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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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纪念园__溥仪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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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的后半生》

王庆祥

  四家族大团聚
  
  
  统治中国达300年的爱新觉罗家族,在北京仍保持着庞大的体系,因此溥仪的亲属相当多。溥仪在1960年8月18日给族侄毓嵣的信中,这样谈到他在安排工作前两个月内访亲会友的“盛况”:“我在去年12月9日回到北京,我和七叔、几个妹夫、妹妹、任四弟、俭六弟、嶦、嵂等侄子都见了面。每天不是他们找我,就是我去看别人,确是忙得不亦乐乎!”
  
  溥仪回到北京当天就往东城区西扬威胡同去探望了当时惟一在世的长辈、被人称为“涛贝勒”的七叔载涛。“涛贝勒”是醇亲王奕譞的第七子,溥仪的亲叔叔。他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五月初三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奉慈禧之命,过继给奕譞的堂兄——贝勒衔固山贝子奕谟为嗣。载涛在奕谟贝勒府生活了整整5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突然又接到慈禧懿旨,再命将载涛过继给奕谟的堂弟多罗锤端郡王奕詥为嗣,降袭贝勒。载涛3岁时就被晋封为公爵,溥仪继位后,20岁的载涛由监国摄政王载沣授予郡王衔,出任军咨府大臣和禁卫军训练大臣,实际掌握了统率陆军的大权。辛亥革命以后,载涛深居简出,当了几十年优闲自在的寓公。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因祖国200万满族同胞的信赖而被选为人大代表,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马政(有关军马培训的行政管理工作)建设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载沣:病逝于1951年2月3日,终年68岁。周恩来说过,新中国成立后,如果不是他已经瘫痪在床,本来是要请他出来,安排他担任一定工作的。]
  
  阔别多年的侄儿溥仪来到了由拥有大套院和15间正房的原“涛贝勒府”马厩改建的七叔家中,载涛已经74岁了,但身板硬朗,声音洪亮有力,见着溥仪非常高兴,叔侄俩亲亲热热地唠了起来。
  
  “你回来了,可以先到各处走走,看看北京,也看看我们这个国家吧!10年之间,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载涛说。
  
  “我一定好好看一看。周总理给我们两个月的时间,也说让我们看看呢!”溥仪说。
  
  “我们爱新觉罗家族,是愈来愈兴旺了。这些年,我只是惦记着你和溥杰。直到大前年见上一面,才放了心……”
  
  是呀,那次在抚顺相见,溥仪第一次叫载涛为“七叔”。这次,溥仪又登门看望七叔,这本身也是爱新觉罗家族兴旺的标志啊!
  
  这时,与载涛有关的两个历史镜头倏然浮现于溥仪的眼前。
  
  那是20年代最后几年中的事情。溥仪给载涛下了一道手谕。因为载涛与溥仪身边的王公大臣们意见相左,而被人向他的侄儿告了状,溥仪满腹愤怒地写道:“载涛不但不以祖宗之事为念,反同诸臣以及载泽、溥伒、宝熙等闹意见。今日所说的话实属目无君上,狂言悖语,伒、熙、煦、杰均在座,无不鄙笑而痛恶之,彼则扬言自若。涛居然大言谓,所有皇上及办事处及北京载泽等之一言一动,彼皆有密探无不知晓。彼今日因受众攻击太甚,故羞恼变怒,而溥伒,恒熙等殊藐视之,溥伒尚与之争论数事……”这字里行间已毫无亲情可言,有的只是皇帝的尊严,家法的严酷和人情的冷漠!
  
  历史的另一个镜头是在溥仪当了伪满“康德皇帝”以后。那时,每年溥仪过生日,即所谓“万寿节”,载涛都要亲率留京的家族代表人物到长春祝寿,每次在长春住十几天,天天到宫中请安。溥仪的贴身随侍、族侄毓嵣回忆当时的场面说:“七爷领着几个亲属到宫中请安,总是在候见室等上一两个钟头才能传见。见面后,高兴了就留他们在宫中聚餐,不高兴则说上几句即下逐客令。在家族宴会上摆着月桂冠牌低度日本名酒,也有绍兴酒、葡萄酒、香槟酒等,但只见叔叔频频地向溥仪敬酒,溥仪是从来不向任何人敬酒的。吃完饭,溥仪来了兴致,便命在座者写对联,或让画家溥伒当场作画。有时命侍从拿出从北京故宫盗运出来的珍贵手卷观赏评论。腻了,便逐客说:‘下去休息吧!’到了溥仪生日那天,他高坐于宝座之上,由七叔载涛领头,向溥仪献上如意,再行三拜九叩之礼。直到溥仪发话:‘起来吧!’才敢起身。”
  
