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末，罗振玉携眷东渡，旅居日本８年之久。１９１９年初夏，罗氏举家返国，在沪上略作勾留，便定居津门，一住１０年。从５４岁至６３岁这段时间，罗振玉作为一个政治上保守、学术上知名度高的“特殊寓公”，在津沽感受租界的繁华和安闲，既经历了废帝溥仪移驾张园、契友王国维自沉诸事的惊扰刺激，又深得京津人文厚土滋养，得以“传古”授徒，显露甲骨“四堂”之首的功力。惜之，关于此节，尚鲜有专文记述者。 　　 　　寓居津门继续致力国故研究 　　 　　罗振玉迁居津门前夕，天津等地报章纷传：帝傅梁鼎芬身染重疾，欲推荐罗振玉以自代，却为其他帝傅所拒云云。为了避嫌，罗放弃购置京寓的念头，决计定居天津。他通过学部时同僚王季烈租得地处日租界的“今是园”，随即又暂借津绅金浚宣在英租界墙子外集贤村宅第（时称金家花园），安顿下家小及书物。翌年秋，便在连接日、法租界的秋山街（亦称法界三十一号路，即今锦州道）靠近法租界一侧营造起嘉乐里新宅，合家迁入。此后，以收藏古物典籍称雄的“罗公馆”就成为中外考古学者的向往之地，嘉乐里西道房舍辟作“贻安堂”书店，罗的长子罗福成专司营售乃父旅日期间在“永慕园”编印的古籍书册，一时间士林耸动，名震遐迩。 　　 　　其实，旅日后期罗振玉已颇感枯寂，故一旦置身华洋杂处的津城，久静思动，甚为活跃。抵津翌日，他便走访周学熙之子周季木所开的古玩店，购“得古兵五”，随即拓墨赠友，兴致盎然。稍后又结识张曾剔、铁良、张勋等在津做寓公的旧日显宦，相互间多有走动；而书业老友傅增湘、张元济、刘承干诸人显然仰重雪堂公的稽古能量，每每过津，常来晤谈。康有为、徐勤师徒也曾到访嘉乐里，罗氏与他们虽则“交浅”，然共话的内容却不只限于古物赏玩。罗振玉与同寓此地的梁启超亦有交往，梁、罗本《时务报》时代的旧交，进入民国后虽政治取向有别，但在旧友圈中尚能彼此关照：罗因校勘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遗书，需借用稀有珍本“高邮王氏四世文集”，即请“托梁卓如代借”，终于如愿。津门甲骨文研究者王襄，收集研究卜文颇有造诣，１９２０年春，罗振玉造访王氏，参观其所藏，其后他致函王国维赞道：“刻见天津王氏所藏卜文甚佳，约七、八百纸，其佳者约得太半”。尤其使罗氏深幸“吾道不孤”的是，他与另一藏书大家李盛铎（木斋）建立起某种谅解性的“互助”默契，因而得以披览李藏孤本秘籍，并获准翻刻其中一些珍版书册，而这对罗氏“传古”之业大有助益。显然，罗振玉对此间环境满意且适应，他自述：“读书著书，北方最便，到此两月所见，殆逾于海东一二年”。 　　 　　不过，罗振玉有很强的用世之心，非一般纯然学者可比，只是身在民国哀叹时运不济，故自称“避世之人”，其黯然心绪对友人时有流露：“人生今日，得过且过而已，不妨闭门自守，又何况在望六之人耶？”居津数载，他编印书籍甚勤，如刊刻《雪堂所藏古器物图录》、《雪堂校刊群书叙录》等，又筹划著录《蜃园年谱》、《永丰乡人稿》、《海外吉金录》、《庚辛成仁录》等书。即使如此，所谓“生计问题”还是时常凸现，返国不到一年，他便开始诉苦：“平生口不言贫，今乃颇露窘状，生计日枯，已谋售书事，既到津沽，欲斥长物为食，乃势有所不可者”。罗花去不少时间辑录《希古楼金石萃编》、辑补《海东金石苑》等书册，实为“生计”所需，他感叹：“百事无可为，但有为人佣书，以资糊口，或不至饿死”。虽语近夸张，未可尽信，但罗氏“蓄长物，不殖产”的独特生存方式确乎为一般人所不解，或许偶有周转不畅之虞也未可知。 　　 　　可是，他又颇为热衷“捐资赈济”的公益活动，为救助“京中旗人”和水灾难民，不惜展卖自藏碑刻书画，以所得大半放赈；又仆仆奔走于京津沪之间，向各方募集捐款，成立起“京旗生计维持会”。随后，在津城河北一带开设救济性的博爱工厂，由其四子罗福葆专司厂事。该厂初以织布等手工为业，亦称“手工传习所”，后专营印刷，工厂入不敷出时，罗振玉也曾以售字所得贴补之。对于自己的“义举”，罗振玉每以倡言“兼爱”的墨子自比，而对那些席履丰厚却吝于捐资的“遗臣”们则斥为“一毛不拔”的杨朱，他慨叹：“世人皆杨朱，我独墨翟，其枘凿岂不宜耶！”罗氏这种“自圣”感觉不断强化，渐渐构成某种特有心理，后来正是此类话语刺痛“独善其身”的王国维，促成友情断裂。 　　 　　居津期间，罗振玉与欧洲汉学界的交往不断：法国的伯希和给他寄来流落海外的唐《切韵》残卷复制件，德国一博士亦寄赠《楼兰》印本，俄国学者伊凤阁甚至专程赴津访罗，终使合载汉文和西夏文字的《掌中珠残卷足本》保留面世。１９２１年冬巴黎权威机构推举罗振玉为考古学通信员，北京大学随即也再次请他出任导师。罗与蔡元培校长订交在甲午年间，私谊无隙，事实上罗振玉和王国维与北大的关系表面“矜持”，实则已暗通款曲。该校考古学教授马叔平一度屡屡来津会罗，曾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的容庚、商承祚二人更成为罗氏亲炙的“高徒”。