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我们有这样多的好同志， 　　　　这样多的寂莫地工作着的同志， 　　　　就是为了这我也想流一会儿眼泪。 　　 　　　　　　　　　　　　　　　　　　　　　　何其芳：《给G.L同志》 　　 　　　　听说葛洛同志因重病住进医院，很觉意外。因为他的身体一向看起来都很硬朗，近年仍象往常那样忙碌不停地工作着，不象有病的人。甚至象不会生病的人。他的突然辞世，更是令人难以相信接受。不久以前，还在一个饭桌上听他谈出访东南亚的印象，还特意关怀地向我问一位有病的同志的健康。他那特有的音容谈吐，步履姿态，依然宛在眼前，而“什么时候一块好好谈谈”的机会再也没有了，无法弥补的空虚，无法挽救的遗憾。 　　 　　　　其实我与葛洛同志并没有私交，也没有深交，只是他和我先后都在延安桥儿沟乡担任过副乡长，这段共同的经历，在我们之间建立起难以忘怀的感情。我在《当代》杂志上(1992年第3期）发表的《桥儿沟的星辰》，就是记述我这段生活的。他看到后，写信给我： 　　 　　　　从《当代》上读到你回忆桥儿沟的文章，感到亲切极了，仿佛被你拉回到半个世纪以前，拉回到桥儿沟的乡亲们中间，重温了那一段永难忘怀的生活。桥儿沟是你的第二故乡，桥儿沟、碾庄也是我的第二故乡啊。我钦佩你的记忆力如此之好，也钦佩你能用不多的笔墨，使赵布喜、贾乡长、宋老大、修鞋匠王拐子，榴……都又活了起来，使桥儿沟的“星辰”又在我们心中闪烁。 　　 　　　　早在1940年，鲁艺文学系毕业后，他就到延安川口区碾庄乡实习，担任副乡长。他在那里工作得很出色。延安整风运动后，他又被派到桥儿沟乡实习担任副乡长。1944年因为确定他从军南下，调回学校待命，改派我去顶替他。因为前有碾庄乡的工作经验，他到桥儿沟乡便很快打开了局面，在当地群众眼里他就是本土本乡人。他培养了一批乡村骨干、积极分子，使全乡的生产互助、拥军优属、文化工作……各项工作都蓬勃而有生气。他扶植起来的群众自办的定期“黑板报”，不但全乡关注，而且吸引了过往行旅的驻步，曾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在边区劳模大会上获得乙等奖。我一到桥儿沟乡，便不由得想起“整风文献”中《兴国调查报告》，毛泽东同志在调查报告中称赞兴国乡的同志“开展了第一流的工作”。来前还听过他给文学系同志介绍他下乡的经验，确实有他自己的系统体会心得，受益非浅。所谓顶替，与我来说是步他的后尘学习锻炼。后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我到东北参加开辟根据地、发动群众工作，开始并不觉得茫然，主要还是因为有这段工作经历和心中有桥儿沟的蓝图。葛洛在信中，还“附带”告诉我，他与桥儿沟乡的人们联系一直未断、“赵步喜在逝世之前，还一直保持着与我的联系”；榴出嫁后，他“曾顺便到她家看望过”。桥儿沟乡是我们共同的第二故乡，那里的群众是我们的共同乡亲。 　　 　　　　当时下乡实习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创作。他是鲁艺第一批下乡学习的同学。与他同时到碾庄实习的还有美术系毕业的古元，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古元曾被徐悲鸿惊赞为“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的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令徐悲鸿惊叹的古元那些木刻，就是出自他实习的碾庄。古元在《摇篮》一文中自我介绍说，他的“审美趣味”、“作品素材”，“都是来源于碾庄的生活”，所以他称碾庄是“我艺术生涯的摇篮”。碾庄也是葛洛的创作生涯的摇篮。他的成名之作《我的主家》、《风波》、《卫生组长》等小说，也是来自这段实习生活。他的《我的主家》于1940年以醒目的版面刊载于延安《解放日报》。这是第一篇用陕北群众的语言文字，反映陕北土地革命年代生活斗争的作品。从语言到内容，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片文学的新天地，使当时延安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对这片待垦的处女地产生了向往。鲁艺文学系的教员何其芳、周立波，都曾在碾庄生活过。何其芳的《给G.L同志》（1941年3月26日）这首诗的G.L，就是葛洛。诗中写“我们睡在一个床上”，“谈了很多的话”，对他的学生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感慨道： 　　 　　　　　　我感到我们有这样多的好同志， 　　　　　　这样多的寂莫地工作着的同志， 　　　　　　就是为了这我也想流一会儿眼泪。 　　 　　　　