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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重理旧事
溥仪所在的“北洋组”,组稿和审稿的范围是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前后有十六七年时间。众所周知,这是一段令人头疼的历史:从宣统皇帝退居“小朝廷”,而“大朝廷”的主宰者也像那走马灯上的匆匆过客,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以及段祺瑞与皖系、吴佩孚与直系、张作霖与奉系、孙传芳与五省联军,还有他们之间的轮番混战、残杀……对溥仪来说,这倒是一段很熟悉的往事。想当年紫禁城里那个名誉皇帝,曾为了大清的复辟事业,仔细研究过走马灯的转动法,并与其中的许多重要人物发生过种种联系。今天“重理旧事”,还是有脉络可寻的。 曾任伪满“外交大臣”的谢介石,在20年代后期曾给溥仪的管家写过两封信,以便“代达圣上”。当时溥仪身为天津日本租界内“张园”的寓公,却每天接待很多人的“叩拜”,收到大批信件、电报。这位复辟心切的被贬旧君,关心军阀混战中的每一细节,当然是为着有一日能乱中取利。谢介石的两封信向溥仪报告了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交战中的进展态势。 第一封信是寄给堂郎中、佟济煦(字揖先)的,信中写道:“揖先仁兄:执事刻接北京电报,吴佩孚军已于昨日占领郑州(北京电报亦有不实之时,此事真伪明日即可证实)。毕庶澄所统鲁军兵舰,由小站南方上陆,孙岳十分惊惶,速派第七混成旅长耿锡金率三千兵赴小站应敌。乞代奏为叩。” [堂郎中:即溥仪的“小朝廷”内管总务。] 第二封信是寄给溥仪的身边近臣胡嗣瑷(字琴初)的,信中写道:“济南二十四日来电,李景林军二十三日下午八时,前队至青县,左翼占领深县。北京电,国民军二十三日在京畿警备司令部会议,决定将现在马厂一带之国民军,全部撤至杨村附近,即在该处设防。此举因恐奉军亦进攻天津,中断其退路。右两电乞代奏,或令金宝善上闻亦可。手颂琴初仁兄大人道安。” 现在,这段向往复辟的历史已成陈迹,然而那时代和环境留给他的印象是深刻的。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熟悉历史固然方便,但并不能因此消除工作的全部难度。溥仪参与的组稿工作就是一项很不容易的抢救性工作。北洋时期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虽有幸存但已不多,且都七八十岁了,身体不好,动笔写作很困难。加之这些人接受党的教育和影响较少,封建意识深厚,思想保守,顾虑重重,不可能轻而易举打开局面。在这方面溥仪做了不少工作,有些人士掌握重要资料却不愿写出,经溥仪说服终于拿起了笔。比如曾参与张勋复辟,后又为张作霖手下重要将领的苏锡麟,起初不肯动笔,后来听说溥仪希望他写出在张勋复辟中的经历,遂写出《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一文,很快就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刊出了。审稿方面,溥仪分担晚清宫廷部分的稿件,内容涉及皇帝、后妃、太监以及王公贵族的政治活动及生活情形。溥仪认真提供审稿意见,并逐篇写出内容概要的备查卡片,发挥了自己特殊经历的作用。 杜聿明等6位专员也和溥仪一样,他们在军事组,一方面积极撰写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亲身经历,提供了许多一向不为人所知的重要史料;另一方面参与有关国民党军事史料的征集、核阅和初步整理工作,从而更广泛地运用他们的经历,为搜罗近代历史资料服务。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文史专员们写出几十万字的资料,成绩斐然可观。溥仪遵照申伯纯副主任的安排,把主要精力投在长篇自传《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写作与修改上,并陆续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29辑和第39辑上,以《复辟的形形色色》、《我怎样当上伪满“执政”的》和《我第三次做皇帝》为题,先行发表了书中部分章节,反响很好,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首肯。杜聿明写了《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等文章,宋希濂写了《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我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回忆》、《我参加“讨伐”十九路军战役的回忆》、《第五次“围剿”中的朋口战役》等文章,王耀武写了《莱芜蒋军被歼记》等文章。他们几位根据个人所掌握的情况估计,连续写下去,三年五载怕也写不完。其余几位专员也力所能及地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如杨伯涛写了《蒋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攻纪要》,郑庭笈写了《国民党军队屠杀广州暴动群众目击记》,周振强写了《“四·一二”事变点滴》等文章,这些文章也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了。他们还有许多熟人、过去的同事,感到自己在提供组稿线索、核阅和整理稿件方面,也有许多事情可做。在迄今保存着的当年的审稿单上,仍能看到他们留下的字体工整的审读意见。 经过一番实践,特别是周总理又几次接见并谈话以后,专员们的心踏实了,对工作树立了饱满的信心。他们说:“这样的文史工作,过去拿枪杆子的也能干啊!”“将来还可能成为专家呢!” 大凡六七十岁的东北人还能记得,在伪满的反动年代里,收音机里常常播出《今上起居恭记》之类的“放送词”。那是专门颂扬“康德皇帝”溥仪的,把他描写成工作勤恳、生活简朴、性情美好的完人。1936年2月,为了“庆祝”溥仪的生日,伪满《盛京时报》又登出一篇阿谀文章,其中有段话专写溥仪埋头政务,真够“伟大”的了:“上每晨起,即御缉熙楼西便殿,裁览章奏。九时后,接见臣工或外国人士。常迟至下午一二时始进午膳。膳毕,略事休息,御植秀轩,有敕裁事件,随时裁决,一无留滞。臣下因事请见,亦随时召入,几务余暇,则浏览书报,间打网球或躬课园役,浇种花木。晚膳后必静坐一二时,复勤披览,每至夜分。楼曰勤民,室曰无逸,皆上所钦定,勤政之意,于兹可见。上召见臣下,从容温语,常脱略如家人。且多命坐,俾得尽情陈奏,置有日记册子,遇言可采择者,亲以铅笔记入,以备遗忘。近臣每有谏奏,率皆虚怀听纳,手自批答,一无所忤。” 然而,这连篇的鬼话有谁相信呢?莫论当时的东北人民,就连文章的起草者也明知是胡诌。溥仪后来回忆说,那时每天不到中午是绝不起床的,而且“裁览章奏”,一向是坐在马桶上,不是坐在办公桌前。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啊! 作为60年代的文史工作者,溥仪对工作的认真和负责,却是有案可查的。董益三先生1963年12月31日日记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记述,在这个公历新年即将来临的“除夕日”的白天,他暗自观察了办公室内每位专员的动态,并认真笔录下来:“今日是1963年的最后一天了,昨日已把有时间性的工作赶完,今日我自己轻松地把革命时期文稿抽看了几部分,顺便整理了一些,主要是抽出其中的人物卡片。上午休息的时候,老郑向我提出:目录打印太多了,装订成一本则太厚,如果分别装订,是否把主要内容也附进去?我考虑可以分装三大册:清末、辛亥、北洋三个时期订为一册,国民党时期订为一册,金融业、工商业、交通运输业、文教、社会生活和人物订为一册,等明年大体计算一下数字后再决定。下午,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早溜回家了。第一是老郑(庭笈),其次是老李(以劻),第三是宋(希濂),第四是杜(聿明),第五是廖(耀湘),第六是范(汉杰)、罗(历戎),第七是杨(伯涛),第八是溥杰,最后是我,5点15分退。溥仪在食堂吃饭,饭后才回家。”这段记述真实地反映了溥仪等文史专员当年的业务工作,同时也能看出溥仪埋头本职工作的实干精神,一直做到全年最后一刻。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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