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概去年四五月间，我到安定门宿舍去给王朝垠送篇稿子。好不容易来一趟，我说顺便去看看葛洛吧，王朝垠陪着我去了。年老了，距离远了，昔日朝夕相处，如今成了难得一见的稀客，葛洛高兴地又端茶、又端酒菜地忙碌。忽然谈起前不久和曹蓝在文采阁举行了金婚式，说是还拍了录像。这在我们生活中还是新鲜事，很想见识见识，我表示想看一眼，自然也便放录像看了一眼，很为他们有如此浓厚的家庭生活兴致而欣喜。 　　 　　　　九月，作家协会的老老少少，齐集在机关检查身体，离退休的也去了，熙熙攘攘，打破了机关的清冷，眼下机关大概也难得这样有号召力的事情了。没过几天，听邻居告我，葛洛检查出肺癌，而且扩散得已很严重。心里立刻一沉，办过喜事的笑眼还睁着呢，而听邻居转告医生的口气，似乎只能拖到新年前后，便要办丧事了，真是人生无常！ 　　 　　　　就算年老腿脚不便吧，论关系打个电话以示关心是应当的。正因为是癌症而不是别的，使我顾虑重重，未敢造次。因为发现这种病之后，常有各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确有怕加重病情、向患者封锁保密的，漏了口风，，岂不罪过。这癌症就象贼，潜行体内，繁衍得十分疯狂，却又了无声息，无影无踪。一旦查出了它，它就变成叫你无可奈何无法制服的强盗，行凶作歹，劫夺一切。面对着这样的蝥贼和强盗，除了当事者自身的洞明、宽解，岂是别人的几句安慰能济于事的。 　　 　　　　到了国庆节，因为有个节日问好的由头，我催促自己拨通电话，哪知种种犹疑顾虑，电话一通全然白费心机。先是曹蓝告我他患了肺癌，孩子联系了肿瘤医院，因为难得有病床空出，所以便搬进去了。这两天他请假回家过节，明天便回医院。既不封锁，话语又很平静安详，没有临危临难的语意和情态。待葛洛说话时，我问他情绪是否稳定，务必要开朗和乐观，精神是可以在正反两方都发挥作用的，千万不要背包袱。他笑呵呵地连声回答，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还向我举例：“你看古元，多少年的癌症，现在不还是活得好好的。”古元是他长期的好友，过从甚密，古元的情况，当然是他身边一个活的实证，断无虚言。我听后也十分仰赖和安心，但愿他和古元一样化险为夷！ 　　 　　　　不知道什么时候病情恶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由肿瘤医院又转移到中日友好医院，等我打电话问葛洛的住房号时，曹蓝犹疑，她说你年纪那么大了，路又那么远，由于我坚持，最后才不得不告诉我房号。 　　 　　　　我老伴也要一起去，她自身也是个病号，要避开她上医院、打针、服药等等，还须避开她精神欠佳的时候，因而迁延复迁延。等到去医院探视时，葛洛朝窗侧卧，在打吊针。我喊了一声，他才略略转动身子，贴着毯子的手，往前移动了一点点，我赶紧伸手过去握着，连最不费力的眼睛也迟滞了，想说话，嗫嚅着说出几个字音就没力气说下去了，还微微听出有痰的臃塞声。起几次头说话，最终也未说出一句完整话，看他太累，干脆不许他说了。后悔来晚了，站立床侧不免愁容戚戚。想想这个局面，对于病人也是负担，不宜久留，便退出来了，心里不断萦回着往昔岁月的情景。 　　 　　　　几日后曹蓝电话中说：“葛洛走了！”就象那支出名的《回声》合唱，各个声域接应着不断传出：“走了！走了！走了！……”由近及远，进入冥漠…… 　　 　　　　　　　　　　　　　　　　　　　　二 　　 　　　　葛洛比我早几个月到延安，他是先入的“抗大”。我从贵州出山的时候，本是寻求去延安的路子，在尚无头绪的时候，却毫无困难地获得去“晋察冀”的机遇，在那里干了不到一年。由于难以对延安的诱惑断念，得到政治部舒同主任的同意，终于如愿。 　　 　　　　到延安就直奔“鲁艺”，进“鲁艺”就和葛洛一个窑洞，这是1938年冬我们最初相见，半个多世纪以来，革命进程中有过多少聚散，有过多少悲欢离合，我和葛洛多次散而复聚，这次分散却是阴阳两界，他乘鹤而去，飞赴幽冥。 　　 　　　　且说我们那个窑洞的八九人中，有广西、有山东、有江浙、有河北，有来自曼谷的归侨，我是江西，葛洛是河南，这才真叫四方杂处，若不是一个共同目标的吸引，怎么会凑在一个窑洞里，这又是多么可贵。 　　 　　　　延安被称为歌唱的城 ，其实不确。