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溥仪的未刊手稿中摘录出来的一组文字，其内容是溥仪对自己在伪“满洲国”当“执政”、“皇帝”14年中傀儡地位的认识和忏悔，这位经过改造的前皇帝很真诚，读者从中将能看到溥仪内心的起伏和变化。溥仪伪满年代的日记已经毁掉，下面这些表示忏悔的短文就更显得颇有价值了。 　　 　　日本与溥仪的勾结 　　 　　日本帝国主义总是想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宰割中国领土，分而治之，以便进一步整个鲸吞中国。它因为我过去当过清朝皇帝，因而总想利用我来为它的侵略政策服务；另一方面，我正醉心于复辟，而自己没有力量，也想利用日本外援来帮助自己重登宝座，再骑在人民头上当皇帝。这样就形成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相互勾结利用。所以到了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祖国东北后，便利用我当了伪满洲国执政，从此祖国的东北，便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又让我当了伪满皇帝，这是企图欺骗世界人民，为它的殖民地统治作烟幕，好像“满洲国”是个有君主的独立国，实际上操纵我当它的傀儡，发号施令，更便于它对东北的统治。 　　 　　在我这方面，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一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安全和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不顾东北人民的任何疾苦灾难，一心一意迎合和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主子的意旨和侵略政策，不惜出卖东北一切领土主权，断送人民利益，签订了许多卖国协定和条约，从而使东北成为日本的军事基地和粮食供应地。因此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祖国全面侵略战争以及1941年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时，它的一切物质和粮食都能源源不断地得到接济。这都和我出卖东北人民利益，掠夺东北的物质和粮食，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恶行为分不开的。 　　 　　——摘自溥仪：《从皇帝到公民》，手稿，写于1964年8月11日。 　　 　　伪满政权的实质 　　 　　谈到我在东北“主持”的“大计”，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可耻可悲的丑剧之一。 　　 　　尽管土肥原曾经向我一口保证，“在东北成立‘新国家’后，日本一定尊重其领土主权，一切都可以由你自主。”可是，我一到东北，日本军国主义者就露出了真正的脸色。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派他的参谋板垣征四郎正式通知我，要我当所谓“满洲国”的“执政”，同时还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一个包括满、汉、蒙、日、朝五个民族的“新国家”，日本人也要在这个“国家”里充当官员。不但如此，这个“国家”的所谓“首都”、“国旗”以及“政府”的一切，也早由关东军司令部一手安排好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伪“满洲国”在1932年3月成立，我当了伪“执政”，1934年3月1日我又在日本主子的首肯下成了伪“皇帝”。14年中，我所需要做的事就是：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替我拟订好的卖国条约或者“诏书”上签名，按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替我写出的台词发言……为了使我的一言一行都不至于稍违日本主子的意志，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也就是前面谈到的那个从鹿儿岛给我带来“好消息”的人——从1934年开始10年来一直以“皇室御用挂”(即“皇帝”的私人秘书)的身份，几乎寸步不离地“监护”着我。