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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

中央档案馆 编

  二十三卢元善笔供(1954年5月14日)
  
  
  姓名:卢元善。别名:仲三。性别:男。民族:汉。年龄:六十七岁。原籍:金县城内旗仓街一九四号。现住所:长春市吉林路北胡同一四一号。{中略}
  
  经历:
  
  一八八八年八月二十日生。一八九六年入汉文私塾。一九O六年入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日本立的小学校)。一九O九年入日本仙台农业学校(日本官费),一九一二年三月卒业。一九一二年六月充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教员,一九一九年兼任过山城镇裕华电气公司董事半年。一九二O年秋任四洮铁路局课员。一九二二年四月任金州农业学堂教员,一九二七年兼任过金福铁路公司监察三年间。一九三二年一月任黑龙江公署秘书。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任伪满军政部上校秘书官。一九三二年八月任伪黑龙江省实业厅长。一九三七年五月任伪龙江省民生厅长。一九三八年八月任伪专卖总局长。一九三九年三月任伪三江省长,兼任协和会三江省本部长、兴农合作社联合会会长、红十字社三江省支部长。一九四二年九月任伪总务厅次长。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任伪文教部大臣到“八一五”,一九四三年秋兼任过一年间协和会中央本部副本部长。
  
  一九三二年一月我开始到伪满当差的经过:
  
  一九三二年一月我在故乡金州农业学堂当教员,通信与我的同乡、也是我的学生、当时的黑龙江省实业厅长韩云阶(韩云阶是与日寇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劝降马占山到沈阳与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开建国会议的人),求他为我在马占山部下谋求一职。韩回信叫我到黑龙江,引我见马占山,马占山委任我黑龙江省公署秘书。三月五日,省公署命令我到长春预备马占山到长春的住处,我七日到长春时,长春警察厅已竟早给预备好,在大马路边业银行。三月九日午前,马占山同韩云阶带同张益三、张文铸、贾金铭到长春。午后三时马占山到长春车站迎溥仪。溥仪到后,马占山随溥仪到国务院(旧长春道尹公署),溥仪就执政位,马占山任军政部总长,每日到国务院开国务会议。十二日有黑河兵变消息,马占山回黑龙江。临行前委任我为军政部秘书官,张益三为军需司长,贾金铭军政部办事,张文铸随他回黑龙江。我从此当了伪满军政部秘书官。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任伪满军政部上校秘书官任内的罪行:
  
  一、伪军政部组织: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马占山由黑龙江省派来军政部次长王静修外四十余人到长春,组织军政部。三月二十三日国务院秘书处告诉王静修,军政部的事<由>驻长春关东军参谋和知鹰二管。王静修同我往见和知,和知写介绍名片,告诉教往沈阳关东军司令部见参谋石原莞尔。王静修遂同我、张益三、满丰昌、李联众到沈阳日寇关东军司令部见石原莞尔,石原引导见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本庄说:“要组织军政部,维持地方治安。”王静修答应从命。本庄遂交给石原,教石原指示一切。石原介绍小松某参谋大尉、住谷悌主计,说从今天研究条例。当时小松、住谷引导王静修同我等五人,到沈阳大南门里边业银行,小松拿出伪满陆军条例的稿子,逐条讨论研究。我当翻译,继续研究警备司令部条例,临时给与条例。到四月十五日,由关东军派来佐久间亮三中佐、佐藤俊人大尉、冈田菊三郎大尉、住谷悌主计,成立顾问部于张学良住宅,同时成立军政部于边业银行旧址。王静修是军政部次长代理部务,张益三是军需司长,郭恩霖是参谋司长(暂时未到任),以外课股若干。这时奉天警备司令官是于芷山,吉林警备司令官是吉兴,黑龙江警备司令官是程志远,洮辽警备司令官是张海鹏。五月由部规定奉天警备司令部每月军费七十万元,吉林警备司令部每月军费五十万元,黑龙江警备司令部每月军费五十万元,洮辽警备司令部每月军费二十万元。当时抗日军,奉天省东有唐聚五、邓铁梅,西有老北风,吉林省有王德林,黑龙江有马占山(四月起义)、李海青、天照应、邓文、霍刚、才鸿猷、冯占海等。顾问部作攻击抗日军的计划,由我拿到军政部交给次长王静修,王静修电令各警备司令部执行。六月一日最高顾问多田骏来,更加紧攻击计划。我关于军政部组织,又在顾问部与军政部之间连络一切,攻击抗日军的电报,都通过我的手。背叛祖国,帮助日寇打击抗日军,我有重大的罪。
  
  二、攻击抗日军的结果:
  
  1.一九三二年四月,黑龙江警备司令部回电说:旅长涂全胜迎击李海青于肇东,李海青退吉林界,涂手部负伤。
  
  2.一九三二年四月,军政部接到黑龙江警备司令部来电,知道李海青退到吉林界,由军政部次长王静修名义,经我手打电<报>吉林警备司令官吉兴,堵击于农安,打死五十多人,俘虏四十多人,李海青向松花江北逃走。
  
  3.一九三二年七月,日寇满州《日日新闻》发表马占山战死于海伦东方安古镇。当时黑龙江警备司令部虽没有报告,以后得知<是>黑龙江警备司令部派张文铸为第一支队长,帮助日寇松木十四师团堵击的结果。
  
  4.一九三二年八月,抗日军王殿臣(当时名就叫殿臣二字)在长春南占据双阳县。以军政部次长王静修的名义,经我手电令吉林警备司令官吉兴讨伐后,殿臣撤退到吉林南磐石县烟筒山一带。吉兴继续讨伐,于一九三三年把殿臣与他的部下二百多人打死。
  
  以上的结果,我有责任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任黑龙江省实业厅长任内的罪行:
  
  一、夺鹤立岗煤矿权:一九三二年秋由实业部召我到哈尔滨,开鹤立岗煤矿公司股东总会,当时实业部总长张燕卿、总务司长高桥康顺,派矿业科长高木佐吉与铃木谦则二人,到哈尔滨会场。股东到会的五十余人,有增韫、孙广庭<等>有名人在场。高木主持开会,宣告矿业今后归国家直接经营,不准私人有采矿权,旧黑龙江省所许可的矿照作为无效。我也支持实业部的方针,劝股东等放弃权利,对股东说,这是国家发展煤矿的大方针,私人不得抗违的话。增韫等虽露出不愿意的言辞,说出国家剥削民间权利太甚的话,终至看到不能免实业部强行取消矿权的事,遂不得已承认无条件取消了。股本五十万元完全损失。矿权是旧黑龙江省许可的,我是实业厅长,我帮助实业部夺矿权,我有责任。
  
  二、强制收买克山农事试验场用地。日寇在“九一八”以前,满铁即在南满熊岳城立农事试验场,以作果树、水稻的种植试验,在中满公主岭立农事试验场,作大豆、牧羊的研究,目的是为侵略满洲的准备。伪满成立,伸手北满的机会到来。一九三三年冬,实业部定在克山立农事试验场,派实业部事务官佐佐龟太到黑龙江省实业厅来见我,教我以我的名义买克山西门外的土地二百垧,并拿来预先以书信调查克山土地的时价,克山县参事官日寇樱井正尚的回答,为每垧地四十元钱。我同佐佐龟太到克山见陈毅县长,商议买地的事,陈说“九一八”以前,值三百元一垧,现在没有价钱,他遂召集目的地内的农户五十家的主人到县署来,告诉他们实业部要设立农事试验场,要买他们的地。农民一齐给我跪下,说不愿意卖。我说经县参事官调查,已经通知实业部,这个地时价四十元钱一垧,我给你们商议六十元钱一垧,承认卖了罢;农事试验场成立,将来于你们有好处,你们卖了这个地,可以在略远的地方买地,好享受农事试验场的好处。陈县长亦帮助劝。农民不得已遂都承认卖了。实在是五十家的人,以五分之一的地价出卖自己的土地,结果都流离失所。我只顾为上司立功,不问卖地家的死生存亡,实为无良心的人,并为以后日寇低价掠夺土地打下例子。地既买成,一九三五年春克山农事试验场开始试验,以公主岭农事试验场技师村越信夫为场长,作小麦大豆等作物的试验,专研究温度、雨量、土壤、肥料,特别对于改良小麦的品种最为注意,所谓抗病的“克华”种,就是这个试验场作出来的。并每年出版试验成绩刊物,拿到日本国宣传,以供日本来的开拓移民作参考。这个试验场设在克山的目的,是因为北满土地宽阔,并为产小麦地带;克山为北满的中心,移民发展容易。我给它买地,使人民遭受灾难,我有重大责任。
  
