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先生两个月前从医院回家，静静地在刚学会的电脑上打下了几行文字：“不发讣告，不印发生平事迹，不举行告别式和任何悼念活动……骨灰不长久保留，可用简便方式抛撒在中华大地上，使我回归大自然。”打完这几行字，存盘。随后他飘然而去，走完了自己平凡而又绚灿的一生。 　　 　　　　一个老作家的最后一段文字，竟如此平静、洒脱，非对人生有大彻悟者，断不能为。或曰：这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生命态度，悟透了生生死死，参破了恩恩怨怨，一句“使我回归大自然”，顶得上千万句豪壮的遗嘱。 　　 　　　　这就是葛洛的风格。 　　 　　　　葛洛先生去世，给许多人以莫大的震撼。去年九月份体检，在作协的简易楼上我陪他几处转悠，一点也没有凶险的症兆，孰料几百号人的普查身体，独独葛洛被示警，继而住院，继而治疗，再往后就出现了文前的一幕：在电脑上敲打出回归大自然的遗言。 　　 　　　　葛洛本是长寿之相，他精干利索，身体丝毫不见发胖或颟顸的迹象，七十好几的人，永远给人一种朝气勃勃的感觉，好象岁月之手的抚摩，对葛洛不起任何作用，除了头发略显银白之外。 　　 　　　　可见寿相有时是一种假象。常常生病住院的人，或者是经常大惊小怪遍体不适的人，其实倒是地道的智者，他知道恰到好处地疗养，更懂得这世界上除了自己疼自己，别人都靠不住，所以他的叫苦带有几分心理兼生理治疗的性质，于是在这种“示弱”中健康旺盛地活下去。 　　 　　　　葛洛鲜有这样的示弱，或许他无弱可示，要么就是不屑一示。 　　 　　 　　 　　　　认识葛洛先生是在七十年代末期，最早是远观，以一位后生晚辈景仰的目光。继而参加四次文代会的大会简报组，葛洛直接领导指挥我们的操作，聆听过他几次简明扼要的讲话。会议完毕，各奔东西，对于他依然是远观，不过这远观中多了几分亲切，毕竟面对面谈过话，或者说有过“交流”。 　　 　　　　真正接触是在十年之后的1988年。我由《文艺报》调作协办公厅，成为一名“大秘书”，整日里接触的，除了上传下达的公文，再就是作协机关的头头脑脑了。葛洛是书记处书记，便常常碰面，一齐开会，对文坛现状的分析、作家职称的评定、以及年度工作规划的审定、什么会该开什么会不该开的诸多问题，搅在一处议论，听葛洛发言，常感到他直率坦诚，一口纯朴的河南方言，以很快的频率脱口而出，内中又饱含着长者的睿智，行政组织者的严谨，你只好佩服。 　　 　　　　葛洛曾和我说过，这几年最操心的一件事是作家职称的评定，为了使作家职称进入国家法定的系列，使创作一级相当于教授、创作二级相当于副教授、三级相当于讲师而创作员相当于助教，他不知跑了多少次劳动人事部和中宣部，口干舌燥地进行游说工作，这职称关系到全国作家们的一系列待遇，可称得上是至关重要。 　　 　　　　如今“一级作家”日渐增多，可享受此待遇的朋友，尽管再心安理得，我建议您别忘了葛洛先生，没有他费力劳神地去争取，您无论如何著作等身，也够不上与“教授”平起平坐。两码事儿。 　　 　　　　葛洛先生的病或许就在这奔波劳累中潜生的？！ 　　 　　　　曾有过几天时间与葛洛同吃同住兼同行，并一同去看望巴金老人与吴强先生。那是1990年的早春，上海纪念“左联”成立六十周年，邀请作协领导出席，葛洛先生代表作协出席，我陪同前往。 　　 　　　　那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从飞机上一直聊到旅馆。记得我当时心绪不好，因为那次事件，自己受到冲击，为数次的检查不被通过而忿忿然，葛洛一笑，说你这算啥？延安抢救运动，比这厉害多了。五九年反右倾，打了我的右倾不说，挨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已经内定到内蒙古工作，后来赶上“四清”，错过了去内蒙的机会，知道吗，连手续都办了，就差搬家。 　　 　　　　葛洛随后讲起了延安时期一系列往事，他记忆力极好，讲起来形神毕现，对现今文坛一些现象，亦一什见血地剖析，以此知道老革命葛洛先生的另一种性情，用鲁迅的话说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只不过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不肯轻易为外人道而已。 　　 　　　　在上海三日，第一要见的自然是巴金老人。他们二人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结下的友谊，见面之后欢乐异常，临行时巴金老人颤巍巍起立，一步一移地送我们出得房门，他伫望我们的神态使我百感交并，我相信葛洛先生也有同感，遂一路无语。 　　 　　　　没想到这是葛洛与巴老的最后一面。我幸而携一相机前往，随手拍下了他们的会晤，后来将照片冲洗交给葛洛，他感到异常高兴，谢了好几次。现在照片虽在，葛洛竟已回归大自然，真让人有往事如烟之感。 　　 　　　　第二位拜访的作家是八十初度的吴强。吴强先生刚自加拿大探亲回沪。第二天就住进了华东医院，我们去医院探视他，东弯西拐，绕过基建的工地，好不容易才在一间临时病房中找到了吴强，吴强一见葛洛分外高兴，拉着手谈天说地，外表丝毫不显病态。但医生走过来检查，将一串钥匙隐在手内，让吴强摸着猜是什么东西，吴强竟脱口而出：“手表！”敢情他的脑病已十分地严重了。 　　 　　　　这一个细节给葛洛的刺激颇大，龙精虎猛且老当益壮的吴强，他的多年老友，竟然将钥匙判断为手表，情况显然不妙。 　　 　　　　一个月后，吴强辞世。 　　 　　 　　 　　　　葛洛喜欢各种花木的培植，他谈这话题时，在我看来已甚于文学。我家中有一盆刚买回的茶花，几十个花蕾，含苞待放，但只绽开三朵，白中透绿，极美艳，余下的均不肯赏光，叶渐黄蕾渐萎，不知为何原因？ 　　 　　　　我随口向葛洛一说，他跌足叹道：“茶花难养，肯定是缺少了铜和酸，云南的土壤是酸性的，北京土壤则多为碱性，你必须配齐必要的营养剂，才有可能养好茶花。” 　　 　　我知道自己是碰上了真正懂花的人，提议将这盆奄奄一息的茶花送他。葛洛郑重地点点头，承担了花医的重任，与此同时，他送我一盆绿萝，一盆吊兰，说这两种花木好伺候，还释放氧气，能保健。 　　 　　　　那盆茶花终于没能活过来，倒是葛洛先生赠我的绿萝葳葳蕤蕤，长得枝叶繁茂，透着蓬勃的朝气。 　　 　　　　葛洛先生一生爱花，更爱以花草赠人，作协工作人员受赠过他的绿色礼物者，比比皆是。逝世前他赠一盆水仙花给张锲同志，这花儿开放时，葛洛先生已不在人间，只留秀气满乾坤，成为他生命的最后写照。 　　 　　　　我似乎不应再写下去了，因为这篇文字本身就有违先生初衷，他遗言中的“四不”，已说尽了想说的话，在这样的长者面前，任何悼念的文字都显得苍白和多余。于是打住，好在窗外已是一派春意，在这样明媚的春色里，葛洛先生回归大自然后的灵魂，一定无比惬意的罢。

原文 发表于《文学港》1994年第6期  浏览：1559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4/24 11:4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