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州械斗，仅见于胜保奏折中不到一百字的叙述 　　内容： 　　历来的论者提起此事，多是简单地拿来当照妖镜，照一照“分地制”背景下诸王的~丑恶嘴脸，或者归于某一人的私德——证明英王如何“不团结同僚”。但chain4141先生有篇文章却与众不同，贴在下面，希望对你的疑问有些帮助： 　　 　　《胜保片》有云及，韦志俊眼看二杨势大，在侧虎视眈眈，天王一意笼络杨氏，对此纵容不问。迫不得已，于9月渡江北岸欲投李秀成，另寻存身之处，却遭到陈玉成拒绝。陈玉成派兵封锁江面，禁止韦志俊渡江，“纠众拦阻，彼此忿争，于和州地界两相杀戮。” 死了数千人。陈、韦双方部众在和州发生械斗时，李秀成在浦口战场，未临其事，可他驻扎在和州的部队支援了韦志俊，加入战团。 　　 　　这一段事情原委别无资料，时久难见考证，于是后续事件也出现了多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韦志俊一再委曲求全，却被逼得走投无路。清朝方面看出他势单力孤，趁机诱降，韦志俊迫于内外交困，遂于10月向杨载福表示愿献池州。清水师将领彭玉鳞命黄翼升前往受降。韦志俊命令其部下攻芜湖，行半途黄文金、刘官方、古隆贤、赖文鸿四将倒戈，掉头来打池城，不胜，便纠合杨辅清回师，一起合陷池州。 　　 　　另一种说法是韦志俊明白始终难以见容于天王，兵单势孤，于是在池州诈降，他跟随彭玉麟前往受降途中，突然降众哗变，令清军迫不及防。而杨辅清此前不加援助，此时引军来攻打池州，激起了韦志俊的愤怒，遂率池城守军与杨辅清以及先前投了杨部的部下大战于池州城。城池陷落之后，韦志俊无路可走，由此诈降成了真降，率部投叛了清廷，坐实了叛降之名。清将杨岳斌旁观韦、杨之战，认为是真打非假斗，做出了“查志俊无异志”的判断，将韦志俊部遣散改编，留用了2500人作为一营。从此韦志俊成了湘军发动攻势的一员先锋。 　　 　　天京失陷后一年，韦志俊回原籍，要出钱为乡里修建蚂蝗桥、蔡江义渡。乡人拒绝他修建。到一九一四年，在重修蚂蝗石桥碑上特地写了一笔：“金田韦某降清归里，颇以金钱施舟梁悦人，购运径尺余柳杉，将易梁，里人拒弗受。”韦志俊在家行十二，直到罗尔纲先生去那边调查，还听到人们唾骂他为“反骨韦十二”。 　　 　　韦志俊的叛降难容于乡人，其人也难容于特殊历史，结果连带最初和韦昌辉起义，一家人为义军投入巨资，将楼屋付诸一火明志，也变成对革命的投机了。该记的还是该为他录下，只想证明他并非天生的反骨仔。当初韦志俊独守武昌，翼王率援救困，忽然得到事变消息，回到安庆后观望二十来日，回京制止天京变乱，援救武昌的行动中断，没有继续进行。11月城中粮断，信息难通，将士“渐以饥疲”之时，依然在坚守。即便韦昌辉被诛，韦志俊闻讯心烦意乱之际，还是带领部下连连冲击清军围困城池的营垒。12月清朝的官文、胡林翼施展诱降，乘天朝内讧“射书入武昌、汉阳城，劝贼归降”，为严辞拒绝。官文奏告朝廷说太平军“终无悔心”，“甘心死拒”。 　　 　　前期韦志俊三克武昌、击毙罗泽南的功劳也不必叙，之前他有过更优越的机会。他当时威名正盛，未败时降于清廷高官胡林翼、官文，条件必好过于献城不得后归降清水师将领。如果韦志俊天生的反骨，那同样是处在内外交困之刻，何以官、胡的劝降会全无效果。可惜无法设想，倘若他受杨辅清之逼，陈玉成允许他渡江，又会有什么不同的结局。难道是因为情同手足的兄弟最是能寒心伤人，遂使人变得绝望？ 　　 　　从《陈玉成自述》看，除了部下陈得才的名字，陈玉成没提别的太平军将领，却在叙述战功的第一句话，提到韦志俊：“同韦志俊攻破武昌”，其余者或为清人删节也未可知，但他能提这事，想来心中还是念了几分旧情。