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走进专员办公室 　　 　　 　　1960年2月16日到1961年2月下旬，溥仪在植物园整整工作了一年时间。在此期间，他对植物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亲昵地称之为“第二个家”。他说：“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孙所长、金所长以及管教科李福生等同志为我的改造操碎了心，他们是我的亲人，管理所是我的第一个家，植物园则是我的第二个家。”他认为，在植物园的一年中，最大的收获是初步实践了总理提出的四个观点。 　　 　　当溥仪即将结束一年植物园生活时，他全面地总结了自己的思想发展进程。其题目是《我在北京植物园一年来的劳动锻炼和几个观点的初步实践》。总结是这样开头的：“回顾在植物园的一年生活，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有进步，有收获。当然，也存在不少缺点。现在加以总结，对我今后的思想改造是有教益的。来植物园之前，周总理亲切地接见第一批特赦人员，恳切地勉励我们，要求我们要牢固确立四个观点，即民族立场(爱国主义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现在，我高兴地看到，自己经历了上述观点的初步实践。我认为，植物园为我建立和确立这些观点，提供了最好的环境……” 　　 　　1961年年初，第二批特赦人员正在崇内旅馆集中学习，溥杰也住在那儿，溥仪常去看他，从而结识了与溥杰同时获赦的沈醉等新朋友。春节前夕，北京市民政局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为两批特赦在京人员举行盛大宴会。这次宴会上已经透露出对劳动满一年的首批特赦人员将另行安排工作的消息。 　　 　　[沈醉：病逝于1996年3月18日，终年82岁，逝世前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1984年6月，经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定，他被认定属原国民党起义人员，撤销1960年特赦通知书。] 　　 　　溥仪刚特赦时的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因为获得新生而满心欢喜，另一方面想到前途又忧心忡忡。人民政府已经把他从罪犯改造成为合格的公民，他想用这后半生报答“再生父母”的大恩大德。可又一想，自己一向只会消费不会生产，现在能做什么呢? 　　 　　1960年初周恩来接见溥仪，就他的工作安排征询本人意见。在谈话中溥仪的忧虑心情已经流露出来。总理了解他的基础和技能情况，正如溥仪对自己的回顾：数理化“一窍不通”，英文会几句“也忘了”，干工业活儿又是“700度近视”，干农业活样样不会，到伙房又不会烧菜……溥仪无限悔恨地说：“旧社会把我造成一个大废物，只知道坐吃享乐。”现在，身无一技之长，何以报效国家?自从溥仪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园一边学习一边劳动，他已下定决心要在植物园度过后半生了，其间种种表现完全能够证明他是确实下了这种决心的。 　　 　　然而，周恩来从那次谈话中引出的结论和溥仪的结论并不一致，总理没把溥仪看成“废物”。当谈到溥仪写回忆录的情况时，总理若有所思地对他说：“你的记性还不错!”溥仪似乎并不懂得这一句平常话所包含的意义，然而在总理那深邃而博大的头脑中，已经打上重重的烙印。从而，一种已被历史验证是完全正确的安排，开始孕育、成熟。“记性还不错”，对于溥仪那曾有过关系到国家、民族与整个社会的重要经历的人物，这一点很珍贵，可以秉笔直书，撰写亲历见闻，遗万世后人以第一手的历史真迹啊! 　　 　　溥仪到植物园以后真的制订了“三年计划”，也打算要“从头学习数、理、化”的。杜聿明、宋希濂等前国民党的将军们也做了充分打算，要把后半生留在郊区劳动。他们中间也有的人具体问题多一些，这些人的猜测也绝不超越如下范围：也许能重新安排在市内某家公园，当个大门看守或是扫扫庭院，这当然也是很大的照顾了。可是，谁人曾料：日理万机的总理也曾分神研究这些人员的基础和能力，并早已为他们选择了一条既有事可为、又力所能及的为人民服务的光荣出路! 　　 　　那年春节的正月初四，中共中央统战部设宴招待留京的两批特赦人员。李维汉、徐冰和薛子正、童小鹏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宴会。宴会前，李维汉部长根据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决定，宣布了对溥仪、杜聿明等7名首批特赦人员的工作安排，全部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待遇由劳动期间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费60元提高到100元。 　　 　　据沈醉回忆，溥仪当时很激动，当场向主持宴会的几位领导人表示了他出自内心的感激，并一再说这一安排和待遇，实在出乎意料。因为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般人的工资收入只有几十元，还要负担孩子们的生活，而100元的工资比国家17级干部还多一点点。副部长徐冰听了溥仪的话之后对他说：“你们这些人过去都是享受惯了的，今天当然不能让你们过和从前一样的生活，但也不能让你们过一般人的生活，而是让你们能在新中国过上中等以上水平的生活。如果有特殊需要，你们还可以提出来，也可以考虑临时补贴。” 　　 　　溥仪虽然很高兴，但内心还有自己的想法，他特赦回到北京没有几天，周恩来第一次接见中就谈到了写回忆录的问题，实际已把他和文史工作联系起来了。