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据说当年由罗家伦先生在欧洲购得、七十年后为其家人发现于美国并捐献给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忠王致英王禀报”，近来引起一些研究太平天国史朋友的关注。 　　该文书原影印件我未见及，据转述如下： 　　弟李秀成禀报九门御林忠勇羽林军英王禄千岁千岁千千岁殿下:为再行禀报事,缘本月十一日〔1861/6/18〕,由黄州佐将杰天义赖文光弟处寄呈一文,想已投邀瑞览矣。但第一路所发之文,计有数十件,至今总未奉有回文,殊深盼切,但不知路中何如耳。闻北坼军情,声威大振,因未得的实音信,深为焦灼。弟自入江省,进湖北,以期掣剿势妖,至今并未进兵,专候殿下实信,以定进取。 所有通山、通城、嘉鱼、蒲圻、咸宁,发员镇守;及端州、靖安、奉新、武宁、义宁各处,亦饬各将镇守各州邑,并弟扎兴郭[国],谭主将〔绍光〕驻大冶,陆主将〔顺德〕入蒲圻,一切情形前禀均经细达,谅必接阅矣。兹恐前文有误,今因汉口大英国送文前来之便,又附寄一文交赖弟之外,转呈瑞鉴。一切专望回文,以抒远念。山而肃禀报。恭请瑞安。 　　再,询送文英佐,据云汉口、汉阳现在并未有妖,且闻安省外围之妖,欲由太湖退上湖北,以敌弟军信息。务望预防为祷。又及。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日期处盖有“太平天国九门御林忠勇羽林军忠王李秀成”石朱印。天历辛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即公元1861年6月22日〕。 　　如果这份文书是可信的，势将对后期文书制度、西征情况和忠王、英王之间关系，提供更详尽的细节史料。 　　但细细批阅此文，却发现许多疑点。 　　首先，忠王和英王地位大体相当，英王略尊于忠王，辛酉十一年五月时两人都封王而未封军师，都为一方面军队的统帅，英王虽有“调拨旌旗”的名义，但似非实际职务，从其后来致部将扶王、启王的文书看，都作平行的“照会”、“书至”而不用对待下级的“谆谕”（那时英王虽革职，但仍开用王印，扶王等仍然归他指挥），忠王对英王用“禀”似不太可能；忠王年长于英王，天国制度，官爵不等者序齿论官爵不论长幼，官爵相当者则以长幼分，忠王地位和英王相当而略逊，似不必称“弟”，就算称弟，照天国和当时一般文书惯例，也当自称“愚弟”、“小弟”，而不应直捷单呼一个弟字，“为再行禀报事”也殊属不论，事实上禀报是俗语，天国文书例仅称“禀”而无“禀报”一说，按照天国甚至当时社会上惯行文书的书例，这份文书的开头当如此写：“小弟李秀成为XX事跪禀九门御林忠勇羽林军英王禄千岁千岁千千岁殿下。。。。。。” 　　其次，“第一路”非当时惯语，“掣剿势妖”不知所云，天国称清兵为“残妖”，已是许多人所共知的常识了；“山而肃禀报”更是语无伦次，而篇尾的“恭请瑞安”也殊属不伦——按照文书格式，请安应该放在篇首，即“为恭请瑞安事”等例，遗留下的许多天国和晚清文书都作如此例，可见，这份所谓的忠王文书，和天国文书制度、甚至当时通行的文书习惯有许多不符之处，其可信度是大可质疑的。 　　再次，文末所书年月日均作小写，而天国制度，此类数字均大写，“辛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当作“辛酉拾壹年伍月拾伍日”，这类文书皆由书手和六部经办，这些经办的“先生”一般都是资历浅薄，谨慎畏祸之人，对文书制度避讳绳趋墨规，不敢越雷池一步，现存《钦定敬避字样》和《点将录》，便是当年一位书手汪克昌，为避免文书格式和避讳错误而惹祸上身，抄录了作为检索的工具书的。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况下，会发送出如此错讹不伦的一份文书来；非但如此，文末的印文也张冠李戴，将英王的衔号忠勇羽林军给了忠王，而忠王的衔号，此时当作“忠义宿卫军”。 　　