  三、夺采金权。一九三四年春,伪满实业部公布采金会社法。根据这个法成立采金会社,并派山田昊、孙午莲到黑河,出布告说,“沿黑龙江产金地带,都由皇帝陛下给采金会社了”。教各金厂交矿照与采金会社。逢源金厂及其它小金厂都没出头反抗,惟兴安金厂主徐程九抗违。山田昊由黑河来实业厅,求我给他劝说兴安
  金厂,并托采金会社社长草间秀雄的友人省总务厅长永井四郎对我说,教我从中调解。于是我对兴安金厂主徐程九说,这是国家的大方针,不能抗违,省有的佛山县观都金矿局都得交给采金会社,你若是有损失,我可说由采金会社赔偿你五百万元钱,徐程九不得已承认交照弃权。省旧有的观都金矿局虽已停办,把金矿局在佛山县的房屋及采金船一个都交给采金会社了,于是各金厂都无条件交照弃权,各厂共约受二百万元损失。采金会社继续奴役采金工人,沿黑龙江大小金厂五十余处,有约三万工人,后因待遇不合适,失业的约一万五千人,这些工人都是鸦片瘾者,渐趋死亡。
  
  四、出席农学大会。一九三四年春,实业部农矿司长松岛鉴以电报召我到长春,告诉我由实业部派我到东京出席农学大会,并嘱我在大会听农学研究外,可作特别演说。同去的有土们岭林业试验场长高化南、卧虎屯牧羊场长萧维新。到东京由驹场农科大学教授农学博士那须皓接待我们。在开会式时,我特别演说黑龙江省情况,说明黑龙江省土地肥沃、面积广大,气候虽冬天长夏天短,而夏天早刻日出,晚刻日没,日照时间长,对农产物发育有良好的条件,因开化晚,人烟稀少,希望人口众多的日本人多来开垦等话。{中略}。第二年一九三五年春夏,那须皓与山田惠一先后到黑龙江省实业厅来旅行调查,我一一招待他们,考查黑龙江省土质、雨
  量、农作物种类等,都到过克山,因此这些博士等证实我在农学大会上说的话,渐次起了宣传作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伪满民政部设拓务司和日满拓殖会社、鲜满拓殖会社等,开始收买土地,一九三七年拓务司移交产业部改为开拓总局,以后日满鲜满两会社合并为满拓公社。开拓总局在北满开始大量收买土地,到一九三八年共收买三千万垧,包括熟地一百万垧,因此把原住民撵走了约一百万人,其中旧黑龙省的包括三江省四百五十万垧,龙江省八百万垧,黑河省一百万垧,北安省三百万垧,滨江省二百万垧,约全数三分之二。如此大量掠夺土地,是与我在农学大会上的演说有关联的,又使人民一百万人遭受到流离失所的灾难,我的责任重大。
  
  又因出席农学大会演说,促进了开拓移民的实行。一九三四年冬,住佳木斯的特务机关长兼军政部顾问后宫铁男,在依兰县土龙山,一张照一元钱没收土地,保长谢文东反抗,连其母亲孙子以外五十多人均被屠杀,即所谓“土龙山事件”。从此武装移民开始。把土龙山附近永丰镇改为弥荣村,湖南营改为千振村,每村有五个团,每团约一千人,为开拓移民最早的两个村,这个土龙山事件,追本溯源我有责任。
  
  五、夺森林采伐权。一九三四年秋,由伪实业部总长张燕卿、总务司长高桥康顺,依据同年伪实业部公布的林野管理法,命令黑龙江省将伪实业厅所管的林野档案移交实业部,关于森林事务统归伪实业部直辖,对于原来在旧时代由黑龙省实业厅所许可的私人采伐林照一律取消,并对于已砍伐的木材不准移动等等。当时伪省公署实业厅以我的名义贴出布告:今后林野事务归实业部直辖,旧日许可的林照,增韫、李子初等八十家的森林采伐权一律取消,已砍伐的木材不准移动。一方面通知森林地区的通河、汤原各县;一方面把旧有档案,由伪实业厅派农务科技正牧野克己,送交伪新京实业部。因此森林砍伐户增韫、李子初等八十家所受的损失甚大。原来各户所投的资本是每户二十万元,以后每年按二成递次扩张,若按五年计算,在第五年上就有四十一万四千余元,八十家共为三千三百余万元,再加上已砍伐的木材,每户多有价值十万元的木材都被没收,连同以上的资本共为四千一百余万元。这就是我为日寇掠夺人民的森林采伐权,使人民遭受莫大的损失,我是有重大责任的。
  
  六、共同贩卖会。一九三四年春,因一九三三年秋大豆价格特别低落,日寇国际运输公司和伪满大兴公司,以为奇货可居,到实业厅建议办共同贩卖会,由它两家收买大豆,先给半价,预定四元八角一百斤,每吨九十六元,共三百车合九千吨。两个月后,涨到六元钱一百斤,每吨榨取一百二十元,九千吨共榨取二十一万元。帮助日寇榨取人民,我有责任。
  
  七、计器公司。一九三五年春,实业部召集改十省后的实业厅长会议,在会议席上发表改革度量衡。度的尺,改为一公尺的三分之一为一尺;量的斗改为旧斗(旧秤四十二斤)的半斗为一斗,斗为圆形;衡的秤,改为十进法,十两为一斤(两比旧两大一点,十两比旧秤十四两相同)。与东北农民都认为不便,特别是斗改为圆形,农民使惯带梁的方斗,当时奉天实业厅长曹承宗为首,十省的实业厅长,都建议说圆形斗与农民不便。到底没能变更,仅得暂作方形斗代用。根据这次会议,实业部设立计器公司,以高桥文夫为社长,把伪满尺秤斗归计器公司一手制造贩买,在大连设立制造计器工厂。从此计器公司专买尺秤斗,政府出令逼人民不准用旧尺秤
  斗,历书宣传新尺秤斗,其目的是统一全伪满度量衡,使日寇侵入移民得到方便。
  
  八、马炭疽注射。一九三五年夏,龙江省甘南县发生马炭疽病传染,死马二百余头。日寇驻军十四师团兽医部长小野纪道、实业厅畜产股长木下进到甘南防疫注射,我当时很为感激,以后觉悟日寇为他自己的军马怕受传染才作这个行动。因为这个注射农民不胜其扰,有农民剥死马的皮受警察殴打的。我帮助日寇防疫,使人民遭受骚扰,我有责任。
  
  九、日满青年会。一九三五年夏,龙江省协和会事务长井东信夫,发起立日满青年会,推我当青年会长。会的工作每日早晨六时召集市内学生于龙沙公园,第一,国旗揭扬。先行日寇国旗揭扬,唱日寇国歌,后行伪满国旗揭扬,唱伪满国歌;第二,宫城遥拜(日寇天皇);第三,皇居遥拜(伪满皇帝);第四,行访日回銮纪念的建国体操两回;第五,国旗降下,先行日寇国旗降下,后行伪满国旗降下;第六,解散。在这个行动<时>,协和会内宪兵密探佐佐木准与教育厅内的宪兵密探内田阳,都到场侦探教员学生的言语行动。又作日语讲习会。我倡率青年学生实行一德一心、民族协和、日寇的政策,并给日寇宪兵密探造成侦探教员学生行动的机会,遂演成一九三六年三月的教育厅检举案,我亦有一部分责任。
  
  附录:教育厅检举案
  
  一九三六年三月中旬,由日寇齐齐哈尔宪兵队(队长中田敏雄),开始检举教育厅体育股长姜赓年、视学厉通维、郑炳寰以外各学校体操教员数名,第三中学校长王某,市公署职员刘松山,民报社长王某,社员刘大川等三十余人,说是与哈尔滨来的金巴来联络,有反满抗日的嫌疑,严刑拷问,使他们咬教育厅长王宾章。三月十九日,把王宾章逮捕,用“镇静袋”的酷刑拷问,到底没有口供。于二十日晚间,诬王乘出去小便之际逃跑,把王击毙,其他采取第三军管区军法裁判的形式,判姜赓年、金巴来、民报社长王某外二名死刑,处枪毙,其他厉通维等二十余人判十年十五年不等的徒刑,押在伪满第三军管区陆军监狱。
  
  一九三七年五月任龙江省民生厅长任内的罪行:
  
  一、出卖齐昂铁路。一九三七年夏,经我手把齐昂铁路出卖与日寇铁路总局。齐昂铁路,是在前清末年,黑龙江巡抚程德全,为八旗生计,召集旗人出银子三十万两,为三十万个股,由齐齐哈尔到昂昂溪修轻便铁路四十公里。伪满建国,把洮昂线接到昂昂溪,齐昂铁路事业被夺。又由齐齐哈尔通昂昂溪修平行的公路,使齐
  昂铁路陷于不能维持。由齐昂铁路局长孙伯威、副局长叶某,到民生厅商议办法,召集股东会议,议决由我和股东代表关小权,到伪满交通部要求办法。交通部长主张出卖与铁路总局,股东代表关小权承认了。以后由交通部通知以十三万元国币出卖齐昂铁路全部财产,因齐昂铁路年久,股票多散失,登记的股票,只有十三万股,遂由民生厅行政科监视,分给每一股一元钱了事。因当时的股东没有争讲的能力,我又怂恿他们出卖,遂把股本三十万两银子,时价六十万元(银子时价每两国币两元)的铁路,十三万元就出卖掉了。仅表面数字如此,实在使股东的路权损失不可估计,又把主权出卖与敌人,我是有责任的。
  
