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军队的前期艰苦抗战 　　综八年全面抗战的历史，其最为壮烈惨痛者乃是全面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年。这是因为：一、日本有三月亡华的狂梦。二、日本试图沿平汉、津浦、平绥三线迅速南进，抄堵我西南后方，切割我华东战场，再由西向东迫我于死地。三、为堵日军南进，我必北堵日军，节节抵抗；同时东战日军，假以决战，分其兵力，迫使它改变南进、东进战略。四、为实现持久战总战略，就必须夺取“以时间争取空间”之前期战略的胜利，以将我华东、华中之人力和物资迅疾西撤，以固我持久抗战的大后方。 　　 　　中华民国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正是为了达成上述战略目标，方付出了最为惨痛的牺牲，更赢得了持久抗战的最初成功，并为长期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鉴于日军急于巩固华北战场，以图迅疾南下，扑我中原，蒋介石乃命令平汉、津浦、平绥沿线我守军，逐次、逐节地予以坚决抵抗，并借黄河之天然屏障，造成以忻口、太原为中心的大型会战，使分兵平汉、津浦与平绥三线进攻的数十万日军，因我方的顽强抵抗，而不能迅速结束华北战局。是故，自七七芦沟桥事变直至十一月太原失守，华北战事告一段落，不仅拖住日军达四个月之久，使日军不敢弃华北，下郑州，打武汉，以从西线完成它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并且被迫与我沿平汉线次第打响了保定战斗和石家庄战斗；沿平绥线打响了南口战斗、张家口战斗和平型关战斗；沿津浦线打响了平津之战、姚官屯之战和德州之战等十数次大型战斗。据八九年后的大陆史家称：在此十数次大型战斗中，天津之战“经保安队奋战，予敌以重大创伤”；南口之战“与敌鏖战旬日，给敌以重大之打击”；姚官屯战斗中“庞炳勋部顽强抵抗，激战四昼夜，歼敌甚众”；“德州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全团壮烈殉国”；“平型关战斗，几歼敌板垣师团”。忻口大型会战历时一月有余，是为最激烈者，“是役，歼敌三、四万，我军伤亡亦甚为惨重，郝梦麟、刘家祺两位将军壮烈殉国。”39 　　 　　二、为改变日军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避免出现日军逼我由西向东退却的劣局，诱敌由东向西，中华民国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决定，集中主力于华东，主动发起进攻，造成八一三淞沪大战（一九三七），40 使原驻上海的一万八千日军，鉴于我先后投入五十余师，七十万人，诚如决战态势，只好忍痛从华北及国内抽调十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赴援，总兵力不下三十万人，大炮三百多门，战车两百多辆，飞机二百多架，兵舰数十艘。“其战斗力之强，火力之旺，一时无两。”双方伤亡之惨重，举世震惊。但因它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使国际观感为之一新，令国际间对我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争始抱敬意。其次，它将暴敌死死拖在上海三个月不能西进一步，使长江中、下游的工厂、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为实现持久抗战总战略奠定了基础。再之，它使侵华日军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终于破产，使侵略者在华不能任意行动，使其因抽调华北兵力以助淞沪之战，乃造成了我军在华北的有利形势。终于使我军达到了对日消耗战的战略目的。据日本陆军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宣布的战况称：“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我军在上海死伤达四万人”。41 其著名的木津根航空兵大队，仅于八月十四日的空战，即被我以六比零之数夺以全胜。为此，日本不仅叫喊要重估我兵力，而且要重估我军抗战的军威和士气，及我国民团结抗战的决心。 　　 　　三、八一三淞沪大战后，因我国抗战已赢得实现战略退却的第一步，是故，中华民国政府一方面确定为保卫首都而顽强一战，是为“人心”而战；一方面则在南京弃守后，仍然坚持东守津浦，道行，即为堵敌西进、保卫武汉而诱敌北上，造成徐州决战之态势，使津浦线南北两端的日军，既不能从速打通津浦线，又为徐州决战所诱惑，从而拖延了它西向进攻武汉的时间。此即为实现以“时间争取空间”之前期战略的第二步。在本阶段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最高统帅部，一是命令海军封锁南京以西江面，防止日军迂回江西，东上徐淮，西进武昌。二是在南京弃守后，命令主力北上，回首与自沪西进、求从南京北上的日军，反复纠战于津浦线两侧与淮河两岸，使之不能与津浦线北面日军会合。三是在韩复渠拥兵自保，弃城失地，致使济南失守之后，命令张自忠率第五九军增援庞炳勋部，死守临沂，造成两军夹击日板垣师团，并迫之仓皇一退九十里，困守莒县城内，沿途遗尸甚多。四是在迫使板垣师团已成瓮中之鳖，并不能与自兖州南犯的矶谷师团对台儿庄形成夹击形势之后，与敌矶谷师团大战于台儿庄，并获大胜，使三分之一日军被阻于徐州西北，不能对我军实行由西向东之包围和聚歼。五是于台儿庄大捷之后，当敌人为打通津浦线而合围徐州，兵力已增至三十多万，而我兵力已达六十多万时，我军决于五月初自徐州地区有计划撤退，并于规定时间抵达豫南豫北等指定战略地点。由是，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弃敌，政府军乃与日军在津浦线上周旋达五个多月，超过预定的四个月时间，进一步实现了 “以时间争取空间”的前期战略，迫使敌人按照我军的作战方略，改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使敌既不能速亡中国，又不得不一步步地陷进了长期战争的泥淖，更使我一步步地赢得了持久抗战总战略的胜利，从而日益增强了我国军民持久抗战必胜的信念。如李宗仁所说：“我如果在津浦线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新部署，则我们的抗战还可以继续与敌人作长期的纠缠，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如我军在津浦线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则敌人一举可下武汉，囊括中原，使我方无喘息机会，则抗战前途就不堪设想了。”42 　　 　　四、针对日军重新决定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和沿扬子江西进以共同进攻武汉的战略，为避免与敌机械化部队在平原作战，和防阻敌人机械化部队沿陇海路西进，对我人力行军实现超越性追击，经第一战区建议，最高统帅部乃决定炸开花园口大堤，以淹阻西进的日军。对此，李宗仁曾说：“六月九日因花园口的河堤被炸，黄河与东南汛区顿成一片泽国，敌方辎重损失甚大，敌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遂被我统帅部完全粉碎。”43 　　 　　虽然花园口决堤，使河汛地区的人民遭受了惨重损失，但为了抗战，为了我民族的存亡，其乃为不得已之牺牲。所谓“弃一方之众，以存我一国之民”。古今各国战史皆富其例，历史功过自明。 　　 　　