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二破江南大营后，存在着一举东进、下取苏常的客观形势，但太平天国此时已面临着两线作战的压力。在长江上游，安庆战场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了。在东征苏南的同时，如何解决上游的军事危机，即妥善解决东西两战作战的矛盾，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不得不认真筹谋的问题。 　　对于第二次西征战略决策问题，史学界也多有论述。牟安世同志的《太平天国》认为： 　　……哪知李秀成早已决心违抗天王命令，继续东征，想攻克上海，建立他的苏浙独立王国，根本不想搞第二次西征；而洪仁玕不知其中奥妙，也想乘胜攻取上海，再进行第二次西征。因此李秀成的抗命行动就得到他的支持。 　　事实果然如此吗？笔者只能从两位当事者的陈述中寻找答案。 　　干王洪仁玕在其自述中提到了这次领导集团内部的战略争论。其供词—称 　　…遂大解京围，会议进取之策。英王求解安省之围，侍王议取福建，唯忠王执遵吾之前议，进取苏常，然后分兵进取江之南北，两路直到湖北会归。 　　在供词二中称： 　　“四月初一，登朝庆贺，且议进取良策。英王意在救安省，侍王意取闽浙，独忠王从吾所议。” 　　在供词二中，洪仁玕详细分析了东取苏常的原因，他以为： 　　（天京）西距川陕，北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 　　而忠王自述中未提及有此战略争论，他只是说：“ 　　自六解京围之后，息兵三日。天王严诏下颁，命我领本部人马去取常苏，限我一月肃清回奏。” 　　可以肯定，太平天国领导层对于东征是经过一次高层会议的。不存在李秀成违背天王命令自作主张东征的事。 　　这样，太平天国针对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有三种意见：英王陈玉成的意见是救上游被湘军包围的安庆，这是英王的实力基础；侍王李侍贤的意见是夺取浙江、福建；最后一种意见是进取苏常，持议者是干王洪仁玕和忠王李秀成。比较这三种意见，其实侍王的意见不过是附和干王和他的堂兄忠王的意见，因为不东取苏南，就谈不上图闽浙。这样会议的意见实际上就只有两种：一种是救上游，一种是取下游。前者只英王一人坚持，后者则有地位高于英王的干王和地位相当的忠王，另有曲折附和的侍王。英王是绝对少数。 　　但两线作战的客观形势和英王在天国举足轻重的地位，都使这次讨论不可能回避上游的问题。太平天国必须解决两线作战的矛盾问题。干王论证他的东进意见时称：“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他是在以天京为基点计算了几个战略地点的距离后，发现向北、南、西三个方向都不如向东近，因此他才选择向东进取。别处都要距五六千里，而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因此干王的论证是纯算术的，而非军事科学的。但是为了应付远道而来并为破京围立下大功的英王，干王还是抛出了他的一揽子计划。供词一称： 　　（取苏南后），分兵进取江之南北，两路直到湖北会归。 　　供词二称 　　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会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 　　这便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洪仁玕所制定的太平军第二次西征的计划。这个计划试图解决东西两线作战的矛盾问题，答应取下游在先，而救上游在后，表面上照顾了各方的意见。这里洪仁玕不过是沿袭了二破江南大营之役的经验。供词一、二的思路大体一致，都是从长江南北分别进兵，在湖北会师，试图攻敌所救，谋解安庆之围。但供词二中，洪仁玕除了布置了长江南北两路进军外，还发了第三支兵，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而且地位被置于南北两路进兵之前。这说明洪仁玕其实是对救上游并没有充分的信心，他之所以要“置火轮二十个”是因为他也知道太平军没有强大的水师，争上游根本没把握，他也认为必须要等到打下苏南，特别是上海后，建立了强大的“水师”，才能去争夺上游。苏南可以提供“百万”资本，上海有“买置火轮二十个”的港口条件。这说明干王之提出先取苏南再救上游，只不过是敷衍英王。他根本就没有信心，加上他的军事素养只不过是算术水平，导致他根本对战争全局缺乏战略意义上的分析。