  二、帮助日寇买学校用地。“九一八”后,日寇到齐齐哈尔,即强占齐齐哈尔市永安街奉天会馆,改建日寇小学校。一九三七年伪满地籍整理局,认为日寇小学校产权不确立,日寇居留民会长东某,到民生厅求我为他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奉天会馆的,原有房子十余间被拆毁,地约六千平方公尺,当时价值五万元钱。我用厅长的背景,使奉天会馆的代表刘德权以五千元钱就卖掉了。这是我为日寇的利益,不顾人民的损失。
  
  三、开卖吗啡。一九三七年夏,民生部禁烟科长近森某到龙江省公署,在省会议室召省次长神尾弌春、总务科长今吉均、警务厅长栗山茂二等,宣布伪满禁烟法。根据禁烟法规定立戒烟所,并配给吗啡,使吗啡瘾者登录,以便给瘾者戒除。说的话是冠冕堂皇,实际上是开卖吗啡。制造吗啡瘾者,与鸦片同样剥削毒害人民。齐齐哈尔市鸦片瘾者约四千人,有八成倾家败产的。无能力吸鸦片的人,就变成吗啡瘾者,不可救药,死而后已。我执行这个政策,我有责任。
  
  四、新学制实施。一九三七年夏,伪民生部颁布新学制。新学制施行所谓实务教育,国民学校四年毕业,优级国民学校二年毕业,使学生没有预备升学的学校。国民高等学校四年毕业,都设专科。齐齐哈尔市三个国民高等学校,一个是农科,一个是工科,一个是商科。其他如洮南、克山国民高等学校都改为农科。没有专科教员,各学校都以实习为名,不上功课,从事劳动,学生文化程度自然低下,完全是奴化教育。又宣布日语为国语,使学生彻底<接受>日满一德一心的精神教育。所以新学制就是教育驯服为日寇奴隶的人。我是民生厅长,实施这个新学制我有重大责任。
  
  五、庆祝祖国败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场镇被日寇攻陷,龙江省公署次长尾弌春与总务科今吉均等,发起召集市民及学生在省公署前开庆祝大会。我是民生厅长,参加这个会,并对市民学生说话一次。我说话的大意是“新闻记载南京有三大,大楼房、大汽车、大马路,蒋介石不顾民间生活,自己阔绰,应该打败,满洲国与日本一德一心,享安全生活,应该庆祝”的谰言。祖国人民流血战争,我恬不知耻,和日寇一同庆祝,今天对人民认罪。
  
  一九三八年八月任专卖总局长任内的罪行:
  
  一、专卖聚敛侵略资金。我任专卖总局长,副总局长山梨武夫,庶务科长村田某,烟政科长天野作藏,食盐科长高谷太二郎,火柴科长谢生霖,燃料科长平林并木。专卖品目是鸦片、食盐、火柴、石油、酒精五种。当时伪满总收入为三亿元,内国税一亿元,关税一亿元,专卖益金一亿元。我负伪满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鸦片收入为一半,约五千万元;食盐为三千四百万元;火柴六百万元;石油五百万元;酒精五百万元。这年由主计处要求增加五百万元,从鸦片加价。除鸦片在鸦片政策详述外,食盐收买价格,每一百斤仅一分钱,专卖价格每一百斤六元,每年每人配给二十斤,全伪满得吃盐的人口照三千万人,共为六亿斤,就是三十万吨。产盐地区为锦州、营口、复县、庄河四处,每处有约二千盐业工人。火柴、酒精、石油内容不详。如此聚敛侵略用的资金,剥削人民,我负重大责任。
  
  二、执行鸦片政策。伪满从一九三二年冬就大开多年的烟禁,公然贩卖鸦片以为财源。一九三七年夏,公布禁烟法,立禁烟委员会,规定十年断禁,实在是虚伪政策,变新花招,大卖特卖。我到专卖总局执行这个政策,今把一九三八年的鸦片专卖状况述于下:
  
  1.鸦片的收买数量:伪满热河种鸦片五十四万亩,一亩规定收买十五两,共为八百万两,实在每年收买数量,不能达到标准量。一九三八年实在收买为六百五十万两,由朝鲜买二百万两,经三井洋行由伊朗买二百万两,由山西买来一百三十万两,共为一千一百八十万两。
  
  2.鸦片的配给量:全伪满登录瘾者六十万,每人每年配给二十两。掺料子的鸦片需一千二百万两,内纯鸦片九百六十万两;二成料子二百四十万两,净余纯鸦片二百二十万两,为制吗啡用二百万两,其余二十万两为预备用,流于秘密贩买(如警察、特务、日寇宪兵队、特务机关都有私烟馆)。
  
  3.阿{鸦}片的收买价格:热河农民的六百五十万两,每两二元钱,为一千三百万元;其他的五百三十万两,买价一两四元钱(大连三井运来的伊朗鸦片一两三元八角),为二干一百二十万元;料子每两价格五分钱,二百四十万两,为十二万元。以上共为三千四百三十二万元。
  
  4.鸦片的专卖价格:配给瘾者价格每两八元钱,一千二百万两共为九千六百万元,去收买价格与料子价格三千四百三十二万元,净纯益金六千一百六十八万元。以上是表面上的利益,至于二百万两纯鸦片制造吗啡约六十七万两,每两四十元(伪满配给价)计算为二千六百八十万元,剩余的二十万两纯鸦片,加上料子二成,私卖为配给价格一倍,为三百八十四万元以上,共为九千二百三十二万元,完全是剥削农民及瘾者的利益。
  
  5.奉天专卖工厂:一九三八年秋,烟政科长天野作藏,引导我到奉天专卖工厂视察。厂内一个工厂密制吗啡,本年原料纯鸦片二百万两,生产率三分之一的吗啡,制成约六十七万两。当时全伪满吗啡瘾者二万人,每人每年配给约九两(每日一瓦)共为十八万两,剩余的吗啡移动均属秘密,推想为日寇军用或流入华北。又一个工厂密制料子,用多数大型蒸汽双底锅,日夜不停,以豆麦面粉掺上吗啡的渣滓做成像烟土一样包装起来,拿到制烟份工厂。制烟份工厂用机械把纯烟土切去二成,掺上料子二成,用机器混合后,作烟份小包,一个烟份约二分烟。这个工厂用工人约二千人,都是中国人,妇女极多。吗啡料子工厂技师、工人都是日本人。这个工厂还不足用,已竟预备增筑一倍,地基已经打成,预定筑成后作料子,把鸦片内掺加料子三成以上,吗啡也多制造,又计划烟份改作烟膏,增加收入。以上都是在我任内通过的计划。
  
  6.热河收买鸦片的情形: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热河专卖署不直接收买农民的鸦片,组织了一个包收鸦片的公司,叫“大满号”。以外专卖署设缉私队,防止鸦片密输出,从一九三六年取消“大满号”,热河专卖署直接收买,有缉私队约五百人,并联合省县协助监督逼迫收买。对烟农规定的一亩地收十五两,达不到量时,受缉私队或县警察逼迫殴打,村屯长负连带责任,挨打的亦不少。这都是我给人民制造的苦痛。
  
  7.我执行鸦片政策人民所受的灾难:伪满起初开卖鸦片时,设零卖所,无吸烟证可以随便出入吸饮,且设女招待引诱良民,卖粮的农民多被坑陷。把瘾者造成以后,每年每人配给量二十两,不够过瘾就私买鸦片,价格<高出>一倍以上。据民生厅调查,鸦片瘾者十分之八倾家败产,最后堕落于扎吗啡,至于死亡而后已。人民陷入瘾者,他本身已成废人,连累其家,倾家败产,国家的单位家庭败亡,国家必至灭亡。前清鸦片战争,正是英帝国主义以鸦片灭亡我祖国的前例。日本武部、古海等,复蹈前辙,是灭我国家、灭我种族的滔天罪行。我是中国人,忠实为日寇执行这个鸦片政策,毒害祖国人民,我比武部、古海罪加一等。人民既陷入瘾者,终至扎吗啡,卖妻卖子,是人道所不容。报载鄂伦春民族“九一八”前人口四千人,因伪满时日寇大量流毒鸦片,到“八一五”仅剩九百人。我执行这个政策,是违犯人道的罪行。
  
  8.伪满在热河种鸦片的理由:伪满自一九三四年在热河种鸦片,别省不许种,其用意所在:(1)热河土地瘠薄,不生产粮谷与工业用农产品,使专种鸦片,留他省为日寇的食粮与工业用农产品的基地。(2)汤玉麟时代农民有种鸦片的经验。(3)热河为伪满西南国境,使种鸦片,不生产粮食,断绝抗日军的粮道,如此使热河人民不能得到足够的吃粮。
  
  一九三九年三月任三江省长任内的罪行:
  
