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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在不断离开并抵达一个地点,但有时我们不得不经历抵达即是离开的场景。比如此刻,我到达谯楼时发觉它仍距我很远,貌虽合而神不知飞离何方。而一对老石狮可以证实(它们反倒处于一种永恒不变的近距离,因而非常渴望交媾),我进入了拱券门洞,然后向右转迈上二十二级花岗岩石阶。但楼上等待我的,却是一串串吊着的红香肠、迎风招展的尿布和墙角一堆瓶胆碎片。 这是江上风急的世纪末的岁暮。大团大团的寒冽被大叶柳光秃秃的树枝撕扯着,颤摇着;而代替西北角那古双桧的,是两棵不知何年栽下、吊着许多枯干豆荚果的老槐。历史往往就在人们自以为枯瘠的地方茂盛着,反之亦然。不妨说,古往和现时有点类似两个半球的关系,太阳照不到的那一半便成了历史。这么说来,谯楼也在不为人知地缓慢移动,从皖城安庆的中心地带移向昏暗的不起眼的拐角处。同时,它必须逃离这些居于其上的住户,以及这个在电脑前想对它说点什么的家伙。 我忽然想起了那面更鼓。在时间之轴的另一头,那更鼓正被一双青筋暴凸的鼓槌敲响着:咚…咚…咚咚咚…咚咚……。滞重、浑浊、仿佛醉鬼般摇晃着,在它陡地衰弱下去时,却带有一种近乎淫荡的尾韵。可见它的皮质衰老得松垮下来了,漆色剥落得不成样子。据此便可以断定,另一个半球正处于一九○○年的子夜时分。那么,那个夜幕中的神秘鼓手,他站在谯楼的什么地方挥动着鼓槌? 在我看来,世界上很少有什么建筑能具备谯楼这样的时空对称性:它兼具瞭望和守更的功能,故又称作望楼和鼓楼。而它的半露明半遮封的结构形式,又使它含有一种哲学的意味。这么说来,它的存在就具有了某种象征性,它仿佛就是中国古典时空观念的浓缩和造型。尽管这座立于司下坡上的谯楼已衰败至此,但我猜想时空之巨鸟决不会轻易放弃它那古老的巢穴。 在古典时代,瞭望是对空间的逡巡和穿透,它包含了一个王朝对疆土的守护和警戒。朱元璋和陈友谅数度围绕安庆展开拉锯战,时据时陷,翻云覆雨,类似于马尔克斯描述《百年孤独》中马孔多小镇的情形。当然最终是朱元璋终止了这场战争游戏:他以陆兵迷惑守城的陈军,计在出其不意攻其水寨。水寨一破,安庆这个战略要地便如入囊中。由此,他才能在鄱阳湖的康郎山消灭陈友谅的主力。我猜想朱元璋亲率大军攻破皖城安庆时,必定站在旧府薯所在的司下坡,俯眺过狼烟未尽的巨河上帆樯如云乱鸦飞渡!在他充满豪气和霸气的瞭望姿态里,必定含有一种阴鸷之物,一种深藏的忧虑。任何历史的当事者都不得不承认,长江作为一个王朝最危险的内在边界,与这个国家的遥远疆界有着完全不同的战略意义。因为几乎所有的起义军和宫廷叛军都必须利用它来从事颠覆活动,孰胜孰败,为王为寇,全系乎此。长江既是一个新王朝庆典时宽大的金腰带,但同时也可能成为吊死它的无情绞索。那么皖城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宝珠呢,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浸血的死扣?从另一个角度说,和平年代的洪水对王朝同样造成不可低估的潜在威胁:广大灾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不仅影响一个王朝走向昌盛,而且可能成为新一轮反叛者滋生的巨大温床。明洪武元年之所以迅即在此建谯楼,不能说不与这种近忧远虑相关。 不瞒你说,我想找到那面巨大更鼓可能置放的区间,以及它被敲响时波及整个皖城直达江空的回声。在皖城安庆,长达数百年的漫漫光阴就是在更夫双手挥槌之中迸逝的。如果历时地将他们从泥土中拽出并排成队的话(他们在阴曹地府是否仍操着与阳间一样的敲更鼓的差事不得而知),那么此刻从谯楼前开过去的蛇形队列,将是一支被时间雇用、由更夫组成的庞大的衙门军团,灰蒙蒙的不见其首也不见其尾,前后绞成一个自我封闭的怪圈(当然,我尚未接到神灵的指令来检阅这支特殊番号的御林军)。他们必定会拒绝承认他们是受某个王朝或皇上指派的,尽管他们穿戴着带有不同王朝标志的衙役之服。他们的面部一律黑黝而瘦削,双眼因惯于夜间敲更而微眯着,但那看似杂沓的步伐却带有更鼓的节奏。 这种官方的报时之鼓,毫无疑问是对时间囚笼的顺从、固守和警示。古代无时钟,故以击鼓通知时间,即《周礼》所谓“昏鼓三通……夜半三通,……旦明三通”。远古一通为三百三十槌,后来就没有这么多了。晚间击鼓称为“更鼓”,一夜要击五次,一更即一鼓也。这种击鼓报时的潜在意蕴是,时间对于王朝和王位的威胁甚至比来自空间的危险更大更具颠覆性。在这个世界上,谁能逃脱被时间劫持的命运?而对时间的恐惧令统治者焦躁不安,无论皇上还是巡抚都需要更鼓的安慰。