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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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一个“皇妃”:“福贵人”李玉琴自述》

李玉琴(忆述)王庆祥(撰写)

  二十五不愿背叛溥仪
  
  
  生活在司令部的办公室里,接触新鲜的人和新鲜的事,就像几缕阳光照射进黑暗的角落。我知道了共产党并不是“共产共妻”党,八路军更是专门为穷人打天下的,刘科长、杨指导员等都是亲人一样的好人。然而,我的皇上也不坏,他也是因为替老百姓辛苦而落难,虽已远走高飞,但我不应背叛他。
  
  时间长了,和部队里的人愈来愈熟悉,一些干部、战士也敢和我接触并开诚布公地说说心里话了。他们认为我年轻、出身又好,都劝我与溥仪决裂,走革命道路,参军!他们说,溥仪是汉奸,是傀儡,他当皇上统治人民,对你又有什么好的?你应该离开他,参加革命。
  
  听别人讲溥仪的“坏话”我很反感,尽管他没带我走,把我扔在山沟里了,可他到底是我在少女时代倾注了感情的男人,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怎么可以在背后说他不好?不但自己不说,听别人说时还替他辩解。
  
  一个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天赋的,我这人从小好动、好玩、好乐,虽被皇宫禁锢了两年多,禀性还是改变不了。再说我才17岁,整天和部队的年轻人在一起,玩起来之后头脑中的许多界限、人为的界限不破自除,我逐渐学会了打扑克、下跳棋、打腰鼓。我爱唱歌,但过去只会唱《天长地久》、《秋水伊人》、《金丝鸟》一类哀歌怨曲,在部队里自然唱不出。于是,就跟那位漂亮的女收发员学新歌,她会唱很多解放区的歌,又新鲜、又悦耳。我学会了就给战士们唱,大家都说我嗓子好,喜欢听我唱歌,我们玩得可开心了。刘科长和杨指导员见我这么爱好文艺,就动员我参军,当文工团员。我虽然爱好文艺,也逐渐喜欢上部队生活,可一提到参军就谈虎色变。我还没想过离开他的问题,更怕皇上回来跟我“算账”,那“21条”还像鬼魂似的缠着我,使我想都不敢想自己还可以去参军。再说我也想家,一心想和父母早日团聚。
  
  有一天我病了,没能按时下楼吃饭。刘科长立刻叫炊事员给我做了一大碗放上了荷包鸡蛋的肉丝面送来,还嘱咐敬喜照看我按时吃药出汗。他们对敬喜也很尊重,见面称呼她为“老大姐”。两天后,我病好下楼时,大家都来问长问短,问得那么亲切。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异姓朋友的真诚关心,我感动得哭了。泪眼模糊之中忽见一个小伙子悄悄走来,原来是常在一起玩的连队小文书。他身材、模样长得都好,就是好红脸。这时,他走到我跟前小声问道:“你病好了吗?”我慌忙低下头,说:“好了,谢谢!”他很聪明,什么都会玩,字也写得好,是内向型的,平时很少说话。我从小爱笑,在宫里有封建礼教束缚,常常使劲板着不敢大笑,这回和一群天真的年轻人在一起,又恢复了活泼的天性,经常哈哈地笑起来。那位漂亮的女收发员带着惋惜的口吻说:“看你笑的声音多好听,就像唱歌似的,不参加文工团就白瞎了!”小文书也接茬说:“你参军以后我们就能天天在一起玩!”他们两人横劝竖劝的,把我的心给搅乱套了,像有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有时躺在床上睡不着就想:我和溥仪为什么不能像收发员和她丈夫那样呢?溥仪总说他是天子、困龙,眼下正是天下大乱、刀兵之年,有朝一日只有他才能管理好国家;我一切都必须服从他,为他活着,永远不许背叛他。可是,他究竟对我怎样呢?还不是把我扔在山沟里不管了?现在眼见这些部队官兵为一个共同目标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娱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互相尊重又互相关怀,该多么好哇!我却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有什么办法?唉,木已成舟,嫁给了溥仪,又在佛前亲口发下誓言,就认命吧!
  