  毓嵣还记得那次七爷犯了“君前失礼”之过而受到溥仪严厉斥责的事儿。有一天,载涛在伪满宫廷内的西花园中散步,偏巧赶上“康德皇帝”也来此溜弯儿。路遇皇上是要就地磕头的,可是,这里连泥带土,实在不雅。于是载涛连忙躲起,想逃开溥仪的眼睛了事。不料早已进入年轻君王的视野之中,还哪里逃得脱?只听传来大声斥问:“那是什么人?不下跪!”一旁的随侍提醒他乃是皇叔。溥仪立时沉下脸来大吼一声:“家法何在!”载涛一听连腿也软了,赶忙跪了下去,捣蒜似地把头磕碰在花园的泥土之上。
  
  当溥仪带着惭愧的心情把自己从回忆拉到现实的时候,七叔载涛正喜滋滋地逐一向侄儿讲述家族成员的新生活。溥仪不仅亲耳听到了家族的变化,也亲眼看到了和自己一样获得新生的这个家族的兴旺景象。
  
  溥仪也与两位七婶见了面。载涛先后娶了四位夫人,嫡配夫人姜婉贞出自广东名门世家,富于文采,又擅绘扇面,溥仪1922年大婚时负责照料内廷,是最先把婉容接下“凤舆”者,她已于1949年去世。继配夫人周梦云是收房的“涛贝勒府”的丫环,性格怪癖,脾气暴躁,他们在50年代离了婚。二继配金孝兰也是收房的丫头,人很拘谨,只在家中管理内务,人称“内务夫人”。三继配王乃文出身艺人,在30年代与载涛结婚时才20岁,两人在京剧演唱和表演方面有共同爱好。溥仪这时见到的两位七婶便是金孝兰和王乃文,他恭敬而亲切地称呼她们为“七婶”,还在七叔家吃了一顿象征家族团圆的玉米面菜团子。
  
  溥仪看到了正忙着兴办街道托儿所的二妹韫和,这位从小在妈妈、太监和仆妇侍候下长大的“二格格”,一直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连玩都要人陪着,今天居然也走上了为社会服务的工作岗位,这真使溥仪惊叹不已。
  
  二妹告诉大哥说,1958年街道上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兴办社会服务事业的时候,她报了名,被分配去办托儿所。二妹从家拿来了方桌、木凳、小人书等,那时,她已40多岁了。头一天去上班,竟和小孩子第一天上学时一样新鲜和胆怯。二妹领着3个孩子去景山公园,一进门,孩子们撒腿就跑,一个朝东,一个朝西,可把她吓坏了。
  
  慢慢地,二妹熟悉了自己的工作。因白手起家,第一次发工资只有10元。可她却激动得不得了,因为在世上活了40多年,这是第一次为人民服务,第一次拿到自己用劳动换来的钱!
  
  以后二妹又调到碾儿胡同一个大些的幼儿园工作,并当了那里的负责人。这个幼儿园最多时有六七十个孩子。为了减轻家长负担,她和阿姨们给日托的孩子煮粥、洗衣、洗澡、刷鞋。他们的家长多是工人,每天起早贪黑地为国家工作着。接触得多了,二妹感到他们朴实、可亲,也感到自己过去生活的空虚和可鄙。于是,她更爱这份平凡的工作了。
  