《李秀成自述》就更找不到对韦志俊的恨意，：“今韦志俊生命投入清朝而得回家之乐，性命实我保全。其回家乐也，我之难，无门而死，亦不叹也。”似乎对韦志俊十分谅解，也对曾保他性命并无悔意，甚至还流露了几分对归林之乐的向往，却在最后又表示，对自己不同与韦志俊的选择所带来的最终命运，也没什么可值叹息，一笔三折，情绪复杂多变。 　　 　　相反，李秀成痛声怒骂人里赫然有杨辅清的名字：“三是广东招来这帮兵害起，惹我天朝之心变，刘、古、赖三将，杨辅清害起，百姓死者此等之人！主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佐政，故而坏由此等之人坏起。” 刘官方、古隆贤、赖文鸿是李秀成部下，李秀成在列举了李昭寿、张乐行部下之后，提了杨辅清这几个，又提了陈坤书，联系到后文的语句，可知痛恨的原因乃是害民：“害民烧杀，实此等人害起也。前起义到此，并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实这等人害也！” 　　 　　李秀成虽对他人有指责性的评述，他们参战的功劳却也没拉下，一一记录了。如果怀疑他这样骂杨辅清是出于同情韦志俊造就的私愤，大可不必。这里补贴一条证明，就在六解京围之后，杨辅清的确有明目张胆的害民行为，作为军令发出。李圭的《思痛记》在事后追述：“先是伪辅王杨辅清下令云：‘此次金陵解围，须多掳百姓，驱之南下，其文弱不堪打仗者，准以银物赎归’。”不要以为这纯属地主文人的污蔑，当初使用这条史料的历史评论，乃是就肯定杨辅清的阶级觉悟，作为正面资料采用的。 　　 　　杨辅清都明确说了，他要捋的对象是“百姓”。后人实在没有必要为其涂饰，说能拿出银物赎人的必是富人。先不论富人是否就该裹胁绑票，怎么不想没钱赎人的穷人呢？穷人就该被驱掳，被迫去充当兵卒么？杨辅清在太平天国覆灭之后，多年辗转不忘坚持革命，暗中组织起义，最后事败被逮捕，凌迟处死。肯定他的同时，对于他曾经害民的事实，也该正确面对。 　　 　　至于“这帮广东人”非特指刘、古、赖三人，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整群人，他们的事迹则在昭王黄文英的供词里可见一斑。当时从湖州突围的黄文金部由于主将重伤而死，拥幼天王而行的众人一路战一路溃散，最后在石城覆灭，黄文英供中叙述最后的一段提到：“因广东佬夺两湖兄弟的马，我劝给还他，被广东佬戳一矛子，我告诉干王，伊也没法。” 离难之际，广东兵在将领和最高长官军师洪仁玕面前犹骄蛮强横，殴打上司黄文英，不难得知平时如何跋扈。当然不能说广东人就是不好的，可作为一个群体，总体风气军纪不佳应当是实。 　　 　　韦志俊也是文武兼备的人才，有过辉煌的历史，既然见逼于这些人，难容天王之眼，北投李秀成无门，过江陈玉成不许，想来以他的骄傲，的确不愿作个屈死伧人之手的忠臣。正当天国用人之际，如此人才被自己人逼得倒戈，斯诚可叹。但韦志俊为天王不喜也非一日两日，投叛前还有归心投向李的举动，这就变得十分可疑了，何况陈李的关系众人尽知，陈玉成和韦志俊在和州发生冲突时，李秀成的部下却支援了后者，何以他们会这样选择？凑巧那刘、古、赖三将，正是韦志俊手下的将领，和杨辅清联手攻陷池州就是他们，虽然后来划归李秀成统领，可把他们和杨辅清放在一起并列，“惹我天朝之心变”似乎另有一重含义了。 　　 　　据胜保奏：1859年7月，陈玉成欲与李秀成、韦志俊联军南进，进攻来安、滁州。同时清廷另一大员和春奏：陈玉成、李世贤与韦志俊将联军由东坝进军苏南。虽然二人对太平军的动向揣摩不同奏报不一，但分析后恰好可以看出，之所以清军方面会产生迷惑，正因为太平军方面的陈玉成部和韦志俊部，直到该年7月，还有一系列配合进行的战术动作。 　　 　　