五、面对日军欲攻占武汉以亡我中原的战略企图，与其纠结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余架，划江分由南浔路、瑞武路、并沿长江北岸及沿大别山北麓进犯武汉的攻势，和“武汉为天下中”、并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及全国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华民国政府于六月中旬即策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决计利用鄱阳湖及大别山的地障与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作战，重点放在外翼，“无论攻守进退，皆可立于主动地位”。并预期与敌作战四至五个月，以消耗敌人、粉碎攻势为主，并“不作无谓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实力，待机应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44 武汉会战自日军六月十二日陷安庆为始，至十月三十一日我主动撤离武汉为止，前后五个月，大小激战数以百计，歼敌二十万，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力量。之所以撤守，是因为十月十二日，日军在百余架飞机及数十艘军舰的掩护下，已强行于海南大亚湾登陆，并于十月二十一日陷广州。至此，“粤汉交通既已截断，武汉地位已失去重要性”，故 “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战作最后胜利之根基”。犹如蒋介石在 “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人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设。盖惟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峻，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资，始得充实供给而不虞之缺乏。今者我东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及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行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同时，我武汉外围五阅月之苦战恶斗，已予敌人莫大之打击，而树立我民族复兴之自信心，与发扬我军攻守之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故我守卫武汉任务已毕，目的已达”。并称：“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是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切不可认为战争失利与退却，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蒋介石还坚定地说：“自今伊始，必须更哀切、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日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 　　 　　至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实现持久抗战而进行的 “以时间争取空间”之艰苦卓绝的前期抗战，算是告一段落。它确如蒋介石所说的那样，不仅达到了既定的战略退却之目的，又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力量，彻底破灭了日本帝国三月亡华的狂梦，并从此将侵略者死死拖在长陷不拔的著名“中国泥淖”之中，直至它最后的失败。与世界各民族历史上任何一次反侵略战争相比，它在战略上的胜利，和为争取战略性胜利，而在以弱对强的极端劣势中所赋予的苦战和血战，以及由它给侵略者所造成的巨大打击，都是堪称为可歌可泣的和举世无双的。一八一二年俄国为抵抗拿破仑的侵略，以火烧莫斯科为标志的库图左夫式战略退却，既不能与之相比；一九四一年苏俄在对德国抗战之初所出现的仓皇退却，更不能与之并论。 　　 　　（二）国民党军队自始至终坚持艰苦抗战直至最后胜利 　　 　　中华民国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历经浴血苦战，确实达成了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战略目标。自此，尚掩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其后将近七年的岁月里，一方面因能凭借著西南大后方而继续坚持艰苦抗战，一方面则为著保卫大后方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继续坚持持久抗战，直至最后地打败了日本帝国的侵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华民国政府在湖南南岳军事会议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指出：“连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一、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主要战役 　　 　　在前期抗战胜利的基础上，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采取并坚持了 “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的新一轮持久战略，不断地发动进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粉碎了敌人数十次的大型攻势。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继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淮会战、台儿庄大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之后，自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仅国民党军队的对日大型作战就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晋南会战、枣宜会战、缅甸会战、豫中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反攻腾龙战役、滇西及缅北反攻战役、湘西会战及桂柳反攻。”“大型战斗则有阻止日军在海南岛及汕头登陆的战斗，阻止日军在钦州湾登陆袭取邕宁的战斗，粤北战斗，中条山战斗及晋东南诸战斗，冀省游击战，湘东战斗，鄂中战斗，鄂西战斗，鄂北战斗，策应长沙会战之宜昌攻略，鄂、豫、皖边区之粉碎日军十月攻势，攻克马当、长兴、宜兴附近战斗，镇海战斗，闽浙沿海及诸稽附近战斗，豫鄂皖边区策应长沙会战之战斗，江浙闽赣方面策应长沙会战之战斗，良口战斗，克服邕龙粤海沿岸战斗，惠博战斗，清远战斗，克复福州连江福清长乐战斗和朗溪战斗，郑州战斗，凌川附近战斗，克服五原战斗，绥西战斗，袭击开封战斗，皖东反扫荡战斗，大别山战斗，沙市东南战斗，荆江两岸战斗，第二次惠博战斗，雪州战斗，腾衡以北战斗，缅北各战斗，湘粤赣边区战斗，闽浙边区之追击战，赣江追击战，反攻广州作战。”