  转眼来到1946年的春节。我在宫里过了两回春节,除几个“宫廷学生”的女眷奉命前来请安行礼外,连一个娘家亲人都没有,还不如从小在我那个穷家过得热闹。因此,我每到春节就想家、怀念父母兄妹。没想到逃难的时候竟在八路军部队里过了一个愉快、热闹的春节。这里没有请安、磕头那套虚伪的应酬,充满了真诚、和谐。
  
  除夕那天,从早晨起来就歌声、笑声、腰鼓声不断,大家尽情地玩啊,笑啊,快活极了。还预备了花生、瓜子、糖块、冻梨等许多好吃的东西,虽然比不上宫里丰富、高级名贵,但革命的大家庭里到处喜气洋洋,每个人都春风满面,我感到特别温暖,真是太好了!
  
  晚饭后,刘科长找我,告诉我说何司令员要接见我。何司令员就是何长工同志,他是这支部队中最大的官,我没见过,但已听说了。就从这个时候起,何长工同志对我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1985年还见到了何老呢!
  
  那天因为没有招呼“老大姐”,敬喜不放心,怕我一个人去会出什么事儿。我安慰她说:“你看他们对我多好哇,还能发生什么意外呢!”于是,我跟着领路的同志向司令部大楼走去。推开何司令办公室的门,我见那里坐着好几位首长,引路的同志一直把我带到一位中年人跟前,向我介绍说:“这就是何司令!”何司令个子不算太高,长得很结实,南方口音,看样子有30多岁,眼光特别锐利,有一股精明强干的劲头。他旁边还坐着一位不到30岁的女同志,经介绍才知道,原来就是何司令的爱人。这位大姐和我握了手,态度和蔼可亲。这时,嵯峨浩也被引领来了。何司令的爱人拉我们坐在一起,说一块儿聊聊天。桌子上除了烟茶还有花生、水果和糖块,不吃就硬往手里塞,我是不客气地吃了。通过这些天的接触,我对他们已有不少了解,他们是可亲近的人;再说,我这人不怯阵,无论什么场合都敢说话。我竟不拘束地一边吃一边回答何长工司令员的问话。
  
  何司令问我娘家还有什么人,都做什么工作?我回答说:“我家姐妹很多,父亲在饭馆吃劳金。”
  
  “怎么你当了贵人,父亲还当饭馆伙计?”何司令的爱人接过话茬说。
  
  “父亲想和别人合股经营饭馆,可在伪满那年头,营业证不好起呀!”我说。
  
  “那就叫溥仪给起嘛!他是皇上,还办不了这点儿事?”
  
  听何司令的爱人这么一讲,我很难过,就把当年求溥仪帮助办理营业证的过程讲了一遍,然后说:“只求过溥仪这一件事,结果他不管,以后再没求过他。求他不但不给办,还发火。”
  
  “看!溥仪把你选进宫去,竟不当一回事!”何司令的爱人很同情我的处境。
  
  “你们不是一个阶级,他是皇帝,你是穷孩子。选进宫不过是他的玩具,皇帝能把一个穷孩子当回事么?”那时我还不懂什么阶级分析的方法,只觉得何司令的说法很新鲜。
  
  接着,何司令又问宫中的一些情况和我入宫前后的事,我一一做了回答。
  
  浩子在一旁不太吱声,一直是很害怕的样子,让她吃也不吃。何司令看她那么紧张,也不好再和她谈什么,于是就问我:
  
  “你怎么不害怕?不怕我们杀害你?”
  
  “不害怕,因为我没做坏事;我知道你们是杀坏人、杀鬼子的,不杀我。”
  
  或许是我的天真幼稚的回答凑巧符合了八路军的政策吧,惹得大家笑起来,何长工夫妇笑得更开心。我想劝劝浩子,又不会说什么,就照直说“别害怕”,“没事儿”,又在桌上抓了一把吃的东西塞进她的手里,叫她吃。我希望能给她壮壮胆,让她挺起腰来,不用怕。因为我的想法很简单:浩子虽是日本人,也没直接祸害过老百姓,干嘛吓成这个样子呢?今天我明白了:她年龄比我大,经的事也多,所以想得多。后来浩子写回忆录谈到当时的思想,有这样一段话:
  
  卡车一开进通化城,就停在司令部的门前。我的脸色马上变了,暗想:“真糟糕!果然要上当了吗?”虽然是司令官把我们从卡车上扶下地来,可是我心里很后悔。
  
  [引自《流浪的王妃》,《吉林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24页。]
  
  可见浩子从到达通化的八路军驻地时起,就怀疑自己“上了当”,面对未卜的前程,一直忧心忡忡,哪会不紧张,哪会像我一样天不怕、地不怕呢?
  