查韦志俊过江时间为9月，与陈玉成部反目械斗和州，距离他们最后一次联手不过两个月时间。英王的变化颇难理解，按说他们关系不错，此前一直合队作战，何以陈玉成会派兵封江，配合杨辅清将韦志俊逼到绝境。看人论及这段史事，有猜测英王为了自己的封地在皖北，所以不想让韦志俊过江，这种推测终究又是在私德的泥坑里打转，殊难成为英俊的答案。 　　 　　此时陈玉成已经封王，之前提交的军管方案已随《立法制喧谕》的颁行得以上下尽知，当时他就“过馆”、“叛心”等情况，给出过一系列建议，都是相当严厉的预防惩治措施。韦志俊长期与之合队，对这些早已在二人军中采用的规范条目内容，应该比别人更为熟悉，他又是个资深的带军将领，当时的任务是配合李世贤在南岸进行活动，不会光因为杨辅清兄弟的挑衅就轻易放弃自己的职责。何况刚颁行《立法制喧谕》，严禁未经允许转投别的部队的行为。他北渡的始末没那么简单，不妨把各种史料和当时战况联系起来看，勾个轮廓。 　　 　　庐州会战后，韦志俊奉诏驻守池州，李世贤驻扎芜湖，二人领军南渡后，主持沿江军务，共同负责南岸江防。陈玉成部7、8月攻滁州不利，转援六合，9月25日遇重大挫折，停止向北机动，期间主要和捻军配合作战。李秀成当时驻守浦口，被张国梁等清军围攻，由于陈玉成先于李秀成封王，李昭寿看不顺眼，故而写信劝降李秀成：别跟着天朝混了。送信人被李秀成的卡哨抓住，送到军中，恰好这日天京派来的侍卫堪查军营，撞个正着。虽然李秀成当面矢志绝无叛意，然而侍卫回天京后，还是向朝里汇报了这个情况。 　　 　　天京方面原本就对李秀成非常猜忌，闻之后立刻采取封江措施，严禁李秀成人马南渡，彻底将这支“叛军”隔绝在对岸。李秀成孤军把守天京门户，面前是大批清军营垒的围困，背后是被天京严令封拦的长江，而补全给中断，关于这段他自述里写道：“我守浦口日久, 又无军饷支兵, 外又无救, 南岸和, 张两帅之兵又雄, 无兵与其见仗, 营中所用火药炮子俱无。……我在天朝实无法处。后又被见疑，云我有通投清朝之意，天京将我母妻押当，封江不准我之人马回京。” 　　 　　天京方面因为猜忌，居然将江面封锁，这是要把保固浦口的将士置于死地，李秀成万想不到一封信会给他带来这么的灾难，营中粮草弹药战员不济，战事的残酷尚可忍受，被视作有叛心而孤立，则是最大的打击。天京断绝一切补给，等着看他叛降。李秀成身处绝境，唯有一边苦战坚守，一边谋图向天京以外的各部求助。 　　 　　案：从李秀成一生的行为来看，他并不是个甘于束手待毙，而肯轻易赴死的人。如何守好天京才是他第一关注的重要事情。不说叛降清军会陷了浦口直逼天京，倘若他以死明志，徒有忠臣名节，同样也保不了浦口，故而死守不会是他的选择。以当时的情况，由于封江没有一点退路，又被清军逼困，光靠他自己解决绝对无望，所以不求援是不可能的。 　　 　　那么李秀成会向谁求援呢？陈玉成距离最近，不过奉诏正攻六合，周围环伺的清军相当多，自顾不暇。李世贤血缘最近，当时驻守芜湖，是直接与江南大营对峙的南岸棋子，轻易不能移动破坏大局。剩下的大股只有韦志俊部，原本他和李世贤共同扼守南岸沿线，也是南岸同样重要的棋子。但由于杨辅清部的回归，池州西南均有杨氏兄弟所率太平军镇守，这样韦志俊部便有活动余地。池州上游的建德为杨宜清攻下，池州下游的芜湖有李世贤把守，池州南面是杨辅清坐镇，池州对岸有陈玉成和李秀成的部队，位于中间的韦志俊部就非前沿军力，而清军水师就算冲过安庆，单从长江河道对池州发起进攻，无法得到陆面部队配合，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此筹算，也只有韦志俊这支人马有条件，也有实力抽调援军。 　　 　　说韦志俊去“投”李秀成没什么道理，因为当时的情况明明是韦志俊的实力更强，黄文金、赖文鸿、古隆贤、刘官芳统归韦志俊节制，部下共有数万将士，远远超过李秀成驻扎在浦口的战员，因此把韦志俊的北渡作为应邀赴援看待，倒是更具合理性。