  三妹韫颖也向溥仪叙说了她参加工作以来的欢欣和喜悦之情。她在1956年就被安排到东四区政协工作。当时是因为章士钊老先生从《满宫残照记》一书中看到韫颖给溥仪写的许多信,很感兴趣,想见见这个人,遂由七叔载涛把韫颖领到章宅,章老亲自动手帮助韫颖写了一份自传,并代呈毛泽东,很快便由周恩来给安排到东四区政协,就此成为一名国家干部,负责发寄学习通知等工作。同一年,经钱昌照夫人沈性元介绍,韫颖加入了民革。由于她的文艺天赋,还在政府京剧组排过戏、登过台呢!在东城区俱乐部演过《四郎探母》、《凤还巢》和《大登殿》,梅兰芳之子梅葆玖、马连良之女马小曼以及程砚秋的司鼓白登云等都来看过她的演出,并指导她提高技艺。
  
  [韫颖:病逝于1992年12月16日,终年79岁,当时担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民革成员。]
  
  二妹、三妹的话勾起了溥仪的回忆。
  
  “二格格”和“三格格”都是溥仪同父同母的胞妹,从小就向大哥撒娇惯了的。溥仪到天津后,开始没有带她们,三天两头她们就捎信到天津去,使用大哥为她们起的英文名字,娇气十足地写道:“玛莉(二格格)、丽丽(三格格)太想皇上、主子(对皇后的称呼)了。”“主子快多多地给玛莉、丽丽写信才成呢,因为老没写了,现在又有很多的家庭故事了。”“皇上、主子怎么没给玛莉、丽丽画画呀,上回玛莉、丽丽给皇上、主子写的可太多了。”“主子千万赏一封回信成不成呀?玛莉天天盼着呀!”不久,溥仪便把他们接到身边。那时的生活也确像二妹所说,非常空虚,“照方吃几剂药”或“喝一杯黄酒”呀,听听戏、讨讨赏,或是溥仪领着到美国驻津领事家中喝几杯茶呀,等等,总是觉得“一天一天地闷得要哭”。
  
  以后溥仪去长春也一同带了她们。去长春前,她们都已由溥仪作主出嫁了。“二格格”嫁给清朝遗老、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她也曾随同丈夫去英国伦敦留学,并到过日本东京。但是回到长春后,也只能如同当时介绍皇室近况的文章所写“住在宫内府附近,经常出入于宫中和两陛下(指皇帝和皇后)谈话,在西花园中优游……”“三格格”嫁给皇后婉容的弟弟郭布罗·润麒。丈夫在日本留学期间,她陪同一起住了6年。回到长春后,她倒有时候在所谓上流的妇人集会中抛头露面,不过,那绝不是发挥才干的地方。她擅长文艺,钢琴也弹得很好。但也只能在当皇帝的大哥访问日本之际,于家中弹奏一曲《满洲国皇帝陛下奉迎歌》。
  
  [郑广元:病逝于1995年,当时担任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
  
  溥仪还记得,二妹和三妹少时也是聪明上进的孩子。溥杰赴日本学习军事,二妹就悄悄与三妹商量,想到日本学医,请溥仪向父亲说情,学医是为着治好祖母刘佳氏的腰疼病。原来她们的嫡祖母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死时慈禧来吊唁,那天正下着雨,祖母刘佳氏跪在雨中等了很长时间,从而留下腰疼病根。可是父亲坚决不准她们学医,这位在处理国家大政方面一向优柔寡断的摄政王,对待女儿的前途却是毅然决然,毫无回旋余地。他打电话给溥仪说:我不能让她们走,她们走了,我就活不成了。”在这位王爷看来,身为公主的人怎么可以学这学那,伺候别人哪!正是封建帝王家害了二妹、三妹,使她们感到一生无所长。现在好了,她们都能为社会做点儿事了!
  
  二妹夫郑广元当上北京市邮政局基建处的土木工程师。三妹夫润麒自从1957年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回来以后,在东城区政协学习了一段时间,又到北京编译社任日文翻译。这位曾在伪满任过高等军事学校中校战术教官和溥仪的侍从武官的旧军人,对自己的新生活非常满意。晚上还常常把一些好学的青年领回家来,教他们练习日语发音……
  