  那天何司令谈锋很健,给我讲了许多发生在革命队伍中的生动故事,还介绍了一些我从来不曾听说过的革命领导人的名字,如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贺龙等,关于抗联英雄杨靖宇的光辉事迹,我也是头一回从何司令嘴里听到。我想:如果不是被骗入宫,身处民间,肯定不会如此闭塞,连那些大名鼎鼎的革命领袖都不知道,听何司令讲那些普普通通的革命道理也感到生硬,对于革命到底是啥样子,究竟怎么回事,也糊里糊涂弄不明白。回想起来我这人也真有点可悲可怜!
  
  怪事还有哪!当何司令把话题又从革命转到我自己身上时,我的愚蠢又像小泡泡似的从水底冒到水面上来。何司令夫妇本来是充满爱怜地对我说:“你是劳动人家的穷孩子,被骗入宫也不是你的过错。但你当上贵人和溥仪一起过寄生虫的生活,那是可耻的生活。因为溥仪当傀儡皇帝,跟着日本人干了不少坏事,还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恢复大清朝的江山,现在溥仪已经是一个罪人了……”尽管能听得出:何司令在努力把我和溥仪区别开来,可我还是不高兴。我不愿别人说溥仪是罪人,但我也说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是罪人。何司令的爱人动员我和溥仪划清界限,她说我这么年轻,应当勇敢地摆脱溥仪的束缚去参军,和其他青年人一块革命。他们夫妇细致、耐心地和我谈了三个多小时,我们边吃边谈,又说又笑,这种和谐的气氛更增加了我的勇气,竟为了溥仪而同他们争辩起来了。我说溥仪是个好皇帝,他为老百姓办事,忙得没空到我房里去。何长工司令员和他爱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还是耐心地帮我提高认识。临走时,何司令的爱人硬是往我的衣兜里装了几把糖果,让带给“老大姐”——敬喜吃,同时也往浩子衣兜里装了许多。
  
  我被送回自己住的房间时,敬喜还没有睡。她很担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女仆单独活动啊!我大把大把地从衣袋里掏出糖果,高兴地对敬喜说:“这是何司令的妻子让给你带来的,快吃吧!”我一口气把何司令夫妇的谈话内容向敬喜学说一遍,还告诉她,何司令把浩子也找去了,浩子一直在场。敬喜似乎这才放下心来,高兴地问道:“什么时候送咱们返回长春呢?”我说:“那就得等机会了。”这一夜我俩都很兴奋,加之鞭炮声音不绝,到后半夜才睡了一小会儿。
  
  正月初一,通化大街上和司令部院子里,一片喜气洋洋的过年景象。听说踩高跷的、扭秧歌的,热闹极了。敲锣打鼓的声音从远处不时地传进来。往窗外望能看见满天是孩子们放出的风筝。厨房炊事员按传统给我们包饺子吃。总之这一天平安无事,在过年的气氛中度过。由于这两天感到疲倦,我和敬喜早早睡了。
  
  到了半夜,或是快天亮的时候,我突然被一阵“噼噼叭叭”的声音惊醒。开始还以为是放鞭炮,仔细一听不像,这明明是枪声啊!真奇怪,哪儿又打起仗来了呢?枪声一阵比一阵紧,还不时有手榴弹爆炸声。我和敬喜赶忙穿衣起床,想推门出去问个究竟,可门外的岗哨已得到命令:在紧急情况下,为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不许外出。我和敬喜都有点儿怕,缩在一起听动静。天渐渐亮了,我们便趴在窗边往外看,街上连个人影也没有。真奇怪,打仗怎么看不见人呢?刚刚沉静下来,忽然什么地方又响起了炮声。就在这时,猛然“轰”的一声,炮正打在对过公安局楼上右角。我不禁惊呼起来,皇后和二嬷不就住在那栋楼上吗?我一着急就把脸紧贴在窗户玻璃上往对面看。不料,“啪”的一声玻璃被打碎了,只觉得右脸好像是被什么扎了一下,我用手一摸是血!敬喜赶忙扯过一条毛巾捂在我脸上,而血很快就透过了毛巾。敬喜看看止不住血,吓得冲出门外大喊:“快来人哪,贵人受伤了!”很快就有人跑来把我搀到后屋,由卫生员给作了包扎。我自己也不知道伤势如何,只是觉得疼,血流不止。这时,战斗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住的那个楼内凡拿枪的都投入了战斗。正在这样忙乱的时候,何司令听说我受伤了,立即派来军医,使我又感动、又难过。感动的是,正指挥作战的何司令员并没有丢下我这个曾吃了几年剥削饭、现已无依无靠的女人不管;难过的是,这样的好领导人亲自劝导我参军投身革命,而我竟难以从命……
  
