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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

中央档案馆 编

  五十八张秉哲笔供(1954年8月17日)
  
  
  张秉哲,别号明辅,年五十五岁,汉民族,原籍河北省盐山县羊二镇西段庄。出身军人,学历私塾七年。
  
  一九一五年在吉林陆军第二混成旅步兵团当兵。
  一九一九年任吉林陆军步兵第十三旅(二旅改编)步兵第七团上士。
  一九二四年任步兵第七团第一连少尉排长,一九二五年任中尉。
  一九二六年入东北陆军讲武堂。
  一九二七年由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任步兵第十三旅上尉参谋。
  一九二九年秋入东北陆军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
  一九三一年秋任步兵第七团少校团附,仍在讲武堂学习。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侵占东北,讲武堂的学习终止。
  一九三二年一月任伪吉林警备第六旅中校参谋长。
  一九三二年八月任伪吉林省警备司令部少校特务员。
  一九三三年二月任伪满讨热军第二军上校参谋。
  一九三三年四月任伪吉林省警备司令部少校参谋。
  一九三四年七月伪满吉林省警备司令部改编为伪满第二军管区司令部,仍任少校参谋。
  一九三五年九月任伪满第二军管区中校参谋。
  一九三九年三月任伪满陆军军官学校中校教官,同年六月任上校教官。
  一九四一年三月任伪满第八军管区上校参谋处长。
  一九四一年九月任伪满步兵第三团上校团长。
  一九四三年五月任伪满第六宪兵团上校团长。
  一九四五年二月任伪满宪兵训练处上校干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任伪满陆军少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吉林市被苏联军逮捕。
  
  我的罪恶事实: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侵略事变时,我正在以吉林陆军步兵第十三旅步兵第七团少校团附的原职,在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学习。当时跑到锦州去投见代理张学良职务的吉林边防副司令张作相。在锦州停留几天之后随张作相到北京,在北京住了两个月,我以归还原部队追求升官发财的目的,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又回到吉林。当时代理张作相职务的熙洽已投降了日寇,他正给大汉奸于琛澄拼凑反人民的帮凶军——伪吉林剿匪军。步兵第七团由团长王树棠带领也划入于琛澄的指挥下,以外还有伪步兵两个旅、骑兵一个旅、炮兵一个队。在于琛澄统一指挥下,于一九三二年一月由吉林出发,其目的是经榆树县到哈尔滨去打击旧吉军丁超。这种行动完全是在日寇以中国人杀中国人的阴谋下实现的。由于我自顾自己的升官发财,忘掉了时代,竟驯顺的接受了少校团附的职务随队出发,从此踏上了反人民叛祖国的罪恶道路,并从此一天天的发展下去,做了身该万死的人民敌人。
  
  于伪军由吉林出发的第四天,到了榆树县,很顺利的驱除了原驻榆树的旧吉林军张作舟旅,并将其残余由团长杨秉藻带领编成一个步兵团,与步兵第七团合编为一个伪吉林警备第六旅,由熙洽委团长王树棠为少将旅长,委我为中校参谋长。经半月的时间,在旅长的主持下,由于我的计划起案完成了旅的编成。越发的增强了反人民的力量。
  
  一九三二年二月初在于琛澄统一指挥下,由榆树出发向哈尔滨前进,本旅原来的步兵第七团(两个营)作为于的卫队而由于直接指挥,新编入的杨团由伪总司令给与特别任务单独行动,始终没归入旅的指挥系统。于琛澄进出哈尔滨的目的,是要以实力威胁原护路军总司令丁超下台,他好取而代之。但是当于伪军先遣部队刘宝林旅接近哈尔滨市时,被预先进入哈尔滨市的援助丁超的李杜、冯占海军击溃。于琛澄指挥的后续部队也受到刘旅的影响混乱后退,退到双城东方哈尔滨以南的白旗屯附近停止整顿。
  
  一九三二年三月日本军攻占了哈尔滨,于琛澄当上了伪护路军总司令,本旅原来的一个团接于琛澄命令到榆树县驻守。即旅部同团部和一个营驻榆树县城,一个营驻五常县城。在此期间,因忙于营舍的修整和物品的补充,没有作战行动。
  
