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同志走了，我没有想到他走得这么快。1月21日新华社发了一则简短消息：著名编辑家作家葛洛逝世。惊愕和悲痛一齐涌上我的心头。我后悔没有及早写出该写的文字，让他看到我想对他说的话；或者找个机会再当面交谈一次。现在，一切都晚了！如烟的往事又从尘封的记忆里浮现出来，虽然时光过去了二十年，但那一段难忘的生活却依旧历历在目。 　　 　　　　1974年年初，铁道部调我去坦赞铁路工作。派遣计划确定之后，铁道部援外办就通知我：在一个星期内启程，飞机票都订好了。在这短短几天里，要办理护照、制装、预防接种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弄得我手忙脚乱。我问：怎么这样急？援外办的同志说，国外催得紧，葛洛同志在那里等你，让你赶快去。我一时还闹不清哪个葛洛，直到那同志告诉我“是一位作家”时，我才恍然大悟，心里又惊又喜。葛洛是《人民文学》副主编，是我早就景仰的知名作家，他怎么指名叫我去呢？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设在赞比亚的姆皮卡，我匆匆赶到那里见到了葛洛同志，望着这位瘦瘦的长者，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他满脸带笑，紧握着我的手连连说，你来了就好了，你来了就好了……从此，我们朝夕相处，共同工作。 　　 　　　　葛洛同志到国外去，还是干他的老本行，组织业余作者写反映坦赞铁路生活的文学作品。我到的时候，他已经组织人写了一批报告文学、散文和诗歌，并且把十二位作者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文学创作组。他让我去就是负责这个创作组。他对创作组的活动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讨论起稿子，从标题到内容，遣词用字，连标点都不放过，他同大家一一琢磨，反复推敲。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和作风，影响了全组。他不但和大家一齐讨论修改作品，自己还动笔，每天都忙到深夜。他写了一些诗歌，编集子时用笔名发表了。那时，所有援外人员在国外的生活待遇全都是一个标准，但铁路工作组的领导交待过：葛洛是铁道部请来的客人，在各方面都要照顾。而葛洛同志却严以律己，从不接受任何特殊优待。他和蔼可亲，以诚待人，生活朴素，知识丰富，受到大家的尊敬。他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没有星期天。但在每个星期六晚上，我必到他房间里聊天。他无话不谈，从革命到人生，从政治到生活，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学艺术。从他那里我学到了不少知识，也学了他为人处世的思想品德和作风。他是一位导师，又是一位兄长。 　　 　　　　我们这样一起工作着，合作得很好。忽然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要回国了，遂即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让我看，那是严文井同志写给他的，信上说《人民文学》准备复刊，请他尽快回去做筹备工作。我说。你走了这里怎么办？他说，有你就行了，你只要把稿子编好寄给我，出版问题我在国内办。我遵照他的嘱咐把全部稿件编成两个集子，这就是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来自坦赞铁路的报告》和诗集《友谊的彩虹》。他回国的消息使大家依依不舍。临行的前一天，工作组为他饯行，他喝了酒。饭后我们两人一同走出机关大院，一直走到机车工厂，在厂区漫步徜徉。我们谈了很多，现在记不起都谈了些什么，反正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又很沉重。走到机车库，他提议在东方红内燃机车前照个相，说这背景有特色，算是在赞比亚的纪念。于是，我们并肩站在机车前，请人为我们按动快门。这是我们两个拍得最好的照片，我至今珍藏着。 　　 　　　　1983年2月，中国铁路文协在北京成立，葛洛同志代表中国作协到会祝贺，因时间短促，我们未能交谈。我和张铁珊同志便决定到他府上去拜访。当天晚上，我们从北蜂窝出发，八点多才到了王府大街黄图岗胡同十三号。那是一个四合院，穿过天井，正房就是葛洛同志的居室。见到我们，他很高兴，大谈铁路，说：我个人对铁路有特殊感情，和铁路早有联系，五六年在兰新铁路呆过，后来又到宝成铁路，再后来去坦赞铁路。他说铁路生活丰富多采，有一支老中青作者队伍，写出过好作品，比如李国文、莫伸……我们只能听他滔滔讲下去。他突然问我：你现在写了什么？我说准备写坦赞铁路。他说，你有多年铁路生活，要多写，我唯唯应着。但很惭愧，以后我没有实现对他的诺言，我写的很少。夜深了，虽然意犹未尽，但不得不依依告别。葛洛同志送我们到大门外，站在那里看着我们走，直到我们走远，到了胡同的拐弯处，他还站在那里。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的身影。一晃又是十年，我再没有机会见到他，但经常在报端看到他的消息，已是古稀之年的人了，还是为文学事业奔忙。啊，葛洛同志，你一生勤勤恳恳为他人作嫁衣裳，培养扶持了多少文学新人和作家？你为我国的文学事业付出了多少心血？你可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你也应该有充足的时间颐养天年，然而你却匆匆地走了，并且不愿惊动任何人，悄悄地走了，以至于人们无法向你告别。今天，我也只能在这里馨香祝祷为你送行！ 　　 　　　　葛洛同志，你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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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4/24 16:4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