  军医仔细查看过伤口后判断说,脸部可能进去弹片了。战斗结束后,又来了一位日本医生,显然也是受派而来,司令部领导真拿我这点儿伤当回事了。日本医生检查后否定了军医的结论,说我的脸部没有弹片,于是就没有进行手术治疗。后来的事实又否定了日本医生的结论,还是那位军医的诊断正确:1966年伤口再度发作,经手术取出了20年前留下的黄豆大小的』形弹片。它也是那场通化“二·三”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的一个小小纪念品。后来见到有关人写的回忆录才知道,那个事件是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李光忱等,指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尧,勾结日本关东军残余势力,收买汉奸、伪宪警、伪公安队,经过精心策划而利用公安局那座楼为阵地发动的,目的是要消灭共产党的部队,在通化成立所谓“中日联合政府”。何司令指挥部队坚决、果断地镇压了叛乱。我亲眼看到的恰好命中公安局楼上右角的那一炮,就是我军发射的。因为那栋楼里还住着一部分自己的同志,再说婉容、浩子等也在那里,所以没向正面开炮,只崩掉一个楼角以示警告。
  
  [旧历正月初二出事那天正是公历1946年2月3日。]
  
  叛乱很快就被平息了,通化市依旧在人民手中。我下楼吃饭时看见有几个同志虽然挂了彩,仍然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一边说笑一边比划,正津津有味地讲述刚才的战斗情况。
  
  “这么小的年纪也去打仗,不怕死?”我奇怪地问刘科长。
  
  “他们当中不少是烈士子弟,有的父母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个个都满腔阶级仇恨,听说打仗便争抢报名去杀敌人,他们才不怕死呢!”刘科长笑着回答了我的问话。
  
  “你看那个小鬼,还没有枪高呢,他也争着报名上去了!”杨副科长指着另一名小战士对我说。
  
  大伙七嘴八舌地和我开玩笑,说我满头缠着纱布,“挂彩”了,“轻伤不下火线”。
  
  叛乱平息后,我还是惦记对过楼里的情况,不知婉容和二嬷她们怎么样了?消息终于传了过来,所幸皇后婉容没啥事,只是二嬷受了伤,因当时正在镇压暴动,这边的军医根本无法进入对过楼里去抢救,她失血过多死去了。这老太太心地善良,辛辛苦苦跟皇上一辈子,在宫里是我离不开的伴儿。没有想到如此惨死,我难过得哭了一场。
  
  在患难中敬喜一直陪伴我、照顾我,真心疼爱我,我们相处得很有感情。养伤那些日子,军医每天来上药,开始半个月吃饭连嘴都张不开,多亏敬喜精心护理,将养了一个多月。
  
  记得养伤期间还曾接待某报记者的采访,问我作为封建宫廷的“贵人”,在这里过部队生活有何感受?我说喜欢这里友爱、平等、愉快。谈话很简短,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待记者。
  
  平息叛乱的第二天,也就是旧历正月初三,部队考虑到安全和便于管理,把婉容、我以及随我们一起的所有人员,安置到一栋小二层楼里,楼上全归我们使用。那时通化市好房子不多,楼房一共只有四五栋,部队对我们很照顾。
  
  为了我们居住方便,部队领导让人把二楼给隔成几间小屋,我、敬喜、浩子以及她的小女儿嫮生住一间屋子;隔壁是侍医徐思允和他老伴;接着是婉容和太监;再拐过去的几间小屋是毓岷、严桐江、吴少香和二嬷的儿子王书庭。屋里没有床,就地铺上草垫子睡觉。因为我被搜查后只剩一条被子而没有褥子,加之室内无暖气,只生炭火盆,浩子怕我受凉,就送给我一条很厚的日本被子。她在物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主动照顾别人,为人宽厚,实在难得。
  