他曾经用严厉的口吻告诫我说：“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亲，关东军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听它的话!” 　　 　　至于伪“满洲国”的各级“政府”，不消说情况也是完全一样。在名义上最高行政机关是伪“国务院”，伪“政府首脑”“国务总理”由中国人担任，但是实际上一切权力由“国务院”下的“总务厅”掌握，而“总务厅长官”必须由日本人担任。“国务院”各部都有一名日本“次长”，伪“大臣”完全听命于这些“次长”，伪“国务院”的“各部联席会议”(即总务厅次长会议)要讨论一切事宜，都必须等待“次长联席会议”先作出决定才行。在伪地方“政权”中，省有日人的“副省长”，县有日人的“副县长”，来主持一切。总之，当年在祖国的东北，从上到下，完全是日本侵略者在发号施令。 　　 　　——摘自溥仪：《从我的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纪念“九·一八”事变三十周年》，载《人民日报》1961年9月18日。 　　 　　溥仪登极与关东军的安排 　　 　　（一） 　　 　　1934年3月1日即位，住址未变，正式称号是满洲帝国皇帝。皇宫即从前执政府，周围约四里。当伪皇帝的每年外出旅行一、二次，完全是日本关东军安排的。国外只去过日本两次。 　　 　　——摘自溥仪：《答记者问》，手稿，写于1964年。 　　 　　（二） 　　 　　我所以由伪“执政”变成了伪“皇帝”，也只是日寇玩弄的一场鬼把戏而已，其目的不过是在玩弄汉奸。因为同我一样的反动封建残余分子，不都是一个个日日夜夜地在梦想着“重登大宝以居临万民”的么?那么，它就可以在形式上，使这帮人尝一尝君侯将相的“黄粱梦”滋味。不过是，这个“宝座”在实质上却和过去封建王朝时代的“天子宝座”大不相同，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要让你爬到“宝座”上面去，为的是让你爬得愈高，就愈发可以使你“孤高在上”，而自然成为替它“摆样子、装门面”的装饰品。至于实际权力，则根本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手中，并且还一步紧似一步地收紧了绳套。 　　 　　——摘自溥仪未刊手稿，写于1957年前后。 　　 　　溥仪首次访日与《回銮训民诏书》 　　 　　……我这次到日本游历了东京、京都、大阪以后，到了须摩的“武库离宫”，准备上船回东北时，当时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后又改为伪国务院总务长官的远藤柳作告诉我说，在“回国”之后，应当发表一篇“诏书”来表示对日本的感谢，并须把这种精神昭告于“全国人民”。当我回到了长春，果然郑孝胥便拟出了这一“诏书”的草稿拿给我看。同时，专门操纵我的吉冈安直，也来替我出主意，说道：“在这诏书里面，当该添上‘依存不谕’和‘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以及‘一德一心’等字样。”并说：由我这样亲笔增改，这篇“诏书”的价值就更增大了。我于是就在“从命如流”的一贯态度下，亲笔把上列三项写出，交于郑孝胥看。当然，郑孝胥也不会表示什么异议，只表示“依存”二字太不像中国话，因而把它改写“依赖”二字。于是这篇由日寇示意，由郑起草，由我增改的《回銮训民诏书》便于1935年5月2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事先安排、适时导演下，和在我同郑孝胥的“同心默契”下，以毒害我东北人民的“妖符魔咒”形态出现了。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我去访日?为什么要那样地招待我?在我决定访日之后，因为我听了某遗老传过来的占卜不吉消息，想要中止访日时，为什么关东军方面和郑孝胥等会着急得不得了，而非要说服我到日本去一趟不可?为什么在我还没有离开日本的时候，日寇当局就让远藤柳作立即对我提出了在“归国”之后非颁布一个表示感谢日本的“诏书”不可?为什么在我刚一回到长春就让郑孝胥连忙地把那篇伪诏书的底稿拟了出来?为什么在5月2日就那样迫不及待地把那篇伪诏书发表出来?为什么吉冈安直非要由我之手在那篇伪诏书中添上“依赖不谕”、“与天皇精神如一体”以及“一德一心”等字样不可?不问可知，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地要利用我这汉奸头子当时的地位，好使我这个傀儡更能发挥出偶像的作用来，借以转移一下东北人民对于日寇的疑虑和憎恨的眼光，同时还可以更进一步地把这个既是傀儡又被偶像化了的我，用来麻痹人心，让他们暂时在“日满一家”和“一心同德”的骗人烟幕下，迷失民族应有的方向。 　　 　　