一个名将辈出的年代，而且那场战争的一大特色就是没有常胜将军，无论是多么出色的名将，无论是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还是罗泽南塔齐布鲍超，都有败得惨不忍睹的时候，战争的胜负不是某一二个人，某一两场战役可以完全决定的，这也正显示了抗衡中的势均力敌，双方高级将领素质有高下的分别但无质的差异。所以陈玉成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猜中敌人的死穴并不能突出他的高明，反而让人觉得他的对手无能，胜了不值夸耀，败了却很蹊跷。于是作者只好把责任推给陈玉成的战友们或者叛徒，殊不知红花也要绿叶衬，光陈玉成一个人智谋过人，手下的人每次都需要他指点玄机，并不能有效衬托陈玉成的“高明”。相比之下，顾汶光小说《天国恨》写石达开的形象之所以特别鲜明乃至可为绝顶人物，胜就胜“对手”和“绿叶”的刻划，两个重要对手张国梁和曾国藩的智慧胆略都被以大量篇幅浓墨重彩加以渲染，尤其是曾国藩，早在金田起义以前作者就已经在铺陈他的胆识和才华了，至于石达开身边的谋士，仅张遂谋一个人就比《西征悲剧》中英王那些参谋加起来都顶用，在这样的双重衬托下效果自然好得多。 此外《西征悲剧》作者本身在军事方面的造诣也限制了作品和人物的境界不能更上层楼，仍以“羊栈岭”一节为例，陈玉成回到部队后即组织了撤退，途中还不甘心，想施用“回马枪”进行反击，只因为伤亡太大才作罢。这个情节也许是为了找机会向读者介绍一个鼎鼎大名的“三十检点回马枪”，也许是为了表现陈玉成时刻留意和把握着战机，但却很不合理。“回马枪”是有计划退却中的反击，或者用于追击敌军暴露出明显弱点之时，香铺街会战规模虽然有限，但太平军被动应敌，损失很大，更重要的是，明显由于指挥者坚持错误的方针而造成大量无畏损失，对士气的打击大。敌军又没有暴露出明显弱点，此时组织再一次的会战是自寻死路。。“在失败的会战中，军队的力量受到了破坏，而精神力量受到的破坏比物质力量受到的破坏更大，在新的有利情况出现以前进行第二次会战，必将招致彻底的失败，甚至全军覆没。在军事上，这是一条公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 其实这部小说的综合水平只算一般，不尽如人意之处很多，人物脸谱化，虽然是80年代末的作品，叛徒都有反骨等特点依然突出只是主角形象可圈可点。 综上所述，《西征悲剧》中的陈玉成形象，为上上人物。 2 寒山《1856年11月20日》《角力》 《角力》和《1856年11月20日》写陈玉成的篇幅并不长，闪烁在他身上的熠熠光茫却怎样都无法掩饰。 志气 古语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角力》中，成为罗大纲侍卫才不久的陈玉成说：“我将来一定比你还了得！” 他说到了，也做到了。短短数年间，他不但成了元帅，而且是最高级别的，比当年的罗大纲还要高。当初的侍卫长，见到他时要行礼致敬。 胸襟 有个故事，说朱元璋当皇帝后，很怕人家提起自己潦倒的过去，于是规定了许多“雅”的或“避讳”的叫法，比如管庙叫什么，管和尚叫什么，管吃饭叫什么，力求其雅，并且避免使人联想起他的从前，后来弄出笑话来。 更出名点的，可能是元曲《高祖还乡》，嘻笑之间讽刺了刘邦成帝业后在老乡面前大摆“真龙”派头的情形。 这两个故事，讥讽的都是某些人有名有利之后的一些心态，这种心态，简单说就是看不开，虚荣心加自卑心理作祟。 陈玉成显赫之后，并未因此自觉高贵，不屑与“凡人”为伍：《角力》中，他大方地和谭绍光当众角力，比输了，“大笑道：“比了两回，输了两回。谭绍光，你真羞煞我了！”” 一场游戏的胜负，固然不足为怀，但不为“面子”上的虚荣萦怀，甚至不讳言昔日“糗事”，将此种种付诸谈笑，这份大度与胸襟，即在英雄之中，亦殊难得。 但寒山写陈玉成的胸襟并不止于此。 