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回忆录第三部分之抗日烽火--12、13、14、15、16 　　12 　　继续向陆段、中信方向行走六天后到达连平县之洞新村，连部驻“天后宫”（庙）。现在虽然是在后方休整，但我的工作繁忙，要做各种表册，比如在前方的人员伤亡、枪支弹药的损耗等等，我连部的文书是一个才十四、五岁的孩子，是营部上尉医官的侄儿，小学刚毕业，没有任何经验，只会搬字过纸。所以，一切文件均须我起草写好才让他正式抄正，每天都工作到夜晚12点多。幸好妻子在旁观看，多少减轻心理负担。连平有特产是薯粉丝，每天晚上烧一碗薯粉糖充饥。 　　因我机二连苏排长在潮州大积（脊？）岭阵亡，欠缺中尉排长。 　　一天，有一个叫苏印的中尉，拿着团部的调令来报到，原来是团部调他到我连来继任中尉排长。我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即交待勤务兵给他安排住宿。开饭时，派人叫他起来吃饭，但他说：牙痛，不能吃饭。既然如此，我叫炊事给他烧稀粥。但一连几天都是如此，自己觉得不妥，即到他床前探视，骤然看到他，大吃一惊：他整个人都变了形，脸上肿得像个大猪头。我急叫文书派个军士护送他去旅部的后方医院（当时旅部有后方医院在连平）。但十馀天后，旅部后方医院来电话：说我机二连的中尉排长苏印死了，叫到医院收拾苏的行李。哎哟，牙痛居然会死人？原来，苏排长早前患牙疾，到连平街上看黄绿游医，被那庸医用铁钳拨牙，扭断了牙铰骨，估计感染了破伤风而丧命。 　　在天后宫住了十多天，因为军纪不容许家眷跟住，只好另租房子给妻子居住。 　　不久，我们奉命到翁源的水头、南埔驻防。春节刚过，我第三团在连平的家属们都私下偷偷地到水头、南埔寻找丈夫，我妻也随大伙而来，只好在水头找房子，水头村大约有200多人，村东头的房屋很多，也较为新净，可是却无人居住。原来，早些时候，这里一带流行瘟疫，村东头的人死得差不多了，大部搬迁到村西居住，故剩下很多新屋。 　　我即向村人租借村东房子给妻子居住，但住进去不久，妻子便生起大病来了，牙痛、发烧、发热。而其他人的亲属也早就转移到别处去了。我即把行李寄存保长处，带她到距离南埔五六里的英村居住，刚好冯营长的太太也到来，就叫妻子与营长太太住在一起。团部的家属基本都全来了，团部没法，只好安排大家轮流外宿。 　　当时兵员缺少，部队派人到地方接收新兵，我机二连派连副欧光大带队外出接兵去了，只留一个中尉和一个少尉排长在家留守和搭碌架床（双层简易单人床）。当时已是抗战第三期了，战争的残酷和艰苦，使部队招收新兵很困难，接收新兵一般几个月都未必能搞定。我又奉调坝子驻防，妻子在南埔搬入连部住，时我在南埔出钱捉了两头小猪，交连上饲养，跟大家说好，将来猪养大了，士兵们一头，连长一头。现在，大家基本都出发了，我只好自己出钱给猪做“伙食”了，留下书记员赵德倾、勤务兵和自己的妻子在连部照料。 　　一天晚上，我在坝子防地正准备洗澡，军士杨松佳跑来叫接听电话，书记员赵德倾在电话中说我太太病得厉害。当即带领几个兵士连夜赶回南埔，看到妻子果然发高烧，说胡话，病得不轻，连忙急请医生打针吃药，三天后基本痊愈。不敢留她在南埔，带她到坝子来，但家属不允许住在部队防地，在离防地2 里一个叫大布的村子里租房子居住。该村同样是遭瘟疫劫难，村民死的死逃的逃，十室九空。妻子说，晚上经常听到有人行走的声音，甚至感觉有手来拉她。真的有鬼？我又由于公务繁忙，每天晚上都工作到12点多。 　　回来陪她时，并未觉得有什么异常。但妻子害怕，无法，大不了挨处分撤职，把她接到连部居住。 　　后来，我们奉命离开坝子，移防地于鲁溪，到鲁溪村找房子给妻子居住，非常难找。时鲁溪有一个51号兵站，站长是一个少校，少校跟我说：“你怎么会找不到房子呢？这村子是你的老宗啊，你要跟那保长说你是姓叶的呀。”原来，整条鲁溪村都是姓叶的，我跟保长拉起同姓同宗家常来，保长格外亲近，全村都叫家连长，即让出一层楼房与我居住。那51兵站少校又煽保长说；“既然是你的家连长到来，怎不请他喝几杯？”保长果然摆酒……。 　　不久，南埔已接到新兵，我即带队归南埔训练新兵，新兵大多为普宁县人，别的步枪连因兵员缺员过多，所以大部分补充步枪连，我机二连原本人员就较为充裕，故分到我连新兵只有十来个。 　　