——摘自溥仪未刊手稿，写于1957年前后。 　　 　　 组阁内幕 　　 　　(一) 　　 　　皇帝：建国初期，事先我对组建的现内阁一无所知。恰如这次郑总理向我呈交的内阁成员名单一样，只不过就这样决定了罢了。这样各部总长之间就欠融洽。由于驹井总务长官的专横跋扈，郑总理与驹井关系不和，导致不愉快的结果。解除驹井职务后，阪谷与郑总理之间关系也欠融洽。这些都令人感到不愉快…… 　　 　　——1935年5月18日溥仪对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新任总务长官长冈谈话记录，载《严密会见录》。 　　 　　(二) 　　 　　大使：今日陛下讲出了我心中所想，就像我自己说的一样。 　　 　　陛下：今日所言，虽说有些像是身居超然地位的元首对国政有所干涉，这是离开自己的立场，为求万全，而在内部与你们商量，并陈述我的意见，对宫内府的人事也谈了自己的意见。我从6岁到30岁始终处于困境之中，受过东洋道德教育，深知东洋之精神为何物，也看到西洋物质文明恶习带来的丑陋现象，这些对自己多少形成领悟世间的阴暗面和人生的正反两面的心得体会。不论宫内府的人对我说什么，还是听到小人背后传言，只要自己无私无欲，胸怀坦荡，就感到任何事情都心如明镜。就有关内阁成员之事谈论了许多，对现在内阁成员我的看法是，他们是一些平庸之辈，稍有头脑、可靠的人只有臧式毅一个人。 　　 　　大使：如陛下所言，臧是深谋远虑的可靠人物。 　　 　　——1935年5月18日溥仪对南次郎“驻满大使”谈话记录，载《严密会见录》。 　　 　　(三) 　　 　　大使：今日拜谒陛下，想就前几日的组阁之事谈谈本人的拙见。郑总理建国三年来付出巨大辛劳，现年迈力衰，已露倦勤思退之意。故此借组阁之机应恩准郑辞职，而下任总理似应具备下列条件，当然要对陛下无限忠诚，我想下列三条也很重要：(1)有统治能力的人；(2)人格正直高尚者；(3)对国家有功勋之臣。按以上三条进行人选是必要的。我认为有熙洽、臧式毅、张景惠三人，而熙、臧二人各有长短，大致属于同等人物，若将其中一人任为总理是不妥的。前几日，陛下所言让熙洽任宫内府大臣，让臧式毅任参议府议长，使他们两人不分伯仲。这样，三人中就剩下张景惠，让他当总理大臣组阁如何呀? 　　 　　陛下：大使的意见很对，我也有同感。 　　 　　——1935年5月20日溥仪与南次郎会谈谈话记录，载《严密会见录》。 　　 　　吉冈安直与溥仪 　　 　　吉冈刚到长春时，尚不似后来那样嚣张，还懂得什么叫作客气。那时他曾对人吹嘘过他和我的关系是怎样怎样地“密切”。他曾说溥杰和我是手足的关系，他和我虽还不够手足之情，但也可以算是“脚指头”的关系等等。 　　 　　等他逐渐把自己的地位巩固起来，也就是他在关东军中的阶级地位又高了一些，对于自己权势的自信又大了一些的时候，他的言语、态度就如同水涨船高一般，跟着有了变化。他曾对我说：“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亲。关东军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所从它的话!”像这种论理学“三段论法”式的不科学的言词，真是使人听了比刀扎还难过。但是，既然当上了汉奸，虽然不爱听，也得听下去。听了难受，又算得了什么? 　　 　　再过些时，由于他的势力又加大了些，他对我便不再自居于我的“脚指头”的地位了，并且还飞跃一步，超过了我的“手足”的地位，居然说出我像是他的“孩子”一类的话来了。 　　 　　等到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这个汉奸皇帝也奉命退了位的时候，他在通化大栗子沟要“携”我起程时，对我的态度有了更显著的变化，连对于普通一般人起码应有的礼貌也不见了，简直变成了一付凶手的形象。当我正在那惶惑不安的时候，他曾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挺起腰板来!挺起腰板来!” 　　 　　——摘自溥仪未刊手稿，写于1957年前后。 　　 　　 对溥仪实行政治隔离 　　 　　他们为了作好对我更进一步的“保护”，有一天便在关东军的指示、吉冈的传达和这帮特务的炯炯目光下，不独公然限制了我自由接见伪满的大小官吏——除伪宫内府的伪职员外——之“权”，就连对于我接见宗族人等，吉冈也竟自拟出了一张限制很严的人名单，除了在伪满的家族人员不在此例外，对于由北京到东北来的宗族本家，也只限于我的叔父载涛和我的族兄溥伒、溥僴等极少数几个人。至于其他的宗族人等，则是不分亲疏远近，一律限定只能在向我公开祝寿等等的时候，排列在一般祝贺人员之中，遥遥向我行礼，而不许可他们随便单独来见我。