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80年前后李淑贤决定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作，整理溥仪遗稿并撰写《溥仪的后半生》，双方签有文字协议。这时，李的一个街坊因在其回忆口述与溥仪共同生活期间担任过很短时间的记录员工作，遂趁机要求李废弃既定的合作协议，把溥仪日记、手稿等全部资料交给他，改由他个人“包写”，遭到李的拒绝。继而他直接致信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要求“参加写作”，又被拒绝。他仍不死心，开始冒用李的名义，给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恩茂写信，未能得逞。遂又通过亲属关系，把冒用李名义诬告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王庆祥的假“情况反映”捅到《人民日报》内参(刊于1981年9月24日印发的《情况汇编》第442期，署名作者为张岩)上，经胡耀邦批示后迅速立案调查。李获悉其冒用自己名义诬告王后，立即向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调查组说明了真相，同时致信胡耀邦、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中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等有关部门说明事实真相，要求澄清。1983年1月31日印发的《情况汇编》第52期全文登出李淑贤致胡耀邦的信，并加了编者按，此事得以澄清。 　　 　　1983年3月2日上午，《人民日报》调研组曹同志在办公室接待并听取了前来反映情况的李淑贤女士的谈话，其友人张雪明和王庆祥在座。这时，李还不知道她给胡耀邦的信已经刊出。以下是她的谈话内容。 　　 　　贾英华的母亲昨天跑到我家闹，进门就说：你害我的儿子，你是狼心、狗心、黑心。 　　 　　我说，你不要听你儿子一面之词，你袒护他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他告王庆祥我不管，但不能冒用我的名义，我如果要告王，自己不会告，为啥要找你? 　　 　　“就是你让告的!”贾的母亲是想逼我说假话，但我不能捏造事实，我说，你拿出证据!光用嘴说行吗?你要逼我说假话，没有门! 　　 　　于是贾的母亲拿贾胡编的一套话来说，什么有一天早晨，我拿着《中国建设》去找他儿子，当时贾还没起床，我说让他告，等等。编得还挺像呢!可全不是事实。我说，你有嘴可以随便说，但不能改变事实。 　　 　　贾的母亲对我软硬兼施，又说我“没良心”，说他们过去如何可怜我，帮我干活。说：“你和王庆样穿一条裤子，告我的儿子。你还告诉王庆祥，说我儿子是红卫兵头头，迫害老干部。王庆祥上北京来了，他过几天就会滚蛋的，你可走不了，我用这条老命和你拼了。” 　　 　　我说，你不怕死，我更不怕死!我从十几岁就住在这儿，哪儿也不去。你想逼我说假话，把刀放在我的脖子上也是办不到的。我和贾英华是街坊，和王庆祥不亲不故，工作上往来，我要实事求是。 　　 　　他们这样来闹，我受不了。请《人民日报》快些给我解决。现在我就贾冒用我的名义诬告的经过说一说。 　　 　　溥仪去世后，我一个人住不了大房子，房费也高，特别是有人歧视我，我就从东观音寺搬到箭厂胡同，后来又搬到东四八条。这里的街委会杨主任对我很好，街道还有一些积极分子对我也很好，没有人歧视我。就是住在这里时跟贾英华一家认识了，他家在我家那条胡同外，也是街坊关系，相处得不错。后来因为我家隔壁那家的女人太不讲理，跟几个院子的邻居都打遍了，我也想躲开她，就搬到草原胡同去了。贾英华和他妈有时也到这边来看看我，但就是邻居关系，没有别的。 　　 　　1979年8月8日，人民出版社有两位编辑来找我，是我的朋友沙曾熙陪着一块儿来的，他当时也在人民出版社当编辑。来的那两位，—位叫胡文彬，另一位叫陈汉菊，他们说有一本《人物》杂志创刊，想跟我约稿，写一篇周总理关怀溥仪的文章。我感到为难，怕写不好，因为在这之前，什么写文章呀，整理溥仪遗稿呀，这些事连想也没有想过。贾英华说在这以前我们早就“计议”过要“合作”写溥仪的后半生了，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8月13日胡文彬一个人又到我家来了，还是动员我接受约稿。当时贾英华正在我家里，他说可以帮我写。因为当时刚刚发现放在皮箱里的《我的前半生》手稿被盗的事情，我的心情不好，还是不想接受约稿。由于贾英华一再劝我，我才勉强同意了。 　　 　　为了给《人物》杂志写这篇约稿，我给贾英华找出一些溥仪留下的文稿，还有《我的前半生》未定稿(16开大字本)但他看不懂，其中的字也认不全，就说这也没用，那也没用。但也抄了一些内容，到9月6日总算写成一篇稿子，誊清后我让他送到出版社去了。贾英华所说的什么“溥仪编年”、“线索”、“写作提纲”等，其实就是写这篇约稿时从我让他看的那几篇文稿和未定稿中抄出的，一共也没有几页，连那篇短文的原稿，这些都是我的资料，我当然不许他拿走，他是主动提出帮我写文章，并不是他的文章。