而以当时的情势战局、以及二者交情各方面来看，韦志俊抱有这样的出发点而北渡是极为可能的。与其坐守池州委屈周旋，时时忍受杨氏兄弟的挑衅，莫如上前线和清军一战，也好解救李秀成的困境。 　　 　　此时李秀成未封王，又因为和李昭寿的通信被察，正遭到天京方面的怀疑，因此直接成了天京制裁的首要对象，天京方面严密戒备李秀成时，定会给英王陈玉成相关命令。韦志俊擅自过江是要去汇合李秀成部，更加激起天京方面的警觉，令英王传达不许韦志俊北渡，复守原位的指示。由此英王派兵封江的举措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身为《立法制喧谕》雏形的最初提交者，陈玉成不可能自行推翻自己建立和拥护的制度，他当时采取的措施完全符合他定的规矩，条文里对擅兵的处罚非常严厉，这正是他自己建议推行的。问题在于李秀成的求援要求，由于天京采取封江手段，而不可能经过朝廷传达给韦志俊，陈玉成觉得过不在李、韦，乃是当时情势所逼，无法照章办理。他之所以依然禁止韦志俊北渡，是希望平息天京方面对李、韦的猜忌。在派兵封江的同时，也向天京方面提交了意见，与部下联名上书，希望天京解除对李秀成的压制威逼。 　　 　　陈玉成执行封江举措并非对韦志俊绝情无义，也非对李秀成的危难见死不理，然而这些并不为韦志俊所知。韦志俊只知道浦口是天京的门户，天京这样对待李秀成无疑自毁长城，简直是疯了。当初天京事变时，也正由于天王对韦志俊猜忌，对于当时坚守武昌的他采取了类似的手段：不黜、不慰、不援、不供，相同的经历令韦志俊对李秀成的境况深有共鸣。眼前的情况恰似往事重现，韦志俊太熟悉天王的伎俩了。一边孤立他守军不予援助，没有一点看重城池的意思，可一旦等到武昌失守，天王又以失城之罪判处他死刑。这令他对前景深感悲观，在他预想里，万一浦口失守的话，李秀成就算不死在清军手里，也会死在洪姓人手里。 　　 　　丢武昌时乃是石达开执政，尚能代为宽赦，而今执掌了军师大权的是洪仁玕，可说兄弟齐心。韦志俊当初见疑于天王是因为兄长韦昌辉，而李秀成一再和王长次兄作对，也必为洪姓人嫉恨，此前又保过自己，说起来不无牵累可能。以李秀成往昔的仁厚和他的关系，令他绝不能忍心见死不救。因此纵然陈玉成下令让他回原地，他也断不肯停止援军。在这时封江无疑是乱命，必须支援李秀成，他不相信陈玉成会真的铁石心肠，他想凭着深交旧谊，强渡一回长江，谅来陈玉成不过奉命而为，不会当真为难人。 　　 　　可他没想过既然连李秀成也遭到猜忌，尝受封江待遇，他韦志俊自然也不会例外，陈玉成手下固然要严格执行军令，韦志俊部下也觉自己理直气壮，双方争执最后便械斗起来。 　　 　　这一开战就更混乱，李秀成原本和陈玉成、韦志俊两边关系都不错，可他留在和州的部众想不了那么多，本来就是只为他们的主帅忧心着急，正盼着接应韦志俊部渡江去救浦口。一时得知应援浦口的部队到来，闻讯大喜，一时发现有阻止救援的人出现，义愤填膺。眼看陈、韦两部大战，别人来救自家主帅，总不能在边上看戏。更何况这些部下明知李秀成是受了冤屈，对他的境遇未始没有悲愤之情。于是众人顿起同仇敌忾之心，再也无法保持中立——既然已经开打，该帮哪边下手，当然不用考虑。 　　 　　韦志俊心中凄凉无比，万想不到天王只用一个英王的爵位就会把陈玉成的心收买走，一点没剩下什么。械斗已经造成数千人死亡，若是将这些无谓死去的人派作援军，都可以建立一支很有战力的部队了。由于李秀成部也参与了混战，继续打杀不但救不了浦口脱困，反会坐实李秀成的叛名。韦志俊黯然之下，唯有下令撤回池州城。 　　 　　和李秀成不一样的是，韦志俊的心里始终有天京事变留下的阴影，所有人中他被天王猜忌最久，可说一直是坐在火药桶上，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算计。