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溥仪交往的一页，属于中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篇章，它凝聚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反映了广袤大地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还集中了人民及其领袖的斗争艺术，这是胜利者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成功的艺术。 　　 　　毛泽东郑重提出引渡溥仪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９日，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远东部队总指挥阿·姆·瓦西里耶夫斯基元帅的部下俘获。嗣后他被羁押在位于莫洛科夫卡的赤塔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第３０号收容所内，至同年１１月初，又紧急转移到位于红河子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４５号收容所。对溥仪来说，这是一段沮丧而绝望的日子，但他知道是谁操纵着自己的命运，乃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下旬写信给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信中写道："承蒙贵国政府宽大为怀，拯救了我的生命，使我得以在苏联安全度日，为此谨向您表示诚挚的感谢。恕我多求：恳请贵国政府允许我在苏联长期居留，我将全心致力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及其它科学的研究……" 　　 　　为了达到长期留居苏联的目的，溥仪甚至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当他被拒绝以后，还颇不理解地提出问题："共产党中难道连一个皇帝也没有吗？"在苏联，不但共产党中没有皇帝，公民中也没有皇帝，末代沙皇一家人差不多３０年前就被秘密处决了，对这些溥仪似乎毫无所知，他还嘟囔着说："这太遗憾了！我就可以成为第一个嘛！" 　　 　　斯大林并不曾正面给溥仪复信，却在报上刊出了溥仪那封信的部分内容，并藉以拒绝了中国国民党政府先后于１９４６年３月、８月、１１月、１９４７年９月和１９４８年３月多次要求交还溥仪、"以便对他绳之以法"的照会。斯大林所以这样做，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局正在全面内战中动荡，鹿死谁手尚待观察。 　　 　　实际上，１９４７年９月西方的远东问题专家已经开始散布舆论，认为苏联拒绝引渡溥仪，是准备将来把他送回东北，用于成立倾向于苏联的"缓冲国"就像日本利用溥仪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当然不愿意失去对溥仪的控制，以"避免美国人和中国人利用溥仪来搞反对苏联的挑拨离间活动"。 　　 　　溥仪对此尚不理解，所以，当收容所所长捷尼索夫在１９４６年年末劝说溥仪直接给毛泽东写信以争取将来获得赦免的时候，竟被溥仪拒绝了。他那时还不相信共产党势必取代国民党，更不相信有一天自己的命运会操在毛泽东的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国内大局已定，毛泽东和周恩来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至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６日访苏期间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等人先后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两国贸易协定问题、中长铁路问题、旅顺大连问题、外蒙古独立问题等进行多次会谈。其间，毛泽东坚决反对以１９４５年８月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与苏联政府签订的条约为基础，同时也反对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当年所搞的牺牲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毛泽东说过，他们对中国的新疆和东北感兴趣，曾提出"不许第三国人进入"这两个地区，要把他们作为独立的势力范围。毛泽东说"我是顶了他们的"。 　　 　　中苏会谈过程中，毛泽东也指示中方代表郑重提出了引渡溥仪等日伪战犯的要求，理由是掷地有声的：当时我们刚刚建国，只有苏联等１１个社会主义国家立即给予外交承认，因此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为了尊重我国的国家主权，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维护我国的合法权利，增进中苏两国的联盟和友谊，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声望，有必要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俘虏、关押的，在中国犯有战争罪行的１０００多名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全部移交我国，由我们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处理，藉以迫使某些西方国家最终承认我国政府。