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感情炽烈而极重友谊的一个人。离开朋友，生活就觉得淡漠，这种心态，老而弥笃。年近九十，同龄或小于我的故人，一个接一个舍我而去，每接一份讣文，我心灵的天空就裂开一道血红而无法填补的缝子。对于被我视为身心双健的知心好友葛洛的突然逝去，我悲伤，我惊骇，我控诉死神草菅人命，它是否酒喝多了，看到“七十三”三字①，就醉眼朦胧地大笔一挥，在生死簿上抹去了葛洛同志的名字！ 　　 　　　　葛洛同志，总是“自我感觉很好”，不注意体检，险恶病情，来势凶猛，一发现，已经回天无力了！我想到医院去看望他，但又迟疑。去，就是死别。我是个心脏病患者，见到垂危病人，相对凄然，情况难堪。得到他逝世的消息后，又自悔自怨，只能用双眼泪水做事后的补偿了。同时，老友们的亡故，使我深感“此身虽在堪惊”！ 　　 　　　　人，虽然已经一去不返了，但几十年相交的往事，如雾如烟，缭绕在我的心间。我与葛洛同志交接，从一道负责《诗刊》工作开始。我挂空名，他干实事。他工作仔细认真，一丝不苟，有他把关，我完全放心了。我们在革命道路上志同道合，在感情上可说水乳交融。我长他十六岁，他以前辈待我，遇事商量，绝不专断独行。我有问题，也向他请教，他表现得极为谦虚。《毛主席诗词》正式出版前，征求意见，我考虑再三，草拟了二十条意见，在电话上把情况对他说了，他回答：我完全同意，是否再加上三条，成为二十三条？出书后，毛主席采纳了其中的十三条。上面说的，仅仅是我们和谐协作，为诗歌事业而努力的一些情况。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凭三十多年亲身的观察、体会、感觉、印证，我对葛洛同志有了总的认识与评价，对他既亲切，又尊敬。我觉得有两点，最使我欣赏与钦佩。作为一个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他身上带着永不褪色的“延安精神”，那就是：坚强的革命信念，艰苦朴实谦逊的作风，永不衰竭的奋斗力量。再者，他象一颗螺丝钉，不论安在任何一种机器上，都拧得紧紧的，使它运转快速，成效显著。我只引一件事作为佐证。十几年前，他参加了支援坦桑尼亚的工程队，一去何止经年，生活艰苦，工作难度大。这个队，因工作出色，受到当事国的赞扬，为祖国争得了很大的荣誉。归国后，见了面谈起这件事，他脸上没有半点得意情态，只淡淡地说：“是艰苦点，工作完成了。”我没看到他写出国情况的文章。 　　 　　　　三十多年来，葛洛同志从事编辑工作，我很少看见他发表作品。他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生活积累很丰富，他手下的那支笔，也是简练而峭拔的，但他不写文章以飨读者，甘愿经年伏桌，为人作嫁，不为名缰利网所诱惑牵引，以自己的双肩作阶梯，令许许多多无名作者踏着它登上了文坛。可贵的是，他并不以此傲人而沾沾自喜。葛洛同志的这种忘我的奉献精神，说来容易，做到极难！他的人格、性格、风格，全表现在其中了。 　　 　　　　记得八、九年前，在作协党组召开的给工作和负责同志提意见的会议上，我凭责任心，放胆直言，肯定了好的，也说了缺点与不足之处。只有对一位同志，不但没有说缺点，而且赞扬声声，这位同志，就是葛洛同志。在私下见面时，我一而再地重复我赞扬的话，他总是谦逊地笑着说：“你把我说得太好了！”他知道我是个直肠人，从不说昧心话。 　　 　　　　人际关系，有的，经常见面，但觉不近；有的，心近而形体却很远。我与葛洛同志的关系属于后者。一年中，仅仅见到一两次面。每逢春节，他总来看看我。一次，见了面握着手，相相我的面，高兴地夸我：“面色这么红润，手劲这么强，‘百岁’没问题。”我笑着回答他说：“你许我‘百岁’，我自己再加二十岁！‘百岁’，那不是仅仅只有十二年了吗？”他大笑。我知道葛洛同志喜欢养花，他也知道我爱人爱花如命，所以带来一小盆水仙，正在开放，为春节添色喷香。他还仔细地指点怎么养水仙，用小刀在它身上划几条小缝子，这样长得好，开得及时。老朋友好容易凑在一起，兴致高，话说起无头无绪。他从不说这个长，道那个短，但他不是好好先生。谈到一些不正之风的时候，他的气愤形于面色，发出“岂有此理”的不平之鸣。谈到一些赏心乐事，他天真地大笑不止。谈得太久，怕我太激动，对健康有损，一小时多点，他就告辞了。送他出了会客室，他回身推我，不让我送远，而我，几步飞越，跑到了他的前边。他很感动，亲切地向我说：“记得六十年代初，在文联大楼开会的时候，上二楼，特为你和荃麟同志开电梯，现在你脚步轻捷，哪象年近九十的老人？”他的话热情充沛，我听了满心欢喜。 　　 　　　　看一个人的品质，不只看他的生平，还要用他的遗嘱印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遗嘱，是一个人的品质的真实写照。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研读了葛洛同志的遗嘱。它字数无多，寓意深远，令人感动，也令人省察。首先，打破惯例，“不发讣告，不印发生平事迹，不举行告别式和任何悼念活动，只通知几个亲朋好友就行了。”请看，何等胸怀，何等品格！生时埋名，死后也不兴师动众，默然无华！看了这一条，我就念生平，忆往事，不禁双眼泪流了。他把死看作“回归大自然”，要求把骨灰“用简便方式抛撒在中华大地上”，在埋骨灰的地下“种一棵松柏或泡桐，让我的生命转化成枝叶繁茂的树木，继续挺立在大地上。”他的生死观、价值观、哲学观，寓乎其中了。我读了这一条，觉得它情深意义大，充满了人格力量和感人至深的浓郁诗情。最后，葛洛同志在爱人和子女身上，寄托了无比深厚的爱心，无限恋恋难舍的深情与无可如何的遗恨。在生活的道路上分离了，但“我的灵魂将永远同我的老伴和儿孙们在一起，永远卫护着你们，永远为你们祝福！”人死了，灵魂永在，这是极富诗意的幻想，它美丽，它动人，它抹煞生死界线。读到这些句子，我想到青年时常吟诵的前人的两个诗句：“黄泉若遇他年友，只道飘零在异乡。”今天死人卫护活人，将来“黄泉”之下不是可以欢聚了么？“生寄死归”，反转一下，不会成为“死寄生归”吗？ 　　 　　　　上了年纪，好想往事，念故人。多少知己好友舍我而去，我没有写点什么纪念他们，因为提起笔来，“欲说还休”。悼念葛洛同志，我破了例，因为：痛悼死者，行自念也。 　　 　　 　　　　　　　　　　　　　　　　　　　　　　　　　　　　　　　　　　　　　1994年元月26日 　　 　　　　 　　 　　　　①孔子活到七十三，孟子活到八十四，谣谚云：“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原文 发表于《诗刊》1994年第3期  浏览：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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