吉冈在拟定了这一极端有限的人员名单之后，便把它交给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令他照单进行限制，并配合着伪宫内府日本宪兵的几只眼睛，对我作了得寸进尺的严密“保护”，一直到1945年8月敌伪一齐垮台为止。 　　 　　——摘自溥仪未刊手稿，写于1957年前后。 　　 　　历届关东军司令官与溥仪 　　 　　除了那个“帝室御用挂”的吉冈安直参谋中将，是十年如一日地如影随形一般死死盯住我不放之外，就是那些身居伪满“太上皇统治者”实际地位的历任关东军司令官，也都是曾以“彻底掌握我”、“完全支配我”和“确实奴化我”为己任的。所以他们就给我定出了一个“定期输毒”的正式计划来。那就是在每月的一日、十一日和廿一日这三个逢一的日子里，他们都必须在所谓“百忙之中”分身到我那里去，和我作“风雨无阻”的“定期会晤”。 　　 　　历任的傀儡戏操线人——关东军司令官们的态度、作风、心理和论点，犹如他们彼此之间相貌各自不同一样，而各有一套所谓“神通”，并且他们的方针、政策等等也都是经常会随着时局的推移变化，而有轻重、软硬、松紧和缓急的临时不同。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贯传统侵略政策，特别是对于我的“既防范，又利用；既限制，又抬捧”的根本方针，却是始终没有丝毫变化的。 　　 　　所以我想：如果是“撮其要而记其事”地把他们在十四年间对我所作过的“训育培植”工作，加以轮廓的叙述，也并不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我就摘要总括地来叙述一下： 　　 　　(1)“风花雪月”的寒暄与口是心非、别具肺肠的谈笑酬对。 　　 　　(2)强调日伪的“亲善”和“日伪一体不可分”的“辅车辱齿”关系。 　　 　　(3)宣传日寇的侵略行为是百分之百地“正义”的，引经据典地强调日本军的强大无敌，并援引在侵略战争中的暂时优势，来作扩大宣传的唯一材料。 　　 　　(4)宣传日本法西斯强盗所狂妄叫嚣的“大东亚圣战”的意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以日本为中心的所谓“日、满、华同心协力”以及“共存共荣”之类的必要性，加以生拉硬凑的注解，与矛盾百出的“结合”。 　　 　　(5)对于这个身为汉奸头子的我，加以别有用心的“榆杨称赞”。例如夸奖我对于“日满亲善”、对于所谓“神道”的努力带头以及事事率先垂范等等。同时也没有忘掉“勉励”我和“鼓舞”我还须更进一步去忠实执行日寇的侵略政策。愈是到了末期拼命挣扎的阶段，便愈发故意对于我所作的“以全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它们从事毫无希望的罪恶的侵略战争”的种种努力，表示了“嘉勉”感谢之意。 　　 　　(6)本着“防微杜渐”的贼心，经常对我强调：伪满的政治乃是采取“总理负责”的制度。特别强调伪皇帝只能是“高高在上，垂拱无为”，绝对不应该以“察察为明”去干涉或是驳正伪国务院、参议府所决定和通过了的议案或法令等等。并说，这样正是“培养君德”的地方。就以菱刈隆为例：有一次他对我讲，愈是“身为人上”的人，便愈发应该保持有“装聋作哑”的雅量才行，能够这样，才能作到“无为而治”的地步。他说到这里时，并作了实际表演：以他的双手作蔽目、掩耳的姿势，并且说，他现为“三军司令”的关东军司令官，就是一贯采取了这种不闻不问、听之任之的态度，所以才能使他的部下，都能展开“放手去干”和“负责去干”的积极工作作风。然后又把话归入本题，以教训的口吻强调说：“皇帝更是应该采取这种‘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态度作风，才能够把国家大事搞好。”并同时自作结语说：“这就是‘为君之德’，也就是身为皇帝所必须具有的最高政治道德和品质。” 　　 　　(7)对于我家庭之内的个人私事，也作了露骨的干涉。如菱刈隆反对我的离婚。当谭玉龄由北京来到长春和我见了面，彼此都同意结婚之后，也遭到了植田谦吉的干涉，干涉的理由是：必须由他先派吉冈安直赴北京到谭家作详细调查，认为“合格”之后，经过植田的正式许可才行。结果是在“令出如山倒”的情势下，经吉冈赴北京调查认为“合格”，并和植田见了一面之后，才允许我们结婚的。后来我和李玉琴的结婚也是如此。尽管李玉琴是由吉冈直接介绍的，还是要先在所谓“正式手续”上，经过梅津美治郎的点头，并和梅津见了一面之后，我才和李结了婚。这也就是吉冈安直所说的：“……关东军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听从它的话。” 　　 　　(8)在日本侵略者制造出所谓张鼓峰和诺门汗事件的当时和事后，曾极力吹嘘日本侵略军的“武装威力”，同时也大力诋毁苏联军队为“脆弱无能”。