45 　　 　　二、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先生坚持领导的长期浴血抗战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 ──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八九三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军阵亡四三二一人，毁机二四六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二百余位；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就有八十五位；为中共史学界倡扬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五位。46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47 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党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48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五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49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军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的话，足以催人泪下。冯玉祥后来称赞该役说：“……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50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51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枣宜会战中我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门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52 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会战中，面对敌三十三师团一部、三十四师团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强势兵力，我王耀武军与敌军鏊战十四日，终日与敌搏斗，各处高地屡得屡失，毙敌一万。我王部将士牺牲一万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赣战役中，我海门守备部队指挥官蒋志英率军死战倭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牲。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党军队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民党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直至伤亡殆尽，阵地全没，竟无一降者。 　　 　　同年春月，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53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54 中国大陆著名杂志《当代》所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中国远征军》一文，即将其艰苦与壮烈作了充分的描述与歌颂。一个曾亲眼观察一九四四年四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中国军队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55 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56 　　 　　诚然，中华民族的军人正是有著这样的热血气质，才使我们积弱的祖国在顽敌面前表现出了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冲天的英雄气概，才能战胜顽敌的长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应该一提的是，在抗战中，国民革命军 ── “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师的女机关枪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建战功的动人事迹，曾被誉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花木兰”。她与一九四八年牺牲在太原保卫战中的另一个屡立战功的女机关枪手乔应秀，曾同被视作国民革命军的骄傲。 　　 　　………… 　　 　　必须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战中，除中共以外，可以说不论中央军、地方军或系原军阀部属的旧军队，甚至是曾经屡屡制造过叛乱的“叛军”，他们在抗日救国的伟大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军队。“一般人的观感，都说抗战中，中国的军人进步了；其实，岂止是进步而已，我们的军队，在抗战的烘炉中，熔化成了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锻炼成为现代的军人了。这是国家统一最基本的一步。”57 　　 　　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领导抗战的战绩 　　 　　国民党军队在对日抗战的持久岁月里，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后继，勇敢牺牲，十四年抗战，尤为八年全面抗战，才能屡挫敌人精锐，屡败敌人进攻。 　　 　　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结束后，如前所述，不仅日陆军省公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四万”，58 而且诚如中国大陆史家所言：它（淞沪抗战）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59 　　 　　同年十月，日军为解决华北战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图直下太原。卫立煌遂受最高统帅部命令，统率第十四集团军四个半师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 日军即以五万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击忻口。其时，蒋介石曾接连三电卫立煌等： “望抗战到底，一竟全功”。卫乃以左、中、右三个兵团，于忻口附近阵地为轴心，会合晋军与日军大战，著名的忻口会战遂以打响。这一仗，我军歼敌四万人，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如前所述，我郝梦麟军长、刘家祺师长于是役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台儿庄大战，先是由我庞炳勋军团在山东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将军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敌板垣师团因不支而仓皇撤退。庞、张两部乃合力穷追一昼夜，使敌军无法立足，狼狈一退九十里，缩入莒县县城。