  兼任协和会三江省本部长、兴农合作社联合会长,红十字社三江省支部长。
  
  一、特务警察坑陷良民。一九三九年三月我到三江省,当时的警务厅长岛崎庸一就告诉我,佳木斯市内特务警察开私烟馆五家,教我不要管,并说特务机关与宪兵队都有几家私烟馆。以后我看佳木斯新闻载有出会局的赌博,我问岛崎,岛崎答也是特务方面作的。我知道的有复兴旅馆、大和旅馆,随便出入吸烟、开赌,坑陷良民。特务的目的是设陷井,以鸦片赌博为钓饵,以所得的钱雇间谍搜集情报。特务的胡作匪为,我不能制止,我有责任。
  
  二、建筑东宫纪念馆。一九三九年春我到佳木斯时,就参加日寇特务机关长兼伪满军顾问北部某主办的在公园内建筑东宫铁男的东宫纪念馆的地镇祭(开工典礼),三江省公署协助一切,到秋天建筑完成,落成典礼时,我亦参加。纪念馆有东宫的坐铜像,公园亦改名为东宫公园。东宫铁男为一九三四年武装移民,掠夺土地,
  制造土龙山事件的凶首,日寇称他为“开拓之父”,一九三七年日寇攻击祖国抗州湾上岸为先锋,被击毙。我参加为他修纪念馆,帮助日寇宣传移民侵略政策,我有责任。
  
  三、日满开拓会议。一九三九年夏,被开拓总局召,出席东京日本拓务省所召集的日满开拓会议,我带开拓科长武光晃到东京。开拓总局长结城清太郎给我的任务,是在开拓会议席上要求急速大量移民,不然预备大量的土地都撩荒了的话。开会的那天,出席的有日本拓务大臣小矶国昭主持,关东军第四课长片仓衷、农务大
  臣石黑正笃、开拓主张者加藤完治、日满开拓委员会委员稻垣征夫等。伪满出席的,伪产业部大臣吕荣寰、总务厅次长谷次亨与我。开会的目的,是执行一九三六年八月日寇广田内阁在东京决定发表的开拓计划。这个计划是二十个年移民百万户五百万人,分四期移民,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为第一期十万户,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六年为第二期二十万户,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一年为第三期三十万户,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六年为第四期四十万户。这次会议是关于进行方法的会议,会议通过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其内容如下:
  
  1.满拓鲜拓之统合;
  2.青年义勇队训练本部之结成;
  3.义勇队响导训练所、鲜系义勇队干部训练所之设置;
  4.为开拓团及训练所指导员的训练养成设开拓团指导员训练所,强化基干开拓民训练所;
  5.为开拓团一切事项的综合科学的研究新设开拓研究所;
  6.为开拓地医疗的万全养成开拓医,设立佳木斯医科大学,哈尔滨、齐齐哈尔、龙井开拓医学院。
  
  第一条,就是为自由移民于一九三六年设立的满洲拓植会社与满鲜拓植会社合并,一切开拓移民今后归开拓总局统一管理。第二、第三、第四条都是为训练开拓移民的素质。第五条为开拓的科学研究。第六条为开拓的医疗施设。在会议上,并规定经费由日满两国负担,移民在日本起身以前,召募训练经费日本负担,到满洲现地安居照料经费由伪满负担。当年十二月日满两国把这个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发表了。根据这个要纲,一九四O年四月满洲开拓青年义勇队训练本部设立了,六月满洲拓植会社与满鲜拓植会社正式合并为满拓公社了,同月开拓研究所设立了,佳木斯医科大学及其他医学院着手设立了。又于一九四O年五月公布开拓团法,六月公布开拓协同组合法,十一月公布开拓农场法,从此开拓移民以法律固定下来。我参加这个会议,通过这个基本要纲,使日寇开拓政策加紧进行,人民遭受灾祸,我的罪恶重大。
  
  四、执行开拓政策。省内有开拓厅,厅长是濑下清明、开拓科长武光晃,主管区划移民地区,指挥移民先遣队,建筑移民住宅等。建设科长金山某,主管由省县修往开拓地区的道路。农务科长山田熏,主管指导耕种方法及作物种类。畜产科长押谷七郎,主管对开拓民用的马匹及养猪、羊、鸡等。日寇移民团到来时,开拓科给各团组织共励组合,共同制造大酱、酱油、酒等,又组织消费组合,共同购买日用品、布疋等。并根据基本要纲,帮助设立医科大学,专收开拓民子弟,卒业后为巡回公医。又设大学附属医院,专收容开拓民患者。开拓厅每年开一次开拓团长会议,询问他们的生活条件,有无困难,为之解决。协和会省本部联合协议会时,使移民团作为代表,领导原住民。在佳木斯后宫公园的后宫纪念馆内设移民宿舍,为移民到佳木斯时无偿住宿。
  
  以上是我直接执行开拓政策的实施。其他关于开拓我所支持的数件列于下:
  
  1.青年义勇队。三江省开拓移民团,有青年义勇队训练所一个团,在依兰县东南千振开拓团南方,名叫“桃山青年义勇队训练所”,义勇队员约一千名左右,一九四一年夏我去看过一次,团长宗光彦对我说:“青年义勇队训练的目的,第一是国防上有关系;第二是训练出来的队员,渐次分散到开拓移民团内作中坚分子。”我对他们讲话一次,鼓励他们。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没有家族,全副武装。这种青年义勇队,我知道的三江省外,铁骊县有一个大训练所,嫩江县伊拉哈有一个大训练所,哈尔滨郊外有一个大训练所,都是在北满。听说全伪满已到的青年义勇队约一万五千人。他的企图,据宗光彦说的意思,就是训练出来的队员分散到开拓移民团领导各移民团,随时武装,待国防上有事时好用。就是准备对待苏联,以巩固它的大陆侵略政策。
  
  2.“湿地干拓”。一九四一年春,土地开发会社社长梅野实到佳木斯,计划在鹤立县梧桐河支流、富锦县安邦河流域进行“湿地干拓”工作,为开拓移民用。经省开拓厅极力援助,到一九四二年鹤立县已完成水田八万陌。对修水库、道路,日寇包工使用由外省来的劳工三千人,听说吃不饱穿不暖,在水地工作,推想死亡率百分之五,一年死一百五十人,二年共死三百人。为日寇造开拓用地,使人民受危害,我有责任。
  
  3.压迫朝鲜民族。一九四二年夏,协和会开省联合协议会,有朝鲜人代表提出“原住民”作何解释。因为他们来住的年限早。我竟答“三江省没有原住民,原住民是赫哲人,其余的都是移民,汉民族来到三江省的老人,不过四五十年”的话。这就是拥护日本移民,压制其他民族。
  
  4.三江省移民政策对人民的危害。(1)收买土地时荒地一垧一元钱,买熟地三江省给时价的半价,佳木斯市外一百元钱一垧的地给半价五十元。(2)熟地被收买,移民到来,就得流离失所。(3)由省县道路修到开拓区的开拓道路,都是命令县出民工修的,对开拓民的便宜,奴役人民。(4)移民到来,由开拓总局每人给垫办费五百元,借给五百元(五年代还)。彼等多不劳动,暗中把地租出,享地主的权利,既剥削人民的劳动果实,复看佃户把地种熟,把地夺回,另换荒地。(5)雇佣民工,给公定价格,每天一元钱(时价每天工钱五元到十元),不够吃食。(6)夏锄期间,千振移民团有到人民地内抓正劳动的人为他作工;不愿作的人,他告警察,诬为思想不良,被警察殴打(桦川县长林喜岳对我说的)。(7)人民习惯不论谁的草地都可随便放牲口,移民到来,他的草地内见牲口就抓了没收。
  
  以上日寇为实行他的大陆政策,“九一八”后即公开地实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特别是开拓移民,是强盗式侵略,先把土地占领,后把人民驱逐,弱肉强食,反宾为主。我自始至终帮助,拥护敌人这个政策,现在想想真是无心肝的人了,应负重大责任。
  
  五、执行北边振兴计划。一九三九年秋,我由东京开拓会议回佳木斯,日寇三江省次长增田增太郎告诉我,中央规定在三江省实施北边振兴计划。这个计划是当时的伪总务长官星野直树、企划处长古海忠之计划的。由一九四O年起,每年给三江省一千万元,共三千万元,三个年完成,为特别会计,委托省开拓厅建设科实施,
  实施工作责任者,是建设科长金山某。工作项目是修警备道路,省与县间、县与县间共约三千里长;架设电报线与电话线,也共约三千里长;在约一千里长的国境上,修约二十里一个监视哨岗楼,共五十个岗楼;修筑国境警察队厅舍、宿舍各十二处。这个计划,美其名叫“北边振兴”,用日寇包工,动用省内供出的劳工三万人,车马四百辆。劳工是各村屯摊派的,在其中以大、中、小队长管理之,倘反抗摊派,县就动用警察抓打,强迫就劳工。若中途逃跑亦用警察抓住,打后仍被强迫回队就劳工。因吃不饱穿不暖,按照一九四二年临时劳工的例推算,死亡率在百分之三,每年九百人,三年间共二千七百人。车马损伤在百分之五,共约六十辆。北边振兴的目的,很明显是准备进军用的设备,于人民毫无关系。且在诺门汗事件之后显然是预备进军苏联的。我执行完成这个计划,使人民受重大的灾难,我有重大的责任。
  