  一九三二年五月接到于琛澄的命令,令原来的两个营到依兰去打击抗日军。当时一般士兵的心情不愿作日寇的帮凶,因而接到移驻的命令,驻五常的赵德懋营的第十连第十一连由连长周怀龙带领首先起义,其余的部队六个连在榆树集合,出发到双城以后拒绝乘车东下,由连长陈烈武带领全部起义归还延边地区。旅长王树棠借驻双城的李伪旅骑兵两个连追两天没赶上。{中略}
  
  一九三二年六月因伪六旅部队起义走散,我到吉林去投见伪满吉林省警备司令官吉兴。在当年八月吉兴为收拢一些甘做日寇帮凶的旧吉林军官,为他自己扩张反人民实力作准备,在他的司令部内设立了一个特务部,部长是前吉林省城警备司令少将齐知政,由吉兴委任的特务员约三十名,我被任为少校特务员。以后由齐知政组成三科,并指名前吉林粮秣厂长上校张云阁为总务科长,前吉林陆军军官教练处上校教官汪钟勋为警备科长,伪中校参谋刘显良为情报科长。其余的人没分科也没开始办公,到同年十一月因为都陆续的有了反人民的新职务,这个特务部就无形的消灭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伪满军政部组织所谓讨热军,张景惠任总司令,出动到锦州,编成第一第二两个军,第一军长张海鹏,第二军长程国瑞。我当了第二军的上校参谋,参谋长是前东北讲武堂的教官少将闻庆善。第二军有两个等于旅的支队,一个卫队团,一个炮兵队。第一支队长刘佩臣,第二支队长王铁相。当年二月向热河出动时,基于伪总司令的命令,由我起案作了一个第二军的行军计划,是在新立屯集中以后经过阜新、北票进入热河省境,再经朝阳到承德东北部与第一军和日本军会合,并规定了行军日程和宿营地点,但是因为伪军没有纪律,且不按规定日程行动,刚到达北票没进入热河省境一步,伪第一军和日本军已驱跑了汤玉林,占领了承德。这时伪总司令以第二军误了军机,以转移到洮南驻防为名,由火车输送到打虎山车站附近全部缴械遣散。这是当年三月的事情。
  
  一九三三年四月我又没耻的回到吉林,吉兴委任我为伪满吉林省警备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三四年七月改编为伪满第二军管区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三五年九月任伪中校参谋,到一九三九年三月一直担任教育参谋的业务。具体的职务表现是:
  
  一、伪军管区司令官吉兴每年有一次对隶下部队的年度教育指示,它的内容是按照伪军队教育令制定的,一部是所谓精神教育,以伪满的“敕令”、“诏书”“军人誓文”等做中心材料,灌输伪官兵忠伪君亲日寇的奴化思想。一部是规定并强化伪军队和人民为敌的战斗技术,并规定教育训练期间及训练课目等。这样的教育
  指示由一九三五年度起到一九三八年的四个年度的教育指示都是由我起案的,每次调制的部数五十分下达给团以上单位及各处科。{中略}
  
  以下两个实例,是与我忠诚的完成了汉奸参谋的任务分不开的。即:
  
  一、一九三三年抗日军王德林部下约四五百名,在汪清县罗子沟遭到当地驻守伪满军的顽强抵抗,伪连长闻长仁和缪延光因为深深的中了忠伪君亲日寇的毒素,备棺誓死,顽强的与抗日军为敌,使抗日军不意的遭受了伪军援军(旅长朱榕由汪清派出的两个连)的奇袭,使五十多名抗日战士的宝贵生命流血牺牲。
  
  二、一九三五年秋冬季,伪满第二军管区实施所谓敦化地区讨伐时,伪步兵第十团在敦化南方大蒲柴河杀害了不知队号的抗日游击队员十四五名。第五教导队在官地附近先后杀伤了由窜山红率领的抗日游击队员约二十名。以上的战斗中,都是由于伪士兵在反人民的教育训练中,中毒太深,所以在与人民为敌时表<现>出凶狠顽强的抵抗。
  