情义 《1856年11月20日》中，我们看到陈玉成在叔叔的人头被送到翼王帐中的时候闯进军帐，失声痛哭。对故人的情深义重，由是可见。但唯因其与陈承瑢感情深厚，则是否会因陈承瑢之死迁怒翼王？本篇中没有答案----答案可在《角力》中寻。 “角力”输给了谭绍光，问他要什么彩物，谭绍光选中了他随身佩的那把匕首----注意，是随身佩带的！这是一柄“白牛角柄的匕首，金玉绮罗之中，越显得格格不入”。陈玉成闻言先是“一愣”，片刻之后才“慢慢解下来递给他”，说“光哥，你要收好”，“说时脸色竟十分凝重。” 原来当日陈玉成以五百人奇袭武昌城，翼王为表嘉奖和鼓励，特以随身匕首解赠。这就是陈玉成坚持随身佩着这把外观上和自己一身冕冠王服极不相称的匕首，而且解下匕首，转赠他人时格外郑重的原因。 事隔六年，翼王远征不返也已有三年，昔日初露峥嵘的小将此刻已成为太平军前敌最高军事统帅，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改变陈玉成对这把匕首的珍视----他所珍视的，在朴朴征途中常携身边的，是一段故人的情义。 《1856年11月20日》写了陈玉成对陈承瑢的情义，《角力》写了陈玉成对翼王的情义，而二者对照起来，则更见陈玉成的胸襟。 坦荡 陈玉成解匕交给谭绍光，是重然诺，不愿食言而肥。但他没有刻意掩饰自己对这把匕首的珍爱。谭绍光应该是清楚地看到了他“忍痛割爱”的心情，才坚持不肯收下。而陈玉成，也没有惺惺作态地故作大方，他确实有点舍不得这匕首，如果可能，也不忍用这份情义去做大方。而且，他相信战友能够体谅自己的心情，所以当谭绍光第二次拒绝收下后，他也就坦然地说，“请你暂为我保管此物。它--随--我--出--生--入--死，想来也能保佑于你。待来年四克武昌之日，物归原主。我另有馈赠。” 这份坦荡其实在陈玉成闯帐痛哭时就已有体现了----为了一个对自己有恩有义的人而痛哭，他自念问心无愧，不去理会旁人做何感想，正是这份坦荡使石达开认定他是个可以信赖的人，相反，“他今天要连哭也不哭，我倒要看不起他，倒要防着他了！” 胆识 闯进翼王军帐，当众为一个“逆贼”痛哭，既显示了陈玉成是性情中人，又显示了他的“有胆”---- 不怕落讥议，落忌恨。因为这二点，翼王也禁不住赞他是“好样儿！” 但话说回来，陈玉成是抱着“抬棺上阵”的心情进帐一哭的吗？小说《霜剑寒箫》写陈玉成故意违背天朝礼仪，穿着一身孝服进帐痛哭，摆出一副哭完了等着挨刀子的架式，并且挑明了对叔叔被杀一事非常不平。不仅如此，石达开邀他一同上路，他却公然回绝了。 我认为，这样的描写，是把二个人，特别是把陈玉成给写低了。他抚尸痛哭，是人之常情，但帐里的人都是他的战友，而一个战士的勇敢，是应该显露给敌人看，不是给战友看的。一方面，他的做法是把私人恩怨公开化，把矛盾扩大化，对于安抚天京事变后动荡不安的人心，有百害而无一利。另一方面，他的做法如同双刃剑，既使同情他的人对翼王产生不满，又使拥戴翼王的人对他产生疑忌，国难当头，将相不和到了其中一方公开挑衅，甚至拒绝同行的地步，还谈什么团结？如果石达开见到洪秀全后也当众哭一场，深切缅怀自己的遇难亲人，籍此向众人显示自己对洪秀全的不满，这朝政还能要么？天京事变中失去亲人的何止陈玉成或石达开，只有他一个不怕死么？别的不说，在场翼殿将领中有几个没有丧亲之痛，人人出来表现一番，这局面还能收拾么？---- 有胆而无识，只顾一时意气而全然不管大局，此之谓也。 《1856年11月20日》却不是。石达开问陈玉成“有何不平”时，如果陈玉成有心挑衅，大可以借机有所表示，但他“只是流泪”。从他那不带丝毫戒心和敌意的举止看，他并不认为翼王会因此对他不利----至少，不认为有很大可能。否则，即便“不怕死”，也不会没有戒心和敌意。 “没有戒心”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信任。小说中陈玉成在走进军帐的时候，心思是很单纯的，他“只是流泪”，他只想见亲人最后一面，而没有针对任何人的意思，也没有防范任何人的表现。