早已变得非常敏感，从他眼里看待事情的角度就会不同。要从情理道理去看，明明是天京的不仁不义，可要单从行为看，便会是他和李秀成两部联手对付陈玉成。英王派兵封江是完全按照天京的意思办的，而且作为军中最高统帅，就算陈玉成下令封江，按规矩自己也该无条件服从。无论有千条万条理由，启衅的罪责只能落在他头上了。 　　 　　既然天王这样对待宿将，就让他自食其果，既然陈玉成不仁在先，何必再提过去情分。眼下首要之务便是集中兵力，预防杨氏兄弟和陈玉成部队的威胁。于是他在10月中旬将峨桥、繁昌等地诸军陆续撤回池州。点查后尚觉不足，又再找人联手。10月22日，他向清军水师提督杨载福投递降书，呈缴官印数百颗，约期分派所部攻取芜湖，说要“立功自赎。”杨载福不敢相信，只许以炮船协助，说得等这事情办成了，才能为他奏请。杨将此事通报官文、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后由彭玉鳞奉命商办收降事宜，于10月29日驰赴池州受降。 　　 　　11月1日，韦志俊遣黄文金等四将领兵去芜湖，在他想来压根不用攻取，李世贤一向感念李秀成的提带，若得知自己兄长被逼，谅他对天京的恶感不亚于自己。只要说声“咱都不给天王干了罢”，李世贤定会赞成，惠而不费。黄文金等人走到半途，越想越不是滋味，再怎样委屈也不该献城给满妖啊。与其拉李世贤反叛，倒不如反戈讨韦，进可以立功，退可求个安稳。11月3日黄文金等人回攻池州。韦志俊大怒，献印时没人反对，只以为上下齐心，却不料出城后即反前誓，卖主求荣。一不做二不休，杀！ 　　 　　湘军前来增援，黄文金等败走青阳、铜陵，本来去芜湖，向李世贤求援路途最近，可不敢确定李世贤是否肯点头，甚至是否他也有叛意都是未知。忽然想起天王甚有笼络杨姓之心，而杨辅清、杨宜清素来和韦志俊不睦，步步靠近，一直窥伺池州，要他们动手正是投其所好，定能获准。所以他们舍近求远，向杨辅清告援剿叛。杨辅清大喜，总算有了名正言顺的锄奸机会，立刻同意。12月初，杨辅清派军驰援，与黄文金等会合讨韦志俊。该月中旬，杨辅清亲自披挂上场，督师阵中。23日池州换了主人。 　　 　　杨辅清过早完成了他的报复。自从韦志俊被驱逐出视野后，杨辅清的利用价值也就到了头，从此再未见天王对他有何特殊恩示或破格提拔，他的位次就此固定，紧贴在李世贤边上挨着。以他东王族弟的身份，并没有沾到九千岁的光耀，相反，位置越来越高的都是洪姓族人。日后天王将原属韦志俊部下的战将重新分配，黄文金隶于陈玉成统领，赖文鸿，刘官芳、古隆贤三人归了李秀成旗下，竟然没杨辅清的份儿。 　　 　　天王的算盘就不琢磨了，谁也说不清，以韦志俊换杨辅清的买卖是亏了还是赚了，不过谁都能看出韦志俊并不是因为怕死才投降，唯有他的恨意无从衡量。接下去他所进行的，是一场接一场的血肉搏杀，直杀到天京城陷，他的营也就解散了。 　　 　　可以肯定的是，池州之变即是来日安庆陷落的先声。半年后韦志俊攻下安庆外围的最后一个据点，即便英王也无力从他手中夺回。并且，这个据点再也没有回到太平军的手中。 　　 　　那个镇子叫做枞阳，曾经是他们在一起“各誓一心，订约会战”的地方，曾经步入望龙庵的那些身影一一变做往事，曾经以不同的姿态记载他们的笑容和名字：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吴如孝，黄文金，龚得树，黄和锦，朱凤魁，张朝爵，陈得才，赖文鸿，刘官芳……韦志俊——他也有笑过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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