  六、东亚教育大会。一九四O年夏,由伪满中央民生部嘱我到日寇东京参加东亚教育大会。东亚教育大会是日寇“帝国教育会”会长永田秀次郎召开的,伪满参加的人我以外有民生部事务官日寇神是俊,率领全伪满中等学校教员四十余人;华北伪政权代表孙某外二十人;南京伪政权教育部次长戴英夫外二十人。在会上我曾发言说东亚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关系。开会完毕,率教员等参观文化施设、理化学研究所、音乐美术学校等。开会前曾率领教员等参拜日寇的明治神宫、靖国神社,归途参拜伊势神宫及橿原神宫。
  
  七、经济统制。(1)一九四O年秋加强经济统制,设立经济警察。佳木斯发给市民每月每人配给粮谷十三公斤,各家搜查一次,有存粮谷的家,粮谷多少都得记录,由配给量里扣除,严令今后私买粮谷为经济犯人。警察声明,今后不许吃大米白面,今后若有大米白面,亦为经济犯,受相当的处分。一九四一年以后配给粮谷减
  至十一公斤。(2)一九四一年夏,执行经济部七·二五令,统制现存的棉丝布,以公定价格出卖,若抬高价,就为经济犯,商家以高价买来的货,都得受损失出卖,因此商家再不能得到货物的来源,人民得不到物资。我执行上司的命令,使商家破产,公利源百货商场为此赔三十万倒闭。这都是我给人民的痛苦,我有责任。
  
  八、“粮谷出荷”。三江省农民“粮谷出荷”,一九四O年责任“出荷”量为三十万吨,因为多年治安关系,日寇开拓买地关系,人民多逃亡,土地多撩荒,加上自一九四O年二年间年年雨量太多,收成不好,到底不能拿出那么多的数量,因此不能完成任务,一九四O年没完成一半的数十五万吨。一九四一年“出荷”责任量仍为
  三十万吨,从秋天就命令全省公署职员警察下乡催促“出荷”,我十二月初亲自到汤原县下耿贵屯外三处召集村屯长,说明粮谷不许私自买卖,都得卖给国家。省次长日寇烟勇三郎、民生厅长高元良,同伴到桦川县下村屯催促“出荷”,宣告吃粮种子都得先拿出来“出荷”,自己的吃粮种子后来再说。结果汤原县仅逼出来五六百吨,各县逼出来共有三千吨。因此方正县有因无法“出荷”吊死一人(县报告),如富锦县长张廷陛报告,富锦县农民秋天打完场就没有粮吃,吃草根菜叶、哈蚂等。桦川县湖南营屯长报告,农民一天只吃一顿饭,吃的是糠等,农民都面黄饥瘦必至饿死。据以上情形推想,一九四O年因“出荷”须死五万人,一九四一年就能死七万人。
  
  九、赵尚志被害。一九四一年春,赵尚志在鹤立县被害。警务厅长田中要次召鹤立县长马某来领赏金。马某对我说赵尚志遇害的经过:鹤立县密探发见赵尚志同四五人入境,派密探刘景山接近赵尚志,伪装当年赵尚志抗日时的部下,赵尚志不疑,使刘随从,并给刘一杆枪。一日晚,刘引导赵尚志等袭击警察派出所,将近派出所时,刘突然开枪,把赵尚志及王某打倒,赵尚志同伴姜某当即开枪,把刘景山当场打死,把重要的东西与大枪拿去逃走。派出所的警察听枪声到现场,当时王某已死,赵尚志还没死,手拿手枪说:“我是赵尚志,你们去请功罢。”把枪撩下后,听警察里有说日本话的,赵尚志又说:“我早知有狗子,我早把他打死了。”马县长又说:赵尚志第二天八点钟死了,衣兜里有刻赵尚志名戳一个,炸弹十枚。鹤立县找刘景山家属,要给他抚恤金,到底没找着。马领赏回去,不数日赵尚志与王某的尸体运来,找赵尚志原来部下的营长李华堂来证明,我也在场。李华堂看见赵尚志的尸体,大叫一声:“司令,你到底这么样了么!”掉了几个眼泪。李华堂指出赵尚志左眼有伤痕,证明的确是赵尚志。我问赵尚志的岁数,李答三十一岁。赵尚志与王某都穿日寇兵的黄呢子军服。后田中把赵尚志的头锯下来,装木匣子里送长春治安部。我的部下把赵尚志害死,又以我的名义赏害赵尚志的县长马某,所以赵尚志被害,是我的责任。
  
  十、鸦片瘾者再登录。一九四一年春,伪满中央民生部禁烟总局来命令,鸦片瘾者再登录。一九三七年伪满鸦片十年断禁时,登录瘾者全伪满六十万人,若真断禁,就无再登录的必要。这次命令再登录,明明是制造瘾者,贩卖鸦片的主义。佳木斯原有瘾者三千人,再登录的结果添了三分之一,到四千五百人。执行这个政策毒害人民,我负责任。
  
  十一、为日寇军需买肉鱼。(1)收买猪肉。一九四一年秋,省次长*勇三郎与畜产科长押谷七郎,通过我为日军买猪肉两万斤。每斤猪肉时价一元钱,照公定价格一斤五角强制收买,共约二百头猪,由佳木斯市桦川县、富锦县、依兰县担任供出,使人民损失一万元。(2)收买鱼。一九四一年秋,日寇关东军的“御用商人”林兼商店,得省的许可,到抚远买大木<马>哈鱼,抚远副县长兼警察队长太田昌雄,强制渔民把六元一尾的大木<马>哈鱼一元一尾卖给林兼商店,渔民因有警察的逼迫,不敢抗违,竟照太田所定的价钱卖了,共二十万尾,使人民损失一百万元。使渔民受大量的损失,我负责任。
  
  十二、征兵检查。一九四O年四月,伪满实行国兵法,我是省征兵官。省民生厅设兵事科,调查壮丁的年龄、家庭成分、文化程度,并为征兵检查的一切预备。三江省一百三十万人口,壮丁约一万人,检查的结果,每年约一千人合格者。一九四一年我到佳木斯市与桦川县共同检查场看一次,合格者二百人。一九四二年春,我
  到鹤立县征兵检查场看一次,合格者五十人。我执行征兵检查官的任务,为日寇增加后备力量。
  
  十三、设孤儿院。一九四一年春,协和会嘱托日寇重冈正树在佳木斯市设孤儿院,起名叫“立正孤儿院”,已经收了二十几名孤儿。我当时为他捐钱,又支持他唱义务戏,卖红票捐款两万元。他在佳木斯市西侧盖房子二十间,教孤儿练习种庄稼。以后才知道他立孤儿院的目的,是教养为日寇开拓移民使用的奴隶。我支持这个伪善的人,我有责任。
  
  十四、临时劳工供出。一九四二年夏,日军在依兰、汤原境内修军用飞机场,日寇陆军大佐太田勤到省公署见我与省次长栗山茂二,要求供出劳工三千人,我与栗山答应他了。遂定由佳木斯市出劳工一千名。其他二千名摊派各县供出,约定每人每日给粮食一公斤,菜钱两角、胶皮鞋一双,三个月完工。劳工供出一月后,我
  到现场依兰县二道河子、三道岗两处视察一次,有日寇包工在场监督,粮食不给足数,菜钱完全没给,食盐、胶皮鞋也没给。三道岗的劳工是富锦县供出的,三百余人,都赤脚在碎石子上劳作,把足指扎破流血的人大半,队长把劳工集聚一处,我与他们讲话,都一齐给我跪下,哀求给胶皮鞋。队长对我说:“吃食不够,菜不但没有,连盐都不给吃,劳工足破流血,困苦万状,且住在席棚里,不能遮寒,现在三百人就跑了三十多人了。”{中略}三个月后完工时,死亡率约百分之三,三千人能死亡一百人。为日寇修军用飞机场,使人民遭受痛苦,我负重大的责任。{中略}
  
  十六、佳木斯检举案。一九四二年十月,佳木斯铁道警护队长牛方一角,因有由山东来的尹某到兴山镇,被铁道警护队逮捕,说他有八路军的嫌疑,拷打追问他认识的人,渐渐株连到佳木斯福祥泰主人徐绍禹、同义合主人张秉权,把他二人逮捕,在警护队吊打,用火钎子各烙两胁{肋},徐绍禹不能忍,承认是八路。张秉权在旁看徐受酷刑难堪,没打就承认是八路,说在福顺泰主人商务会长曲恩远家开会等话。因此佳木斯市商务会长曲恩远、副会长张元度等都逃往哈尔滨。此外共逮捕二百多人。{中略}在狱约半年,死过某外三人。三江省出这样的大检举案,使人民受痛苦,我有责任。
  