因为一来他没有设想攻打上海必然牵涉到的对外关系问题；二来洪仁玕根本没有考虑购买轮船的周期以及装备、训练这支新型水师所要花费的时间。而安庆的得失却是岌岌可危的事。洪仁玕的军事素养之低下可见一斑。 　　从这里可以看出洪仁玕显然没有受李秀成的骗。他在自述中反复强调的是自己在决策中的主谋地位。至于李秀成，他反而在供词一中称赞忠王，“唯忠王执遵吾之前议”，在供词二中表扬“独忠王从吾所议”。虽然从“前议”中可以透露出干、忠二王事前有过通气，但是二王在作战方向上的一致不能说明李秀成欺骗了洪仁玕。干王的计划十分系统和详尽，有比较强烈的主导意识，不可能是受人蒙蔽的结果。 　　洪仁玕所述之战略计划，笔者认为是实际存在的。首先，清朝方面曾探悉到太平天国方面的有关动态。杭州将军瑞昌7月26日的奏折称： 　　探闻贼有交秋力图徽浙并窜江西之谣。 ， 　　瑞昌的探报与洪仁玕所说的长江以南一路很一致。而曾国藩更是从湘军在安庆截获的英王陈玉成发自天京的文书证明于斯。曾国藩指出太平天国的意图是： 　　……派贼目杨辅清、李侍贤、李寿成等直取苏常，再攻徽州，以窜江西；又拟派贼目吴如空、张乐行由定远、寿颖、六霍以窜湖北，两路大举。 　　其两路路线更是与洪仁玕所述相似。 　　其次，从英王在东征战场的实际动向上也可推断这一战略。英王先是参加了丹阳战役，继而在5月下旬组织了对扬州的进攻，不克撤围而去，于6月初再次围攻全椒，至6月17日撤围回天京，直至7月22日自天京经宜兴，进占浙江安吉，进入浙江北部作战。之后连下于潜、临安、余杭，于8月5日进至杭州城外卖鱼桥，之后攻杭被却，即于9日退出余杭，陆续放弃已占城镇，突然于8月20日由孝丰进占广德州。英王即赴常州，但直等到9月25日忠王完成嘉兴解围任务后才与忠王在苏州会商。9月30日英王的先头部队自天京渡江北进到仪征。10月9日英王主力攻占安徽定远炉桥，西征才正式开始。 这样算来，英王自天京破围战成功，在东征战场历时达五月之久。这对安庆战场无疑是十分不利的。更何况英王在整个东征期间任务似乎并不明确，充满着巨大的变数。他先是北击扬州，继而围攻全椒，后又南下浙江，均无重大战果。北击扬州或可解释为配合对镇江的进攻，但英王并不坚持；围攻全椒应可作为他未来西征的前哨战，但也并不持久；南下浙江更是稍挫即退。西取广德本应是作为对辅王宁国战役的支持，可英王也迅速放弃，回常州呆了一个月，才与忠王在苏州会晤。西征的正式行动更要拖至10月初。总之，英王在这五个月里，和整个东征的任务配合得并不紧密，其行动与东征基本上是脱节的。可问题是，安庆既然军情危急，而且英王已在天京军事会议上提出了“救安省”的主张，那他还为什么这样“漫游”呢？看来英王也并不是不急，他在南下浙江期间就急出了病。 　　笔者认为，英王之所以如此，是等待忠王东征结束后一同按天京会议商定的计划西征湖北。按忠王的说法，天王要忠王“限一月肃清回奏”，这样忠王的东征任务应在6月中旬完成，因此6月17日英王即撤全椒围，为的是会商西征事宜。另据郭廷以《日志》，6月5日，英王部骁将刘瑲琳赶至常州，6月12日清朝出面查获英王寄自天京给吴如孝、张洛行的行文，命他们自皖西西进湖北。 这都表明英王在积极准备西征。其实东征至6月2日攻占苏州已告一段落，基本任务已经完成，完全可以“限期一月回奏”了。但这时有两件事情耽误了行期，一是上海问题，二是嘉兴问题。干王和忠王都想和平收复上海，嘉兴守将告急，多次催促忠王救援。东征战场一展开，已不是太平天国方面一厢情愿的事。这样英王才一直等到了7月下旬才进至浙江。太平天国领导层讨论西征的事已是忠王稳定了喜兴和浙北的局势之后的事，那时已是9月下旬。所以英王一直在等待忠王去完成东征任务，一同实现西征计划。英王在东征战场五个月的行动充分证明太平天国确实在天京军事会议上制订了第二次西征计划。但英王理应在这五个月中有所作为。不过凭心而论，英王也确实没有想到东征会拖这么长的时间，所以他一直牵挂安庆战局，没有全心全意地投入扬州、全椒、浙江的战事。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在天京军事会议上，英王的任务并不明确，而且会议决定英王要等忠王东征完成后再西征。而决定英王命运的不是忠王，而是干王，忠王节制不了英王，英王完全可以不买他的账单独西征。一定是干王通过天王节制了英王，为的是使他第二次西征的计划能够完美地实施，实现他“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的美好设想。但太平天国决策层的决策失误使天国最精锐的一支主力兵团陈玉成兵团，五个月内没有实质性的作为，无疑是一个重大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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