这种单纯和无备，便是对翼王为人的一种潜意识中的信任。而也正是这种单纯和无备，反过来加深了翼王对他的信任----因为一个存了害人之心的人，是不会不防备别人的。 和《霜剑寒箫》中写这一故事时将帅之间各怀鬼胎，勾心斗角相比，《1856年11月20日》中的陈玉成和石达开彼此都深知着对方，境界高了不止一个层次。 将相和，国乃兴，事实就是如此。这部小说中闯进军帐的陈玉成不只有胆，而且有识。 知礼 和《霜剑寒箫》中陈玉成故意违背天朝礼制，而且为了表示抗议公然藐视国法，不肯接旨谢恩的的意气用事不同，《1856年11月20日》中的陈玉成即使在失声痛哭之前，也没有忘记应有的礼数。“礼”，虽然是外在表现，但一旦被确立，就是一种公约，一种秩序。秩序也许有不合理之处，必要之时也可变通甚至改变，但它无疑是极重要的。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守“礼”既是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的表现。 勇敢 陈玉成的勇敢，小说中没有正面涉及，却在他面对至亲流下男儿泪时，笔锋一转，写到“众人都知道他平日极倔强，今年丹阳一战受重伤，血流如注，当时旁人都怕他死了，他却不以为意”，凭这一句简短的“众人”之思，已不难想象陈玉成作战时过人的英勇。 智谋 英王提出玩角力游戏，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另有深意的。这层深意，连阅历远多，成府颇深的李秀成都没能全然识透，直到他说到“待来年四克武昌之日，物归原主。我另有馈赠”时，突然步向忠王，请其为之见证，这才点破了要害。 借“角力”作题目，以情动之，以势趋之，让忠王当众同意二次西征“围魏救赵”的计划，不能轻易反悔，这是英王的深思熟虑。但这就像打仗一样，在双方角力过程中能否将局面引向自己意中的方向，却要看统帅的智谋，包括战术上的灵活跟随机应变。 谭绍光看中的彩物竟然是翼王赠送的匕首，这是出乎陈玉成意料之外，有点促不及防的。但他随即机智地抓住这个话头，谈起西征往事，令众人听得热血沸腾，就连不全听得懂的呤俐见到他那不能自已的神色，也“暗想，他一定在说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很显然，陈玉成是要借当日的种种惨烈与辉煌鼓舞起众人再造辉煌的斗志，也许他察觉到了人们在温柔乡里渐渐滋生的贪图安逸，畏惧打硬仗的心理，想借此激发人们战斗的豪情。。。。。。总之，他巧妙地就题发挥，水到渠成地引导出了适于提出“四克武昌”一事的气氛和时机，不能不说是过人的机智。 《1856年11月20日》和《角力》中的陈玉成，有志气，有胸襟，知自重，行事坦荡，重情重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当是上上人物。惜乎作者吝惜于一点笔墨，井不肯多写几笔英王在战场上的大智大勇，否则，必是绝顶人物无疑。 3 刘征泰《英王陈玉成》 观遍天下游遍州 人心怎比水长流 只因猜忌难相处 英雄一去不回头 风吹雨 浪打舟 硝烟滚滚雷电走 壮怀烈 丹心留 英王一去不回头 这两段很通俗的词儿，也许因为最后一句很像，我总是把它们一起记的。它们分别写的是我最钦佩的二位太平天国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最后离开天京时的情形，前一首如同一个问号，仿佛在悲愤无奈的追问，后一首却似一个叹号，抒发出长歌当哭的慨叹----有时候，对着这二首词，不禁想，他们去得早，未得亲见甚或亲闻城头易帜，山河变色那一幕，是否也算一种幸运？ 后一首出自《英王陈玉成》，写陈玉成为救安庆回京请旨搬兵后乘船离开天京。此处写的实际是英王娘眼中所见----这本小说写英王与妻子洪三娘(奇怪，她是洪秀全的亲戚吗？