  十七、协和会。一九三九年春我到三江省即兼协和会三江省本部长,到一九四二年十月离三江省为止。所作的工作,在省内各学校执行青少年训练,训练与日寇一德一心,尊重唯神之道,每日在学校朝会时,遥拜建国神庙,遥拜宫城(日寇天皇),遥拜皇居(伪满皇帝),使青少年彻底驯服日寇。其次是青年训练,各县立青年
  训练所训练国民学校毕业未升学的青年。训练期间两个月或三个月,训练成为村屯的中坚分子,遂行国策作人民的领导。又其次组织义勇奉公队,在地方担任警备传令、防空演习或监视粮谷移动等事。每年春季领导各县村屯协和分会选出分会代表,到县本部开县联合协议会,使代表的思想统一,赞助遂行国策。由县联合协议会选出代表,到省联合协议会。我是省本部长,开会时取代表的讨论形式代表人民的意志,赞成国策,再选省代表出席全国联合协议会。凡危害人民的粮谷“出荷”政策,劳工政策都伪造民意,说人民自愿。我执行这种欺骗人民的协和会政策,负重大的责任。
  
  十八、兴农合作社连合会:一九四O年春,兴农合作社中央会派来理事日寇原宗吾,强化各县兴农合作社。在省立连合会,我担任连合会长的名义,在各村屯组织兴农会。所作的工作,是收买“出荷”的粮谷,代农民买农具,春天代办春耕贷款给农民,秋天在粮谷“出荷”时本利扣去,就是剥削机关,强迫农民买不适用的农
  具,富锦买的犁仗,不能使用,都挂在墙上;镰刀亦都掉牙,不能用,甚至农民不希望的东西摊派逼买,如汤原农民不要麻袋、扫帚,运来麻袋、扫帚若干,逼农民买,所以农民都叫“倾农合作社”。我担任连合会长,作倾农的事,我负责任。
  
  十九、三江省红十字社支部:一九四O年春,我被伪满红十字社嘱为三江省红十字社支部长,有主事加藤某,每年劝人民捐款。其捐法是捐二十五元(零捐每年纳三元十年纳完)的,给正社员章,捐二百元的,给特别社员章,捐一千元的,给有功章。一九四O年在佳木斯捐三万元,一九四一年捐约四万元,一九四二年捐七万五千元。以博爱为名,实在是增加日寇侵略的力量。以我的名义,帮助日寇榨取人民的钱财,我有责任。
  
  二O、省长会议。(1)一九三九年秋,由伪国务院召集省长会议,当时主持的以张景惠名义开会,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各部伪大臣列席,其外有关东军第四课长黑川某,伪满军最高顾问松井太久郎。开会时,照例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总务长官星野直树训示外,各部大臣指示各部的施政方针,以后各省长报告各省的情况。两日间会议完了。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事件,是张景惠和星野的训示中,有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满洲国负粮食基地的责任等话。产业部大臣吕荣寰指示,从今年起粮谷统制,公定价格收买,大豆价格为每百斤七元钱,其余粮谷以大豆为标准定高低。乡村农民的粮食,同村内可以有无相通,不准向外村买卖。都市配给粮食,每人每月十七公斤。各省长唯唯听命。省长报告都是敷衍了事,没有甚么特殊的事。惟安东省长丁超,为水丰电水没地,争论给民地价钱太低,愿出老命与政府争,当时也未得确答。我接受会议的结果,回省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负粮食基地的责任,省农务科定佳木斯市配给粮食每人每月为十五公斤。日寇对祖国侵略,我为日寇供给粮食,把每人每月应该配给十七公斤的粮食改为十五公斤,对人民惭愧无地。(2)一九四O年秋省长会议的召集与前相同。总务长官换武部六藏,产业部改为兴农部,换于静远为兴农部大臣,吕荣寰为民生部大臣,经济部大臣韩云阶退职,换蔡运升,日寇关东军第四课长黑川某,伪满高级顾问花谷正在场。开会时,照例张景惠、武部训示外,各部大臣指示各部的施政方针。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事件,是张景惠、武部的训示中,强调伪满皇帝建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告全人民应致崇敬,并对东亚新秩序全人民应负粮食基地的责任等话。治安部大臣于琛澂指示国兵法实施的事。兴农部大臣于静远指示粮谷“出荷”要格外努力。经济部大臣蔡运升指示经济统制今年加严。省长报告又是敷衍了事。我接受会议的结果回省奉行惟谨,建神龛于省长办公厅,每节率职员必拜,每朝率职员遥拜建国神庙,协力征兵检查,粮谷“出荷”特别努力,把市民每人每月配给粮食降为十三公斤,经济统制又加紧一步。(3)一九四一年秋,省长会议的召集与前相同。关东军第四课长换小尾某,民生部大臣换谷次亨。开会时张景惠与武部的训示与去年相同的意思。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事,是民生部大臣谷次亨指示劳工法,对全东北二十三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子,征发二十四个月以上的劳动。兴农部大臣于静远指示今年早期“出荷”,须加紧负粮食基地的任务。经济部大臣蔡运升指示要实行经济部的七·二五令。各省长报告,又是敷衍了事。我接受会议的结果,回省预备实行劳工法,奴役省内人民,对粮谷“出荷”,省职员总动员下乡催促“出荷”,我亲到汤原县乡下催逼“出荷”,今年又把市民每人每月配给的粮谷量降为十一公斤。(4)一九四二年夏,省长会议召开,亦与前相同。参加的人亦与去年相同。开会时张景惠、武部的训示,强调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皇军的胜利,我们奉行时局诏书“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帮之战”的圣旨,把全国的一草一木都得供给皇军等话。兴农部大臣于静远指示建设大东亚共荣国,我国负粮食基地的责任如何重大。民生部大臣谷次亨强调现时劳工的重要,劳务管理的重要。经济部大臣蔡运升指示,加紧经济统制。各省报告依然敷衍了事。我接受会议的结果,回省只是加紧经济统制,使商家的存货照七·二五令的公定价格出卖,粮谷“出荷”加紧预备工作,劳工亦努力供出,以前没出过劳工的佳木斯市,修飞机场亦供出一千人。{中略}
  
  一九四二年九月任总务厅次长任内的罪行:
  
  一、建国大纲。一九四二年九月,我任总务厅次长时,古海忠之交给我建国大纲的稿本教我看,问我有没有意见。我看完了,我说没有意见,遂于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公布了。这个建国大纲,内容是开发产业,发展交通,普及教育等,就是日寇侵略东北的方针,我通过了,我有责任。
  
  二、国民训。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总务厅小会议室,开国民训最后决定的审议会,武部六藏主持,参加的二十余人,中国人我以外,协和会参加的是曲秉善。国民训的稿是五项,第一项“国民须知满州建国由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建国元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当时武部提议“建国元神”不如明显改为“天照大神”,我无异议通过了。第三项文中有“以礼让为旨”的句,我建议“旨”字中国话不好讲,应改为“先”字,众无异议,遂通过了。国民训于十二月八日以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名义公布了,国民训是给人民加上重大的束缚,一有不慎,即能招来思想犯的危险,我参加审议,我有责任。
  
  三、火曜会议。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三年三月,火曜会议之成员,武部六藏为主席,关东军第四课长小尾参谋,伪满军顾问部高级顾问加藤大佐,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松木侠、卢元善,治安部次长涩谷三郎,民生部次长源田松三,交通部次长田仓某,司法部次长前野茂,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外交部次长三浦某,经济部次长青木实,兴安局参与官河内某。各部提案者,说明提案的理由,经参加者审议,武部六藏裁决,即通过。通过这个决议以后,国务院会议及参议府会议均属形式。这个会议就是伪满的立法机关,这个会通过谁也不能更改。这个会议的召开,武部六藏以外,谁也不能召开。我当总务厅次长,参加这个会通过的重要案件如下:
  
  1.民生部次长源田松三提出国民勤劳奉公案及勤劳奉公队编成令,内容是二十岁以上的壮丁征兵检查不合格者,所谓“国兵漏”服劳工义务三年,一年间六个月,六年完毕。会议通过后,得全伪满三十万人的壮丁劳工,无代价<受>奴役到各厂矿就劳。
  
  2.关东军第四课长小尾参谋提出建议,要求粮谷“出荷”在原八百万吨基础上增加二成。武部以下各次长都没有言语,他特别对我说“日本每家都有出征的,与日本一德一心的满洲国人,多出二成粮谷,不算甚么罢”。我说“若有粮,可以出”。以后没有兴农部提案实行。到一九四三年增加“报恩出荷”三十万吨。小尾的
  话,虽没当时见诸实行,但是我赞成他的意见,就是危害人民的行动。
  
  3.经济部次长青木实提出税法修正案,内容是烟酒税加一倍以上,食盐专买每担加价两元。新设通行税(火车、船票加税)、游兴税等,地方税实施户别捐。如此加重人民负担,从此人民经济力日趋薄弱。
  
  4.武部六藏提出实行制国民手账,使各个人花钱领手账一本,注明本人的姓名、年龄、职业,若无手账的人,警察抓住,不但没有领粮谷配给的资格,而且送去作劳工。实施的结果,被抓的人吗啡瘾者很多,待遇极坏,死亡率在百分之五十。一九四三年抓了三万人,就能死一万五千人。
  