我们再把这份文书和据说同时交给同一个洋人投递的给英王部将赖文光的谆谕作一个对比： 　　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王李谆谕 　　杰天义赖文光弟知悉：照得月之初五日，接武昌县仁天安蔡弟自黄州寄来公文一件，已悉江北军情大略，未得细悉，仰弟将英王的事及皖省如何情形细细禀明前来。弟昨所来文件，兄自十一日覆谕寄送蕲州转送弟处，曾将兄兵通山、通城、嘉鱼、蒲圻、咸宁，发员镇守，及瑞州、靖安、奉新、武宁、义宁亦饬各将镇守各州邑,并弟扎兴郭[国],谭主将〔绍光〕驻大冶,陆主将〔顺德〕入蒲圻,一切情形诉明于弟,谅必接到矣。恐前文有误,今汉口大英国洋人送文来府，今又寄谕交该送文人便寄弟处，弟可速即回报兄知，庶可悉英王及皖省如何之的实。外有英王公文一件，仰弟发往可也。为此特谕，仰即遵照，速即回文是也。 　　此谕。 　　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伍月拾柒日〔即公元1861年6月24日〕 　　 　　对比两篇文书可以看见，其中绝大多数内容字句完全一样，所不一样的文字，则多半扦格不似当时文字，行文逻辑上也破绽百出，前则曰“,至今并未进兵,专候殿下实信,以定进取”，后则曰“所有通山、通城、嘉鱼、蒲圻、咸宁,发员镇守;及端州、靖安、奉新、武宁、义宁各处,亦饬各将镇守各州邑,并弟扎兴郭[国],谭主将〔绍光〕驻大冶,陆主将〔顺德〕入蒲圻”，自相矛盾；“闻北坼军情,声威大振”也含混不清：军情何来声威？而“声威大振”四字，现存忠王致张乐行、康玉吉等的文书中却可看见，原文是“闻贵（该）队收复菁江（清江浦），声威大振”，而用在那两篇文书中却是合适的（“该队”是可以有声威的）。上述种种，不能不让读者对这篇所谓禀报之真实性，持更加怀疑的看法。 　　如果说，“禀报”中种种不合理的文书格式错误也许是传抄所致（从介绍者言及文末有印文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两份文书之间大量的文字雷同，也有《忠王致张乐行书》和《忠王谕康玉吉》中大量相似的文字内容作为旁证，但从“谆谕”中可以看出，忠王早在五月初五日就收到赖文光的公文，当已得悉英王早已于三月还救安庆，所以才说“已悉江北军情大略”，但并不清楚敌情变化何以导致英王改变以前约定而自行东返，这才要求赖文光“将英王的事及皖省如何情形细细禀明前来”，如何还能在给英王的“禀报”中不讨论下一部进止，却只是将自己一路在湖北的进展铺陈一番？须知战略方向之大改变，关乎全局，殊非草草，既有文书之便，岂能不置一词？英王此刻已在安庆与湘军周旋，忠王是知道的，所以才一再要求赖文光告知安省军情，以便自己做出合适的战役决心，何以身为一路主帅，千里跋涉，两道辗转，去领受英王对湖北军情的意见？当时四境皆敌，文书到达时日难计，如此行文计议，军机倏忽，岂不误了大事？ 　　更何况，自三月至五月，湖北江北郡县只有赖文光等少数部队留守，军势消沉，黄州文书既能到达忠王军中，忠王自然大体知道情况，后来决策东返，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北路已无力策应，如何谈得上“声威大振”？ 　　如此种种已足可证明，这篇所谓的“禀报”，应是好事者的伪作，因此对于其中涉及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忠王告诉英王“汉口汉阳现在并未有妖,且闻安省外围之妖,欲由太湖退上湖北,以敌弟军信息”，实不足采信，至少也因认真辨析，谨慎对待。 　　 　　陶短房 乙酉三月廿五日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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