训练新兵三个月，家属全部遣返连平。七月出发去翁源官渡，离南埔150里，我在南埔养的两头猪，急忙中卖不掉，就干脆杀了给弟兄们加餐。这两头猪刚捉来时才30来斤，现在养了三个多月，已重达150馀斤，这都要归功于炊事谢汝湘，白有空就外出挖猪菜和用连里的剩饭菜，把这两头猪养得膘肥体壮。 　　官渡乃一小墟，离翁源城大约35里，从、新、翁公路经过其间，又有一条路直通大坑口，三条路交夹其中。 　　我们每天出操训练士兵，如此一个来月。 　　一天，我们几个连长（舒济民、刘振南）及团部军需卢焕南等共四人，向团长请假，回连平探家，团长居然批准我们一个星期的假期。尽管如此，我们都觉得时间短促。几个人商量，决定连夜出发，时已下午三点多，我们四人急急赶路，一口气走了一百多里，九点多已达九莲山脚，大家疲乏不能动，只好只路边投宿乡村小店。次日下午五点抵达连平，大家找好旅店，立即打电话到南埔叫妻子出来团聚。 　　期间刚好是中秋佳节，我第三团团副庄振辉少校也获准长假在连平，我们大家买大月饼前往探视。 　　时官渡防地霍乱流行，士兵多有感染，我的勤务兵曾树枝也不幸染病，曾平时对我非常尊敬友爱，行军或打仗，紧跟寸步不离，行军壶中水从不缺。我花了很多钱都无法医治，曾树枝与几个士兵不幸死于流行霍乱 　　13 　　十月，我们奉命由曲江防地开往惠州，日夜急行军，路上辛苦，士兵多有落伍，但因我连士官多，我派出军士与特务长带着粮食，沿途守候，接收落伍兵，并命他们雇船前往惠州。所以，我机二连到达惠州时，兵员一个也不缺。然而，其它步枪连丢失的落伍兵就多了，抵达惠州时被旅部下达公文严厉批评并通报。 　　我机二连驻惠州水东街关帝庙，后面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亭子叫“东坡亭”山下有一间德国人办的“约瑟医院”。我机二连在惠州主要任务是管理治安，检查过往船只和行人，晚上负责检查旅店的过往客商……。 　　冯泽年营长调升团副，由营副刘国光升任营长。 　　刘营长接任不到一月，一天，到团部跟冯团副请示说，想调动机二连连长去当辅员，冯团副听后，吹胡子瞪眼训斥：“他妈的，你刚当上三天营长，就想胡来？叶连长有什么不好？全团各连，就他的机二连还有一百几十人，兵员足额。其他连队只剩几十人，足见叶连长带兵是有一套办法的。” 　　这事我怎么知道的呢？原来，冯团副有一马弁原是我机二连的士兵，叫钟维邦，福建人，钟在我连是个优秀士兵，为人十分忠诚厚道，平时对我非常尊重，当天下午就把这事情的经过跟我说了。 　　1944冬，日军大举进犯惠州，我第三团在惠州与日寇激战两天两夜后，奉命退出惠州，我团各营连匆忙中，很多人的家属来不及撤退，不少家属沦陷在惠州城内。幸亏我机二连的任务是保卫银行，加上我机二连兵员足额，所以，我的妻子可以跟随银行的货币一起上船，从容撤离惠州，并且船上有我连士兵武装护卫。 　　退出惠州城当晚，我因腿上生疮，脓血直流，走路一瘸一拐的，冯团副见了，把他的马匹让我坐骑，叫我先走，由连副带队伍撤退。我团全部退到横沥的土桥集结。 　　时值寒冬，阴雨绵绵，天气寒冷异常，十馀天后，转眼又是冬至了。 　　当地的老百姓，热热闹闹地过节，然而，我团各营连的军需到河源领款未归，全团官兵均无钱加菜。中午，特务长麦敬中跑来跟我说：“昨天夜里，冯团副搓麻将赢了很多钱，估计有十来万，何不想办法跟他借点钱加菜？”我立即写了一张借条，请麦敬中马上去跟冯团副借来了两万元给弟兄们加菜，别的连队看到我连有钱加菜，都大惑不解。 　　（我连原来的特务长周中生在惠州时逃跑了，这麦敬中是营部调来的）。 　　元旦前夕，我团由驻地小栏向横沥的日军据点反攻，虽然我军将士人人争先，个个奋勇作战，但日寇也拼命死守，我军曾多次攻进去，最后又被赶出来； 　　当晚的战斗，我营一连的张恒生连长阵亡。 　　进攻中，自己也差一点阵亡。 　　倭寇的一个堡垒，火力非常猛烈，我连的弟兄们连续几次的冲锋，都不成功，看到白白牺牲了七、八名弟兄，不禁心头火爆，端起一挺轻机，对着敌寇的射击孔，一阵密集的点射，第三排的罗班长见机，迅速滚爬到敌寇堡垒下--- 　　“轰隆” ！