  5.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提出增产棉花案,内容是原来伪满产棉花二十万担,从今年增产三十万担,一九四四年增产到四十五万担,一九四五年增产到六十万担为止。实施的结果,农民种棉花由棉花会社指定,会社经常有人住在农村监督指导,农民要担负很大的供应,秋后棉农生产完不成责任时,会社逼迫,甚至有把自己的
  被褥棉花拆出交给的。棉价每斤平均定价四角,种棉的农民卖了棉花,不够买吃粮的,这是给人民的灾难。
  
  6.治安部次长涩谷三郎提出设立警务总局要纲,内容是把治安部内的警务司废止,新设立警务总局,为总务厅直辖机关。实施的结果,加强警察,警察担任地方治安,如热河的省长、次长、警务厅长等,都调换由警务出身的姜全我、岸谷隆一郎、皆川富之亟担任。增加警察两万人,作肃清工作。一九四三年协助特务宪兵队检举热河光头山附近各县爱国人民一千五百人,其他如哈尔滨,一九四四年春检举五十人,勃利一九四四年夏检举二十人,同江一九四四年冬检举七十余名,通河一九四五年春检举二百人,长春一九四五年夏检举二十人。都是强化警察的结果。
  
  7.民生部次长源田松三提出设立文教部要纲,内容是把民生部内的教育司废止,新设立文教部,部内设官房(庶务、会计、人事三科)、教育司、教学司、礼教司、监察部、编审部等。
  
  以上是我参加火曜会议通过的残害人民重要案件,我负重大责任。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任伪文教部大臣任内的罪行,兼任协和会中央本部副本部长。
  
  一、文教部设立的意义与经过:一九四O年秋,武部六藏任伪总务长官,就注意统制人民思想,先作国歌(一九四二年建国十周年时)“神光开宇宙,表里山河壮皇猷”,使人民歌诵日寇的“神光”“皇猷”。又作国民训(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公布)“满洲建国,由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使人民时常读诵。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为加强奴化教育,把民生部内教育司扩大为文教部,对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归统一方针之下,以便奴化人民思想,以供驱使。任我为伪大臣,由日寇文部省派来有殖民主义教育经验家田中义男为伪次长,执行这个奴化教育政策。
  
  二、文教部机构:大臣、次长、官房(庶务科长三轮健儿,后换斋藤某,会计科长田中某、人事科长佐藤某)、教育司长木田清,后换津末圭二、教学司长佐枝常一,后换小野正康、礼教司长耿熙旭、学生勤劳奉公司长崔正儒、监察部长饭冢富太郎、编审部长寺田重喜郎,以外科股若干。
  
  三、文教方针:仿照日寇的天皇制教育,伪满是以伪皇帝制教育。聘请日本神学专家小野正康为教学司长。设立文教审议会,审议文教方针,以取人民的信用。文教审议会是以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为会长,我是副会长,聘请所谓当时名流及教育家,如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建国大学副长尾高龟藏、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各部大臣、王道书院长日高丙子郎、四平省长曲秉善、吉林师道学校长张文明、齐齐哈尔第一国民高等学校长田树棠等。审议文教部提出的文教方针原稿,共开会两次,议决以国本奠定诏书“我国建立、以逮今兹、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培国本于惟神之道,振国纲于忠孝之教。”为根本的惟神之道为文教方针。
  
  四、实施方法:
  
  甲、对社会人民:
  
  第一,绞杀人民的思想言论:
  
  1.出版统制委员会:总务厅弘报处立出版统制委员会,凡有欲出版的刊物,不经出版统制委员会检查,不得出版。
  
  2.思想矫正法:我的学生清原县行政科长阎传贤之子,喜好作小说、著作名叫《陆藏》于一九四四年夏突然被盖平县警察逮捕,说要送思想矫正局。
  
  3.治安维持法:这个法自第一条到第九条凡有反满抗日思想行动都处以死刑,即轻微犯的,亦治以相当的罪。一九四一年铁岭市长徐渐九,召集市立学校校长、教员,讲惟神之道,开会完了,晚间宴会后,徐与少数教员闲谈,某校长问徐市长“惟神之道是怎么回事”,徐答“就是老张家的神拿到老李家来供了”。这个话被特务听去,把徐和教员等都逮捕去,拘留十余日,徐承认他说这个话了,结果徐渐九被判处徒刑七年。
  
  4.文教部设宗务官王承杰、伊藤某,调查宗教,把佛教、道教置于神道之下,其他视为邪教,逐渐取缔。如红万字会、五教道德院、同善社、万善会、一贯道、九宫道等,都在取缔之例。一九四四年秋,把德都县五大莲池万善会的铜神像二百余个(每个约五百斤)献纳为日寇军用,就是借取缔邪教而实行的。
  
  5.中国人崇信的孔教,极力辟除,现在存在的祀孔典礼,到一定时期即将废止。
  
  6.汉字限制使用,强化日语为国语政策,制定略字,如日本字母一样。一九四四年敕令语学检定规则,立语学检定试验委员会,委员长是我担任的,委员是各官厅精通日语的中国人或精通华语的日本人充当,如总务厅秘书官中岛比多吉、事务官仓冈某、庶务科长王维常、练成科长傅士俊、文教部教学官马龙骥等,都是委员,每年对检定志愿的公务员施行检定试验一次,分为特、一、二、三等,被检定试验合格的人,特等每月加津贴三十元,一等二十元,二等十元,三等五元。这是限制汉字,强化日语为国语的实施。
  
  第二,灌输奴化文教方针思想:
  
  1.使官厅协和会朝会或开会时唱国歌,读国民训,读国本奠定诏书,宣传惟神之道,各官厅或建小庙,或设神龛,使人每过必拜。
  
  2.文教部礼教司社会科,召集过两次宗教教化团体会议、佛教总会长如光、道教总会长房理家以外,红万字会、道德会、五台山慈善会等,开会时宣布伪满国是惟神之道,各宗教教化团体无论自己的教义如何,都得唱国歌,读国民训,崇敬惟神之道。
  
  3.准备修建国神庙于净月潭的宽大地方,使人民参拜信仰神道,将来改革人民风俗习惯,如结婚采取日寇的神前结婚方式,并发行神符,使人民拿到家里供奉。
  
  4.文教部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公布社会教育基本大纲,使家庭与社会广范围的联系,宣传惟神之道,进一步实行一德一心的社会教育。其实施方策概如下:
  
  (1)设日满文化协会,会长是荣厚,每月发刊杂志,供给日本、伪满人民阅读,介绍人情风俗,灌输神道思想。
  
  (2)满洲文艺协会,会长是赵鹏第,调查改革戏剧与歌曲,由中国旧剧渗透神道。
  
  (3)满洲映画协会,理事长是甘粕正彦,检查剪裁外来的影片,制造伪满影片。
  
  (4)文教部嘱托考古家神尾弌春,考察东北古都遗址,高句丽丸都辑安、渤海国上京东京城、辽的上京林东、金的上京阿城等,预备出小册子,伪造满洲与中国分离的证据。
  
  (5)文教部嘱托三宅俊成考察古物保存,调查辑安的高句丽古坟、辽阳汉古坟、热河八大庙及其他古碑古塔等,热河故宫康熙时代的铜亭子,献纳与日寇军用,就是他干的。
  
  (6)文教部嘱托泷川政次郎博士拟建设大的图书馆,现有的沈阳图书馆、吉林图书馆、齐齐哈尔图书馆,预备整理扩充,特别对日本出版的日文书,预定大量输入。
  
  (7)文教部嘱托藤山一雄、远藤博士,新创建大规模的博物馆。现有的沈阳、长春、哈尔滨博物馆亦扩充,使有带日本彩色的设备。
  
  (8)文教部礼教司社会科每年开书画展览会,由日本聘请画家山口逢春当审查员,募集书、画、雕、塑四种,分等给奖。所书的字都是颂扬日寇“神道”或“皇军胜利”的词句,画的画,也是有日本风味的得奖。
  
  (9)预备设立音乐学校,输入日本的歌舞。
  
  (10)文教部礼教司研究礼法,对人民的冠、婚、丧、祭,预备制定统一的礼法,使人民遵从。
  
  乙、对学校学生:
  
  第一,绞杀教员学生的思想言论。
  
  1.文教部内编审部编纂教科书,国外的教科书、参考书,使学生不得入目。并改编教科书,使合乎神道教育。因为以前的教科书是在有建国神庙以前编审的,这次改编新教科书,对日寇“皇室”伪满“帝室”关系特别注重,教授要目已竟作成。
  
  2.强化大学机构,限制留学生到外国。伪满建国当初,在日本留学生有二千人,到一九四四年仅余四百人上下,北京留学生当伪满初期有一千人,一九四四年不过三百人。最后准备禁止留学,怕学生受思想的传染。一九四二年日本留学生十数名,被日寇东京警视厅检举,送回伪满,有阮振铎之女,曹秉森之子,李叔平之子。李叔平之子被判处徒刑七年,“八一五”仍在狱中。
  