  一九三九年三月任伪满陆军军官学校中校教官在长春。同年六月任上校教官。
  
  在长春的伪满陆军军官学校,是伪满军一九三九年春新建立的养成伪满军初级干部的唯一学校。在当年四月首次入校的预科学生二百名,日本籍和伪满籍各一百名,各编成一个连。一九四O年三月同样又入校二百名各编成一个连。初成立时只有一个预科学生队,一个文官教授部,校本部的编组除军需医务以外,教育部没正式编成,校长是在沈阳的伪满陆军训练学校长中将郭恩林兼任。因为预科学生没有军事教官担任的课目,所以我实际上任经理委员长,对被服、粮秣、物品、营舍任监督保管,并任物品出纳命令官。{中略}
  
  一九四三年五月任伪满第六宪兵团上校团长。在牡丹江市。宁安和延吉各有一个直属下的宪兵分驻队(一九四四年秋天都改为分团)。最初全团官兵共四十余名,计牡丹江市本部士兵十五名,宁安分队长以下五六名,延吉分队长以下官二名,士兵十一名。
  
  牡丹江本部设警务、特务两科,外有副官、军需和翻译等。警务科长最初是植松繁夫,他的次任是金子克己,最后是小宫(己改为总务科长)。特务科长也换过三人,是难波、高桥、近藤。宁安分队长是大友,延吉分队长是田中三治,他的后任我忘记了姓名。
  
  伪宪兵的任务。按伪条文规定是:保护伪军的健全发展与安全而实施军事警察。基于这个任务的实际行动,为保护伪军的发展与安全,对内对伪士兵实行思想压迫。对外即对共产党和抗日爱国人士,以防止对伪士兵的破坏工作作口实,就实行特务宪兵的密侦和镇压。特务科常利用兵痞流氓做眼线,据我了解到的,特务科就在本团说来也非公开的,在牡丹江市利用了眼线七八名,每月每人只给与三元至五元不等的报酬。分团也免不掉有相同的情形。但是,因为这是一种非规定的行为,因而没了解其真象。因为他们是在特务科长直接操纵下活动的,我没能知道他们的姓名。
  
  伪宪兵团日常业务的分科,大概如下:
  
  (一)警务科的日常业务
  
  1.对于伪满军的所谓纪律维持事项;
  2.对于伪满军的所谓犯罪检举事项;
  3.对于伪满军的所谓逃亡兵逮捕检举事项;
  4. 对于伪满军的所谓窃盗、火灾等检证事项;
  5.对于伪满军的涉外纷争事项;
  6.对于伪满军人的婚姻登记事项。
  
  (二)特务科的日常业务
  
  1.对伪满军人尤其是对于伪士兵的思想考查;
  2.以防止对士兵破坏工作为借口,对爱国人士实行特务侦查;
  3.对当地民心动向即反满抗日心理的考查。
  
  基于以上反人民的活动实绩,每月制成月报,会报总团司令部及各宪兵团和分团,并通报当地驻在的日本宪兵队。月报的主要内容概如下:
  
  一、军心动向。例如当太平洋战争时期,为明了伪军人对时局认识的心理状态,每当日寇作战状况发生转变时,伪特务宪兵就以明问暗访的手段,刺探伪官兵的动向。对此所得的回答和结论,都是赞扬日寇的威武与必胜。
  
  二、民心动向。同样是日寇某一战役的转变,探听人民对时局认识的心理状态。所得的回答和结论概分两类,一类是代表汉奸地主阶级的言论,赞扬日寇的武勇,歌颂伪满的王道乐土。另一类是劳苦人民大众的反抗呻吟声音,这种声音都是以民谣或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例如在全伪满散布中,人都知道的“日德意败”的剪
  纸,和以关东军为“砍头军”,以兴农部为“倾农部”,以协和会为“蝎虎会”,以生活必需品会社为“生逼会社”,以出荷为“出祸”等,互相通报作为镇压检举人民的资料。
  
