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ｇāｎ＠①同李秀成的关系 　　 　　太平天国后期开辟苏、浙，李秀成是主要将领，与洪仁ｇāｎ＠①关系较多，李、洪的供词中提到对方也都不少。清方问官记李秀成答辞：“伪干王所编各书，李酋皆不屑看也。”联系其亲笔供词中的言辞，李秀成对洪仁ｇāｎ＠①显然有轻视和不满之意。但洪仁ｇāｎ＠①供词在述及较早时期李秀成同他的关系时，情况却不同。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清江南大营张国梁正以“长城”围困天京。《太平天国》已刊的供词有“己未冬，与忠王议解围攻取之策，悉载前帙”语，此“悉载前帙”四字，过去阅读，不知所谓，今获见上述台北各材料，知“前帙”即是供词2，其中有长篇述词，说明了李秀成封王后与洪仁ｇāｎ＠①联系的情形： 　　 　　（李）具禀求示以行征之策，予以兵要四则答之，末言目今定策，不能形诸笔墨，祈为细心推行可也。旋即由江浦回京，踵府三次求教当攻取之策。予见其求教心切，乃答曰：本军师前在粤东时，知天京四面被围，不避艰险生死，直造天京，欲有以救之耳，岂贪禄位而来乎！今京都被围，止有江北一线之路运粮回京，何能与敌争短长？为今之计，可潜师远出，攻击其背之虚处，彼外无余兵相救，必请围京之兵以救之，度其离京既远，即行撤攻潜回，约定英、忠、侍王合解京围，此必有建瓴之势也。忠王曰：果如此，足见殿下妙算矣；倘解围后，又将何以进取乎？予曰：有策，一指点间可知矣。请弟思之，我天京南距云贵两粤，西距川陕，北至长城，俱约六七千里之遥，惟东至苏杭大海，不及千里，乘胜而下，一鼓可成，那时地广库丰，吾得××××买用火轮船二十个，往来长江，上通荆楚，下通闽粤，发兵一支曲江西进两湖，发兵一支由江北进荆襄，武昌得，则长江既为我天京之保障，南方可传檄而定矣。然后操练兵马，安抚良民，自川陕而东，则无粮以应北京，其势必危，吾事济矣，弟其留心忽忘可也。 　　 　　这段叙述的内容亦略见于供词5，但上述供词2更为详尽具体。其中述及《兵要四则》是洪对李的回答，更为前所未知。《兵要四则》最初附刊于《资政新篇》之后，其首句称，“前有为将者具禀求教用兵之法，小弟姑举兵要四则以答所求”云，其四则为“为将有为将之学问”、“为将有为将之道德”、“为将有为将之法律”及“为将要知蓄锐之方”，末云“师克在和，不和则人心不一，不一则涣，何蓄锐之有？故廉蔺相如，而秦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者此也。”今知此四则为答李秀成而作，读来当可有更多的领会。洪仁ｇāｎ＠①在答语中指出他来天京并非为了禄位一句，犹是针对封王时武将不服因而心有不怿的表现。 　　 　　供词2续谈李秀成为求教的往来说： 　　 　　忠王即回府具禀谢指教之恩，次晚又来禀求将浦口、江浦二处兵马撤去，予曰：……若如弟高见撤兵，未审京内粮饷足支几久也？谅弟必筹之熟矣。忠王曰：吾必遵殿下长策，远击虚处，求兄宽心，求主勿虑，吾誓报我主知遇之恩也。若虑粮乏，可问赞王，可支三年也。回府后，又具禀求宽心勿疑。吾批之曰：言如是，行如是，事事有济。伊又着人面谢，懔遵十字而行也。 　　 　　太平军此次解天京之围之计谋出于何人，李秀成供词不提洪仁ｇāｎ＠①，而洪仁ｇāｎ＠①供词则说是李向他求教，言之凿凿，且记了一些问答的话，似乎不可能是向壁虚构。据李秀成供词中对洪的藐视，洪仁ｇāｎ＠①所述的他对洪的谦恭之态，似不可解；但当时李新封王爵，与洪的关系未必与后来相同。