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见葛洛先生是在肿瘤医院，我和冯敏坐在他的病榻前，不知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已病入膏肓的老人。只见他面色灰白，不再轻易移动的眼睛失去了神采，瘦骨嶙峋，一头银发也变得稀疏、黯淡。这是生命即将熄灭的预兆么？我感到空间里正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慢慢收拢，身躯发紧，呼吸急迫，那一瞬，我几次张开嘴唇，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他，不该是这个模样啊！不久前，在作家协会检查身体时相遇，看上去他虽有些消瘦，但目光闪熠，精神健旺，是丝毫不带病态的。可疾病那时已侵入他的肌体，在临时设置的胸透房间里，医生的迟疑以及一次又一次的观察似乎已预示了什么，我看到了他眼睛里里一掠而过的阴影。这时候他已经戒烟几年了。 　　 　　　　后来他终于躺倒在病床上，室内堆满了探病者送来的鲜花。是的，人们都知道他是个爱花的人。 　　 　　　　那一天，我忽然成了一个精神万能论者，忍不住说了一些道听途说的癌症不难医治的故事，并编造了一个自己不承认有病就真的消失了病症的神话。或许是被我这傻瓜般的诉说感动了，他脸色渐渐平和，眼睛里也有了光泽。我也为自己编的谎话感动，继而相信，如果他那次不去检查身体，或许还能多活几年。 　　 　　　　认识葛洛先生已经多年，他一直是我从心里尊敬的前辈。 　　 　　　　1977年，复刊不久的《诗刊》已发表了我的两组诗作。由当时的作品组长时永福引见，我第一次见到了葛洛先生。只记得当时我这个部队的业余作者在他面前拘束而虔诚，静静地聆听教诲。须知，当时一位延安出来的老资格的《诗刊》副主编对作品给予肯定，对我后来的创作生涯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后我能坚持写作，和一些前辈的鼓励、鞭策不无关系。这些前辈中，葛洛先生是一直关心我的一个。 　　 　　　　事后不久，我转业调到了《诗刊》工作，有机会和葛洛先生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的《诗刊》主编是著名诗人李季，具体的编辑工作由葛洛先生主持。 　　 　　　　《诗刊》复刊的起初几年是这本刊物的辉煌年代。一本诗歌刊物发行60余万份，大抵是堪称世界之最的。一年举办数次诗歌朗诵演唱会，场场爆满，与会者需排队购票，朗诵会实况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转播。或许是当时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人们大都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当时的编辑部里也有一种热气腾腾的景象。由于编者多为诗人，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之余还要接受写作任务，为朗诵会及街头版赶写诗作，常常通宵达旦。葛洛先生作为具体主持工作的领导者，忙得不可开交。赴任丘油田的诗人、作家访问团有数十人之多；全国诗歌座谈会几乎请到了所有沉寂多年又一次焕发青春的老诗人，以及部分中青年诗人；还有赴南海诗人访问团、赴大庆、鞍钢诗人访问团……那几年，诗歌活动之多、影响之大，是有目共睹的。而葛洛先生协同主编李季，更多的时间花费在编刊物上。每期发稿在即，除了总体把握、布局、编排，他还对每首诗作、每篇文章逐字逐句地阅读、推敲，对一部分诗作精心修改。在看校样时，看到他清秀、颇有韵味的字体恰到好处的删改，为其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所感动。这些事，在后来的一些编辑部里都是下面编辑室主任所做的工作。 　　 　　　　在葛洛先生领导下工作是心情舒畅的。只要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认真、努力工作，他就会充分信任你，即使有失误，他也会热情、友善地予以诱导。在同志之间他没有那种“斗争意识”，从不用政治帽子压人，没有那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劲儿。我后来由《诗刊》调到了《人民文学》工作，葛洛先生那时已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与在《诗刊》时有些不同，葛洛先生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张“婆婆嘴”。也许是年纪大了的缘故，也许是他事必躬亲的工作方式的影响，开起会来常让急于吃饭的年轻人和等待奶孩子的母亲心里发急。实际上，这“婆婆嘴”是责任感的表现，其本质是一种认真和善良。自然，善良绝不是软弱的同义词。在《诗刊》工作时，他曾严厉地批评一位擅自利用刊物名义编书的同志。 　　 　　　　在文艺界组织、领导工作中，葛洛先生坚决反对那种欠科学的不够实事求是的观点和工作方式，使文学界诸多同志对他肃然起敬。 　　 　　　　后来葛洛先生去主编《小说选刊》，见到他的时候便不多了。那一年我去云南，走前碰到他，他嘱我为他带一株茶花回来。茶花在北方是很难养的，我带给他的一株白茶养得很好，可我自己养的一盆茶花和另一盆杜鹃却半死不活。究其原因，他曾仔细地谈及养茶花之法，大抵是在水中掺一点儿什么化学溶剂之类，以及日照、土壤等等。可我没有记住，两株尽心侍弄的花没有成活。但在云南山野挖的泥土中夹带的一株小草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且叶子越长越阔，从绿丛中探出花茎，开出一朵洁净的六瓣的白花。今年1月19日，当葛洛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这盆至今不知叫什么名字的野花又开了，白白的一朵，那滚动在叶片上的水珠，象一颗晶莹的泪。我默默地望着这朵白花，和这株花一起寄托对一个爱花者的哀思。 　　 　　　　葛洛先生1920年4月生于河南汝阳，70余年之后，他的生命已同大自然融为一体。作家协会的同志读到他的遗嘱都感到心里发热，心灵为之震颤：“找一个地方，把骨灰埋下，上面种一棵松柏或泡桐，让我的生命转化成枝叶繁茂的树木，继续挺立在大地上……” 　　 　　　　这不是诗人的想象，这是永远直立的蓬蓬勃勃永不灭绝的生命的延续。4月，当我从河南归来，路上看到满山满野的泡桐开满累累的白紫花朵，似听到了那新蕾瓣蕊的合奏，轰鸣着生命的音响。 　　 　　　　旅途中的我对着泡桐轻声说：葛洛先生，您好！ 　　 　　　　 　　 　　　　　　　　　　　　　　　　　　　　　　　　1994年5月3日写于北京

原文 发表于1994年6月12日《河南日报》  浏览：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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