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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组成的最高人民检察署(院)东北工作团委员会(简称高检东北工作团)的讯问室下设四个大组,我是第三大组的组长,主要负责对伪满战犯的侦讯。被审讯的伪满洲战犯有: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王贤书、外交大臣阮振铎、经济部大臣于静远、文教部大臣卢元善、勤劳奉仕大臣于镜涛、交通部大臣谷次享等;伪满军队将官有:上将王之佑,中将曹秉森、甘珠尔扎布、郭若林,少将张秉哲以及中校爱新觉罗·溥杰等60余人。对这些人在具体审讯中分成文职和军队两个组进行。
在审讯开始阶段,由我出面向伪满战犯集中进行了两次政治思想教育,作了报告。报告后我和溥仪谈过两次话,给他指明前途,要他老实认罪,并检举揭发日本战犯的罪行。他表示愿意接受政府工作人员的教诲,老实认罪改造,并谈了他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东条英机等日本战犯时,曾出庭作证的情况。 对伪满战犯的侦讯,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认罪服法,脱胎换骨地改变立场观点,重新做人。1954年对日伪战犯侦讯结束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允许他们与家属亲友通信和接见家属亲友。1955年5月,按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溥仪的叔父载涛与他的两个妹妹韫颖、韫馨特来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他们。溥仪、溥杰见到载涛及两个妹妹时,惊喜交加,眼含晶莹的泪珠与叔父、妹妹畅叙别情。载涛告诉他,毛主席、周总理对你很关心,让你消除顾虑,安心学习,好好改造。事后,溥仪对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周总理这样关怀我和我的家族,真让我终生难忘,永远感恩不尽。”1955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伪满战犯职务较低的溥仪的御医黄子正等17人决定免予起诉,宽大释放。 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内容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当天,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同年12月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宣布,第一批特赦33名国内战犯,其中有伪满战犯溥仪等3名。溥仪获释后,被分配在北京植物园工作。他表现很好,能努力学习改造自己,劳动也很积极,他曾对人说:“能够和人民群众一起劳动、生活,我觉得很光荣,实在是感恩不尽。” 自1959年12月4日特赦了第一批伪满战犯起,又于1960年11月28日、1961年12月25日、1963年4月9日、1964年12月28日、1966年4月16日,陆续将伪满战犯予以释放。“文革”期间停顿了几年,到1975年3月19日,伪满战犯全部处理完毕。 1959年12月4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大会,第一个得到特赦证书的是溥仪,其他9名国内战犯也先后领到了特赦书。在分组的讨论会上,溥仪痛哭流涕地总结了他前半生的罪恶历史,并发出自问:“谁让我走向了犯罪的道路?是封建王朝,是自己企图借洋人势力复辟封建制度,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让我懂得了人生的道理。今后我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周总理对日伪战犯采取的教育改造、感化的基本方针,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远见和博大胸襟。同时对他们的生活也非常关心。他在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关于日伪战犯供给标准请示报告上批示:对将级和相当于将级的文职官员给予小灶待遇;对校级及大致相等的伪满文职官员应给予中灶待遇;对尉级以下人员为大灶待遇。指示还强调让他们吃好、学习好,以利于改造。 溥杰被特赦回京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接见了他。而后,他在日本的妻子和女儿来京探望,也是周总理安排的(此事还专门编辑拍了一集电影)。溥杰后来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溥杰的书法很有特色,曾为一些名胜古迹和场馆题词,如曹雪芹纪念馆等。他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一定的声誉。铁的事实证明,我们党的教育改造罪犯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成功的。对这批日伪战犯,经过我们党和政府的教育改造,不仅使那些杀人成性的日本战犯大多被改造为和平战士,而且倚仗日本卖国求荣的伪满皇帝溥仪等人,也改造成为新人。溥仪从1959年12月被首批特赦之后直到1967年10月病逝,在他的后半生,为人民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许多国际友人交口称赞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改造政策。他们说,能把一个卖国求荣的封建皇帝改造成为一位普通劳动者,这简直是人间奇迹。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
原文2002年11月12日 发表于中国法院网 浏览:1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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