  过了几天,溥仪来信叫走的八个人突然回来了几个,其中包括溥俭、毓嵂和赵荫茂。原来他们并没有去苏联,到沈阳就散了,溥俭等人受命有责,怕大栗子的皇亲和财宝发生问题,就跑了回来。他找到临江,听说财物已没收,人被送到通化,也就垂头丧气地追到通化,和我们住在一个楼内了。这时,部队给我们派来岗哨,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为的是保护我们,不让外人来找麻烦。
  
  我们这帮逃难的人又开始自己起火了。在形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部队给我们安排的条件很不错:全部细粮,五天吃一次肉。部队领导要求我们人人排班,轮流做饭,不要再有主子和奴才之分,我觉得这样做很对。轮到我的班,劈柴、烧火、做饭,什么活儿都干,和别人接触、说话的机会也多了。我想念二嬷,所以常跟二嬷的儿子唠喀,他是工人,说话较随便。赵荫茂和吴少香也常到我屋来说话,因为是地铺,他们来闲唠时也就在地上蹲着。然而这毕竟已不是生活在部队官兵中间,又和旧人们在一起了,传统的宫廷礼法回来了。溥俭、毓岷、毓嵂、严桐江等人都是遵循旧法、一步也不逾矩的,他们还像溥仪在时一样,轻易不敢和我说句话,同时也希望我能像在宫里时那样,维护“贵人”的尊严。严桐江就曾两次提醒我说:“贵人要注意自己的身份才好,每天晚上睡觉前要想想万岁爷的教诲,做事要多用脑,想好了才办呢!”在他看来,二嬷之子王书庭没有知识,是个粗俗的工人;吴少香也不是内廷的人,说话大吵大嚷,很粗野,贵人不应该搭理他们。溥俭也用类似的话提醒过我,而毓岷干脆冲着我生气了,他认为我跟谁都说话就是“不守宫廷规矩”。他们见我下厨房干活更加生气,虽然这有部队领导的指示,可他们却辩解说:“部队首长不让别人伺候贵人,但也没叫贵人去劈柴做饭哪!贵人干吗那么认真呢!”婉容的太监有时也用挖苦的口吻讽刺道:“贵人真能干,将来回家能做饭了!”
  
  皇后婉容最可怜,她还是离不了鸦片烟的刺激,而且愈抽愈厉害,部队同志隔两天就得给她送一大块烟土来。她向来由许多人伺候着,加上病得很厉害,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她的女仆已经走了,来月经自己都不能处理,弄到衣裤、被褥上,屎、尿、月经等什么都有,又脏又臭。她的两个太监也是忽冷忽热,一会儿心疼她,说“主子受苦了”;一会儿又烦她,数落她。拆拆洗洗向来不是他们分内的活儿,当然不能替她做。我想,婉容好歹是个皇后,弄成那个样子实在看不下去,不管别人怎样,我们是一家人,我得照顾她!于是就把她换下来的衣服和两床被褥都拆洗了。不料,由于长期脱离劳动,又一下子干了这么多的活儿,身子不作主了。当晚,胳臂疼起来,一夜没有睡好觉。自己苦点儿我不怕,就是溥俭、严桐江他们说怪话我受不了。他们中毒太深,照样执行溥仪的王法,不许我同情婉容,更瞧不起我“干粗活”,甚至骂我是“天生穷命”,“活该受苦”。
  
  部队首长和战士都不像他们,见我总干活儿,又主动照顾有病的婉容,就给予热情的鼓励和表扬。
  
  婉容的病竟神奇般地好转了,在精神上也是明白的时候多。也许和她说话的人多了,精神有寄托,神智也就清醒。婉容在宫里时每天能见到的只有女仆和太监,根本找不到其他说话的人。现在,我常到跟前陪她说话,她也能笑笑说:“嗯,嗯,我明白了。”还有毓嵂心眼好,常开导婉容,又给她笔写字。后来她真能运笔了,身体壮实点了,脸上的神情也平静多了,很少像过去那样又哭又闹、自言自语。这时,我发现她长得确实很漂亮,高身材,瓜子脸,头发密黑,宽额头,细弯弯的眉毛浓淡适宜,眼睛非常秀气,不发呆的时候真明亮啊!凸鼻小嘴,嘴唇厚但恰到好处,脸上、身上和手上的皮肤都细腻白嫩。若是没病,打扮起来真是一位漂亮的正宫娘娘。后来我曾想: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找个好的神经科医生给她治疗,她的病能好,大烟也可以戒掉。可惜,情况却不是这样……
  
