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墙被攻破 　　 　　溥仪自从参加工作以来是怀着虔诚的心情来对待每一场政治运动的。因此，当１９６６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开始，溥仪一方面严肃认真地学习；另一方面，他对于被点名批判的吴晗、廖沫沙以及有名的"秀才邓拓"都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吴、廖二位和溥仪很熟悉，时常在会议上、宴会上照面，杯酒言欢。北京副市长和市委统战部长留给溥仪的印象是待人以诚、学识渊博、忠于革命事业，可是他们怎么会变成搞"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坏人呢？对此，溥仪百思不得其解。 　　 　　自１９６６年４月以后，溥仪所在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开始增加学习时间，由每周两个半天改为三个半天。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些平时受到溥仪尊敬的领导干部，突然变成了"三家村"黑帮人物，他目睹了廖沫沙、申伯纯等被残酷批斗的情景。面对突变的政治形势，溥仪迷茫地睁大眼睛。 　　 　　风暴越来越猛烈，大批老革命干部和学术上造诣极高的知识分子被揪斗、抄家、游街，溥仪的困惑也越来越沉重了。 　　 　　随着"破四旧"出现的一连串所谓新事物，包括家庭变化、人伦关系的异常，无一不使他困惑不安，心中极度矛盾。开始时，幸好政协机关公布一条规定：文史专员们不介入这场席卷全国的文革运动。溥仪和他的同事们得以置身于狂飚之外。但是，没有多久，这条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规定"，也被冲破了。 　　 　　６月１６日下午５时，全国政协李金德副秘书长召集文史专员和干部们讲话，大意是说"群众"对于文史部门意见很大，已经贴出大字报，机关党委已派出工作组，决心彻底把文史部门的问题搞一下。并且建议专员们要去看大字报，自我揭发，也可以揭批别人，对批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在李金德讲话的同时，工作组也已到达。 　　 　　文史专员们不久就变成了斗争的"靶子"。风暴也降临到一向对溥仪最关心的申伯纯老人头上，申老的所谓"专家思想"、"文史独立论"都成了批判重点。面对着这类大字报，溥仪感到既混乱又痛苦。 　　 　　那年７、８两个月政协机关的运动开展得比较平稳。领导方面强调严格区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对扣大帽子。中央统战部平杰三还在讲话中劝导犯了错误的干部要坚决改正，要"争取光明前途"。但是，当震撼全国的"红八月"到来时，政协机关的一切就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拒不检查"的申老竟然被扣上了"反党"的帽子。接着就发生了杜聿明和沈醉在政协大院内被孩子们（机关干部的家属）捉弄和侮辱的事件。 　　 　　与此同时，在政协机关里也出现了命令全体文史专员参加劳动的大字报。８月２６日，文史专员们被强令在政协大院内劳动，扫院子、拔草、劈柴、抬煤……８月２７日，政协机关的群众组织突然又贴出告示，要求专员们从即日起停止集体活动，回家"学习"。对溥仪来说，工作的权利是经历１０年改造才赢得的，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现在却被强行剥夺了。溥仪心中感到十分难受，他为此曾对妻子感叹地说："这么搞下去，国家要受到重大损失啊……" 　　 　　无班可上的溥仪拖着重病的身体，每天都到繁华的新街口看大字报，其中有攻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也有攻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和统战部副部长徐冰的，曾帮助溥仪整理《我的前半生》书稿的群众出版社编辑也被打成"特务"，溥仪困惑极了，对当年那位显赫的"旗手"渐生怀疑。有一次，他直言不讳地向沈醉谈起对江青的看法，认为这样搞"文化大革命"违背毛主席的政策。沈醉急忙用手去堵他的嘴巴，劝他不要惹事生非。 　　 　　不许给文史专员减薪 　　 　　没过几天，某中学红卫兵总队的大字报，最先贴在箭厂胡同全国政协宿舍院内的墙上。杜聿明等特赦人员被直接称呼为"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们"，内容是一系列口气强硬的"勒令"，而第一项便是"自动减低工资，过与劳动人民同等的生活"。 　　 　　全国政协机关内的造反派随即做出规定，特赦人员中政协委员一级的（原薪２００元），降薪百分之五十；文史专员一级的（原薪１００元）降薪百分之三十。照规定溥仪的工薪要降低一半，只剩ｌ００元了。 　　 　　溥仪特赦后生活方面一直得到组织上的关照，但他严格要求自已，总是拒绝工薪之外各种形式的临时补助。这回降薪却让他很为难，他怕维持不了两个病弱之人的生活，遂老老实实提出"保留１３０元"的要求，却不获批准。９月份的工薪袋里就只装了１００元。 　　 　　然而，降薪仅实行了一个月，９月２９日溥仪接到通知，到机关财务科领取为欢庆佳节而提前发放的工资。当厚厚的一叠人民币交到他手中时，溥仪为之愕然了。出纳人员发现他的发愣，告诉他，照原薪发，溥仪又恢复了２００元的月薪。据机关财务科干部说，已经接到上级指示，以后不扣工资了，上月扣的也要补发。 　　 　　溥仪自然很高兴，但又感到迷惑：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的领导都自顾不暇，肯定没有能力过问这类事情，那么这"上级"到底是谁呢？后来，曾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官而在１９４９年参加湖南起义的全国政协委员唐生明泄漏了天机，他曾打电话询问可靠人士并得到答复，"是周总理办公室给政协打的电话，不许扣发民主人士和特赦人员的工资。" 　　 　　