因为写得不好，人家不用，后来给退稿了。整理这篇文章期间，贾还帮我把溥仪用过的几个日记本、笔记本有折角破损的地方修补了一下，但他不懂得这是珍贵文物，曾在几处写字乱划，留下了污损的痕迹，当时我也不懂，现在想来很可惜。 　　 　　9月12日，我的同事孙月荣的爱人黄振华陪同王庆祥来到我家，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王庆祥是东北《社会科学战线》的编辑，一个月前王曾来过一次，因为我不认识他，没有深谈。这次由老黄介绍，还给我留下一张《社会科学战线》的介绍信，我才接待他。前后见了几次面，他看到了溥仪的日记等手稿，也看了我家的影集，明确提出由《社会科学战线》组织跟我合作，写《溥仪的后半生》，并从我本人回忆与溥仪共同生活的经历开始。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可以根据我家的资料，根据我本人的回忆，来写成一本书出版。但我还是很有顾虑，当时我的神经官能症很严重，身体不好，怕承担不起写书这样的重任，因为写书在我当时看来是很难很难又很大很大的事。但因为有老黄介绍，而且是与一级组织合作，我还是很相信，就同意了。 　　 　　王庆祥回长春后开始跟我通信，过了一个多月，又给我寄来供我回忆的提纲，让我按照九个方面顺序回忆。11月25日周雷来，他当时也在《社会科学战线》工作，王庆祥托他给我捎来一些稿纸。这是他第一次到我家，贾后来说周是最早跟我联系并商谈合作问题的，那是他瞎扯，周是王庆祥介绍来的。周问我写没写呢?我说还没动笔，他就鼓励我，说这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事情。那天是个礼拜天，贾英华正在我家，他就这样知道了这件事。周雷走后，贾主动对我说：“李姨，让我帮你记录吧。”我说你要上班，哪会有时间呢?他说我可以在晚上过来，每星期抽时间来一两次。当时说的就是帮助记录，什么“合作”呀，“参加写作”呀，连一句也没有谈到过。这样，从1979年11月25日下午开始，陆陆续续给我记录，我按王庆祥寄来的提纲，说一段他就照原话记一段，因为说的次序较乱，记录的顺序也就是乱的。到12月17日，贾说要外出开会10天，想把溥仪的日记和文稿带去，会议期间抽时间看看。我不同意，我说你带在身边，一旦丢掉怎么办?第二天他又来了，还是要带走溥仪的日记，我又拒绝了他，他有些生气，摔门就走了。等他开会回来，已到年底了。新年过后继续记录，记得那个礼拜天，我屋子很冷，他也不脱棉袄，因为要给他预备饭，我一离开，偶尔发现他往自己带来的本子上抄我的回忆记录内容，我才感到这人不太老实，我嘴上不说，但心里开始提防他。几天后我就提出先不记了，因为这些天失眠，身体不好。过了些日子他又来催我，要求继续回忆记录，这样又记了一段时间，到1980年3月15日前后，我向贾提出，记录到此告一段落，回忆不出什么新内容了，不用记了。这中间因我闹病、他开会，实际记录时间很少，一共只有两万多字。 　　 　　我对贾说，记到这里了，我要给王庆祥写信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贾一听就急了，跳起来喊：“你不是让我写吗?”我说，我什么时候说让你写啦?你是帮我记录啊!再说你也写不了。以前你曾帮我写一篇文章，是应《人物》杂志之约，结果好几个月不能发表。连写一篇文章都写不了，出一本书更不简单了。再说我和《社会科学战线》已经谈好了合作，我怎么能不守信用呢?他听了我的话很生气地摔门就走了，他用力很大，差点儿把门都摔掉了。这以后过了三四天他也没来，我当时想，还是不要为一点儿小事闹矛盾，就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或者一听声音是我就挂断。我希望街坊关系都能好好相处，不要闹出事来，过了两天又曾给他写过一封信。我是把他当个孩子，想哄哄他，还是别伤和气。 　　 　　这中间还有一件事，贾英华说他还写过一篇《溥仪前半生补遗——溥仪在远东军事法庭》，这件事是这样：天津《八小时以外》的编辑张小农跟我约稿，让我写溥仪的生活逸事，贾英华知道了这件事，就要帮我执笔。但这时我已经很防备他，再不允许他翻看溥仪的日记、文稿等手稿，他找不到合适的内容，就把《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中关于东京法庭审判那一段抄了出来，说是“补遗”，因为这一段在《我的前半生》1964年正式出版时被删去了，贾只把原来的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根本不是他新写的文章。寄给张小农后，人家没有用，又退给我了。在我的记事本上还清楚地记着，贾抄写这篇“补遗”的时间是1980年1月20日。 　　 　　贾英华还口口声声说什么“病历摘抄”，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了回忆我与溥仪共同生活那段时光，我决定要把当年溥仪的病历借出来参考，我就去找原单位关厢医院的书记，跟他说明情况后，他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我又拿着介绍信到人民医院去过好几次，找医院办公室，经他们联系把协和医院的病历也转过来了。