又过去三四天，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全国政协秘书长徐冰与溥仪谈话时，也嘱他与政协内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常联系，把亲见、亲闻和亲历的史实写出来，留给后人，总结历史教训。直到此前不久周恩来单独接见他和二弟溥杰时，已经透露了工作安排将有变动的信息，溥仪当即表示在北京植物园这一时期的工作和生活都很顺心，他希望能在这里干下去。当李维汉宣布了新的工作安排、而他本人也表了态以后，还曾向北京市民政局提出要求，希望能允许他在全国政协按编制领取工资，而本人仍留在北京植物园参加劳动。虽然他的这项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破例允许他每周可以抽出一天时间到植物园劳动，他满意了。其他几位同事对于这样优厚的安排，也都出乎意料，他们真有喜出望外之感了。 　　 　　第二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干部及刚刚宣布任职的专员，与中央文史馆的馆员举行联席座谈会，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副主席陈毅和李维汉、陈叔通两位常务副主席，都出席了会议。溥仪在会上又遇见了一年前以“前大清翰林院编修”身分向他呈递“请安”折子的陈云诰，那时溥仪很生气，竟把陈先生撵出门去，不久却在北海公园的书法展览会上，看到了陈先生写的称颂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楷书对联，看法已经有所转变，而这次气氛更加不同了，一个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一个是中央文史馆馆员，两人握手言欢。 　　 　　10天以后，尽人皆知的宣统皇帝和一批蒋介石手下最亲信的司令长官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等7人，一起走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办公室，时为1961年3月初。 　　 　　专员办公室，那是青砖黑瓦、坐北朝南带顶柱和走廊的一套正房，坐落在全国政协大院即清朝顺承郡王府的东院——一个环境幽雅的小四合院里。室内有办公桌、卷柜、沙发、茶几等一切必备的工作室用品，溥仪恰与杜聿明坐对面桌，从明亮的玻璃窗望去便是幽静的庭院、粗大的树木、石板铺成的小路、别致的房檐雨搭以及那下面的古色古香的月亮门。 　　 　　溥仪深知这座王府的历史，它是努尔哈赤之子礼烈亲王代善的孙子——第一代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的府邸，这位郡王也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爷之一。到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将领徐树铮、汤玉麟都在这里住过，后来成为西北边防总司令部的办公处，再以后又被张作霖购得，成为东北军的“帅府”，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先后在此统兵。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政协机关坐落于此，而成为政协干部的溥仪又走进了这个院落。当然，这已不是昔日的王爷府邸，也不是称霸一方的军阀司令部，在里面工作的人更不是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了。 　　 　　[“铁帽子”王爷： 清朝顺治定鼎北京后，发展清初的封爵制度，选封努尔哈赤的八个儿子和孙子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爷，意即代代都有王位继承人，他们是睿忠亲王多尔衮、礼烈亲王代善、郑献亲王济尔哈朗、豫通亲王多铎、肃武亲王豪格、庄亲王舒尔哈齐、代善之子克勤郡王岳托、代善之孙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到清朝晚期，又陆续新封了四位“铁帽子”王爷，即怡贤亲王允祥、恭忠亲王奕訢、醇贤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是在1959年4月间成立的。当时，正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开会期间，周恩来召集委员中60岁以上的老人座谈，建议大家“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不久，全国政协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协以及将近400个市、县政协，先后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或文史资料工作组，开始征集、整理、编写文史资料的工作。这种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撰写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形成的文史资料，是有事实根据的“活资料”，可以补充书刊文献之不足，为历史研究、教学部门和各有关方面所重视。 　　 　　在全国政协内，除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时还有学习委员会和联络委员会，前者则是规模上最大的。不过，直到溥仪等7人报到为止，在这个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为主任委员的委员会内，负责具体领导工作的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开始时在委员会之下只设一个西北军史料组，1961年以后增添了新的力量，又设置了国民党军事史料组和北洋军阀史料组等。