等到日寇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正义反击下，被揍得头破血流之后，还不惜“打肿脸来充胖子”，对我反复解释日本军的力量“强大”。 　　 　　——摘自溥仪未刊手稿，写于1957年前后。 　　 　　溥仪与伪满军队 　　 　　伪满军队约有八九万人。我的当时名义是“满洲国陆海军大元帅”，另一个名义统帅是军政部总长张景惠，实际是由日本顾问统辖，板垣征四郎、多田骏和佐佐木到一等都做过顾问。伪满军队实际上是日本人统辖的军队，由各级顾问实际指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兵力不足，伪满军队分担了一部分中国战场的任务。苏联对日宣战，日本人挟我逃到通化后，听说在长春的禁卫军起义了。我被俘后，又听伪将官们说过几起倒戈事件。只记得有一次是在张鼓峰战役时发生的。当时的警察总监是齐知政，但实权仍然在日本人手里。 　　 　　——摘自溥仪：《答记者问》手稿，写于1964年。 　　 　　奉命迎请天照大神 　　 　　在1939年的时候，有一天吉冈安直曾在我的住宅内看见供有佛像，他便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这乃是外国的宗教，现在日满既有这样的关系，在将来应当共同地信仰一个神，共同信仰一个宗教才是正理!” 　　 　　我还听说关于关东军主张伪满应该祭祀“天照大神”这件事，绝不是什么到1940年才突然出现的偶然事情，而是酝酿已久并曾经过相当曲折之后才逐渐出现的。我听说那就是素以“中国通”自命的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此表示了不赞成。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还为这件事亲自到日本向各方面作了疏通。但是我在这里还要附加几句话，本庄繁的不赞成并不是本庄繁在替谁着想，更不是他真正从心里不赞成这个“借宗教来谋同化”的毒辣阴谋，只不过是对于进行侵略的具体方法、手段，有着不同的想法罢了。因为这种宗教侵略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侵略方策之一，那个奉行日寇侵略政策唯恐不及的本庄繁，又怎能独抱反对之见?结果还不是终于在关东军的策动下把天照大神弄到伪满洲国内，用作从事宗教侵略的有力工具! 　　 　　关于以上所述各项实例，可见梅津美治郎命令吉冈，吉冈再传达给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这一阴谋是早在日本军部内部酝酿和蓄谋已久的事，只是在这时到了瓜熟蒂落的时期而已。 　　 　　对于日寇唯命是听，对于丧权卖国早就积习成性的我，不但是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为任何人皆难以忍受的罪恶要求，并且还对于吉冈所吩咐的：既须表示出我是“自动”赴日本去见裕仁，更须在见到裕仁时向他明白说出：这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衷心自愿”，甘愿把他的祖宗——天照大神，接到伪满洲国来作隆重的祭祀。 　　 　　于是，我就在这种牵线之下发表了第二次访日的消息，坐上日本特意派遣来的军舰，抱着又不甘心又不敢不去的矛盾心情到了日本东京，见到明明知道而故意装聋作哑的裕仁。至于他怎样到车站来接，怎样到我寓所来访问，我怎样去回拜，他们怎样接待我，我怎样回请他们，怎样去见裕仁的母亲以及在旅行中的生活等等，都和第一次访日如刻板文章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可记的价值，一概从略。不过应该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我在这次访问之中并没有给我定出游览的计划来。因为我这次的访日是负有“庄严肃穆”的任务而来，也就是说我这次是为“迎神”而来，所以只能是神气十足地“求神而来，抱神而去”。因此，我当然是只有目不邪视、规规矩矩地来完成“迎神”的唯一使命的了。 　　 　　当我在日本皇宫正式会见裕仁时，我就按照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预先教导好了我的话，一字无讹地对裕仁讲了一遍。这位明知故问的裕仁，真亏得他还能假惺惺地对我大打其官腔说：“既然陛下愿意这样作，我只好从命了。” 　　 　　被命的人成了“自愿”，创议的人反成了“不得已而从命”，请问人类社会上还有这样颠倒黑白的事情?真是除了帝国主义外不会作出这样的丑事，除了地道的汉奸外也不会干出这样卑鄙可耻的事。这种场面、这种把戏，真可以说是“不是其中人是不会懂得其中滋味的”。 　　 　　