另一层的意义在于,更鼓以一种强悍的声波对于空间的侵越和占领,实际上是官方对民间实施话语霸权和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象“矗立在伦敦权力中心的著名的大本钟”一样(布雷德伯里语)。因此它多少有点“狐假虎威”的味道。更鼓意味着统治中心的所在地,在皖城安庆,它指向司下坡这个踞于皖城高处并靠近江边的那块地方,那儿一直是安庆官府的盘踞之地。所有的子民都必须按照更鼓的律令生息和繁衍。在这儿,更鼓的时间性隐匿地转换成了空间性:时间的威力被巧妙地偷换成统治者的权力,时间囚笼似乎被逐段拆毁而建立起深层意识空间的幽禁之所。 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五十万太平军水师桅旌塞空,蔽江而下,谯楼何以首先遭到巨大破坏(有人说是完全被毁),原因正在于此:对这种标志性建筑的破坏是起义者反抗统治中心和霸权的无意识体现。一个王朝的瞭望与更鼓在此中断了。试想一下,接下来的皖城之夜是何等空旷而静寂,除了狗吠和嘤嘤的啼哭之外,只有一弯寒月将清冷的光洒在 “九头十三坡”的街巷和断壁残垣。为了安抚不适应太平军的皖城百姓,洪秀全急派石达开来安庆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其中就包括将瞭望与守更的设施移建到任家坡一带。而同治六年安徽布政司吴坤修急于重修谯楼,同样也是出于恢复统治中心象征物的内在需要。 颇有意味的是,长江作为一个王朝的内在边界具有双重性:它也是连续且毫无刻痕的时间在世间最直观的替代物。滚滚东逝之水,卷走了多少不可一世的皇冠和乱世枭雄!因而我想到,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汹涌怒涛的长江都是瞭望与守更的阔大交汇点。临近江边的谯楼,它的报更之鼓使流经这儿的时间震响着包裹它的水汽、烟尘和夜色,而蒙在江空上的棕红鼓皮,阳 萎似的渐渐松驰了下来,剥蚀着一代代目疾者在罂粟致幻中粘上去的眼屎和坏角膜。 一九○七年七月六日夜那令人惊心的更鼓,疯狂、沉闷而又尖锐,那是一个垂死的鼓手在擂响它。它试图借助于彻夜狂泻的暴雨隐形而逃遁掉,却反而将血腥味和殉道者的头颅释放在历史的记忆中。暴雨让徐锡麟的血从东辕门边那封钉着的四块板中淌出,闪电状地向四面疾流而去,沿着韦家巷、玉虹街、倒扒狮、杨家拐、卧石巷、蓄水池巷、胭脂巷,流经四牌楼巷、插烛巷、大墨子巷、大二郎巷、小二郎巷、哈叭巷、吴家巷,渗过高耸而坚厚的城墙的砖缝,注入因贫血而日渐衰竭的亚细亚最浩大的河流……!我在想,历史的时空究竟是怎样一个概念?比如从那一刻到一九一一年,它必须跳动在一颗被刽子手剜出的心脏之尖!在一声紧一声慢的混乱的更鼓声中,那个叫冯煦的新任巡抚惴惴不安,失魂落魄。他是否透过雨幕听见巡警学堂方向再次响起了枪声?问题仅仅在于,站在谯楼上的人什么也听不到了,他无法想到一个没落王朝的灵位早已提前设在了这里。 然而,一抹狰狞的闪电却让我看见了这个鼓手。他个头显得很矮小,委琐不堪,整个面孔因被恐惧攫住而极度扭曲,双眼暴凸着。那一声尚未劈下的炸雷悬停在他的头顶。他想逃走,四下张望着,一支鼓槌掉在了地上,另一支槌却没有停下来。他当然也瞧见了我。谢谢这所有年代都相似的江风成为彼此的中介!我认定这是谯楼上最后一位敲更的可怜鼓手。他就隐在谯楼结构“半遮封”的那一半,而我站在“半露明”的这一半。因为他的出现,使我辨别出这支来自阴间的庞大蛇阵的首尾分界。哦,在这个垂死与更生交替的夜晚,谯楼突然衰老得象老巫婆那样满脸皱纹。 谯楼突然阴魂返壳,我的手触及到一种毛森森且湿漉漉的东西。 在这一瞬间,江轮的汽笛象拉长的一段烟雾,从高耸的遮挡物后面迟缓地升起;接着,太阳从灰云里探头探脑地爬了出来。这最后一天的宝贝阳光真的让人感到暧和哦。司下坡闪晃着不少酒吧和网吧的招牌,行人如梭,水果摊上的香蕉闪耀出短暂的橙黄色,而装运泥沙的工地车正突突地来回驶过。 谯楼早已被慢慢掏空了,只剩下重檐歇山顶这么个空壳。的确是这样。它也因此超越了那存在于历史场景中的具体指向,上升为一种与西方钟楼完全不同的时空形式。但这并不妨碍它在另一个半球,被刻在它自身的“白日青天”照耀着(“文革”时涂在其上的水泥则是另一个时代强烈紫外线的沉积物)。实际上,它在衰败下去的同时也被时空本身悄悄重建着。站在这儿,你已不可能看见曾世代奔过它眼前的那条古老长河了。无人瞭望也无须击鼓。代替历史中的人在这儿瞭望和守更的,只能是谯楼自己,只能是我依然能感受到的那涌动着的悠远的波影与涛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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