面对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和强大的新中国政府，面对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毛泽东的态度，苏方同意了。 　　 　　１９５０年３月１日，毛泽东于归国途中在长春参观了溥仪住过１４年的伪满皇宫。整整５个月后，溥仪也以战犯身份回到了他所熟悉的东北。 　　 　　毛泽东安排溥仪的亲属 　　 　　自１９５０年８月起，溥仪的改造生活开始了，是毛泽东通过劳动改造罪犯的指示，决定了他和所有战犯的命运。 　　 　　在五十年代的前五年中，毛泽东没有谈到溥仪，却给他的几位亲属作了慎重的政治和工作安排。 　　 　　溥仪的七叔载涛，曾任清宣统朝专司禁卫军训练大臣和军咨大臣，清亡后也没有离开溥仪，致力于大清王朝的复辟。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新中国的领袖能够起用自己，让他参加社会主义建设。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４日，由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举荐，经周恩来报请毛泽东批准，特邀载涛列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周恩来还真诚地邀请载涛向大会提交议案、为建设新中国出谋划策。在李济深和蒋光鼐的鼓励下，载涛提出了"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议案，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他们赞赏载涛的爱国精神和渊博的军马知识，决定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任命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于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０日下达。那年载涛已经６３岁了，一夜之间成为行政十三级国家高级干部。四年后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不久又出任全国政协委员，月发车马费５０元，经常出席讨论国家大事的最高层次的会议。他说："解放后我是准备隐居的，但想不到毛主席、共产党不嫌弃我，周恩来礼贤下士，又把我请出来了。"为了报答主席知遇之恩，他兢兢业业地投入工作，每天骑车往返数十里之外的马政局机关上班。中央领导得知后，通过军委总参致函载涛："载涛顾问：我们考虑到您年迈，每日在马政局工作恐有不支，为照顾您的健康，决定自即日起请您在家住宿，平时可不到局办公，遇有磋商事务时，当有马政局临时通知。特此，顺祝健康，并致敬礼。"人民政府对载涛无微不至的关怀，再一次打动了这位皇叔和前清朝大臣的心。夜不能寐，载涛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倾诉无限感激之情的信。 　　 　　还有一次是在政协开会期间，载涛当着毛主席的面提了一条意见，说"满清"的提法欠妥，应改掉这一习惯性称呼。在座的周总理立即表示赞同，并说："对元朝没有称蒙元的，为什么对清朝称满清？"毛主席也点头称是，接受了载涛的意见。不久，有关部门便行文统一了对"清朝"的称呼。 　　 　　韫颖是溥仪的三妹，跟在他身边几十年，是位娇滴滴的"郡主"——"三格格"，毛泽东为她安排工作的故事发生在１９５４年。章士钊先生从《满宫残照记》一书中看到她在３０年代从日本写给溥仪的一些家信，觉得很有意思，就想见见这位"格格"。后来开会碰上载涛，打听到她的下落。韫颖当时住在交道口北兵马司１０号，在街道上当居民组长，但尚未安排正式工作。章士钊遂约载涛改日带三格格来家里相见。１９５４年的某一天韫颖随七叔载涛来到东四八条章家，原来章士钊设了家宴，高朋满座。章士钊很高兴地对韫颖说："那本《满宫残照记》，我已呈给毛主席看了，上面有你给溥仪的信，很有意思。过些日子你再写个自传，我呈给毛主席。"韫颖写完自传，章士钊又帮她改，这样写写改改，用了好些个半天才定稿，并用章家的花缎封面裱糊考究的公文札子誊抄，还贴上两张三格格的像片，一张结婚照，一张旗装照。过了一些日子，毛泽东给章士钊回信说，韫颖工作安排问题已经处理。不久，韫颖被安排为北京东四区政协委员，并成为区政协机关的一名干部。 　　 　　"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也不杀"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把《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其中谈到镇反问题，一锤定音，敲定了溥仪的命运，也为他择定了后半生的道路："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毛泽东讲话的当天，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３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毛泽东随即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了这个决定。《决定》向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将按照宽大政策处理日、伪战犯。 　　 　　正当《决定》在国内外引起反响的时刻，一条令人关注的内部消息又不胫而走，消息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已被释放回到北京！当时有位四川籍近代名人叫周孝怀的住在上海，听到消息后极为感动。 　　 　　