裕仁讲完了这篇口是心非的话之后便站了起来，向着早就准备得妥妥当当专等着我去接受的他的祖先“仿制品”，对我作了介绍。他指着放在桌上的一个长方匣和所谓“三种神器”(即所谓象征天照大神的宝剑、钩玉和镜)一一对我作了说明。这些不伦不类的仿造家什就是后来曾在伪满一时发泄淫威的所谓天照大神的本来面目。 　　 　　这次“迎神”并不是白白地去迎送，而是也曾带去一份礼物呢?内容是伪政权从东北人民手中掠夺来的各种东北土产品：如各种矿产、水产以及各种标本、古玩和瓷器等。 　　 　　——摘自溥仪未刊手稿，写于1957年前后。 　　 　　发布《时局诏书》内幕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在东太平洋沿岸点起了侵略魔火的时候，那个吉冈安直又来见我说，裕仁现已发出诏书对美英宣战，跟着就把伪满支援日寇侵略的《时局诏书》草稿给我看，并说当日晚间就须在伪宫内府中召开伪御前会议，就可以决定这篇“诏书”的发表，并希望我能在开会时亲自宣读，而且还必须表示一下伪满洲国应竭尽全力支持日本“圣战”的决心。 　　 　　尔后，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更在形式上把这篇“诏书”的稿子拿来，让我正式看了一遍，于是这个“御前会议”就在伪宫中的勤民楼开始了。除由我扮演了召开这个会议的主角之外，当然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以及各部大臣也都济济锵锵地出了席。此外，如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同副议长桥本虎之助以及各参议等，也都在这一会议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于是就由我首先说明原委大意，接着又表示了决心——伪满定要竭尽全力支援“亲邦圣战”的决心。然后我就一字一句地把这篇“诏书”像背台词一般照文宣读了一遍，这个会议便算是“开幕如仪并无事闭幕”。在该诏书中最卑鄙无耻的警句是：“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另外还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等奴才滥调，充分表现了汉奸走狗甘心从贼至死不悟的顽固卖国意志。 　　 　　——摘自溥仪未刊手稿，写于1957年前后。 　　 　　溥仪“巡幸”各地的“妙用” 　　 　　日本帝国主义者固然是处处谨小慎微地防范我，随时杜渐防微地限制我，不让我有直接接近任何干预的机会，不让我在当时的所谓政治上有任何干予的机会，但是有时却又想利用我作幌子，使我成为一个仅能爱香火祭供而不能说话的泥胎偶像，而不允许我在实际上发挥什么作用和影响。 　　 　　就以当时的所谓巡幸为例，便足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我在伪满的14年罪恶生活中，也曾到过沈阳、吉林、哈尔滨、鞍山、本溪湖、安东、延吉、牡丹江、齐齐哈尔、锦州、佳木斯、间岛、扎兰屯、王爷庙(乌兰浩特)、海拉尔等处作过“视察”。当然这都是在日寇关东军的“妙用”下才打发我去走一趟的。 　　 　　所谓“妙用”是什么?那就是想拿我当作“羊头”而由关东军去卖“狗肉”。例如为了要麻痹一下当时的抗日救国的激昂民气，便把我“抬”出来到吉林、间岛一带“巡”了一趟。因为我听张海鹏告诉我，在哈尔巴岭一带时有抗日部队出现，我便害了怕，结果调动了六个团的伪军在该处筑了两道“人墙”，我所坐的那趟列车才平安无事地从“人垣”当中钻了过去。 　　 　　既然是想拿我当作城隍出巡式的一个传布迷信的偶像，当然每当我一出伪宫内府的大门，那种大吹大擂的排场、那种水泄不通的警卫、那种人为的“太平景象”等等，便到了既可恨又滑稽的地步。例如我所到之处，按照当时惯例除了伪政军等各机关单位必须在指定地点排列迎送之外，当地的伪妇女团体、学生团体、当地的市民以及宗教团体等等，也都在敌伪警察宪兵的协同强迫下，被驱往指定好的地点去迎送我。不管是严寒酷暑，也不管是风雨雪雹，一个个都得在敌伪军警的严密警戒网前，排成夹路而立的两层“人垣”。当我通过时还得一个一个地把头垂到小腹之前，双眼直视着各自的脚尖，一齐向着连影子也无法看到的我，恭恭敬敬地来行一个90度鞠躬的“最敬礼”。 　　 　　——摘自溥仪未刊手稿，写于1957年前后。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原文 发表于《非常公民溥仪轶史》  浏览：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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