不是的话怎么没按规矩应该改姓童？)的爱情，属于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感，譬如写陈玉成穿洪三娘给他打了N个补丁的旧衣裳之类。唯有两段描写略显不凡，一是陈玉成启程西征前夜二人见面(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聚)，那一日刚好是中秋，他们披着月色，像过去许多次分别时一样，并肩到长江边上漫步，在奔腾的江声中，感受那振奋，激昂的情绪，抛开个人的离情别绪，激起无限的豪情----此等胸襟境界，确有不凡。(当然也不无怀疑，那时候天京处在重围中，敌人的炮弹有时候就能落在城墙里头，他们夫妻二人连随从都不带就跑到长江边上去散步不怕危险啊？) 另一次就是这回，英王娘听说英王回京时去长江边上找他，可是他已经去了天王府，二人接连地错过，等她最后在江边见到英王的时候，他已经身在江心了，其时大雨滂沱，雷电闪闪，长江上一片雨雾迷濛，她怎么也看不清英王的样子。。。。。。他这一次离开，空留下身后一天风雨和早已许国的一片丹心，再也没有回来。这场雨中送别，已经为不久后的悲剧奠定了基调。 说起“无产阶级革命爱情”，有人曾说《英王陈玉成》中的英王被写得像个八路军，早年第一次读时感觉还不明显，近年重读深以为然。只见这位父亲因为抗租被地主害死的苦大仇身根正苗红的革命接班人总是穿着那套妻子亲手补了无数次的补丁衣，打胜仗后不忘亲自给立功的部下佩戴大红花，他的军营驻地的墙则上常用石灰水涂写着激发士气的标语口号。。。。。。在他的衬托下，所有的敌人都形容猥琐，无胆无识，李续宾是侥幸攀缘的草包，其得力爱将是一吓就死的胆小鬼，就连巴夏礼这等见过无数大场面的人物在他面前都会没说几句话就理屈词穷恼羞成怒暴跳如雷。。。。。。 提起这本小说，我可能有一百个不满意，不满意它把太平天国将士写成八路军，不满意它无限度地美化洪秀全，不满意它写正反人物脸谱化，不满意它的许多刻划肤浅幼稚禁不起推敲。。。。。。但是，正是这本书书使我对陈玉成这一人物产生了兴趣和敬意，而在接触大量以太平天国为题材的传统媒体推出的文艺作品之后，提起对英王形象的塑造，我首先想到的还是这本书。也许二十年前的作者写它的时候思想还不够成熟，文笔还不够老练，认识还不够深刻(本书是一位大学生的习作，而且还属于文革中成长起来那一代)，但作为比较全面反映英王生平的文艺作品，其地位迄今为止仍是不可替代的。 在有限的篇幅中，作者没有平均分配笔墨去写英王十几年的成长和战斗，而是有详有略，集中笔墨着力表现英王一生中最重大的二段经历----三河大捷和安庆保卫战，他对这二次战役的前因后果，政治背景，战略战术，敌我攻略，乃至从最高层到普通士兵百姓的态度都竭力予以展现。其中，三河战役着重体现出智----谋略，安庆保卫战着重体现出勇--悲壮，又不失时机地借人物的回忆插入陈玉成早年的成长历程，军中读书，武昌登城，镇江舍死，会剿协议。。。。。。比起用流水帐平铺直叙地介绍英王生平的所有大事，而每一件都不清不楚来，这种写法更容易被读者记住英王的智谋与英勇。 提到描写陈玉成作为军事家的谋略，不能不提另一部以他为主角而写其谋略极出色的小说《西征悲剧》。应该说，这二部作品写陈玉成的智谋都是很出色的，只是适合的读者对象不同。《英王陈玉成》是比较通俗化的作品，介绍军事谋略都尽量从比较浅显的角度切入，以便于读者的理解。而《西征悲剧》则有些曲高和寡，它比《英王陈玉成》站得高得多，剖析的也深刻得多，但也因此造成对那段历史缺少足够知识的人难以充分理解和把握。虽然作为一个太平天国历史爱好者，我更推崇《西征悲剧》，但并不能因此就贬低《英王陈玉成》---- 十几年前，我也是只读得懂《英王陈玉成》而读不懂《西征悲剧》的。应该说，这两部小说所写的陈玉成的谋略都属于上乘。 当然，这两部小说也各自回避了一些东西，使其纵向挖掘被遏止。