  溥仪也看到了为家族亲属所同情的四妹韫娴。伪满时,四妹也跟溥仪到了长春。溥仪把她许配给清朝蒙古都统贵福的孙子。谁知订婚不久,她的公公——伪满第一任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因为在一次首长会议上发牢骚抱怨日本人,结果被关东军逮捕砍了头,吉冈安直便逼溥仪退掉了这门亲事。之后,溥仪又把四妹许配给和溥杰一起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赵国圻,赵毕业后任伪满军官。伪满垮台后,四妹夫妇没有跟随溥仪向大栗子沟逃窜。后来赵国圻离开大陆到台湾去了,这些年四妹独自带着儿女苦熬岁月。新中国成立后四妹参加了工作,在故宫明清档案部得到一份临时工作,开始过上安定的生活,只是怀念海外的亲人。
  
  五妹韫馨的变化尤使溥仪兴奋。她是随溥仪到长春的最小的女孩儿。大哥也很喜欢她,让她在宫中温书习礼,吟诗弹琴。她20岁那年,溥仪把她许配给当时任伪满第五军管区参谋的万嘉熙中尉。万嘉熙是清朝遗臣、在张勋复辟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万绳栻的长子,媒人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板垣征四郎。他们举行婚礼的时候,溥仪特遣敕使向新郎新娘“恩赐”“敕语”和手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溥仪怎么也想象不出那样娇惯的“五格格”,竟当上了天巨隆饭馆的服务员,前几年“端盘子”,现在当了会计,管收款下账了。而且,干得很出色,差不多年年得红旗,家中四壁都挂上了。五妹夫老万也是北京编译社的日文翻译,作为留日多年的人,胜任本职工作当然轻松自如。
  
  在溥仪的几个妹妹中,六妹韫娱是比较幸运的。溥仪到东北去的时候她还小,没有跟着,和父亲载沣一起住在天津。她自幼喜欢绘事,专攻清代著名画家恽南田的没骨花卉的传统技法,作品独具风格。1945年,经七叔载涛介绍与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画家王爱兰结婚。说来王爱兰也是皇族呢!他本姓完颜氏,系金代皇帝金世宗的27世孙。他的11世祖曾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立下汗马功劳,以后历代祖先都在清朝作官,与皇室结下许多姻亲关系。王爱兰继承父业,专事养兰、绘兰,成为名副其实的“兰王”。六妹夫妇切磋画艺,志同道合,生活美满,与跟随溥仪的几个姊妹相比高出一筹。新中国成立后,六妹夫妇都被聘为中国画院的画师,他们的作品常常参加国内外的美展,受到艺术界的好评。当溥仪来到六妹家中,感到惊奇的并不止于六妹夫妇的卓越艺术成就,更看到了小画家王昭,六妹的这个儿子把自己11岁时的作品《戴冠鹤》送给大舅留念。这幅画曾由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选送马里展览。
  
  [韫娱:病逝于1982年。]
  
  [王爱兰:病逝于90年代。]
  
  溥仪最小的弟弟(四弟)溥任和最小的妹妹(七妹)韫欢都没跟他到东北去,在他当伪满皇帝的那些年一直随着父亲载沣在天津读书。他俩以及四妹、五妹、六妹都是载沣的侧福晋邓佳氏所生,与溥仪是同父异母兄妹。
  
  溥任1934年曾随父亲载沣到长春看望溥仪,只住了一个多月就返回天津了。1947年开始,利用醇王府闲置的空房办起私立竞业小学,溥任当校长,载沣为董事长,至1956年由政府接办,校舍捐给国家,溥任从此成为国家教工。他有旧学根底,能书能画,又会做诗。溥仪特赦时,四弟在西板桥小学当校长,今已在革命的洪流中毅然摆脱了“帝王家”的旧思想和精神枷锁,开始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
  
  七妹韫欢1931年与溥仪分别时才10岁,也是兄妹中间惟一未去东北看望过大哥的,两人感情最淡漠,新中国成立前虽然也过了20多年“金枝玉叶”的生活,但较早参加了社会工作,起初是在四哥溥任创办的竞业学校里代课,继而与人合作,自筹资金办起“坚志女子职业学校”,从1950年起当上崇文区精忠庙小学教师,其间敢于向封建势力挑战,干出两件轰动全城的事情。一件是父亲去世后,她率先提出男女平等,经法院调解分得载沣的一份遗产;另一件是新婚姻法颁布后,她与恋爱结婚的丈夫乔宏志双双骑自行车去登记,并与其他老师一道举行集体婚礼,被誉为“解放型的格格”。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做出了成绩,成为精忠庙小学教导主任,还当上崇文区政协委员。
  