  3.文教部有监察部,专监察全伪满的教员学生思想。一九四四年春,齐齐哈尔第一国民高等学校长田树棠外二十名被逮捕。一九四四年春,四平市师道学校学生,为邮局邮来反满抗日传单隐匿,被逮捕学生及卒业生傅家屯小学校教员杜某二十余名。一九四五年夏,长春警察逮捕法政大学学生二十余人,有文教部职员二名在内。前文教部及民生部教育司都有监察部的设置。
  
  第二,对教员学生灌输文教方针的思想。
  
  1. 使各学校院内建设小型庙,供天照大神,使教员学生每过必拜,每日朝会唱国歌、读国民训,学校行典礼时,读国本奠定诏书。
  
  2.一九四五年春,立文教审议练成所,所长小野正康兼任。按期召集全伪满国民学校及国民高等学校教职员到所受训练,每期两个月(按照教员等文化程度可延期四个月)五十人,专训练惟神之道。
  
  3.精神教育。
  
  (1)根据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的回銮训民诏,“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应与其臣民一德一心”,使学生与日本一德一心,民族协和。
  
  (2)根据一九四O年七月十五日的国本奠定诏书,“我国建立以逮今兹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培国本于惟神之道,振国纲于忠孝之教”,彻底服从惟神之道。
  
  (3)根据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的时局诏书“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使学生对日寇劳而无怨。
  
  (4)根据一九四二年建国十周年的诏书“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使学生称日本为亲邦,驯服地永远孝敬日本。
  
  4.劳作教育。
  
  (1)军事训练:实行使学生当炮灰的预备。文教部一九四四年春,嘱托日寇伊藤大佐,专门监督各大学中等学校军事训练,使各学校配属军官的训练科目强化。一九四四年秋,曾召集各大学学生两万人作大演习一次,实行野营、阅兵、分列式,文教部作出战时体制教育。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进军东北,建国大学副长尾
  高龟藏逼学生往磐石县作通化的防御线,佳木斯医科大学学生被调到牡丹江待机,都是实例。卒业生每年充当国兵的约有三万人。
  
  (2)勤劳奉公:一九四四年冬,公布学生勤劳奉公法,部内设学生勤劳奉公司,司长是崔正儒。使大学学生两万人,国民高等学校学生十六万人,共十八万人到各厂矿作劳工,每年四个月为一期,三个年完了。国民学校学生约一百万人(全学生的半数)在地方各省市机关酌量勤劳奉仕。文教部发布学生勤劳奉仕规程,指示勤劳奉仕范围与管理方法,实施的结果,各厂矿没有安全设备,没有卫生设备(连口罩都没有)。一九四五年五月我到西安煤矿,看学生在坑内钻岩石层,黄土扑面,学生都面黄饥瘦。这个矿因坑木不足,不能按规矩安坑木,隔一安一,可能有冒顶的危险。当时西安县长对我说,西安煤矿地盘土松,常出危险事故,平均一吨煤死一个人。到阜新煤矿坑内,看学生在煤层中钻煤,煤尘四起,呼吸困难。在辽阳制麻袋厂,看学生在尘埃中劳作。在辽阳制火药厂,看学生有中毒的现象,头痛的很多。在抚顺看制铝板工厂,学生作力量不能作的劳作,累的严重。所以学生勤劳奉公疾病死亡率至少在百分之零点五。国民学校学生,在地方勤劳奉仕,采山葡萄叶、捕兔等,爬山越岭把衣裳鞋戳破,手足受破伤的很多。
  
  五、日满华协和会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我以协和会中央本部副本部长的资格,被派往日本福冈,参加日寇大政翼赞会召开的日满华协和会议。同往的有伪满政府代表古海忠之、协和会员唐树尧。在博多旅馆开会。日寇大政翼赞会代表宫田光治外三四名,南京伪大民会代表南京市长周学昌外二名,北京伪新民会代表喻某外一名参加。开会由宫田光治主持,宫田说“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是日满华三国共同的责任”的话。我说“东亚唇齿相关,辅车相依,满洲国是粮食基地,愿负责任”的话。当晚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古海忠之对新闻记者发表“没有满洲国供给粮食,大东亚共荣圈就不能建设”的话。
  
  六、国务院会议:我由一九四三年四月到“八一五”每星期三参加国务院会议。这个会议是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为首,其次是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以外各部伪大臣参加。今把我所参加通过的重大案件述于下:
  
  1.思想矫正法:一九四三年四月伪司法部大臣阎传绂提出思想矫正法案,设立矫正局,附设辅导院,目的是检举所谓“浮浪子”及“劳动避忌容疑者”。在矫正局权限下,检举送辅导院强制劳动。这个法案通过后,在长春设立矫正总局,局长是中井久二,各都市有分局,设立辅导院六处,在西安、本溪、抚顺、鞍山、鹤冈、鸡西各地。一九四四年春,辅导院建成,一齐检举行路的人或坐火车旅行的人,逮捕后不通知其家属,迳行送矫正局,再送辅导院,强使作劳工,待遇恶劣,吃食太少。民生部参事官王贵昌曾去看过一次,看见吃的是米汤一样的稀粥,有一人领到一碗稀粥,又希望添一点,惹起配给人发怒,把他的碗打掉地下,全不给了,那个人只得叫苦挨饿。如此食量少,加上重劳役,死亡率在百分之五十。每个辅导院能收容三千人,六处共约二万人,就得死一万人。我通过这个惨无人道的法案,我罪恶重大。
  
  2.扩大种鸦片区域:一九四三年四月,武部六藏提出扩大种鸦片区域,热河而外奉天、吉林、四平三省,立生产鸦片组合,强租民地,由生产鸦片组合中央会管理。实施的结果,中央会理事长是海村园次郎,在乡下挂生产鸦片组合的牌子,三个省十五个组合,一个组合租三千亩土地,共四万五千亩。被夺土地的人民约三千人,都得失业(每人十五亩地),奴役人民,常工亦约三千人,临时工须四万五千人。听说沈阳东杨官屯生产鸦片组合种二十垧地(每垧六亩)鸦片,动员全屯六十家妇女学生为它们收割鸦片,说是勤劳奉仕,大量生产鸦片。
  
  3.土地造成:一九四三年夏,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提出土地造成案,在郭前旗、东辽河预定收买三十万垧土地造成水田,生产稻米一千万石,供日寇国里食粮。实施的结果,土地已买成,地价是三十元到六十元钱一垧。听说郭前旗作水库,使人民流离失所五千余户。为供给敌人食粮,使人民遭受灾难,通过这个的我有责任。
  
  4.摊派储蓄:一九四三年秋,伪经济部大臣阮振铎提出储蓄,定为本年储蓄额十六亿。通过后施行的结果,农村被摊派二亿元,中央银行出四厘公债券,兴业银行出储蓄公债券,公务员的年末赏金都被给债券一半,各家由邻组每月摊派一元钱一张的小储蓄券,我家一个月被摊派十五元。听说扶余县各国民学校由教员摊派给
  学生,使学生用钱买小储蓄券。这个小储蓄券不能使用,凑多数,到兴业银行换储蓄债券。一九四四年提出的储蓄额为三十亿,农村被摊派四亿元。小额储蓄券范围更广。如此聚敛人民资金,我支持通过这个案,我有责任。
  
  5.勤劳部:一九四五年春总务厅武部提出官制修正,民生部废止,国民勤劳奉公局扩大为勤劳部。这个勤劳部的设立,是加强劳工的管理。根据以前的劳工法,自十八岁以上到四十五岁的摊派劳工,约一百五十万人。国民勤劳奉公法的壮丁劳工三十万人,勤劳奉公的学生十八万人,都归勤劳部支配。使摊派网密,不使逃脱,不使窝工。除学生由一九四五年开始实行外,其他都是由一九四二年继续执行的。由于各厂矿没安全设备,没有卫生设备,吃不饱,穿不暖,鸡西煤矿一九四四年因发生斑疹伤寒,一时就听说死五百人,宁安县长刘长贵往鸡西慰问自己县出的劳工,被传染身死。锦西县人王克镇对我说“锦西县今年(一九四四年)出劳工二千人,到牙克石(大兴安岭海拉尔间)作日军阵地工事,没回来一半,出劳工的家,劳工走的时候,就烧纸送了”。勤劳部成立也不能改善劳工生活,伪大臣于镜涛由鹤冈拿来劳工吃食的样子发霉的苞米面子,不是人能吃的东西,所以劳工的死亡率至少在百分之五。
  
  6.禁烟协会:一九四五年春与民生部废止同时,禁烟总局废止,立禁烟协会,理事长植村某,副理事长刘绍衣,是半官半私的组织。为便宜鸦片的处分,这时热河省产仍为八百万两,兴安西省开鲁与奉天、吉林、四平三省所产的鸦片约一百万两,由朝鲜买二百万两,共为一千一百万两,掺上料子五成,为二千二百万两。鸦片瘾者八十万,照原配给量每人每年配给二十两,为一千六百万两,尚余六百万两,或去华北,或去上海,都由禁烟协会处分。伪满以禁烟的烟幕,既流毒于东北,又改换机构的招牌,流毒于中国中原。我支持通过这个提案,我有重大的责任。
  
  {下略}
  
  
  119—2—11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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