庚申十年太平军得苏州后，洪到苏州，赠来访的西教士艾约瑟等以所著《资政新篇》，但只是手写本。他对艾说，忠王李秀成答应在苏州刻印。按今所见的《资政新篇》署己未九年刻，何以到庚申十年送给西教士的还只是手写本？ 　　 　　但艾约瑟的记述详尽具体，应不致传讹；而据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日记，赵的确见到过《资政新篇》庚申十年的刊本。从这里看，李秀成于庚申十年在苏州刻印《资政新篇》，并非子虚，可见当时洪、李的关系还是好的。 　　 　　洪仁ｇāｎ＠①同李秀成在对外关系方面政见似不同。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席卷苏南，逼近上海。洪仁ｇā 　　 　　ｎ＠①供2详述因上海而引出的对外关系事说： 　　 　　遂大破丹阳、常州、苏省各郡县。唯上海县未下，碍有洋行，恐伤和好。我天王知予在外洋四载，熟悉各邦洋人情性习俗，而洋人亦知予识其举动礼仪及天文地舆历数物理，必能妥议通商和好章程，乃降诏令余往苏邀洋人来会，颇能如议。而忠王自恃兵强将广，取上海如掌中之物，不依所议，云我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也。众洋人知不能和乃去，仍多有保护洋行者。而忠王遂发师进取，见是空城，遂掠取洋楼物件，被洋人伏兵杀起，出其不意，败回苏城，此刻始信吾议，然究不肯认错也。 　　 　　此事在他的其他篇供词中被一再提及。供词5说： 　　 　　那上海本有洋人，伪忠王带了二千人想破上海，被夷人空城计败回。伪忠王于庚申年五月破苏州，小的想与夷人和好，亲到苏州，夷人因闻伪忠王有洋人只好打不好和的话，以致不能得上海。至那年八月小的转回南京。 　　 　　供词7又说：“那李秀成偏要与洋人为难，我将洋官都请到苏州讲和，被他闹散了。” 　　 　　洪仁ｇāｎ＠①提供的这些证词内容，包括洪、李对上海事的意见矛盾，是我们过去所不知或不详知的。我曾对太平天国克苏州后引起的上海问题作过考证研究，可以确定并没有“洋官”到苏州来“讲和”，来的只是几批传教士。其时英法两国已据天津条约从清政府手中获得巨大利益。为换约而引起的冲突以及与清政府谈判造成的纠缠无结果的局面，曾使英国特使额尔金发牢骚：与其这样不死不活拖下去，还不如让南京获胜算了。但这只是一时泄愤的话，决非英国的政策；驻华公使卜鲁斯就多次宣布不许太平军进入上海，否则武力相见，还命令驻沪领事不准收受太平天国的公私函件。洪仁ｇāｎ＠①写给英国以及美、法公使和驻上海领事的信，都因此而被置之不理。传教士们到苏州，有与洪仁ｇāｎ＠①旧识者，见面谈话气氛较融洽，但决无可能“妥议”通商和好章程或和平进入上海之协议。当时太平天国中许多人在对外观念上都有两个误解：一是把外国人来访看做“来降”；二是把传教士看做是政府的“文官”。洪仁ｇāｎ＠①在港数年，似乎应不致如此。但事实是，并无“洋官”而只有传教士访苏州，并无“通商和好章程”“颇能如议”之事，而洪仁ｇāｎ＠①之说如此，岂洪仁ｇāｎ＠①之识见亦未能脱出一般人之误区欤！总之，供词关于这件事的具体经过，研究者需要慎重出之。李秀成出师上海，据李的供词和其他文献，是有某些外国人邀请他前去，并有“汉兵内应”，但终于败归。中空城计云云，似乎简单化、戏剧化了。 　　 　　洪仁ｇāｎ＠①对李秀成的批评，集中见于上述材料9，即答驳《李秀成供》的述辞。