  [乔宏志:病逝于1960年4月14日,终年41岁。]
  
  溥仪特赦回到北京,韫欢对大哥还怀有怨恨之情,以工作忙为由,未去车站相迎。不久,听说周总理接见溥仪等11名获赦战犯,知道他们已经改造好了,才有了替大哥高兴的想法,又打听到他住在崇内旅馆,离她上班的学校很近,很想去看看,却又有些犹疑。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溥仪全家,这对兄妹才重新见面,相隔近40年以后,谁也认不出谁了。总理发现了这个情况,风趣地说:“这真叫大水淹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还是让我来介绍你们兄妹认识一下吧!”溥仪与韫欢这才握手相认。当韫欢平生第一次叫溥仪“大哥”时,溥仪激动得老泪纵横。韫欢向记者叙述当时的情况说,她大哥本来就不大机敏,在这巨大兴奋的冲击下,那模样更让人觉得好笑。临别竟又忘记了这位七妹,像对待政协工作人员一般与韫欢握手道“谢谢”,经人提醒,才忽然明白过来。
  
  溥仪特赦之初,因为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缘故,与溥俭的接触最多,溥俭自12月9日那天与“五格格”韫馨等把溥仪接回家中以后,又多次与溥仪一起上街,在天安门、民族文化宫等许多地方照相留念。溥俭系道光第五子惇亲王奕誴的孙子(奕誴第三子载澜之第六子),1932年被溥仪召到长春,编入军事训练班,当过护军,后来长期在溥仪身边伺候。伪满垮台后辗转逃难期间仍不忘溥仪的嘱托,把谭玉龄的骨灰从长春运回北京存放,又把李玉琴带到天津安顿在溥修家里,帮助溥仪处理了最挂念的两件事情。后来,他在北京义利食品厂找到一份凭劳动养活自己的工作,还成为厂工会的活跃分子,生活得很充实。妻子叶逎勤就是伪满年代经常奉命入宫陪伴谭玉龄和李玉琴的“贵妇人”,现在当上了售货员。
  
  溥仪回到北京的当天,去车站接他的亲属中还有一位溥佳,他是载涛的次子,曾在紫禁城毓庆宫给溥仪伴读英文,继随溥仪在伪满任宫内府头等侍卫官,1932年被溥仪派往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后因故奉溥仪命中途退学。返回伪满后当了几年简任二等伪宫内府侍卫处长,伪满垮台前因抽大烟被溥仪赶走,返回北京闲居,后来赴内蒙古投奔姐姐和姐夫,新中国成立后就地参加工作,任自治区政协参事室参事。
  
  六叔载洵的女儿金蕊禅,也就是清末曾任海军部大臣兼弼德院顾问大臣的“洵贝勒府”的格格,而今参加了街道工作,还当上了主任,她丈夫便是著名说唱演员、中央广播说唱团团长白凤鸣。
  
  溥仪特赦后,几个跟随多年的侄子也来看他了。
  
  毓嵒,这个白胖胖的小个子还总张着大嘴笑。溥仪称呼这位清朝亲王的后人为“小瑞”,那是因为他的字称“严瑞”,他是道光皇帝第五子和硕惇勤亲王奕誴的曾孙。由于他对溥仪一向忠心耿耿,深得溥仪信任。伪满期间每天晚上给溥仪注射荷尔蒙的便是他,后来溥仪在伯力拘留期间,还立毓嵒为嗣,让他当了自己的继承人。
  
  毓嶦和毓嵂哥俩都是清朝恭亲王溥伟的儿子。溥伟自辛亥革命后,为复辟清朝而奔波至死,1936年临终前向溥仪提出,希望身后爵位由毓嶦承袭,溥仪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把恭亲王奕訢所遗白虹刀、咸丰皇帝密谕和大阅御用紫宝石黄丝腰带等三件祖传宝物仍然赐予毓嶦收藏,宣布由他袭爵,从此他成为第三代恭亲王,人称“小恭王”。溥仪还把他召到伪满内廷读书,原拟把他和另外几个“内廷学生”一起送到日本学习军事,以培植羽翼,后来情况变化,未能派出,遂把他们一起留在身边侍候起居。毓嶦大头大耳,非常聪明、机灵,能文能诗,又写得一手好字。念起书来像个老学究朗朗上口,溥仪也很喜爱他的才华。他就是《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所说的小固,溥仪这样叫他,是因为他的字称“君固”。毓嶦也感念溥仪的培养,并以继承其父的“中兴大清”为终身志愿,到了苏联还写过述志诗以示不忘。毓嵂当年也是伪宫“内廷学生”之一,伪满垮台后辗转流离,其间照顾过溥仪的“福贵人”李玉琴,最终回到北京,到溥仪特赦时他已自学当上兽医师了。
  
