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22日我从广州回京，由于飞机晚点，到家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刚放下行李，就接到葛洛同志儿媳打来的电话：“姬叔叔，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公公他已经走了，时间是19日凌晨……” 　　 　　　　放下电话，抹去泪珠，无穷的思念一直伴我到天亮。7天前，我出差去广州的头一天中午，曾经打电话到中日医院1226病房，是葛洛同志亲自接的电话。他说：“这几天情况不大好，发烧38度7，拉肚子，脚肿。”我劝他抓紧治疗，并说定从广州回来后看他。我还打算同他商量4月一起回洛阳看牡丹。万万没有想到这次通话竟是我俩最后一次话别。 　　 　　　　葛洛，本名常玉磬，和我同村，都是汝阳县上店人。我们两家曾经同住一个院子，他幼年丧母，曾得到过我母亲的照料。18岁时，他就离开家乡到了延安。在我们那个村里，他算是参加革命最早的人了。我小他16岁，从刚记事起，就听到了许多有关他的传说，对他充满了仰慕之情。但我们第一次见面却是1977年我调北京工作之后。由于他常到我家看望我母亲，我们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每次谈话，他都给我以知识、以教益。他博学多闻，又谦虚谨慎，时间长了，我们之间可以说达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葛洛同志1937年在本县简易师范学校读书时就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抗日宣传。1938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到了延安，并于同年入党，先后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当学员、助教、研究员，还到延安郊区两个乡当过副乡长。解放战争期间，他以记者身份随二野转战南北，写过许多战地报道，曾任二野《人民战士报》编辑科长兼通联科长。解放后任重庆市军管会文艺处长、西南军区文化部创作组长。抗美援朝期间，他是赴朝创作组的副组长。1973年他还到坦赞铁路工地工作、生活一年。他参与主编过《人民文学》、《诗刊》、《小说选刊》。他的作品朴实无华，感情真挚。1979年以后，他一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葛洛同志一生坚持实事求是。1959年他因为说了一些不合时令的话，曾被错定为严重右倾，下放到河南鲁山县张良村和汝阳农村。河南省著名劳动模范文香兰同志（鲁山张良乡合作社长），曾给我讲过许多有关葛洛同志下放农村时深入群众了解实情的事迹。香兰同志称赞葛洛同志是“真正的老革命”。1959年我和葛洛同志有相同的遭遇。每每谈起这事，他都说：说实话应该是共产党人的天职，也应该是每一个人的良心标尺。 　　 　　　　葛洛同志对家乡建设、特别是文艺工作十分关心。汝阳县创办《山花》，他挥笔题诗： 　　 　　　　　　　　汝河岸，龙崖边， 　　　　　　　　如霞似火红烂漫， 　　　　　　　　香涛冲决紫罗口， 　　　　　　　　汇入神州百花川。 　　 　　　　汝阳县举办书法绘画展，他请北京知名大师题字作画，使山区小县人民有幸看到不少稀世珍品。汝阳县要开发云梦山鬼谷子军事文化遗址，葛洛同志又请好几位文学名流题词。家乡人到北京求他办事，只要是他能办到的，从不推辞，总是千方百计办好。 　　 　　　　去年12月，汝阳县政府派人到京要我和葛洛为新编《汝阳县志》作序。凭着葛洛同志的崇高威望和精湛文笔，由他作序是最合适的了。可是他当时病情已相当严重，我实在不忍心让他拖着病体辛劳，只好由我起草。字虽是我写的，但意思却主要是平时我们交谈中他的观点。我拿着草稿到医院请他审改，他顾不上吃护士送来的已经不热的饭菜，伏在低矮的茶几上一字一句审读，并工工整整地签上他的名字。当晚又打电话一定要我也署上名字，还在电话里商定再加上一段文字。我想，这篇序文大概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篇作品了。 　　 　　　　对于疾病，葛洛同志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去年9月17日检查身体时，发现肺部有疑物。当天他即打电话给我，说可能是肺癌。我说：最好再找另一个医院检查一下。几天之后，他又打电话给我，说：两个医院检查结果一样，肯定了。不久，他就住进了医院。经仔细检查，发现已经扩散。面对难治之症，葛洛同志于10月9日从容写下遗嘱：如果病情急剧恶化，抢救无效，已无望好转，请代我请求医生终止我的生命，让我安乐死。 　　 　　　　元月23日上午我赶到他家中，看到遗像前摆放着巴金、马烽、冯牧、刘白羽等许多著名作家敬送的花篮和挽联。为了不引起他爱人曹蓝同志和子女们的过度悲伤，我一直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当我拿着遗嘱一行一行默念时，悲恸之情难以抑制，泪水几度滴在纸上。他在遗嘱里说：那一天到来后，不发讣告，不印发生平事迹，不举行告别式和任何悼念活动……骨灰不长久保留，可用简便方式抛撒在中华大地上，使我回归大自然。如果条件允许，也可找一个地方，把骨灰埋下，上面种一棵松柏或泡桐，让我的生命转化成枝叶繁茂的树木，继续挺立在大地上……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留下的只有我的几个儿女和孙子孙女，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的延续。我衷心祝愿你们幸福快乐，生活得好，生活得充实，有意义，几个孙女孙子长大后都有出息…… 　　 　　　　我用早已被泪水湿润和手绢擦干眼泪，再次向他的遗像鞠躬。 　　 　　　　葛洛同志走了。我们党失去了一个好党员，我国文艺界失去了一个好战士，汝阳县、洛阳市失去了一个德高望重的乡亲，我失去了一位老师、兄长、挚友。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品德和无穷的思念。 　　 　　 　　　　　　　　　　　　　　　　　　　　　　　　　1994年1月30日于北京

原文1994年2月7日 发表于《洛阳日报》  浏览：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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