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北京:相遇紫禁城的西式皇帝和中式洋人 　　 　　对于一个进京的外国人来说，紫禁城和皇帝都是一个抽象的神秘符号，无缘靠近也就无从解密。1912年溥仪逊位，民国建立。在《清史优待条件》的支撑下，紫禁城里仍然蜷缩着一个小朝廷，一个辫子的世界。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是一个幸运的外国人。他不仅看到了这个神秘的符号，还走近它，用6年时间对满清的帝制进行了解读，尽管他的解读不算字正腔圆，有点儿平仄不分，近些年来，史学界在庄士敦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The 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中发现了不少史实性的错误。但毕竟他是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收看并记录中国皇室与皇城，这个绵延了几千年的“连续剧”的最后一集。 　　 　　一个不幸的末代皇帝和一个幸运的英国官员在神秘的皇城里相遇，这次相遇所带来的碰撞可想而知。在溥仪的回忆里，从1919年到1924年，也就是庄士敦执教紫禁城的这段时间里，这位欧洲绅士对于他的意义早就超越了教与学的范畴。庄士敦是可以指点人生的长辈，可以倾诉心事的朋友，是他和外面世界联系的纽带，这种近似于父子的感情，是溥仪和他的生父醇亲王之间从来没有过的。 　　 　　从1921年开始，也就是溥仪从师庄士敦的第三年，这位末路君主在紫禁城的小小范围内开展了许多新的尝试，这些改革都直接或间接与庄士敦有关。先是故宫里响起了电话铃声，天子史无前例地配了眼镜。1922年，“新派”学究胡适诚惶诚恐地候在神武门外等着见驾，这次电话召见就是庄士敦穿针引线的。1923年，紫禁城里的一千多名太监在排队出宫，与中国帝制一样长的太监制度被取消。张旺胡同北面，豆腐池胡同的娘娘庙里就曾经是这些太监离开紫禁城之后的容身之所，据当地居民讲，解放初，还有三五位“公公”在庙里潦倒。按庄士敦自己的说法是，他经常同溥仪讨论太监制度，“溥仪了解到西方世界把它视为野蛮的行径”。 　　 　　有趣的是，当溥仪醉心于西方文化，忙着订做西装的时候，庄士敦却披着御赐的貂皮褂照相留念。庄士敦很快就理解了，故宫的神秘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那些繁琐的礼节。这位主张君主立宪倡导者开始不厌其烦地描述溥仪和婉容那次金碧辉煌又旷日持久的婚礼，他应邀参加并且乐在其中。据说从张旺胡同迁出后，他在地安门内的第二个居所里四处贴满了“赏坐二人肩舆”、“赐头品顶戴”等等红底黑字的“赏赐”，每日在皇城文化的怀抱中生活起居。 　　 　　之后的许多年里，西式的皇帝和中式的洋人都颇受非议，溥仪成了战犯，庄士敦也被英国同事诟病，认为他就算是没有背叛祖国，也至少是崇“中”媚“中”。如果抛开当时的政治背景，溥仪和庄士敦相互影响本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对于“圈龙”溥仪来说，他感受到了皇室的软弱与不安，但紫禁城的高墙大门阻隔了他的视线，他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又找不到突破口。庄士敦带来的京城内外，乃至国际的信息，为他展开了一个信息世界。 　　 　　至于庄士敦本人，虽然当时欧美对中国文化总有点儿俯视的意味，就文明来讲，他们自命是后来居上，但文化却不可以分高低优劣。庄士敦来到中国后，作为一个个体走入北京，接近传统文化的核心，面对洞开的神武门，他所不了解的召唤他置身其中，沉迷其中，这也是人之常情，不难理解。 　　 　　庄士敦晚年回国后买了一座小岛，在岛上升起满洲旗，整天在住宅里把玩溥仪御赐给他的古玩。溥仪也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记下了他和庄士敦这段师生情谊。也许是因为溥仪的特殊身份，这一段文化碰撞始终被当成纯粹的政治题目来解答，没有得出全面的答案。 　　 　　地理发现:二环里湮灭无可考的洋帝师故地 　　 　　挤过地安门大街的人流车流，站在“浓妆”的鼓楼和“素面”的钟楼之间。