一声巨响……，自己急忙招呼弟兄们趁着硝烟向前冲锋，但招来在另一方位敌寇机枪对我们更加猛烈的扫射，我前进的方位立即陷入敌寇机枪火网，突然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灼痛，一发子弹由左脸擦过，自己急忙由火网中滚地退到边上，丢失了身上一支名贵的烟斗，这烟斗乃是在惠州花了3000多元买的，还有一支地球金笔……。 　　第二天，团部在小栏为阵亡的张恒生连长开追悼会，把张葬于横沥小栏附近。（后来抗战胜利，我团再集中惠州投降的日本兵到小栏开追悼会。） 　　从此以后，日寇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日军已经知道他们的大势已去，末日将临。那时只有我们去出击他们，日军根本不敢主动进攻我们了。 　　14 　　1945年1月底，我营移防于好义墟。 　　香港沦陷时，有很多香港人逃难经过好义乡，好义乡民见有年轻的香港女子，多被好义乡民强留占为妻子。那个好义乡乡长也“抢”得一个，年约20多岁，很有文化，白天在乡长自己在乡公所开的药店卖药。每天晚上我们几个连长都到乡公所与乡长搓麻将，入夜，乡长太太烧鸡粥招待大家宵夜，乡长太弄的手撕鸡别有一番风味。 　　那年大年三十，乡长邀请我们到他家搓麻将，一搓就搓到大年初二，几个通宵下来，我回到连部，感觉双脚麻痺不听使唤。中午，乡长复又派人来请，自己即回复不能去了。谁知，就此竟然一病不起，日甚一日，最后连床都爬不起来，时部队又要开拔出发，只留一个勤务兵、一上等兵和一个班长三人照料自己。冯团副隔天来看望，当时住在一座关帝庙。 　　一天，团长来看视，自己连头都难以抬起，团长离我有三米远，嘴里在叫：“叶禄群，叶连长，我看你快死啦，我看你就快死啦。”言毕，绕庙看了一圈离去。 　　看到团长离去后，自己禁不住伤心落泪，心中想，你这个烂团长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下属呢？行军打仗那里不是靠我们连长冲锋卖命？ 　　当时，自己病得大小便都要人扶着去，心想，这次肯定要死于此了，又不敢写信告诉妻子，怕她为此担忧。 　　过了三天，团长的马弁突然而来，通知快点搞干净卫生，现在请有外国医生来给你看病。 　　原来，团长当天看望自己后，回到团部，当日即坐船下河源，请来了一位英军服务团的大夫。这时，知道原委，自己又感动得热泪直流。急忙吩咐班长去买最好的香烟，用石灰粉打扫卫生，那台布也来不及换洗，干脆翻过来用……。 　　下午五点，团长陪英军服务团的大夫到来，大夫给我看病，他的手指头几乎比我的手臂还粗大，他给我开了一瓶药片，交待第一个星期每天吃三片，第二个星期后每天吃两片，还留下一大瓶葡萄糖注射液，叮嘱身体恢复后叫军医注射。 　　吃药一个星期不到，就感到身体开始逐渐舒服起来，经两周的吃药和注射葡萄糖，身体已痊愈，体质气力更觉胜于从前。4月8日乃农历二月廿六，我病愈归队，因连部离好义墟有五、六里，坐在路旁休息，远远见团长骑马而来，离自己十馀米，急忙站立起来敬礼。团长跳下马问病情，当时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喉咙哽塞，呜呜而不能出声，眼泪不由自主直流，团长说：“你这样干什么？病好了？快点归队好好养病吧。” 　　到农历二月廿八日，记得乃自己母亲的逝世忌日，心有所感，拿钱叫特务长去购买肉类、鲜鱼、鸡鸭加菜。当天写上父母之灵牌，向天拜祭。时有班、排长及众士兵笑曰“连长病糊涂啦，现在拜起神鬼来啦。”他们怎么知道我这是拜祀自己的父母呢？更有一排长说：“拜？拜什么拜！幸亏他当连长啊，要是当的是排长，早就没命啦，哪里有团长会亲自为你请洋大夫？” 　　15 　　1945年5月，驻惠州的日军企图向北方逃跑，妄想由河源、龙川、经和平县境出江西、九江与在长江的日军汇合。 　　日寇的先头部队到河源古竹，被我第三团迎头痛击，日军不敢与我军还火交战，向和平县方向逃窜而去。 　　当时，我妻子与团里的大部分家属均住在和平，听日寇窜犯和平，吓得连夜逃入大山躲避。（这是抗战胜利后妻子讲述的）。 　　但日寇的后续部队被我第三团打得落花流水，四分五裂，日寇遗弃的辎重器物无数，我军俘获十多条日寇的运输船，缴获船上几十亿汪伪的伪币储备券。 　　