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葛洛同志走了。我在等待追悼会的通知，我打算献上一个大大的花圈，寄托我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志的深深哀思。可是，几天过去了，几星期过去了，这样的通知始终没有收到。一打听，原来葛洛同志有遗嘱，不举行任何悼念活动。他“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悄悄地、默默地走了。 　　 　　　　这更引起我深深的怀念与敬意。 　　 　　　　葛洛同志是位作家，一位“三八式”的革命前辈作家。早在1940年，他20岁时，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引人瞩目的小说《我的主家》。随后，《卫生组长》、《风波》等作品，都引起相当反响。八十年代，我们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辑（1937--1949）时，翻检了这一时期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以及港、台地区的大量作品，感到解放区的小说，给当时的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风格、新的气息、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呈现着鲜明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和多样化。这当中，丁玲、赵树理、孙犁、康濯、马烽等人的作品，自然最具影响，葛洛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大系”经过比较，最后决定将葛洛于1945年5月写的《卫生组长》一文收入。此文没有正面反映抗日战争，而是写了解放区人民克服自身的落后愚昧意识，努力提高文化卫生水平的故事。这表明他选择题材，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即将胜利而又尚未胜利的时候，他已运用自己的笔，呼吁要重视思想文化建设，提高人的素质了。作品中的“我”——卫生组长，刻画得真实、细致，栩栩如生，艺术表现相当圆熟。二十出头的葛洛，在抗日的烽火中已显示出拥有很好的创作才华。 　　 　　　　可是，葛洛同志的创作才华，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他“听将令”，按照党的事业需要，后来长期做文学编辑与文学组织工作，默默地“为他人作嫁衣”，为一代又一代文学新人的成长，耗费自己的心血。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推进小说创作的繁荣，中国作协委托《人民文学》杂志，每年举办一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当时，葛洛同志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副主编。这项评选工作，是由葛洛同志实际主持的。评选，采用群众推荐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既要组织广大读者踊跃进行推荐，又要组织专家认真进行讨论，最后还要组织一次有声有色的颁奖大会。年年都要来一次。工作是大量的、琐碎的，又必须是细致的、认真的。葛洛同志任劳任怨，与其他同志一起，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每年评选以后，获奖作品都还要出一本书。1979年至1982年的每年获奖作品集，是由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为了这件事，1981年春，我在北京拜访了葛洛同志。那天晚上八时许，我与责任编辑赵继良同志来到他的简朴住所时，他刚刚回来吃晚饭，热情地招呼我俩坐下。我说，获奖作品集每本都要印一、二十万册，颇受读者欢迎。感谢中国作协将获奖作品集交我们出版社出版。葛洛同志谦和地摇摇手说：“不，首先是我们要感谢你们。你们的书出得又快又好。”随即，他详细地介绍了当年的评选情况，分析了文学创作的态势，提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配合，把获奖作品集出得更快更好的意见。他的谈话，很实在，很中肯。我感到，他既是文学与编辑的内行，又燃烧着献身于文学与编辑事业的热情。而这一切，丝毫没有一点炫耀与自夸，显得是那么谦逊与质朴。我感到，他有一种人格力量在冲击着我。 　　 　　　　后来，在《中篇小说选刊》的几次评选与颁奖活动中，与他又有几次接触。在我们的评委会中，他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但每次开会，他总是悄悄地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别人发言。他的话不多，说起来却“言之有物”，十分质朴，又十分有力。原因在于他极端负责，认真读了作品，又认真作了思索。只要有助于文学的繁荣，不论在哪个场合，哪个岗位上，他都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与智慧。每发现一篇优秀作品，一个有才华的文学新人，他总是欣喜不已。在文学与编辑的战线上，他是那种“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人。 　　 　　　　现在，他走了，悄悄地默默地走了。他不希望人们因为他的走增添任何喧嚣与麻烦。他人生的最后一笔，显露的还是那个“不争春”风格。对照利欲横流、名欲横流的时风，他，葛洛同志，实在是这首古诗的写照：“清泉绝无一尘染，长松自是拔俗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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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4/23 21:3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