《英王陈玉成》回避了太平天国内部矛盾的尖锐性和普遍性，把一切归咎于个别宵小的作祟和李秀成一个人的不顾大局；但另一方面，它没有回避安庆陷落时那熊熊的火光，滚滚长江的江风，遥望者眼中的热泪，滴血的誓言。。。。。。 个人觉得此书后半段的英王形象更生动些，模式化的东西少些，特别是从雨夜中的离京到安庆城下的一次次冲锋，直到英王被捕后大江南北那一声声“一定要救出英王”的誓言，甚至是天王洪秀全在他死后而放弃的舞剑的习惯。。。。。。的确把英王之死写得有泰山之重。 我们可以用“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来形容《英王陈玉成》中的英王，但在伟大与光荣之外，我总忘不了他斥退了劝降，又劝说吴定规放弃诈降的侥幸念头之后，一阵清风忽然吹来，把花瓣卷进污秽的牢狱，而墙外的翠竹在夕阳里显得更加挺直和秀丽。。。。。。也许只有这一笔才能提醒我们想到，这个凛然面对死亡的人，其实他也热爱生命。 《英王陈玉成》中的陈玉成，是上中人物。 4 马光复《五千年演义----晚清血泪》 4 《五千年演义--晚清血泪》 革命英雄人物，会不会因为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觉得愤懑，委屈，不平，伤怀呢？小时候受到的教育，给出的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英雄人物，应该时“毫不为己，专门为人”的，应该是从来没想过个人恩怨得失，满脑子只有革命和人民的。。。。。。 从何时起，这样的信念被彻底动摇了呢？仔细想来，就是读到前辈学者考证石达开远征时张贴的诏告军民的《五言告示》的二个版本，证实初版中有“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依然守本份，各自建功名”等对内部矛盾说得过于直白，或者用词不够恰当，可能助长敌人志气，不利于团结的句子，而改版中或删或改，显系冷静考虑之后为了顾全大局而做的变动的时候吧。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不问尘缘的修道者，或者立场不定的动摇者，无所谓“置荣辱于度外”，亡命之徒也不配谈视死如归，只有珍视名节，热爱生命的人，在为了高尚的理由抛弃了这些时，才令人动和起敬。同样，因为并不能完全摆脱平凡人的愤懑，委屈，不平，感伤，却最终可以超越了这一切，英雄的襟怀由是方显得难能可贵吧。 当年读小说《英王陈玉成》中写安庆失守后陈玉成对于自己的被革职和部下的接连封王根本不在乎。因为作者满不在乎的一笔带过，我也就满不在乎地随便看看，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可贵----本来嘛，既然英王自己毫不在乎，我又有什么值得耿耿于怀的呢？ 后来，读到了《五千年演义--晚清血泪》，一部300多页讲述了晚清七十年历史，在极其简略的行文间不时从多数作者忽略之处挖掘出人物性格的闪光之处的普及读物。 这本书中详写陈玉成的有二段，一是三河大捷，一是被俘斥敌，对英王智勇双全与忠诚无畏的描摹基本忠于历史，其中“三河大捷”虽碍于篇幅所限而较简略，但写陈玉成在决战之际了解天时，利用天时，又写他知己知彼，准确地判断敌人动向，成功勾勒出其善于用兵之处，简洁生动，值得称道。 然而令人记忆最深的却是并非重点的一段情节----这一节，发生在安庆失守，英王接到天王的贬斥诏旨之时： “使臣读道：“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援军安庆解围而不克，指挥不力，做战不勇，天王不悦。继而安庆失陷，复入清妖魔掌，太平军勇土万人遇难，天王哀痛万分。玉成责任难卸，应予追究。但念及长年征战，战功赫赫，登武昌城，解镇江围，大战三河镇，因而从轻发落，革职留用，戴罪立功。”听到革职留用，陈玉成仿佛当头—棒，脑子里轰然一声，下边念的什么，他再也听不见了。