毛泽东与溥仪 　　 　　上海市政协刚刚开过讨论处理战犯的会议，他便提笔给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五天前，上海市政协召集处理战犯会议，我因头晕没有参加。有友传达柯庆施同志会场报告，才知道溥公（我不欲斥其名，你必能原谅）回北京了。同时在座的有个老朋友听了感动到眼泪直流。政府要人家提意见，别的人我不知道，对于溥公，我却有几件永远忘记不了的事实，写如别纸。请阅后转呈毛、周二公，以备参考。溥公处理定后，许其见客时，乞见示，我必到京见他一面。此公真是伤心人，丁巳误于康、沈，辛未误于罗、郑，皆自许为臣，共推为学者、为诗人。旧书真有毒，可叹！" 　　 　　此信写于１９５６年５月中旬，执笔者周孝怀戊戌年间已是一位壮士，"百日维新"刚露败迹，他较早得知慈禧囚禁光绪并下令缉拿维新派人士的消息，当即冒险给"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报信，刘却决心为新法献身而拒绝逃走，周遂目睹了菜市口刑场悲壮的一幕。半个世纪以后，这位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又在新中国的条件下出面，为溥仪说情了。 　　 　　周孝怀认为：１９１７年张勋复辟那段历史，溥仪受了康有为、沈曾植等人的愚弄；１９３１年溥仪出关投入日本人怀抱，则是误在了罗振玉、郑孝胥等人手中。在他看来，溥仪是位"伤心人"。至于周孝怀"写如别纸"的"永远忘记不了的事实"，主要指两件事：其一为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１年间，溥仪在困境中捐款、全力支持朱庆澜将军为陕西和长江灾区募捐的义举；其二为溥仪出关后身陷日人圈套，在旅顺时曾接见周孝怀，其时溥仪已经无可奈何，但头脑尚清醒，不久后任伪满执政，绝非溥仪本愿。显然这是周孝怀在为溥仪开脱责任，这种做法很不足取。但是，此事证明对溥仪的处理问题在社会上是有广泛影响的。 　　 　　黄炎培接到周孝怀的信以后，即于１９５６年５月２１日致函周恩来，除说明系按周的愿望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呈其信及材料外，自己还表态说：周写的材料"确是值得一看"，又说："闻溥仪阅读《资本论》，说明他思想或者有了飞跃的进步了。"周恩来当天阅毕并批示："即送主席、彭真阅。"５月２９日彭真批示："政文同志：此件可抄存溥仪档案中。原件退总理办公室。"于是，周孝怀的信和材料、黄炎培的信，连同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便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谭政文安排，抄存于溥仪的档案之中了。 　　 　　周孝怀获悉的消息不确，溥仪并未释放，仍在抚顺关押。这时，却有大批日本战犯根据中央先行处理的部署被释放了。 　　 　　"是毛主席派我来的" 　　 　　就在毛泽东为调整社会主义各种矛盾而苦苦思索的日子里，他不但在进行理论总结的时候提到"宣统皇帝"，而且在生活当中以及具体的活动安排上，也没有忘记溥仪。 　　 　　在"政治挂帅"株连成风的背景之下，正是毛泽东本人亲自为溥仪的叔父和胞妹解除思想顾虑，解决经济困难，让他们前往抚顺探望亲人。 　　 　　１９５６年１月３０日至２月７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载涛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会议。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见到载涛，热情地打了招呼，并把他引荐给毛泽东，说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父。毛泽东握住载涛的手，亲切地说："溥仪在抚顺学习得不错，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你可以带家属去看看他们嘛！"载涛被深深地感动了。 　　 　　会议闭幕以后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派人来到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的家，来人对载涛说："毛主席给了你一个任务，去看看你侄子吧，多年不见了。"原来毛泽东说完那句话后，周恩来就把具体安排的事项交给了北京市长彭真，来人正是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专程商量前往抚顺探亲的细节。他们根据彭真市长的安排商定：由载涛带领溥仪的三妹韫颖和五妹韫馨同去，这是因为韫颖的丈大润麒和韫馨的丈夫万嘉熙也和溥仪关押在一起。韫颖回忆前往抚顺的情形说："在去抚顺前，我七叔带着我到市政府拜访彭市长，彭市长还叮嘱我们：那边天冷，要穿暖和了。市政府给我和五妹各发了１００元购置衣服。记得我当时买了件蓝色灯芯绒外衣，黑色灯芯绒裤子，还买了一身棉毛衫……彭市长还说：你们是去看亲戚，可以买点吃的带去。买点点心，政府可以给钱。经与七叔商量，认为入口的东西不能带，怕责任太重，就没买。本来彭市长让我们自己去抚顺，但我们认为，还是由政府派人带着才妥当。市长便派公安局的丁科长陪同我们去。丁科长这人真好，一路上照顾我们，给我们安排舒适住处、逛公园等等，体贴周到。" 　　 　　"入口的东西不能带"，"还是由政府派人带着才妥当"，几句话说出了载涛等人无尽无休的思想顾虑。若不是国家主席拍板，国务院总理关照，北京市长安排，这次探亲是绝然不能成行的。后来在抚顺会面，因为没有尝到北京小吃，溥仪颇感遗憾，他离开家乡整整３０年了，世事沧桑，感慨系之。韫颖很后悔没听彭市长的话，给亲人们带点北京的点心。 　　 　　