小贾帮我转抄了其中一些内容，但只交给我一两页，难道这也算是他的资料吗?太可笑了。 　　 　　贾英华总拿这几件事说我们有“合作”关系，还说是“合作”写溥仪的后半生，这怎么扯得上?当时很明确，这不过是一两篇文章的事，他帮了我的忙，我也感谢他，但合作写书，写后半生，当时连想也没想过。那样的合作是要有文字协议的，贾能拿出我签过字的协议吗?请他拿出来！ 　　 　　1980年5月27日上午，王庆祥到我家来了，我不在家，他下午又来，告诉我《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主任王慎荣也在北京，明天要来看望我。第二天，王庆祥与王主任都来了，还有另外两人，一位姓杨[指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杨易。——编者注]，一位姓陈[指《社会科学战线》美术编辑陈辅国。——编者注]。王主任对我说，按原议由编辑部跟我合作，这次来京要交接资料，王庆祥代表编辑部具体跟我办理接交手续。5月29日全国政协给溥仪开追悼会，王庆祥他们都参加了。5月30日，我跟王庆祥办理了照片接交手续，把我和溥仪的家庭照片等百余张交给了他。6月2日，我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因为要在溥仪的骨灰盒上写字。本来墓地有专门给写字的，但早有准备的贾英华好说歹说一定要我让他写，为了不伤他的心，我同意了。不料他另有企图，去时本来只有我们两人，到了八宝山突然又冒出一个带照相机的人，贾硬扯着我要在骨灰盒前照相，我赶快扭过头去，这张相他肯定没照好。后来他又要跟我在骨灰堂门口照，我还是不照，因为这时我已经很了解他了，所以有提防心。6月3日和4日两整天，王庆祥在我家，听我补充回忆口述的内容并记录。6月5日，我和王庆祥一项一项地交接资料，逐页清点，留下借据。我原来也想过，如果王庆祥他们能在北京整理，也可以让贾跟着学学。后来王庆祥到京后，经过商量，在北京整理困难很大，时间要很长，吃住都不方便，我就同意让王把资料带回长春整理。 　　 　　王庆祥回长春的前一天(6月6日)晚上，我请他到家吃便饭。同时我也在事前特意去贾英华家找他，我说一会儿老王到我家吃饭，他明天就要回去了，我交给他的全部溥仪资料也要带到长春去，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当面谈谈。我心里想，你要参加写作，就直接跟人家说嘛，人家不同意，我也没办法，又何必跟我缠?结果，他当面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记得那天还请了沙曾熙和张中德来，张有事，没等吃饭就走了。结果，王走以后，贾还是来缠我，说我不给他说话。我就反问他，那天你也在场，干嘛当面不提呢?贾自觉理亏，就让我快给王庆祥写信，让编辑部给他们工厂发个函，把他“抽调”出来几个月参加写作等等，我想，我没有理由要求人家办这样的事。 　　 　　6月12日，我从草原胡同搬迁到团结湖新居。这以后，贾三天两头找我闹，为什么让王拿走资料?为什么让他写?不讲道理。我们早就商定的嘛!贾只是帮我作部分记录，我们在王庆祥临走前一天当面跟贾也说过，在回忆录出版时，前言后记中提到这件事，其他完全与他无关。可是，贾三天两头地来缠我，又骂又吵，几个月这样过去了。 　　 　　8月5日那天，贾又到我家来，说了一些威胁我的话，什么“要到党校去告”我。我说，那你就去告吧!我等着你。我还是劝他，曾提议把我和他各自单位的领导找来，坐在一起把话谈开，但他说“我没这么大功夫”，说完一摔门就走了。我想，资料是我的，告什么?一年多来真把我搞得够呛!当时没看出他有野心，早知如此，绝不让他帮忙记录。我并不追求名利，只是考虑作为溥仪的家属，应该为国家做些贡献，应该把体现在溥仪身上的党的改造政策的成功宣传出去。 　　 　　贾曾对我说王庆祥如何如何，我说，这你不用管，人家有单位。以后我再不给他好脸，不爱理他。我对他说：“你不就是帮助我记录了两三万字嘛，缠什么呀!你要出名，中国之大，什么都可以写，为啥非要写溥仪?” 　　 　　这以后，贾就很少到我家了，几个月也没有见到他一次。听说他从1980年暑期后上夜大学了，可能是太忙吧。 　　 　　1981年3月，王庆祥在杂志上发了几篇文章，因为事先未通知我，我们中间一度有了矛盾。3月22日，我找全国政协史永副秘书长谈了这件事，他让我给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写封信。4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派人来解决我和王庆祥的矛盾。我只是要求王按以前我们的协议办，并付给我最近发表文章的稿费。 　　 　　(《人民日报》曹同志插问：你向贾谈过与王庆祥的矛盾吗?他怎么会知道?)当时我根本就没向他说过这些，我没有必要跟他讲。我有组织嘛，可以向组织谈!