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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的后半生》

王庆祥

  六十人民的追悼
  
  
  周恩来没有忘记已逝的溥仪先生,也没有忘记活着的溥仪夫人,他亲自安排,帮助这位心灵遭受严重创伤的妇女,摆脱了内乱中的种种具体困难,这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人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
  
  李淑贤的身体很糟糕,一身集有五种慢性疾病,不得不常常请病假,很难坚持上班,所在医院感到人员安排有困难,就动员她以停薪留职的形式长期病休,她同意并从1964年7月14日起不再上班。溥仪活着的时候,靠他的工资收入,生活没有问题,现在怎么办?坐吃山空不行。1968年初,李淑贤向本单位提出复职要求,然而没有实现,因为她还没有取得健康检查证明,身体状况尚不允许她承担起工作的重任,医院经研究不同意复职。
  
  不能复职,又得不到最低限度的照顾,而内乱中人际关系是很神经质的,即或有人同情她,也绝不敢轻易接近这位著名战犯的遗孀。环境是这样残酷无情,举目无亲、孤苦伶仃的李淑贤何以应付?她要生活下去,在绝望中想起周恩来,就鼓足勇气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近况告诉了总理。然而,正像预料的那样,寄出的信根本不可能到达总理手中,很快退回原单位,合法的人身权利惨遭剥夺,在当时本已不足为奇了。
  
  李淑贤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打发一个个日子,没有分文收入,坐吃《我的前半生》一书几千元稿费——这是溥仪上缴后又返还的。为了节约房租、水电开销,她自动交出了东观音寺一套有客厅、卧室,还有其它附设生活设备的宽敞住宅,而宁愿搬进杜聿明先生院内一间由原卫生间改造后的又黑又潮的小房内居住。
  
  时间难挨,好不容易度到1971年6月下旬,李淑贤再一次鼓起勇气投书总理,汇报自己的生活状况和遭遇的困难,她是冒了风险这样做的。很幸运,周恩来收到了这封信,马上派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侯春槐来到当时李淑贤居住的那间又黑又潮的小屋。细心地询问溥仪去世后生活有何困难?现在的身体如何,还有什么要求?李淑贤提出两条:一是复职,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以解决生活出路问题;一是现居房条件太差,希望调一调。不久,政协来人通知,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即便是轻工作也难于胜任,可以暂不工作,由政协按月发放生活费,每次60元。同时,立即调换适当住宅,安排两间阳光充沛的正房。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举国同悲,广袤的山河大地同声哭泣,李淑贤望着总理接见溥仪和自己的合照,泪如雨下。她怀着沉痛的心情再次去八宝山向丈夫的骨灰盒诉说心事,深信他在九泉之下也会为总理的辞世而感到悲痛惋惜。
  
  伟人长逝,万众痛悼,经过长期改造而成为共和国公民的前国民党、伪满高级官员和将领,也都怀着沉重的心情,缅怀总理的丰功伟绩。末代皇帝的胞弟溥杰泣书挽诗一首,痛哭周总理:
  
  毕生革命千秋业,八亿吞声泪满巾。
  总理大名服永世,甘棠遗爱在蒸民。
  运筹帷幄从无敌,尽瘁邦家不顾身。
  终始紧跟毛主席,古今中外一完人。
  
  这一年秋末,从北京震响的一声春雷报道了“四人帮”的垮台,报道了10年内乱的收场,报道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在明媚的春光里,作为溥仪的夫人,李淑贤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1976年12月29日,李淑贤应邀出席全国妇联和政协妇女组举行的迎新联欢会,这是“四人帮”垮台后溥仪夫人第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新闻记者立刻抢拍下她和嵯峨浩在联欢会上同桌的镜头,并向关心她们命运的世界读者披露。
  
  1980年2月12日,为表示对已故历届政协委员和知名人士亲属的关怀,全国政协举办了春节茶话会,李淑贤应邀出席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单独接见。当她被引入第二会客室并由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溥仪夫人”时,在场的乌兰夫、康克清、刘宁一、童小鹏等领导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一同她握手。茶话会开始后,她与同桌的马连良夫人、程砚秋夫人、老舍夫人以及外宾和翻译亲切交谈,非常愉快。这里形成茶话会上的一个小中心,吸引着许多电视台记者把摄像机镜头频频对准她们,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的讲话更让出席茶话会的夫人或女土们激动不已。
  
  1980年9月23日,李淑贤出席了在政协礼堂三楼大厅举行的中秋节茶话会。她十分荣幸地与乌兰夫、刘澜涛、刘宁一等国家领导人以及数以百计的社会知名人士一起赏月,这样引人动情的活动因“文革”已经整整中断14个年头了。
  
  晚7时,茶话会开始。大厅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一张张桌子上摆满了糕点、月饼和水果,人们济济一堂,谈笑风生。透过大厅的玻璃窗,可见一轮金黄的圆月高悬于夜空之中。此时此刻,李淑贤怎能不忆起1962年她和溥仪一起赏月的一幕?当时溥仪说了一句多么好的话呀,“月圆人亦圆”。
  
  大厅内有精彩的歌舞表演,著名京剧演员李世济的孩子登台唱戏,引起李淑贤很大的兴趣。她想,溥仪最喜欢京剧,又喜欢孩子,如果他能看到这个节目不知道该多么喜欢呢!李淑贤同桌坐着一位八旬老人,耳不聋、眼不花,身体极好,她先引起话头:“你是溥仪夫人吧?”
  