那一刹那，他热泪盈眶，一阵难以忍受的心酸，差一点晕了过去。无数次征战，出生入死的场面，在他的泪眼前闪过。 天王还记得大战三河镇？他想，难得难得。不错，那一仗打得确实漂亮............(备注：间插入三河大捷的回忆) 难忘的三河大战!陈玉成的眼泪悄悄流了下来，他用手抹了去，低头跪着，脑子里无数死难的太平军战士仿佛在呼喊他： “陈玉成，站起来！站起来！” 天王使臣读完圣旨，见陈玉成跪着默不作声，十分同情，连忙上前扶他： “英王请起！”陈玉成站起来，说： “请转告天王，玉成至死效忠天国！”” 当时，因为对那段历史还不太了解，也因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对这段情节只是动了动心，却没有想得很深。直到许多年后，读到《五言告示考》一文的当晚，在为翼王嗟叹的同时竟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这段描写英王的情节。那一刻，才真正地为“那一个”英王深深感动了。 不是不懂委屈，不是没有不平，只因为无数的战友在对着自己呼唤，所以自己对自己说，不可以消沉下去，不可以沉溺在个人恩怨中，要对得起天上地下看着自己的一双双期待的眼睛。。。。。。 比起《英王陈玉成》中那个对一切都不在乎的仿佛没有凡人感情的英王，我更敬佩《晚清血泪》中在心灵的磨难中不改初衷，蹒跚着寻找出路，以渴望着如火凤凰般涅磐再生的心情超越了悲伤和荣辱，从失败之中艰难地再站起来的英王。即使他没有能够再造一段辉煌，但在鉴定英雄之资格的时候，我只问努力，不问成败。 《晚清血泪》中的英王形象，不是在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不是在大义凛然斥败将的时候，而是在处于其人生最谷低的时刻，闪烁出了熠熠的光芒。 《晚清血泪》中的英王，是上中人物。 5 顾汶光《天国恨》《知遇》 顾文洸先生笔下的陈玉成，是一个孩子。一个聪明，机灵，倔强，勇敢，重情重义，又不失天真，单纯，甚至调皮的孩子。很少有作品描写英王的早期生涯时，把他写成一个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作品，不是用他的幼稚来衬托李秀成的成熟，就是迫不及待地让他品尝爱情的果实，又或者把他写得似乎比太平诸王还要老成。顾先生没有，他写的只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隐隐的光华令人对它的未来产生无穷想象，但是不是现在。 《天国恨》里陈玉成出场时十岁，他仅有的“英雄事迹”就是为了配制救过自己性命的瑶民使用的弩么而去捅马蜂窝，收集马蜂毒液，结果害自己被蜇得晕了过去。 这一情节的含义，原著已经明白地揭示：“这样的折磨，钢铁般汉子都难以忍受，这个才十岁的孩子却忍受住了，这是何等顽强坚韧的性格啊！” 凡是想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人，少有不着力表现英雄人物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顽强坚忍”的性格的，但正因为这类描写太多太滥，而情节又往往极公式化，真正能够十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反而是极少数，《天国恨》便是其中之一----少年陈玉成的顽强坚韧，是在他的天真调皮中显露出来的，不惊天不动地，却格外生动鲜明。 时至今日，少时读过的许许多多革命英雄的励志故事早已忘到九霄云外，而十岁的少年“以惊人的毅力咬牙挺着，一动不动地接马蜂毒液”“待马蜂飞散，丕成的脸肿得不象人样了。满身、满脸都是暗红色的包块，连眼睛也睁不开。