延安城太小，经过几次日机轰炸，瓦砾遍地，延安的歌声漫山遍野，而不在城里。因为十分开怀，自吟自唱，山上河边，无处不唱，凡有或大或小的的群集，更是此起彼伏地比着唱。若有不唱，便齐声起哄，叫做“拉歌”。延安就象开了锅一样，有烧不完的燃料，使它沸沸扬扬。但我要说，象葛洛那样缺乏形诸于外的热情的人太少了，他太内在、太持重、太严谨，连话都少，更不必说唱。1940年以后，唱歌之风零落了，交谊舞渐兴，唱歌跳舞“鲁艺”自然是条件优越，但是舞场上也仍然没有葛洛的踪影。 　　 　　　　文学系第一期听说不满二十人，三个月便分发前方了。我们是第二期，从1938年冬到1940年夏，学习时间长了许多倍；校址从北门外迁到桥儿沟，学习条件也有很大改善。我们这一期是文学系的最盛时期，一度多到六七十人。不断进进出出，最大一次是调人到“晋察冀”去建立华北联大，光文学系就走了三四十，迁到桥儿沟就剩下二十来人了。 　　 　　　　在北门外时，年龄比我大的不少，到了桥儿沟大概除了贾芝就数我了。那时大抵凭着外貌和感觉，都觉得葛洛不小，实际他比我小两岁，好几个我都觉得比葛洛小，实际上不一定。葛洛到延安是十八，比他再小的虽有也少，因为去延安总须有些觉悟和独立生活的能力。系里有几位当时被目为“骑士”的同志，常常在窑洞里扬臂高呼：“打酒来吧！杯在哪里？”其实这在现实生活里也很容易说出的，但却是颇耐吟味的诗句，忘了是从哪位名诗人的诗中摘引的。八个字豪情满溢，也显出呼喝者的恣纵。若有谁在此时插上一句：“谁有本事喝上一两试试。”虽是实情，却未免大煞风景，破坏情绪。葛洛决不会跟随“骑士”们呼喝。也不泼冷水，他只会静静地莞尔一笑。如今我早已成酒徒，经常打酒寻杯，这两句诗却早到九霄云外了，因为早没有诗，已经散文化了。 　　 　　　　一度是文学系同学，后来转到“文抗”去了的魏伯、葛洛和我，关系不错，称得上朋友。延安时候的朋友，也仅仅比一般同志更多一点理解、信赖和相投，延安社会单纯，产生不了广泛的内涵。记得十年前魏伯也因癌症病逝，追随灵车之后，从人民医院送到八宝山，除家属外也就我和葛洛。 　　 　　　　记得有一回葛洛翻看了我的日记，他在那页日记眉额上写下他看了，很不应当，向我道歉。当时的情况是窑洞里那么多人，仅有一张方桌，桌面下有块隔板，是大家搁东西的地方，有人怕别人看的东西就藏在枕头底下，我连日记也放搁板上，东西堆得多难免误翻误看，即便好奇心驱使，看一眼也无伤大雅。这件事我之所以能够记得，不是因为我的日记被人看了，而是因为他郑重其事地在我日记上写下的自责，我格外感到他为人的真诚。 　　 　　　　文学系学习结束，贾芝、杨思仲、葛洛、林蓝、陈寒梅、夏蕾和我等人入文学研究室，并立即分别到部队和农村深入生活。那次下去的四个人，回来后除葛洛有结实的创作收获外，其余的人，在当时和以后似乎都没有关于那次生活的创作表现。 　　 　　　　我在文研室的一次生活会上，和孔厥发生了冲突，我难以忍受他对我的侮辱，举起坐凳砸了过去。这样突发的暴烈行为，引起慌乱，只好散会收场。因为他完全不是正当的批评，而是含沙射影，尖酸刁钻的攻击方式，使我激动战粟不已，决心脱离文研室。 　　 　　　　当时除葛洛一人板着脸向我作严厉批评，别人好象都有点回避，周扬同志相遇时，也只问问最近情绪如何。后来阅历渐深，火气渐消，反而觉得葛洛批评的可贵。 　　 　　　　　　　　　　　　　　　　　　　　三 　　 　　　　葛洛的创作，就我所知，有《我的主家》、《风波》、《卫生组长》。即使还有别的，我估量为数也不会很多。葛洛的这几篇作品，都是他在延安乡下当副乡长期间的生活体验和认识，现在来进行具体分析已无可能，但有几个突出点是至今难忘的：第一，他笔下的农民，既有新天地阳光照耀下的觉醒，又有陕北农民的地域特色。早就有农民进入文学，但这是进入文学的新农民，葛洛是较早几个写新农民的的作者之一。而且还须指出，他笔下的农民没有填充知识分子情调和行为；第二，毛主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是1942年，铅印发行《讲话》大约在一年之后，葛洛这几篇小说先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时间约在《讲话》发表之前，由于毛主席不止一次到“鲁艺”作文艺讲演，由于“鲁艺”的教学方针教学实践遵循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导，而葛洛又在老老实实地身体力行，所以他的创作没有抵触，与《讲话》主旨相符便毫不足奇；第三，葛洛的作品很少用词藻去彩绘，也不作单独的场景描写，而是紧贴着人物，语言简练素朴，风格就象黄土地一样诚实无欺。 　　 　　　　