惠州仍有二、三千日军据守。 　　当时我部驻守翁源之古竹，5月底，我团开往龙门县的白塘墟、官庄驻防。 　　有一天夜里，突然遭到Communist Party的Dongjiang纵队袭击，打死了团部的传达兵和几个士兵。团长大怒，下令进攻Dongjiang纵队的白塘根据地，我大部队逼近，根本就不用开火，Dongjiang即已溃散，被我军俘虏了20来个。 　　我军即占领白塘，日间也不出操训练。一天我在睡午觉，突然班长黄允迪闯进来，气喘喘大呼“报报……告，连……连、连连连长……”我奇怪，问：“你，你怎么啦？”“日，日，日本鬼子无无……无条件投降啦，你起来听听吧。” 　　当日为1945年8月10日，由于6日和9日这两天，美国飞机在日本的广岛、长崎分别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导致日本朝野震惊，日本天皇向盟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时，听到远处传来热烈的鞭炮声声…… 　　我急忙穿好衣服，向团部急步跑去，见团部粉板上贴着红纸，上书：“日本无条件投降”几个大字，墨水尚未干，自己立即返身就跑回自己的连部，边跑边喊：“日本鬼子投降啦，我们胜利了！”只见我连上的几个排长领着班长、士兵们跑啊、跑啊、跳啊跳，拿着脸盆饭盒胡乱地敲打，高兴得把衣服帽子乱抛……，弟兄们有的在傻笑着，有的哭成了一团，见胡排长和几个弟兄拖了两挺重机出来，向着天空一阵疯狂的扫射……。 　　八年，八年了，八年抗战，艰苦卓绝，我们亿万民众流离失所，我们失去无数的田野、工厂和矿山，我们牺牲了几千万军民同胞，今天终于打败了侵略我们的日本强盗！怎能不高兴？热泪要流，尽管流吧，弟兄们想笑就尽管笑吧！ 　　团长派人来通知：连长以上军官晚上七时到团部集合收听重庆的中央电台广播。 　　当晚，我们依时到达团部听广播。当时，团部并没有收音机，只有一个无线电通讯班，但我们的收发报机收不到重庆的广播，尽管如此，大家仍然兴高采烈，抗战八年了，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啊！ 　　八月13日，我们奉命返河源古竹驻防，古竹位于东江河之东岸，河源于西岸，古竹本来隶属于紫金县，但距河源城只几里路，人们一般习惯叫河源古竹。 　　到达古竹时，见自己的妻子已先行到达，非常高兴。 　　我们在古竹后面的一条村子里驻扎。 　　16 　　8月18日，团部开会，传达上级指示，我独立20旅，奉命缩编，我们第三团有14个连，现在要缩减7个连和一个营部，我机二连是在缩减之列，我第二营也刚好是被缩编之营。团部交待我们立即返连部做好各种枪支弹药、服装、人员的表册，时限为四天。当时的交接工作时间上非常紧张。22日，开始交接、分配，我机二连是我第三团人数最多的一个连队，共140多人，连副和一排长分配到机三连，其余两个排长分到机一连，但在分配时，我连的班长、士兵多有不肯离开，声言要跟定我返曲江，令我很难办。 　　因连日清理账目，我连士兵结存大米万馀斤和很多款项，我即命特务长麦敬中拿大米到古竹墟上变卖，把剩余的钱粮分配给各士兵班长。 　　人员分配的当天，我连杀了一头大肥猪加餐，吃饭时，见特务长和两个班长及30多个士兵不肯吃饭，坐在檐边哭泣……，我妻子见状，去劝特务长，特务长说：“我们吃不下饭啊，这世界都不成世界的了，三个机连为什么偏偏要缩减我机二连呢？我们连长能文能武，你们看那机一、机三连连长，就是把他们绑了双脚倒吊也吊不出半滴墨水来啊！怎么他们就不要缩编？我们不要去跟他们，我们要跟我们的连长返曲江。” 　　没有办法，我只好向团长报告，团长说：“既然如此，你暂时带着他们吧，叫军需给你拨点粮食和经费。”就这样，我暂时领着三十几个士兵，当天就把队伍缩编到别的连队去了。官兵分手，含悲苦泪，依依惜别。但别的连队并无如此现象，团长都感觉奇怪。

原文2004年10月13日 发表于《思亲园》叶公纪念馆  浏览：2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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