他勉强爬下树，踉跄几下，昏倒在地”的情形，却如打了烙印一般在我心中无法忘却----有一天，他走上战场，也是这样同样的坚忍吧，就算是晕倒，也是在战胜敌人之后。 其实《天国恨》中的陈玉成表现出的不仅仅是顽强坚忍，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优点----大胆，有心，追根究底，敢想敢做。 遭到野兽突然攻击而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就算是成年人也少有不被吓得浑身发软的，这个十岁的孩子却不仅没有手足无措，而能听从叔叔的指点去一次又一次地尝试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危险，而在刚从鬼门关前回来，惊魂未定时，他怔怔地望着射中山猪的弩箭，心里想的是它为什么这样厉害？---- 这是他的有心之处。有的杰出人物是在特殊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也有的是和平凡人一起成长的，而杰出人物高于平凡人物的原因之一，往往就在于“有心”。在相同的经历中，每次都比别人多用心留意些什么，多学到些什么，日积月累之后，差距便显现出来。成长于军旅中的陈玉成比起许许多多战友，并没有特殊的学习环境，如果说他的英勇是与生具来的个性，那么在才华谋略上的过人之处则不能不说是小处着眼，日积月累的结果。至于追根究底和敢想敢做，也都是成功的成长和实践所需要的重要品质，这里就不多说了。 《天国恨》第一卷中陈玉成毕竟年龄太小，顾先生没有刻意给他安排太重的戏份，而在顾先生的另一篇短篇小说《知遇》中(今天看来很可能是从未发表的《天国恨》第二卷中抽变出来的情节改写而成)，我又见到了顾先生笔下的那个孩子。 当李秀成因为“私看妖书”而被东王下令处斩，刑场之上眼看就要人头落地的时候两匹快马惊尘溅泥，飞驰而来。读到这里，已对来人身份有了预感：来者不是石达开就是陈玉成。 果然，是陈玉成和李秀成的另一位同乡好友陆顺德赶来传达“翼王五千岁有令，请大人暂缓行刑。” 远在永安州城十二里外的石达开，虽然牵念着李秀成的安危，但他与敌军头目达成的购买粮盐的秘密交易就在今日，事关数万兄弟姐妹的温饱，推迟交易前不得不稍作必要安排，幸好陈玉成和陆顺德飞骑先行一步，拖延了行刑的时间，才使他得以及时赶到，阻止了行刑。 第一次看这个情节，只觉得陈玉成为朋友不辞辛劳，很讲义气。再看时，却又品味出不少东西。 李秀成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两司马，又并不隶属于石达开部下，石达开虽然因为他在永安攻城战中的展露头脚而对他产生注意，但那注意的也只是他在战场上的表现。远在十几里外的翼王五千岁再怎么说也不可能对区区一个两司马的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地波澜了若指掌，那石达开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呢？作者没有明确交代，但从后面的情节看，陈玉成和陆顺德是和李秀成同属秦日纲部的，他俩怎么会带着翼王的命令赶来救李秀成呢？这样一想，就不难猜测，是陈玉成和陆顺德报的信了！ 陈玉成也许并不知道翼王在行刑这一点还担负着异常重大的秘密使命，但对监斩官而言，“服从命令是不必说的，但两道截然相反的命令，就使他无所适从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根据发令者的地位轻重决定取舍。翼王比东王整整少了四千岁，何况天王又有西，南，北翼诸王均归东王节制的旨谕”，何况在秦日纲在请示如何处置李秀成时已经把他过去的表现报告给东王了，这些他却不可能不知道。