  我算幸运,没像婉容似的精神崩溃。但是,一回到一起逃难这帮人中间,就感到和在部队官兵中间心情不一样,孤独和苦闷也跟着回来了。
  
  在宫里时我受到溥仪的影响,对浩子这个日本人存有戒心,她可能也没把我这个出身贫苦的“贵人”放在眼里,所以我们那时来往不多。现在住同屋,关系稍好一点,但还不是很亲近的,说话也不多。我很喜欢浩子的小女儿嫮生,但不知为什么,这小姑娘跟谁也不亲热。
  
  后来得到消息说,留在临江的格格们以及毓崇和“宫廷学生”眷属等,也都陆陆续续来到了通化。部队没有送他们,都是自己想办法来的。二格格韫和和她丈夫郑隤敱是一伙;五格格韫馨和毓崇是一伙;俭六奶奶、偀二奶奶、毓嵒之妻、毓嶦之母等学生家属又算一伙,是由溥偀和霍福泰护送来的;三格格韫颖自己带着孩子最后一伙到达通化。当时处在战乱中,我当然很想见他们一面,可他们没有得到部队安置,没和我们住在一起,也没有一个人来看看我们。那时候自顾不暇呀!后来,大部分人又辗转回到北京,只有三格格困在通化,小儿子上街卖报还被车撞伤。直到1949年全国临近解放,她们母子才返回北京。
  
  在孤独之中我很想找个说话的伴儿,机会倒是真来了。有一次,我把鞋放在窗台上晒,不小心掉到楼下去了。楼下是一家小药房,好像只有两个老人带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姑娘。姑娘很快就把掉下去的鞋给送了上来,我一看是个圆脸盘、大眼睛、梳长辫子的俊俏姑娘,心里挺喜欢。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天天楼上楼下地搭几句话。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的身份,从来没问过我,但对我很好。天气逐渐暖和了,棉鞋已经穿不住,可我当时没有别的,就求她给我做两双布鞋。鞋做成后我给她钱,姑娘说啥也不收,她的父母也不让收。我目睹这亲亲热热的一家人,引起了对自己父母的思念。于是,又难过起来,不知哪一天才能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们团聚。这家庭的幸福、父母的温暖,以及姐妹们的欢笑,真使我向往得望眼欲穿!
  
  那些天里,我和站岗的老战士也熟悉了。他虽已四五十岁,但常唱民歌,一听就知道是他的家乡调,还真挺好听。我问他参军几年了,家里还有什么人?他说参军七八年了,家里还有母亲、老婆和孩子,在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下都已死去。这么说着,眼泪就在眼眶里滚动。我问他是不是又想家了?他叹口气道:“家乡没解放,想家也回不去呀!”难怪他唱的民歌都是忧伤的小调,能不想念家乡和已故的亲人吗?这位老战士是被鬼子逼出来参加革命的,而我同样也是逼出来的,却被逼到宫里,当了什么“贵人”……想到这,心里很不是滋味。
  
  孤独和苦闷之中,我在司令部居住时认识的刘科长和龙科长也来看过我两次。他们来有目的,还是劝我参军。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我的思想再顽固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不能说头脑里皇帝和宫廷的大厦还没有一点儿将会崩塌的迹象,也不能说还不了解何司令的部队是为穷人打江山的好军队,但仍是不愿背叛溥仪。龙科长说话开门见山,有一次他帮助我分析和认识溥仪这个人。他说:“溥仪跟日本人干坏事,是汉奸、卖国贼,你应和他划清界限,否则是可耻的。”当时,谁说这些话我都不爱听,就和他顶起嘴来。我替溥仪辩解,说溥仪是好人,是有道明君,坏事都是日本人干的,溥仪还是关心老百姓的……龙科长生气了,说我中毒太深,简直是忘本。他虽然气得不得了,可还是耐心帮助我。他说:“你自己也承认,原来没想进宫当娘娘,只图个上学不交学费,结果就陷进去出不来了。那时候你是想出来但办不到,可现在拉你出来你又不肯出来。你想想,你给一个可以当爸爸的人当什么贵人?还不是供他玩弄、开心……”我也承认龙科长说得对,可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无法挽回!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还有什么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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