载涛、韫颖和韫馨等人是在１９５６年３月９日到达抚顺的，次日一早即前往战犯管理所，会见了溥仪、溥杰、郭布罗·润麒、万嘉熙、毓嵒、毓嶦、毓嵣等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当时担任管教科科长的金源回忆说："载涛等人来到管理所，见到了溥仪、溥杰等人便说道： 我这次来看你们，是毛主席派我来的。周总理还根据毛主席的旨意，让彭市长为我们做衣服，国家承担全部旅费……载涛的话还没说完，溥仪全家人都感动得哭了。这次会见安排在战犯管理所１号会议室。会见开始时，孙明斋所长和我、李福生同志等都参加了，后来我们觉得在场不方便，就主动离开了。他们在这会议室里，又是说又是笑，整整谈了一个上午。下午，管理所派汽车载着溥仪、溥杰等人到载涛下榻的抚顺东公园专家招待所进行回访。载涛等人在抚顺住了好几天，同溥仪等人会见了好多次。溥仪后来激动地对我说道：毛主席、周总理日理万机，他们天天都为国家大事操心，工作那么忙，还能想着我们，我真是想都没想到哇！" 　　 　　毛泽东作出了第一个特赦溥仪的决定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进一步发挥了他那篇《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蒋介石"，对他们的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他说：" 那些罪大恶极的士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从这以后，溥仪又在抚顺战管所度过三年时光。其间，他或者在东北各地参观游览，或者专心写前半生的自传，或者就在高墙内的医务室以及房前屋后参加轻微劳动，这是和风细雨的改造生活，它的温馨竟使溥仪把监狱也当作自己的家了。 　　 　　这中间，毛泽东也有几回谈到历史上的皇帝。 　　 　　１９５７年１月２７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历史问题时说："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个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他不能不思考的是，革掉皇帝以后，还必须避免出现新的皇帝，这就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旧皇帝的问题了，而是要从思想根源上挖掉培植皇帝的土壤。 　　 　　１９５８年３月２２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倡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宣扬邹容十八九岁写出《革命军》"直接骂皇帝"的气概，都针对着封建制度而言，却不仅仅是为了对付一个皇帝。 　　 　　１９５９年盛夏，在北京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关于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和伪蒙战犯的学习改造情况报告后非常满意，随即研究了这些战犯的处理问题。一个伟人的建议就此产生，并迅速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建议的第二天，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著名无党派人士和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通报了建国１０周年特赦问题的有关情况并作了说明。 　　 　　９月１７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特赦，意味着不经起诉而出狱。对于这两个字，溥仪和其他人一样为之激动、振奋，他细细地体会着毛泽东的建议，玩味那洋溢于字里行间的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大度与宽宏，他在一份手稿中写下一段话："特赦，是谁提出的呢？是共产党中央。建议要赦的是谁呢？是过去对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屠杀无数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分子。建议的署名者毛泽东主席，他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就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儿子牺牲在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疯狂侵略战争中……" 　　 　　然而，当有人悄悄整理衣物准备出狱的时候，溥仪却有几分失望。别人都不愿放过这个热门话题，他却只出两只耳朵，不参与议论。当有人问他"能否首批获赦"时，他总是照直回答："有谁也不能有我。……我不行，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不但溥仪自卑，别人的看法也差不多，都认为只有官小的、罪恶小的，接受改造态度又好的，才有可能首先被特赦。最乐观的是那些参谋长和校级军官，他们甚至已经做好了获释的准备，而溥仪显然是"首恶必办"的首要对象，即使全部战犯都放了，怕也轮不到他头上。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４日上午，抚顺战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隆重召开，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给特赦人员的通知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１９５９年度赦字０１１号"，换句话说就是国内得到特赦的第一名战犯，溥仪怎么也想不到居然会是自己！"