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是役歼敌三万余，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我武汉，功莫大焉。 　　 　　同年五月开始的武汉会战，如前所述，敌虽纠集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架分四路进攻武汉，但是，四月，蒋介石已在保卫武汉各部官长会议上，一再要求各高级将领务“抱必死的决心……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并制定了“此次保卫武汉，当取韧性，无论攻取进退，皆可立于主动之地位，而决不能陷于被动形势”（蒋介石日记）的战略决策。是役，敌我鏊战达五个多月之久，歼敌二十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我军才决策主动放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我东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敌军近五万人”。在该年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势”中，共消灭敌军九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我军不仅反攻获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著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数”。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综观是役，敌经半载准备，挟海陆空军十万之众，企图于敌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际攻取长沙，以壮声威，并为伪中央政权树立张本，殊不料大遭失败，伤亡三万余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会战中，敌虽从山东抽调第五师团，协同台湾旅团，并藉舰队掩护于钦州湾西岸登陆，沿邕钦路北犯，陷邕宁，然我桂林行营白崇禧部却以十五万兵力发起反击，并由蒋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和一百架飞机参战反击。我军与日军在昆仑关反复鏖战，艰苦卓绝。十八日我军即攻克昆仑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军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仑关、九塘后，我又集中兵力于邕宁路反攻，卒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仑关，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军第五师团溃不成军，其十二旅团伤亡殆尽，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只复占邕宁，其企图劫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枣宜会战，源于日军在襄东作战的失败。其时，敌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以南阳和襄阳为攻击目标。其时，我军一部除于随枣方面一边抵抗一边转进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队则于敌军左右两翼向外线移动，从而将敌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四万五千人，获炮六十门，马两千匹，战车七十辆，汽车四百辆。 　　 　　同年三月的上高会战，面对企图扫荡赣南的敌军第三十三、三十四两个师团及二十混成旅共四万兵力，我罗卓英兵团乃先击破北路安义方面的敌军，再以两个师于一线以西和日军纠缠。然后，决以主力于日军进犯的两侧地区交战，先折其两臂，再在中路聚歼日军主力，遂致敌人伤亡一万五千有余。日军师团长大贺虽幸得逃命，却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杀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调集十三万余人分三路进犯长沙，我守军则逐次予日军以消耗，并陆续由平江、浏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并猛攻进犯长沙的日军，致使日军向北溃退，我军遂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五日渡过汨罗江，八日渡过新墙河，残余日军遂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又纠结三个半师七万余人围攻长沙，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长沙猛扑。我军既按预定计划沉著应战，又以岳麓山炮兵适时轰击敌人，鏖战四日，予敌以重创后，我遂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后路遂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死伤惨重，乃于四日晚间突围北窜，其急调的鄂南援军，又遭我军阻击，几全军覆灭。是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的胜利纪录。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尤称： “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败日军于仁安羌，因解英军之危，深博同盟诸国好评。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军轰炸后，为掩饰失败，安定国内人心，乃集结了十万兵力，发动了浙东攻势。我军在逐次予进犯日军以打击后，乃向敌后转进。俟浙赣全线均陷敌手，我军立于八月进行全线反攻，取腰斩日军之战略，遂连续收复失土，敌乃仓皇撤退。“纵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其败症并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相益彰，计划被我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实已不远。”60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军纠结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企图西叩重庆门户，逼迫我最后之屈服，以便专对英、美作战。我第六战区孙连仲部约十一个军，遂逐次抵抗，并在蒋介石特颁手令于石牌守军，命令固守要塞聚歼倭寇之后，石牌守军乃一面收缩，一面诱敌，俟敌过鲜阳关，猛犯要塞之时，即顽强反击，予敌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崩溃。我军立不分昼夜予以追歼。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军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敌三万余人。