  “是的,您怎么知道?”
  
  “我很喜欢看《我的前半生》一书,书中有您的照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您一个人生活得很好吗?”
  
  “有政协照顾,我觉得很幸福。”
  
  两人谈得很投机,又互相留了地址,李淑贤才知道,原来这位老人就是近代中国的数学先驱熊庆来先生夫人,名叫姜菊缘。
  
  李淑贤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不久政协又给她安排了一套新房,有煤气、暖气,上、下水道,生活更方便了。她孤身一人,但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晨起洗漱、早点,上午随广播讲座学习日文,阅读书籍杂志,她最喜欢读《世界之窗》、《八小时以外》和《新观察》等知识性、趣味性的读物,10点钟以后上街买菜准备午饭,午休后看看当天的报纸,听听文艺广播,晚上看看电视,每天都过得愉快而有意义。
  
  李淑贤还参加了民革的社会活动,并被推选为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这使她的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常常出席政协会议,听取介绍北京市政建设计划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多种多样的报告会,不断参加关于党的统战政策和台湾回归祖国的座谈会,还有文艺晚会、电影招待会等等。
  
  1980年9月22日,李淑贤应邀与120多位民革人士一道,以愉快的心情在民革北京市委后楼大厅赏月。民革中央机关报《团结报》报道了这次中秋联欢会的盛况。人们有发言的、有赋诗的,表达“每逢佳节思台友,何日归来叙别情”的无限情怀,此刻李淑贤有何感慨呢?她想,如果溥仪在世,也一定会掏出笔记本当场赋诗的。
  
  在街道上李淑贤也是榜样。由于她在学习、工作、团结、治安和卫生5个方面都做得好,多次被评选为“五好居民”。
  
  李淑贤特别感到欣慰的是,在溥仪去世13年半以后,党和政府又为溥仪、王耀武和廖耀湘三位政协委员举行了追悼会。至此,溥仪的一生可谓“盖棺论定”了。
  
  纵观溥仪的经历,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他当清朝末代皇帝的时候还是一个娃娃,自然无法对政治负责。张勋复辟事件发生时,他仍是一个不懂世事的儿童。及其成年,投靠日寇,为虎作伥,背叛民族,写了一页可耻的历史,铸成终身大错。诚然,作为一个徒具虚名的傀儡,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难负全部责任,但人民绝不会因此而原谅他的背叛行为。总之,溥仪在前半生中是做了一些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坏事。
  
  从被俘开始,溥仪度过15年囚禁、改造生活,这是他一生中的转折时期,即由皇帝向公民转变的过渡时期。其间,溥仪经过党的教育和改造,由对抗到恐惧,由恐惧到认罪,由认罪到悔罪,由悔罪到新生,一步步提高认识,向前迈进。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党的改造政策的胜利。这时期,溥仪还在东京和沈阳两次为审判日本战犯出庭作证,以实际行动表达了赎罪的心情,这是应该称道的。
  
  特赦后的8年,溥仪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不断参加学习,注意思想改造,对待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并在我国政治生活和外事活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极为关心台湾回归祖国的神圣事业,并为此而努力做了些工作。这是他投身光明的一页崭新历史,时间虽较前半生短暂,却反映出这位经过反复锤炼、心灵杂质已被熔尽的“由皇帝到公民”的人,业已具有了较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因而获得同事和群众的称赞。党和国家对溥仪先生在后半生中所做的工作也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并十分隆重地祭奠了他,这是完全应该的。
  
  追悼会是在1980年5月29日下午3时半在政协礼堂举行的,新华社报道了这次追悼会的情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乌兰夫、彭冲,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蕴山,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季方、王首道、杨静仁、胡子昂、李维汉、胡愈之、王昆仑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统战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单位。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季方、刘澜涛、胡愈之以及黄维、侯镜如、贾亦斌、溥杰、赵子立、文强、沈醉、杜建时、郑庭笈,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政协常委、委员,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和生前友好等约300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王首道主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刘宁一致悼词。
  
  追悼会结束以后,由溥杰捧着兄长的遗像,李淑贤端着爱人的骨灰盒,根据中央指示,重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副舍。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历代帝王都为自己在生前就开始建造豪华的陵寝,地上有高高的山峰,地下有壮观的宫殿,但这只能说明他们的奢靡无耻。惟独这位末代帝王,才以自己后半生的公民历程,赢得了以火化后的余烬与故去的人民领袖的骨灰并列的资格,他的骨灰安放在普通的青砖瓦房之中,但这正是他的光荣。
  
  纵观溥仪的后半生,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改造政策的伟大、成功,也体现了广大人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最后的代表人物的宽厚和博大胸襟。
  
  1980年11月写成初稿。
  1985年5月20日二稿。
  1998年9月12日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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