  三、其他事项。如伪满军队犯罪事项和镇压人民的活动等。
  
  以我为长的伪满第六宪兵团经常做着以上的反人民活动以外,在一九四四年春,我曾到长春参加了一次由伪满宪兵总团司令官郭若霖召开的团长会议。郭若霖要求各团长,善体日伪共同防卫的本意,为协助日寇的所谓大东亚圣战的胜利,主要是“把握军心”。为做到这点首先要与伪军的部队长尤其与部队中的“日系军官”保持密切连系。第二为防止外来的共产党对士兵的瓦解工作,而增强特务宪兵的密侦活动。我回团以后将受到的指示首先用文件下达给本部和分团,并于同年夏天亲到宁安和延吉分团,要求他们把总团的要求付诸实施。
  
  我在伪宪兵团长的职务中,时刻的站在反人民最前线和抗日爱国人士为敌,造成了难以自谅的数不尽的反人民罪恶。以下是我知道想到的罪行:
  
  一、我曾纵容伪宪兵邱连财以敲诈目的,把一个良善市民拘压{押}了四五天并加以殴打(详细经过和年月忘记)。
  
  二、一九四四年特务宪兵于某为泄私愤把牡丹江新江浴池的经理(姓名忘记)弄到宪兵团拘压{押}了四五天。
  
  三、我曾纵容伪宪兵以赊买不遂,拘压{押}过饭馆的经理人,曾记得三次,每次一人一夜,都诬指侮辱伪军人的理由。
  
  四、我曾纵容伪宪兵以诈财目的,诬牡丹江紫云街粮谷加工厂主王逸民和其柜伙二人侮蔑伪宪兵,无辜拘压{押}了六七天。
  
  五、我曾纵容伪宪兵诬与团部杂役有私仇的农民一人(姓名住址忘记)侮辱伪军属,在团部加以殴打。
  
  当释放以上那些无辜被押被打的人的时候,都强迫他们写一份“认罪悔过书”。
  
  我对于以上摧残人权的暴行,既没适时加以处理,也没讲求防止措施。
  
  六、我曾纵容伪宪兵十余名,依势强赊商店货物,金额达伪币万余元。使许多小商店受到损失,我并没讲求赔偿措施。
  
  七、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四四年夏天,警务科镇压戏院的伪宪兵,在戏院观众中,逮捕了一个没一定住所的爱国劳动人民(关里人,姓名忘记)。在逮捕的当天正由警务科长金子克己询问,还没确认口供的时候,牡丹江日本宪兵像太上皇似的给要去了。在这个事件发生后不多的几天,宁安宪兵分团长近藤报告说,他在宁安县逮捕了抗日爱国人士二名,都没一定住所,都是劳动者模样,有抗日游击队员的可疑。当时经警务科长金子克己到宁安去询办,他回团以后说,两个人中一名抓错当时释放,另外一人也是在他询问中没认口供的时候,又被宁安的日本宪兵分遣队要去了。{中略}
  
  八、一九四三年秋天,在我的命令下,派出伪宪兵五名,支援牡丹江伪警务厅追捕过在他们监押中越监脱走的爱国人士。没捕获。
  
  九、伪满第六军管区在牡丹江、宁安、延吉驻在部队中,有的伪国兵不甘心做反人民的炮灰,常发生自动脱营归乡事件,就是那时的所谓逃兵。在我任伪宪兵团长期间,经宪兵逮捕这样青年约三十名,都通过宪兵的检查送交伪第六军管区军法处叛处二至六个月徒刑,刑期满后仍须充当伪兵。{中略}
  
  一九四五年二月任伪满宪兵训练处上校干事。在吉林市。
  
  伪满宪兵训练处是养成伪宪兵的唯一出处。在伪满宪兵总团司令官直接隶属下,担任伪宪兵官兵的养成。当时的处长少将齐藤美夫,它的构成上有处本部——副官、军需和医务人员。教育部中校部长桥本岬任官兵学生教育的计划和实施。学兵队少校队长植松繁夫任宪兵学生的教育训练。我上校干事职务:在条文上是补助处长处理一切事务,实际上是承处长之命任(一)处内值日勤务的监督指导;(二)物品出纳命令和监督保管;(三)人马的卫生保健。以下是教育训练的状况:{下略}
  
  
  119—2—11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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