罗氏当年慧眼识珠，拔举王国维于凡常之中，晚年颇思寻得观堂第二，他曾对无锡国学专修馆学生唐兰寄予厚望，特函告王国维：“此君后来之秀，不可不一见之也”。由于唐兰“家贫笃学”，罗在其毕业后特招之来津，介绍给津门周氏做家庭教师，唐后来成为著名古文字学家。 　　 　　１９２２年春，罗振玉在京中书肆发现散落的明清“大内档案”，急以一万三千元之价从旧纸商手中全数买下，再次保全了清末在学部经他挽救的这批文献资料。这也是他寓津期间所做的一笔“大买卖”。事后他不无得意：“先后两次得免毁弃，皆不出鄙人之手，亦一奇矣”，“自问平生文字之福，远过前人，殷墟文字一也，西陲简册二也，石室遗书三也，大库史料四也”；“昨独坐思维，世事一无可为，不如专力传古”。不过，得意之余也不免一点自嘲：“兵戎满地，来日大难，我辈乃欲于此时为抱残守缺之计，冀存三百年之史料，亦可谓天下之至愚，未尝不自笑也”。他当即在京赁屋存放档案并粗加检视，精选一部分携归津寓，随后便编成《国朝官印集录》等书营销。几年后，罗将该宗档案大部转售于李盛铎。应当说，罗氏不失为一个有眼光、有魄力的经营型学人，自然，他的做法易遭一般学界所忌，“负谤”累累也就在所难免。 　　 　　遗老情结虽浓“抱负”难以施展 　　 　　大约二十年代初，天津城内有一“宋瞎子”，据说算命颇为神奇，远近闻名。罗振玉闲来无事，也送上生辰八字占卜一卦，回答乃是：五十岁后尚须肩负世务，将会涉险成功，阳寿止于七十四岁云云。罗氏对此深信之，愈加激发起政治上欲有作为的雄心。溥仪大婚之际，罗被荐举蒙受单独召见，准予“专折奏事”，又赐给“贞心古松”匾额，使这位实际上的五品官似入佳境。向溥仪举荐罗振玉的乃前陕甘总督升允，罗、升彼此欣赏，后来升允一家亦来津迁入嘉乐里，生活上颇受罗眷顾。罗与升允多次联名向溥仪上书言事，其后罗将这些奏折辑为《津门疏稿》，油印散发，因之他们被指为“朋党”。１９２４年初秋，罗振玉突然应召入值南书房，可是很快溥仪被逐出宫，随后又移驾天津“张园”，在此过程中，因罗与日本人的特殊关系，一度颇受“皇上”倚重。然而陈宝琛等帝傅及郑孝胥环绕溥仪左右，罗仍被冷淡疏远。一日，他在日租界大罗天地摊上寻见溥仪赏给师傅陈宝琛的御笔对联，惊愕之中将其买下，径自呈给溥仪，这位“少帝”尴尬恼怒，对陈师傅当然不满，而对罗的“挑拨之举”同样反感。罗振玉精明自负，但在争宠的角逐中居下风，虽心有不甘，又无可如何，以至出此败招。近在咫尺的天津“行在”，并没有为罗振玉带来“肩负世务”的机遇，他只得自谋“跳出迷梦，收束一切”了。 　　 　　王国维投湖自沉，对罗振玉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罗、王均非交际广泛之人，现今存留的二人往来书信，足证其相互关系的洽契。尤其是罗氏寓津期间确实将观堂当作自己倾诉心事的“至好”。说来巧合，罗到津伊始，便在信中议及梁巨川（济）“愤于时局，投积水潭而死，曾蒙予谥”之事。嘉乐里宅舍建成后，罗振玉坚邀王国维来津闲居月余，以疗养足疾。此时，二人已结成儿女亲家，王的长子王潜明投考海关被录用，适在津海关供职，平素即住罗家。罗振玉对王国维学术上“勇猛精进”的势头很是佩服。１９２４年初，他读罢新版“观堂文集”后赞道：“公十年成绩，过于乾嘉诸老之优游数十年者，能无畏叹！”王氏入值南书房，罗着实视为自己的一大胜利，特送上自家所刻“文学侍从”印章供王受用。从他们的来往书信中亦可知，王对世界大势及时局的观察分析有时比罗更深刻也更消极，以至对罗发生某些影响。罗、王二人处世持家风格迥异，罗峻急专断，王迂缓刻板，双方终因家庭细故处置失当，生成嫌隙。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初，罗致函王谓：弟公交垂三十年，此三十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墨、杨之喻用于好友间，在罗盖属不吐不快，在王则是对自尊的痛切伤害。罗、王本无根本歧异，彼此在家庭细微处都不免有些意气行事，可为之一叹！ 　　 　　罗振玉本有在津终老之意，可是１９２８年冬却卖掉嘉乐里宅院，携家迁往旅顺，他在津开办的书店、工厂等随之停办。据说罗氏津宅售得六万元，在当时是相当划算的卖价。津门近代“寓公文化”多彩斑斓，罗振玉寓津旧事，显然呈现另一番景致。如今，嘉乐里已残破败旧，尚存的几棵老树却茂盛依然。斥资翻修当然不必，立一牌略作提示，为旅人增游兴，使市民知由来，同样是文化建设。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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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7/29 16:2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