李秀成于南京城破被俘遭曾国藩杀害后，其所写供词即被曾删改付刻，不旬日就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送军机处及各有关地方大吏。洪仁ｇāｎ＠①被俘解送南昌后，大概沈葆桢给予阅看，甚或命其写读后材料。洪仁ｇāｎ＠①说，“予原存厚道，不肯自毁，诚恐阅者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致纲目之倒置”，才写了这篇“签驳”。签驳的内容主要是，指斥李秀成“于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及王长次兄、驸马等”，“不认王长次兄为忠人，不信本军师为才学之士”。李秀成在供词中说洪秀全并不重用他，第一重用幼西王，第二重用长次兄，第三重用干王，第四重用驸马，然后才是陈玉成和他。洪仁ｇāｎ＠①在签驳中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兵粮之权归谁总握”？他说，“西王长次兄之尊，天王不过荣亲亲功臣之后而已，岂尺寸疆土粮饷得归亲臣及功臣后乎？”洪仁ｇāｎ＠①提出的问题值得研究者注意。当然，亲臣功臣之后也不只是安富尊荣而已，幼天王供词11称，在南京时，保王封官是次兄洪仁达、洪仁ｇāｎ＠①、吏部天官朱兆英三人；幼天王即位，洪仁ｇāｎ＠①已在京外，是长、次兄和幼西王等执掌朝政。尽管太平天国后期渐形尾大不掉，但“保王封官”这样的大事大体上还是要有朝命的。所以，对于太平朝中用人轻重的评判，似乎李、洪所说的两方面情况都应考虑。 　　 　　洪仁ｇāｎ＠①签驳对李秀成的又一种批评是指责他用人不当，品性变迁不一。如“滁州原守将甚妥善，忠王念李昭寿同姓，且有八拜之交及亲谊内戚之情，调换镇守，众议沸腾。忠王坚原将出征而任李昭寿。”李昭寿后来叛变，李秀成曾后悔、自责。他与李“八拜之交及亲谊内戚之情”则为前所未知。又批评壬戌春湘军下困南京，诏谕屡催不动，迟不援京。这是事实，李秀成供词中亦未回避，他以为应多解粮回京固守两年再战为是。这似乎是战略见解之不同。洪仁ｇāｎ＠①又责李回援天京时贪功心切、开挖地垅反而自伤多人及渡江北征不及援救雨花台等，则是小事或非事实，批评似乎过当。 　　 　　签驳中更重要的内容，是指出将领“拓兵自固”和透露天王如何处置朝中党争诸事。这自不止是对李秀成的批评。签驳说，“忠王之坐守苏、杭、常、嘉等郡县，与侍王之坐守句、溧、荆、宜、广德，辅王之坐守宁郭、池州等处，章王之暗守芜湖、繁昌、南陵、秣陵、丹阳等处，各将该地钱粮拓兵自固，任朝内诏谕催征，毫未见各省郡县多进粮饷以固根本”。太平天国自内乱以后，前期那样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未能完全恢复，各地将领在军政财政人事方面自作主张的情况日益严重，致清方亦有太平将领以所占地为“分地”之看法。洪仁ｇāｎ＠①这里指出的上述情况，说明了太平天国当大业远未成就之时，各将领已据地自雄，对朝廷不得尊重 　　了。洪仁ｇāｎ＠①供词之已在《太平天国》刊出的那一份，有“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将国库以固根本”之语，而在该供的原稿中还有“私议苏杭归忠王”字样，虽被勾去但显然可以看清。可见有过这样的议论而为洪仁ｇāｎ＠①所知。还有类似的事。黄文英供词25说：慕王谭绍光先在苏州，由于浙江湖州府是由他攻破 　　的，所以湖州的钱粮都要归他，后来堵王黄文金镇守湖州，也不敢用他的钱粮。