我在周扬同志主编、却在国统区印刷发行的刊物——《文艺战线》上，读到过1939年一期的也是写陕北农民的小说，题目忘记了，作者是野蕻，是文学系一期的同学，小说摆在刊物的头条位置。文字俊秀，生活画面的色彩也很招人，写得也有韵致，应算人才难得。若与葛洛作品相较，外观上属于不同类型，也可以说有些优势，但作品内涵上的深度和人物的厚度，却比葛洛略差一筹。 　　 　　　　我只是就我看过的葛洛作品，谈点留存至今的笼统印象，无意于把他当成作家认真评价。我们这些人，手中固然有一枝笔，但这枝笔既不独立自在，也不高于一切，在人生的长征中，经常会遇到多种多样的具体矛盾：比如在缺吃的时候，你拿笔还是拿锄头？在缺穿的时候，你去不去摇纺车纺线线？到了战场上，是不是要端上沉重的枪？八路军一般都不许拿笔的人上火线，但游击战争中又哪能严格地分得清前后方？就拿葛洛当副乡长来说，虽说是为创作而去生活，但首先他得深入群众，竭尽副乡长职责。在矛盾面前，毫无疑问，我们都是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十分自觉，毫不犹疑。就说当编辑吧，葛洛是五十年代《人民文学》的副主编，都到八十年代了，仍然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而且就在这个岗位上，终结了自己的编辑生涯。主持了长期的刊物编辑工作，取得高级专业职称应是理所当然的，可是1982年首次布置职称评定的时候，由于名额限制得很少，考虑有些业务上强、又有作为的年轻同志会被堵塞，因此葛洛和我都自动放弃参加评定职称。以后又再一次进行不作名额限制的职称评定，在这样名正言顺的事情上，我们都不愿启齿、不愿伸手索取。因此徒有编辑家之名而实不至。葛洛不追名逐利，更耻于伸手索取和不顾脸面的钻营，我甚至觉得从这个角度谈他，都有点降低档次。 　　 　　　　　　　　　　　　　　　　　　　　四 　　 　　　　大概流年不利吧，怎么第四季度以来，这么多熟人接二连三弃世而去。我去年末在给外地朋友写信时很有感慨，并告诉他“鲁艺”又有哪几位辞世走了。还告诉他葛洛患了肺癌，病情沉重。过去在一起时，他们并不投合，可是他复信时却单说葛洛是个好人。老战友之间称赏的好人，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有一些特定的意味。原来很不投合的人的称赏，更是难得更有意义。 　　 　　　　由于葛洛遗嘱“不发讣告，不印发生平事迹，不举行告别式和任何悼念活动”，所以我几乎被拒绝。在医院简单的停灵间，不断有去告别的人。因为葛洛摒弃一切，无法打个电话报名送花圈，所以选购了一束鲜花，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用鲜花表示情谊和怀念。 　　 　　　　葛洛象是睡去了，生怕惊醒他似的，我悄悄地将鲜花置于他身边。 　　 　　　　葛洛的遗嘱还说：“骨灰不长久保留，可用简便方式抛撒在中华大地上，使我回归大自然。如果条件允许，也可找一个地方，把骨灰埋下，上面种一棵松柏或泡桐，让我的生命转化成枝叶繁茂的树木，继续挺立在大地上。”我和葛洛相处日久，无论工作和生活，我都只感觉到他十分严谨、匆忙，既便闲时漫步庭檐，也是心事重重，无轻松感。唯独这份遗嘱教我产生了异常的新感受，他显得十分澹泊，十分潇洒，十分从容不迫。而这是他面对着死亡的时候，我不免为之一惊又为之一叹！ 　　 　　　　我向葛洛三鞠躬之后久久凝视着遗容，他的脸型、肤色、形体，除了岁月的磨损，没有突出变化，从延安窑洞的第一眼到现在，其间我们经过多少巨大的历史震荡；我们在惊涛骇浪中，曾几度沉浮；他身上留下多少我往昔的旧事……我凝视着不忍离去，好象我不仅仅是离开他，我失去的太多太多……

原文 发表于《中国作家》1994年第3期  浏览：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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