原来，９月份那次减薪是政协机关的造反派把老领导打倒以后，根据中学红卫兵贴在街头的"通令"、"勒令"一类时髦文告而决定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他立即下令说，一定要恢复民主人士和文史资料专员们原来的工资待遇，一块钱也不许减，已经减去的必须补发。造反派头头们虽然很不情愿，但面对周恩来严肃的命令只好执行。 　　 　　９月１８日，周恩来又向全国发出电报指示，把不许给文史专员减薪这条原则，扩大为不许改变一切被斗干部的工资这样一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策。溥仪获悉此事来龙去脉十分感动，他向财务人员表示，今后不再降薪，他的生活已有保障，至于９月份已扣除的部分就不必补发了。由于他坚持不收，财务人员只好把应补给他的１００元钱暂存起来。 　　 　　"文革"的狂澜 　　 　　工薪虽然不再减发，但处在"文革"高潮中，溥仪家的小院还是安静不了。终于，"文革"运动的狂澜向溥仪本人猛地扑了过来。那是９月初，不报姓名的奇怪的电话常令溥仪坐立不安："９月１日：晚，来怪电话，说是政协打来的。问他是政协何处？何科？不能答。已向派出所反映。""９月２日：晚，又来怪电话，同上。" 　　 　　随着电话信号，五花八门的事情接踵而至。溥仪到人民医院看病，挂号处问他"家庭成份"，他想说自己就是"宣统"，但怕吓坏对方，又不肯说谎话。为此，他曾找董益三，二人同去政协机关请示。但是，机关领导也处境艰难，一个个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实在没有能力管溥仪的事情，就让他自己去找派出所和街道组织商量解决。 　　 　　溥仪本想自己克服，不料，能够容忍的和难以容忍的事情仍是一宗宗、一件件地继续冒出来。李淑贤到粮店买细粮也被拒绝，售粮员正式通知她：对"黑五类"今后只售玉米面（粗粮），不再供应面粉和大米（均为细粮）。妻子希望丈夫出面找粮店领导谈谈，自己经过改造已成为公民，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呀！溥仪却不愿意为了嘴巴麻烦人，他跟妻子说，还能用粮票上街买馒头，填饱肚子就行啦！当这些生活中的事件渐渐习惯了的时候，一个更大的打击又迎头朝溥仪袭来。 　　 　　最艰难的途程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５日，身着绿色制服的邮递员像往常一样叩开了东观音胡同２２号安静的溥仪家的宅门。据李淑贤回忆，溥仪拆信一看"害怕极了"，顿时就像丢了魂，两只拿信的手也哆嗦开了，木呆呆地站在电话机旁，长时间也不动一动。继而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立即给全国政协机关和群众出版社打电话，却总是叫不通，好不容易通一回又找不到人。那天，溥仪水米未进，夜不安枕，在睡梦中也时而哭醒。 　　 　　写信的人原是伪满皇宫中的一名童仆，他会记得当年的"康德皇帝"的凶残和暴虐，也不可能忘记惩罚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累累伤痕，他把这历史的阶级仇恨一下子倾注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了。 　　 　　在"童仆"的来信中，开头便质问溥仪："你是真接受改造了吗？释放以后你给党和人民做了些什么？你拿人民的钱，吃共产党的饭，在写些什么？"他指责溥仪把清代统治者写得"仁慈"、"爱民"，又把自己的罪恶"推到别人身上"了，还污辱宫中电工"愿当镇桥猴"等等。该信尾段，更充满了咄咄逼人的语气："告诉你！我先打开你的《前半生》几十页让你回答。如不然，我就呼吁全国工农兵批判你，一直批判到最后一页，批判到你承认错误为止。你要声明这本书有毒，稿费五千元退回国家。我是不做暗事的，叫你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童仆"的批判，是乘着"红色"狂潮而来，当时，《我的前半生》已印刷两次，发行了六万余册，而第三次印刷的两万册恰好成书于文革之中，从出版社到新华书店，谁也不敢为了推销几本书而承担"美化封建帝王"的罪名，于是便把新书直接从印刷厂拉到造纸厂化浆了。 　　 　　第二天，溥仪即按照"童仆"的要求，把稿费余款４０００元送交政协机关。是日为９月１６日，他在日记内记载了这件事："到政协机关交张主任四千元稿费。另一千元：对于帮助提供材料的人酬谢六百元，余四百元为贤治病用。现实存只四千元，交机关奉还国家。" 　　 　　交出稿费后，溥仪每天除去医院看病外，几乎用全部时间认真阅读"童仆"的每一封来信，一页一页检查自己的著作，只要怀疑有毛病，就严格自我批判，并且还根据认识，向长春发出一封又一封长信，希望能检查得让人家满意。 　　 　　尽管写信的人大量使用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尖酸刻薄的词语，溥仪却从内心里谅解他，因为他少时遭受的苦难而深感内疚。然而，"童仆"提出的问题愈来愈多，调子也愈来愈高。起初仅仅批判书的内容，后来就追查起"政治背景"来了。 　　 　　后来，由于溥仪的检查态度诚恳、很有思想深度，连那位吹毛求疵的长春造反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有所认识"了。 　　 　　显而易见，"文革"爆发后，溥仪的内心痛苦也是极深的。当然一方面是压力和威胁；一方面是党的关怀，具体说是毛主席、周总理两位领导人对溥仪的关怀并未因"文革"而中止。正因为如此，在那种社会秩序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他的人身安全才一再受到保护，未曾遭到任何肉体摧残。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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