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常委、前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邓斐为军事组组长，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和周振强等6人都是该组成员。溥仪则参加了以全国政协常委阎宝航为组长(继由革命老干部廖华接任)、武志平和张述孔为副组长的“北洋”组的工作。 　　 　　[申伯纯：病逝于1979年7月13日，终年81岁，当时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顾问。]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下设文史办公室，米暂臣为主任，姜可夫为副主任兼《文史资料选辑》总编辑。这本《选辑》在当时还是“内部发行”的，原罗隆基的秘书王述曾、原张治中的秘书万枚子、蔡锷之子蔡端、名记者彭子冈等都是它的编辑，溥仪等专员们也参与审稿工作。 　　 　　彭子冈曾撰文忆述当年她与溥仪一起工作时融洽相处的情景：“当我1960年开始在全国政协编辑文史资料的时候，溥仪是我们委员会里的专员。我们经常一处开会，空时也常一起聊天。他见面总是‘彭大姐’、‘彭大姐’的，十分和气。记得有一回同在机关食堂吃中饭，我向他问起当年在故宫中生活的感想。溥仪并没有直接回答，只告诉我一件事——为了在宫廷大院中可以骑车驰奔，畅通无阻，他命太监把几个宫门的木头门槛都给锯掉了，因此遭到了太后的申斥。我问他是否穿着龙袍马褂骑车，他说下午给我看一张照片。后来，我在他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诸位集体使用的专员办公室中，看到这样一张背景是宫廷的小照——溥仪斜倚着一辆自行车，他头戴鸭舌帽，身穿浅色西装衣裤，白皮鞋，浅色高统袜直穿到膝盖下……我当时心想：评价溥仪这一生，是领导上和史学家们的事；如仅从为骑车而锯断宫门门槛和敢于拍便装小照这两个行动来看，溥仪还真有点实用主义和反抗精神。这两个行动与我当年的那个遐想，算是吻合到一块去了。” 　　 　　分配工作以后，随之而来又有了新问题，因为溥仪和杜聿明等人都没有乐而忘忧。他们想，全国政协可不是个简单的部门，建国之初连中央人民政府、国家领导人和各项国家大法，都是在政协的大会上产生的呢!能在政协机关工作并且给予“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的名义，都感到喜出望外。可是，这些著名人物的个人历史也是无人不晓，免不了受到周围同事们的歧视，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怎么办?再说，溥仪当了多年傀儡皇帝，自己执笔写文章的事并不多；杜聿明、宋希濂等人虽然指挥过千军万马，可这三寸笔杆也还没有好好摆弄过，现在老之将至，又要去打这文房四宝的交道，能行吗?怕干不长吧? 　　 　　他们怀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实践是最能教育人、说服人的，他们的顾虑最终被实践打消了。因为实践中根本就没有歧视二字，他们7人中间无论谁，连一句风凉话也没有听到。而实际感受到的，是政府的关怀、人民的爱护、集体的温暖和工作的乐趣。 　　 　　杜聿明先生讲述当时的心情说，刚分配工作时，溥仪和他自己都有“戒心”，怕受“白眼”。其实这完全是“多余”。在还不到一年时间里，周恩来几次接见他们，统战部和政协的领导更常常来到他们中间促膝相谈。杜聿明说，当时一看到领导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早把什么“担心”、“戒心”一古脑地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溥仪等人当时还只是一般的文史资料专员，可是，组织特意安排他们和政协委员一起参加政协直属小组的学习活动。这个直属学习组系由建国初期的学习座谈会演变而来，到60年代初已形成东城和西城两个分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自愿报名参加，要来便来，不来也可告假，人称“神仙会”。溥仪等专员参加的西城组原有15人，由王克俊和于树德任组长，每逢周二或周五的下午集中学习，或讨论，或漫谈，形式自由，气氛轻松。起初，他们还感到不好意思，认为不配和那些在历史上有功劳有贡献的委员们坐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习惯了。政协那时还经常组织学习理论或时事政策的报告会，有时邀请出国访问归来的领导同志谈国外情况和观感，每次也都吸收溥仪等参加。随着认识的提高，他们越发感到理论知识的不足，便主动提出要求，要到社会主义学院去旁听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程，也获得了组织的支持。 　　 　　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内，副主任委员申伯纯等老同志，和溥仪等人一块学习中国近代历史。在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学习中，他们主动批判自己的反动经历，抒发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感情，在认识上切切实实地提高了一步。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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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2/26 14:2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