曾经由清宫銮仪卫负责的“暮鼓晨钟”沉默80年了，钟楼鼓楼不过是帝都遗迹中的一个点，单是这“只言片语”的一个点，却已经让人浮想联翩了。1919年年初，英国人庄士敦坐着汽车，经过钟鼓楼，沿旧鼓楼大街拐进张旺胡同，张旺胡同是这个“中国通”在北京的第一所住宅，也是他靠近紫禁城，走近逊帝溥仪的出发点。 　　 　　在《紫禁城的黄昏》中，庄士敦极尽所能地记录了一个没落王朝的最后岁月，对于他自己的住所却涉及甚少，只知道他从威海卫卸任进京，先在北京饭店里落脚，之后由内务府选定吉日，搬进了安定门内的一所宽敞的宅院。相关资料记载，这所宅院就在张旺胡同。 　　 　　张旺胡同的“进化”过程 　　 　　走进张旺胡同，青砖墙、碎砖墙、红砖墙、水泥墙上嵌着朱漆大门、铁皮门、防盗门，门上排列着黯淡的木邮筒，鲜明的报筒，不同的材质代表不同的时期，解放以后的各个阶段都在胡同两边的墙壁上留下痕迹。“生于斯，老于斯”的居民们见证了张旺胡同这六七十年来的“进化”。据他们回忆，解放前胡同路北有三四处像样的四合院。经过了“文革”和地震的前后冲击，现在只剩下15号和19号留得“依稀旧貌”。记者向他们问起末代皇帝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其中一两位说有印象，只听说他在这里住过几年，具体哪个院子就说不清了。 　　 　　19号院等待“验明正身” 　　 　　19号院的门前还留着两棵老槐树，权作为大宅门的身份证明，广亮门楼里两个石鼓雕刻精细，保存完好，为了方便居民出入，门槛被锯掉了，褪尽颜色的大门自此空悬着。院内，水泥墙上满是粉笔涂鸦，地震后才盖起的众多小房把几间倒座房遮得“风雨不透”，正房、东西厢房勉强露出些“眉目”。居民们说，房梁房柱用的都是进口木材，一百多年过去了仍然坚固，只是不服北京的水土，裂了几道小口子而已。 　　 　　住在西边耳房里的老人讲，这里曾经有三四进院子。解放以后，前后隔开了，后门开在国旺胡同里。在国旺胡同里找到了房主的后人李先生，他的父亲曾经在民国政府任职，解甲归田后买了这处房产，1940年他生在这个院子里。民国时，也就在庄士敦出入紫禁城的年代的事情，他只是耳闻，听说这个院子早些的主人是一位在旗的汉人，是清末的海关官员，捞了不少实惠，盖了这样一座堂皇的大院子。庄士敦住在张旺胡同的时间，大概是1919年之后的三四年，这院里仍住着官员的后人，内务府居然安排“洋大人”和中国家庭合住，可能性不大。 　　 　　15号院还是疑云重重 　　 　　出了19号院向东百步，到了张旺胡同15号院，“文革”后期，过去的门楼被改建成了一间小房，如今进院只能走一扇开在墙上的小门。顺着各色砖块拼凑起来的墙转了个弯，眼前开朗了一些。回廊被“围营”到室内后，要进西跨院要低头穿过一座门道，门道上残存着鱼鳞般的红漆，用手一摸，一片片落下来。在门道的柱子上贴着小小一张水粉画，画的就是西跨院的老房。艺术省略了现实中的许多杂物，画中的院子显得宁静祥和，这里的居民说这个院子以前就是这样。民国时，这个院子只有一进，西边有个花园，西跨院是书房，这样的布局和规模对于庄士敦来说都还合适。 　　 　　庄士敦在京有过四个住所，为了进宫方便，1924年前后，他从张旺胡同迁出，搬到了地安门内景山附近。此外，他还住过紫禁城御花园和颐和园，在妙峰山下有一处避暑用的别墅。 　　 　　在张旺胡同15号第二进院子的屋檐下找到了一盏民国式样的电灯，记忆中有张旧照片里身穿溥仪赏赐貂皮褂的庄士敦身后也有同样的一盏灯，一时间觉得峰回路转了，故居的具体位置也许就此能确定下来。可现在屋主说，这间正房是上世纪30年代后期才建的，用的材料远不如前院的房子。至于这老式电灯，是她和老伴前些年才装的。 　　 　　庄士敦曾给过溥仪不少新思路，戴眼镜，装电话，开汽车，打网球，离开紫禁城以后他仍然喜欢穿西装。如果张旺胡同15号院果然是当年庄士敦住过的地方，又为何在这个院子里没有找到任何“新思路”的痕迹，也没人听说过这位在北京出名的苏格兰人？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原文2004年3月31日 发表于《新京报》  浏览：1180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4/5 16:1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