周立波在碾庄住的时间较长，回校后创作了富有抒情散文色彩的小说《牛》（1941年6月），写出了“在这一向落后的陕北农村里，因为有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政权，人和人之间，已经有了一种只有生活的圆满和快乐才能带来的亲切的温暖的东西”。小说中还写到了葛洛、古元。从中可见《我的主家》当时产生的魅力。这不仅是葛洛个人的成名之作，也是当时延安文学界的开拓之作。继之在《解放日报》上又连载发表了有古元木刻插图的小说《风波》（1942年5月）。小说描写土地革命“红”的年代，一家地主因反对“苏区”出逃在外，现在在边区政府的政策感召下，“老掌柜婆”返乡归来，作为一个“新居民”，受到政府的接待安排，也在群众特别是“婆姨”中引起了议论和喜剧性的风波。这幅革命历史进程中重大转折的生活画面，只有陕北才有，别具风味。1945年发表的《卫生组长》，被收入《解放区短篇小说选》，更是公认的解放区短篇小说创作的代表之作。 　　 　　　　解放战争时期，葛洛一直跟随南下大军，转战中原。紧随革命大军的行进，及时作了战斗行踪的报道，反映了新区群众的翻身斗争，作了革命战士的人物特写。 　　 　　　　上述这些作品，他于1950年编辑成集，作为当时“长江文艺丛书”一种出版，题名《雇工》。这就是张锲在《哭葛洛》文章中所说的，“此刻，在我桌上摆着本1950年出版的您的唯一的一本小说集《雇工》”。我把自己收藏的《雇工》拿出来重新翻阅，纸张已经变黄发脆，但其中所写的群众生活和战争硝烟，气息依然浓郁清新。当然，与今天的创作相比，未免显得质胜文，过于质朴，艺术上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不应忘记，当年历史所要求于文学的主要是内容方面。如果细心阅读，便不难发现在他的作品中蕴含着抒情和幽默的因素，对生活和人物有自己特有的艺术敏感。就拿其中的《搬运》来说吧。这是一篇描写延安生产运动的作品。人们在惊警报频传、敌机侵袭下，仍坚持收割、搬运。我一看便知所写的是鲁艺的“人们”。其中所写的“我们的搬运队长田同志”，就是著名演员田方。描写“他有一双庄严而又温和的眼睛”，确实是他的一个特点。另外他的整个脸孔也是有特点的，我读到“笏板形脸孔”的时候，这奇特的形容却使我愕住了，不过越想越象。不知他怎样产生的“笏板形”这个奇特的联想。文章中写的“画漫画的”华同志，就是漫画家华君武。他形容“他的性格也就和漫画一样”，这种概括既奇特又传神。他形容那些“谷物的收获者”，劳动时“都把身子弓得象秤上的钩子一样”，也是再形象不过。这篇是《雇工》集中写作最早的，写于1939年，发表在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可能是他的处女作。1956年11月26日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的讽刺性散文《龙店乡的喜日》，仍具有同样的艺术魅力。 　　 　　　　全国解放后，他一直做编辑工作，曾长期担任《人民文学》的副主编。“文革”后一度担任《诗刊》副主编，对于写小说的他来说，未免隔行。让他主持《诗刊》的工作，显然出于对他编辑业务的信任。他还曾主持了历届全国短篇小说的评奖，实际上也是审读评价的编辑工作。在编辑岗位上，他想写作、发表肯定不难，但在他主编的《人民文学》上没有发表过自己的作品。当编辑的常说自己是“为他人作嫁妆”，多少含有不得已的委曲。我从未听他说这句话，而是安于为人作嫁衣。近些年，他主要在作协机关任职，连续几届的作协书记处书记，一直到生命终止。在这个岗位上，他既不以名作家的身份让人仰目，也不以职位资格自居，而是一位朴朴素素的实际工作者，忠于职守。他常出席一些会议，难免作一些恭贺祝愿之类的讲话，他都声明是受书记处的委托，并不象有的人，组织就是他。虽然不象有的人，应酬自如，把套话说得朗朗上口，油嘴滑舌，却是认真履行职责，说得诚恳朴直，尽到应尽的礼节。身在高位，却没有官气。在这些方面仍保持着当年他当副乡长的作风。 　　 　　　　非常可惜，解放后他几乎完全搁置了创作。见面时，我总是提请他拿起创作的笔，他也有此愿，但似乎又有难言的苦衷。他在上述给我的信上，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你在文章开始时特别写到了我，而且说了那么多好话，使我受之有愧。我也算我国文学界一分子，在创作上却成绩甚微，成了鲁迅所说的“空头文学家”。造成这种情况，固然客观原因不小，但我自己抓得不紧，也是重要原因。我不愿再提这些事了。 　　 　　　　不知他为什么“不愿再提这些事了”？想到这，不能不想到何其芳同志《给G.L同志》诗中，最后那行诗句：“就是为了这我也想流一会儿眼泪。” 　　 　　 　　　　　　　　　　　　　　　　　　　　　　　　　　　　1994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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