该犯关押已满１０年，在押期间经过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符合特赦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当法院代表宣布对溥仪等"自即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时，溥仪再也难以自制地痛哭失声了。 　　 　　首批特赦溥仪，不但出乎本人意料，出乎同监战犯的意料，似乎战犯管理所的干部乃至更高层的负责同志，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后来的种种认识。是毛泽东在研究战犯处理问题的汇报会议上，首先提出了溥仪的名字，并认真听取了有关情况以及溥仪本人学习改造的情况，据此作出了第一个特赦溥仪的决定。 　　 　　毛泽东设家宴与溥仪同桌共饮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１月３０日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讲最后一个问题时，毛主席强调必须正确处理阶级关系，"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对于"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的人，"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但是，绝不可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他说："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意见，然而当他一次次阐述这种看法时，总是举出"宣统皇帝"等人为例，而收令人信服之效。唯这次没有举溥仪，只举了潘汉年和王实味，说前者"是个ＣＣ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而后者"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后来被处决，"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现在，中央已为这两个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了。 　　 　　毛泽东这次没有举出溥仪并非把他忘了，就在讲话的第二天，"七千人大会"还在进行之中，溥仪已经作为主席邀请的客人，出现在中南海颐年堂了。会见中国这位末代皇帝，是主席久已有之的愿望，１０个月前他接见古巴青年代表团时就曾为没见过溥仪而表示遗憾，当时他还询问参加陪见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是否见过溥仪？胡耀邦说他也没见过。 　　 　　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１日，按农历算为辛丑年腊月廿六日。举世皆知，曾产生《辛丑条约》的那个６０年前的辛丑年，已作为大清帝国的耻辱载入史册。现在，６０年后的辛丑又要过去了，就在这新春佳节即将来到时，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几人，在同一个早晨收到请柬，是毛泽东邀请他们在家中小酌。 　　 　　章士钊是湖南长沙人，清末曾主持《苏报》，骂过皇帝，民国以后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溥仪在天津时他去见过；程潜是湖南醴陵人，在晚清年代考中秀才，加入同盟会以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反清革命，历任要职；仇鳌是湖南汨罗人，清末在日本留学即投身反清革命，成为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也是辛亥革命首倡者之一；王季范是湖南湘乡人，晚清以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倾向革命，与毛泽东是世交，又是远亲。他们都是主席的老乡亲，又都是清末以来的革命家或社会贤达。 　　 　　国产小汽车驶入中南海，把章士钊等４人陆续接到颐年堂前。 　　 　　"今天请乡亲们来，要陪一位客人。"毛泽东雍容大度，出语诙谐。 　　 　　"客人是谁呢？"章士钊颇觉莫名其妙。 　　 　　"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毛泽东故意不说出名字来，为这次家宴抹上一层神秘色彩。 　　 　　是刘少奇主席？是朱德总司令？还是周恩来总理？上午１０时已过，章士钊等人正在猜测这位"顶头上司"到底是谁，一位高个子清瘦男子，已由工作人员引导着，进入颐年堂宽敞的客厅。他既不是人们熟知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报章上常有玉照登载的著名人士。他约摸５０多岁，举止落落大方。毛泽东显然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人，但却像老朋友似地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环视应邀而来的客人，带着浓重的乡音微笑说："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恍然大悟，方知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坐在眼前。