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会战中挫败的日寇，为截断我军川、鄂、湘间之联络，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资源，占据我湘西北之门户常德，打破我反攻准备，遂纠结十万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师团进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进德山，第四十师团侵汉寿。因我军猛烈抗击，日军不能得逞，遂复转西攻，陷石门，沛县，径趋桃源，其左翼亦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我余万程师遂与之激战十余日，并偕赴援的第九战区四个军，于十二月八日收复常德。第六战区各部也转取攻势，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沛县，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尽复战前态势。 　　 　　一九四四年初，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即缅北进行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同年春月，我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北，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关，后又克孟拱，密支那，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指挥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叠克日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协同盟军收复了缅北。 　　 　　一九四五年后，针对日军欲确保平汉南段交通，破坏我陕南豫西空军基地的阴谋，我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与日多次激战、逐次消灭日军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彰、襄阳、樊阳，反攻老河口，既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又于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了豫南日军的西进。作战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后，湘桂的日军为巩固湘桂和堵死粤汉路交通，并作阻止我反攻准备，竟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进犯湘西。我第四方面军王耀部遂于武岗、江口、新化一带予敌以坚决抵抗，并挫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则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前进的日军，牵制其行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则进出武阳关攻击日军侧背，并于五月八日在我空军支援下造成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予以歼灭。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蒋介石乃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我军乃于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宁，继之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向东南收复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数月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战胜其侵略。由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所坚持领导的、长达十四年之艰苦卓绝的伟大卫国战争，终于成为我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骄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的“公道”话，实在是从根本上揭穿了那些 “墙倒众人推”者的说谎，从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论、史亦终有公论”的这一天。 　　 　　一九八九年以后，正处于全面历史反思中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终于开始放胆说道： “蒋介石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是热血抗战，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的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61 　　 　　历史的事实是，蒋介石不但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而且自始至终都在顽强地领导著抗战。他总是亲临前线英勇沉毅，最后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数次险被敌人所害的事迹，实已使今日的中国大陆人民感慨万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 ── 一九三七》一书，和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其它国民党抗战研究著作，已经对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伟大精神和英勇行为，予以了甚为大胆的歌颂。 　　 　　易劳逸先生，以及战后所有历史学家们都不会、更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国大陆，将“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之英雄史诗来予以歌颂”的日子，不仅已经来临，而且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刻地歌颂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坚持英勇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早已将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之推向了对中华民国之整个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认定的更高阶段。 　　 　　然而，令人痛心的却是，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暂缺5字)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G.C.D是革命的，打外战的G.M.D却是反革命之史无前例的黑暗时代，他们的万古奇冤是永远也无处可以诉说的。 　　 　　但是，历史与人民还是永远地记住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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