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肯放弃一丝希望，只要有一分可能性，就要用一百分的努力去争取，他和陆顺德就是为了这“一分可能”风尘朴朴地赶去报信，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在这里，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为朋友不辞辛劳的少年，更是一个绝不轻言放弃的少年！ 翼王跟前的传令官很多，为什么要让辛苦赶来的陈玉成和陆顺德马不停蹄再赶回去呢？答案应该很简单：别人去，是任务，这两个人，会尽一切努力。。。。。。 以后，我看了更多描写少年陈玉成的文学作品，对于《知遇》中的陈玉成感触更深了----他不仅仅有对朋友的一腔肝胆热忱，更有思考，有谋略。不像某些作品中的他，动辄就想去找东王论理，诸如“大不了点我天灯”一类看似不怕死其实有勇无谋，《知遇》中的陈玉成是懂得用脑子的。找东王求情，是谁都能想到的终南捷径，陈玉成并不会怕触怒东王，即使要他用自己的性命换好友的性命，想来他也不会皱眉。但触怒了东王，就能救得了李秀成吗？好友处在生死关头，他并没有头脑发热，而是想到向尚不知道此时，一向以爱惜部下著称，又对李秀成印象不错的翼王求援。这样做，看起来是舍近求远，事实证明却是最有效的办法。不经意的几笔，就写出陈玉成不仅有勇，更兼有谋。此外，我最讨厌某些小说中的陈玉成和李秀成自我感觉良好，打从定都天京前就开始以过人的优越感动辄对天国军政发表些和他们身份不相称的议论，或者到处抱打不平，仿佛所有的天条法纪都对他们失效，而且这种不安份守己还被写成为美德----如果太平天国上下都像他们那么不安分，国法军纪就没法要了。( 换做某些作品，说不定会写陈玉成直接跑去法场，煽动群众为李秀成求情，向监斩官施加压力，然后石达开在这个时候赶到，不仅救了李秀成，还赦了陈玉成搅闹法场的罪，从此声名大躁。。。。。。)《知遇》中的陈玉成虽然担心好友，但他所做的一切都在法理范围以内，说的一切话也都有分寸，并没有处处突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当秦日纲问他翼王派他来以前有没有请示过天王东王时，他也老老实实回答“大塘至永安十二里，翼王殿下方才得到消息，哪有时间奏准万岁和九千岁”，而不是先假船编通谎话，再靠着不知哪来的幸运蒙混过关。古有五常，“仁义礼智信”，自来写陈玉成者，仁，义，信大都具备，而“智”与“礼”则向来欠缺。《知遇》写陈玉成，热血少年并不忘守礼自重，一赞！ 故事到此并未结束，永安突围之后，石达开去看望李秀成，惊悉监禁中的李秀成被管事者忘在水窦，没有带来。当石达开说出自己的担心“我惋惜的，是他有满腹经纶，万一为清妖所用，日后正不知会增我多少磨难”时，“丕成擦去泪，响亮地说：“如守成不死，一定会追踪寻来的。他要是投了清妖，任殿下砍掉我的脑袋！”” 真是“一诺从来许生杀”啊！这个时候用脑袋保李秀成会回来，在旁人眼里可能是白痴的行为，就象秦日纲当场反驳的，“哪怕他返乡作个山农，也比回来送死强。须知，东王并没有免去他的死罪哩”。这一次，陈玉成在为好友辩护时，真是热血上涌了一回。他毕竟对人情世故少些了解。候石达开最担心的并不是李秀成因为贪生怕死而不敢回来，而是怕李秀成受不了被自己战友遗弃的委屈。以一般人而言，即使是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在这种情形下也未必会回来(窃以为，写到这个地步才算体现出了小说的主题“知遇”，超越陈李挚交的部份才谈得上“知”与“受知”，否则只能算是爱护提拔，谈不上“知遇”)----这一层，年少单纯的陈玉成在信誓旦旦愿意交出性命做保时，并没有想到，以他的年龄，阅历，就算和李秀成交情再好，也实在不太可能想得这么深。但谁也不会因此苟责陈玉成，反而只会觉得他那一腔肝胆可敬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