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四位老人一一给溥仪介绍，溥仪很谦虚，无论介绍谁，他都站起来鞠躬致意。或许因为四位老人都是可敬的长者，或许含有清朝皇帝向反清志士赔礼道歉的意味，这是多么有趣啊，他们一起进入了崭新的时代。 　　 　　"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毛泽东对溥仪说的这句话，自然是对主宾和陪席的具体解释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能有这样难得的机会与您相见！"溥仪很激动。 　　 　　"我也早想见见你哩。"毛泽东与溥仪亲切地攀谈起来，询问他的家庭近况，溥仪一一回答。 　　 　　"我在历史上罪恶深重……"溥仪主动自责。 　　 　　毛泽东指出，对历史问题要具体分析，有些事是别人做的或许多人共同做的，不必全由溥仪负责。至于后来走上了背叛民族的道路，溥仪是要负责的。主席接着说："现在你到了政协，应该总结一生经历，好好吸取教训。" 　　 　　 "我一定照主席说的做。"溥仪心悦诚服。 　　 　　 毛泽东鼓励溥仪写回忆录，这时他想起了溥仪在抚顺写的长篇自传，这部自传已于１９５９年末用"未定稿"的形式印了大字本。主席希望溥仪能把题为《我的前半生》的那篇自传修改好，遂对溥仪说："我已看到你那部未定稿了，我认为写得不怎么好。里边检查好像太多了。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主席又说，你过去是帝王，是压迫人民的，而今天不同了，是公民，是人民的一分子了，写前半生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不能成为检讨书，回忆录要写得细致一些。 　　 　　"你当皇帝的时候，怎样对待下面的大臣呢？"毛泽东迅速转换了话题，气氛随之轻松。 　　 　　"清朝时我还太小，由父亲载沣摄政。张勋复辟那年也还不懂事。往后到了伪满，实际是傀儡……"溥仪实事求是地说着。 　　 　　"今天在座的几位当中，还是数你最年轻哟！"毛泽东环顾左右而对溥仪说。 　　 　　"我也５６岁了。"溥仪愉快地回答。 　　 　　聊了一会，工作人员来请客人们入席，毛泽东拉着溥仪的手，一起走进餐厅。主席热情地把溥仪让到主宾席位上，还开玩笑说："当年我们都是你的老百姓嘛，你当然要坐上席喽！"说完，开怀大笑。溥仪也笑了一阵，盛情难却，遂与主席并肩落座。 　　 　　在颐年堂内湖南风味的家宴上，溥仪作为上宾与毛泽东同桌共饮。溥仪有幸，他是被特赦的前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汪伪战犯、蒙伪战犯中唯一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宴请的人物，直到１９７６年毛主席去世为止，再不曾有别的特赦人员受到如此崇高的礼遇。 　　 　　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过后才十几个小时，毛泽东已从严肃的讲坛，回到轻松的家宴席前了。在不同的氛围中，面对各异的对象，执行着同样伟大的工作。 　　 　　毛泽东的家宴，没有"燕窝席"、"鱼翅席"的排场，也没有溥仪当皇帝时常常见识的"满汉全席"和无比奢华的"御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 　　 　　"湖南人最爱吃辣椒，叫做没有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味哩。"毛泽东说着，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小碟内，见他已吃进嘴里，遂又笑问，"味道怎么样啊？苦辣酸甜咸五味俱全，还不错吧！" 　　 　　"很好吃！很好吃！"溥仪鼻尖上已沁出汗珠。 　　 　　"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毛泽东风趣地说完这句话，指了指仇鳌和程潜，继续对溥仪说道，"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 　　 　　毛泽东妙语既出，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开心。一个是当今国家主席，一个是昔日清朝皇帝，你来言，我去语，边吃边谈，边说边笑，好不畅快！在座的章士钊等人光顾听他俩说东道西，一时竟忘了动筷子夹菜，主席又招呼说："你们怎么不吃？怕是被皇上吓住了吧。"大家都在笑声中端起了酒杯。 　　 　　"你还没有结婚吧？"毛泽东知道溥仪在抚顺时，已与他的"福贵人"离婚，遂改换这个话题。 　　 　　"还没有呢！"溥仪答。 　　 　　"可以再结婚嘛！"毛泽东说，"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 　　 　　饭后，毛泽东与邀来的五位客人合影留念。他还特意拉溥仪过来，让他站在自己右侧说："我们两人可得照一张像哟！"遂请新华社摄影记者为两人拍了一张珍贵的合照。照片上，两人并肩而立，毛泽东比溥仪高出半头，两人都显得那么高兴，笑容可掬。打这以后，无论住在独身宿舍，还是有了家庭，溥仪总把这张照片摆在床头上，像宝贝似地珍藏着，直到"文革"年代，溥仪怕被红卫兵抄走而上缴政协机关保存，不料竟从此下落不明。虽然，毛泽东与溥仪的合照已经失掉，但毛泽东对溥仪的关心与爱护永世长存。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毛主席举办湘味家宴的时候，便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原文 发表于南京市政协网站  浏览：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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