他又不是我的组织，也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因为贾为了一点儿记录的事，已经缠了我很长时间，我提防他了，什么都不再告诉他，关于我与王的矛盾，我从来没对他讲过。至于后来他怎么知道了，我也不晓得。 　　 　　后来王庆祥到北京来，承认自己发表文章事先应告诉我，这就完了嘛!一个人哪有十全十美的?知错能改就好，也不能揪住不放啊！ 　　 　　1981年5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来了个公文，说不再与我合作了，你愿意跟谁合作就跟谁合作。当时我就找政协，吴玉和说让我自己拿主意，我说我依靠组织。吴玉和说，是不是你还想和王庆祥合作?我说，我有这个意思。吴表示那也可以。于是我在1981年6月初给王庆祥写信，让他到北京来商谈继续合作问题。王庆祥很快就到北京来了，我和王庆祥、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签订了协议书。 　　 　　(《人民日报》曹同志插问：你和王庆祥解决矛盾的事向谁谈过吗?)方才说过，我向政协组织谈过了，给王庆祥写信前与吴玉和、徐元如都谈过，还给吴玉和写了书面汇报。我向吉林省社科院组织也谈了。当时他们派黄树民[时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办公室主任。——编者注]来送还资料，我向她讲了我要继续与王庆祥合作，请她捎信让王庆祥来京。政协的态度我也告诉他了。我和王庆祥、天津人民出版社签订协议后，我还找过史永秘书长，向他汇报了这件事。(曹又插问：你也告诉贾了吗?)我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他？我和王有矛盾也没告诉他。当时贾几个月也不到我家去一次，我们很少见面。 　　 　　到1981年11月，政协找我说，贾把王庆祥告了。我问告什么？说告他剽窃资料。我说，资料是王庆祥代表吉林社科院拿走的，不存在剽窃问题。政协说，关键在你身上了，明天他们找你谈，你不要袒护王。我说，王和我无亲无故，我们工作上来往，我实事求是。 　　 　　第二天，来了三四个人，说是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调查组，负责的我也见过，原来就是那个《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主任王慎荣。我实事求是地讲：你们说王庆祥“剽窃资料”，当初不是你告诉我，让王庆祥代表编辑部接受资料的吗?这怎么能算“剽窃”?我不懂。王慎荣又说：“你们的书出不来了!你说吧!”我说，书出来不出来没关系，但我要实事求是，不能编一套瞎话乱说。 　　 　　调查组来过几次，他们让我看《人民日报》内参那篇文章，我看了感到很惊奇。贾英华怎么搞这一套?你愿意告王庆祥我不管，为啥要冒用我的名义?你是我家里的什么人吗?即使是我的儿子，也要取得妈妈的同意呀!调查结束后我立即给中宣部、吉林省委和《人民日报》写信，要求澄清贾冒名诬告这件事。以后，我又给《人民日报》写了几封信，还多次到报社来，要求尽快解决。 　　 　　得知贾英华冒用我的名义诬告王庆祥以后，我想起几个月前发生的另一件事。有一天，贾来找我，连拉带拽地一定让我到他家去吃饭，说他刚结婚，让我去看看他的新居。记得贾是1981年7月31日结婚的，当时我还送他一条床单作贺礼，我不好意思再推辞，就跟他去了。到他家刚端上饭碗，就有人端起照相机要照相，我立刻用手挡脸，原来又是预先准备好的，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肯定他是为了冒名诬告而准备证据。多亏我对他有防备，他才没能照成，当时我放下碗筷出门就走了。 　　 　　去年12月27日我又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信，请求帮助解决。信发出后没过几天，《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同志、调研组的主任，还有一位女同志三人到我家来，了解我给胡耀邦写信的情况。我问他们，这一点事情为什么总不解决?秦川社长说：“这回快解决了!”(《人民日报》调研组同志插话说：“你给总书记的信已按原文，包括抬头称谓‘敬爱的胡耀邦总书记……’全文照录，刊于《情况汇编》1983年第52期，1月31日印发了。”)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再拖，能尽快解决。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原文 发表于《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再解“密”》  浏览：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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