从这一情况亦可看出各地将领各霸一方的形迹，甚至先着手者就常保利权。史料记载，李秀成克苏州后曾向天京输送金银财宝和物资，得到天王嘉奖，其后也颇有向天京输粮银的记载，但这是否能说明太平天国中央与地方之间有经常性的分定额的财政关系？洪仁ｇāｎ＠①供词中上述说法，普遍严重到何种程度？的确值得深入研究。 　　 　　太平天国后期朝中有“洪党”与“非洪党”之分，看来是事实。前述签驳中指出李秀成屡屡归罪于洪姓长次兄、洪仁ｇāｎ＠①、驸马等，而洪仁ｇāｎ＠①在供词和签驳中也对李秀成等多所责备，他说，“忠、侍王在外，专靠章王（林绍璋）柔猾之言为之耳目”，认为李秀成、李世贤兄弟与林绍璋，甚或包括陈玉成，是一党。但陈牺牲早，在洪仁ｇāｎ＠①到京之初，陈曾是洪表扬联络的对象，故批评中较少提及。当安庆被曾国ｑｕáｎ＠⑩军围困时，天王曾命洪仁ｇāｎ＠①、林绍璋等带兵参加解救，但为时不久洪仁ｇāｎ＠①因朝中有外交事项须处理而被召回。后安庆失守，洪秀全查究责任，洪、陈、林都受处分，洪仁ｇāｎ＠①“签 　　驳”叙此事时认为陈玉成也是不愿他“认真直奏”的： 　　 　　迨至安庆失陷，英王升天。章王畏罪，弃江北不守不战，私自回京，哀饶性命，又求英王阮其不力之愆。那时英、忠、章王等俱忌予认真直奏，殊知圣鉴不爽，屡知章王之奸，内则蒙蔽不奏，外则阴结私行，故于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并革英王、章王等之不力也。旋复章王林绍璋之爵，不准王长次兄及予 　　干与朝政。内则专任章、顺王掌政，外则专任忠、侍、辅王掌兵。 　　 　　从现存英王陈玉成致章王林绍璋的一封信，知在安庆之战中林绍璋原议与安庆城外陈玉成会合会击挂车河之敌，而林临期以军粮不继为由自动退却，遭陈玉成严词批评。林如何“不战不守”如洪之签驳所云，现不可详知，即以上述陈玉成信中之事而论，林已有重大责任。洪仁ｇāｎ＠①曾在前线，应知情况。洪仁ｇāｎ＠①供词2说，辛酉年冬月，他的关于“安省失守（的）本章”触怒了天王，被革去军师、总载、王爵；忌他“认真直奏”的陈玉成、林绍璋也以“不力”之罪革职，双方各被打五十板。但不久，恢复林绍璋等的权力，对洪仁ｇāｎ＠①及长次兄则不准干与朝政。在这里，洪仁ｇāｎ＠①虽称颂“圣鉴不爽”，而批评洪秀全之意却跃然纸外。数月后，到次年春，情况又有变化。洪仁ｇāｎ＠①供词2说，“壬戌春，因章王奸猾把持内外，凡事瞒上自专，致外省郡县粮饷少入，天王贬章王出苏、浙催粮援京，罢其掌朝政之权，仍复予军师之职，总掌朝政。”洪仁ｇāｎ＠①、林绍璋又互相换了位置。洪秀全的处置似乎任意反复，而实际上却透露了朝中党争的尖锐，洪秀全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看来他主要仍倾向于信任洪仁ｇāｎ＠①和洪族。 　　 　　章王出京催粮的情况，据洪的供词2，“章王前以柔猾和众，及至此时，众不以伊为重，闭城不纳，粒饷不得”。但昭王黄文英供词24却说，太平天国十三年时，各王家眷都在湖州，由他照料，其时湖州缺粮，适章王林绍璋“由杭州催粮转回南京，小的就向他借了粮五百石供给各王家眷。”可见林绍璋催粮并非全无收获，洪仁ｇāｎ＠①与林多有积怨，不免语意过当。 　　 　　 　　 　　原文2000,05发表于《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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