  这几个人都是跟溥仪到东北,毓嵒和毓嶦又因被溥仪选中而跟到伯力,跟到抚顺,直到1957年春节前夕获释才和溥仪最后分手,并返回北京参加了工作。溥仪见到他们自然很高兴。他在写给毓嵣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嶦、李国雄都在小汤山苗圃那里工作(北京市昌平区北乌房村小汤山苗圃第八生产队),他们大约每月回来住两三天。他们都很健康。”
  
  毓嵣系道光皇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的曾孙,1932年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后,把他召到长春,先入军事训练班学习,继当护军,自1936年调入“内廷学生”班读书,为赴日留学作准备,后来情况变化,溥仪又送他到伪满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两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溥仪又把他调回身边伺候起居,直到伪满垮台,随溥仪被俘拘押于苏联伯力,1950年引渡回国,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与溥仪一同关押改造,直到1957年免予起诉释放,安置在吉林市满族中学工作。
  
  在溥仪致小秀的信中流露出他对这几名追随多年的“宫廷学生”真诚的想念之情。他觉得自己曾经污染了几个族侄的历史,衷心希望看到他们进步和幸福。接下去的一段更可以表现他对这几位亲属的记挂和希望。溥仪写道:“我的家族和我见了面,就是我的嵣侄还没有见面,而且一直也没有相互通信,这是我最大的缺欠和遗憾,也是最不痛快的事。非常想你,见字后盼望速来信,告诉我你的近况,别让我心里着急啦!我衷心祝你在劳动中,在学习、工作中取得成就,争取成为一个光荣的红旗手。要坚决地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荣事业中,树立越来越大的成就,任何工作岗位、任何劳动都光荣,都是为人民服务。”
  
  与毓崇的见面也令溥仪特别兴奋。毓崇是道光皇帝长子隐郡王奕纬的曾孙,其父溥伦宣统年间曾任资政院总裁,民国以后在溥仪的“小朝廷”中负责办理与民国政府之间礼仪和交涉方面的事情,还当上了民国政府的参政院院长。毓崇1912年“奉旨入宫”伴读。溥仪赏给他“头品顶戴”,准其“在紫禁城内骑马”,继随溥仪到天津,在“行在”办事处“值班”。后又跟溥仪到了长春,先给溥仪当侍卫官,又当近侍处理事官(承应科长)兼掌礼处理事官。伪满垮台后毓崇辗转于1947年回到长春,靠卖破烂打发时光,状如乞丐。1957年前后以父辈世交关系在著名文物收藏家张伯驹私宅任传达员,至1958年被正式录用为北海画舫斋工作人员,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曾来此垂钓,与之谈诗论书。
  
  [毓崇:病逝于1965年11月13日。]
  
  溥仪还前往无量大人胡同看望了“瀛贝勒”的两个儿子溥伒和溥僴。瀛贝勒即载瀛,是道光皇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的第四子。到本世纪初王府因“怂恿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而获罪洋人,慈禧被迫加以惩治,府内5个受了爵位的儿子中的3个被夺了爵位,一个死得早,仅存载瀛一人,遂成为王府最后一代继承人。这位擅长画鸟的画家王爷,最终葬送了一座封建王府,却培育了一个艺术之家,他的4个儿子在这一领域内全成大器,溥伒和溥僴就是其中的两位。
  
  溥伒,字雪斋,溥仪在紫禁城内当“关门皇帝”时曾让他出任“御前行走”,参与“清查大内字画”。伪满成立后,每逢溥仪诞辰,他一定前往东北祝寿。新中国成立后,雪斋生活颇惬意,被推举为北京古琴研究会会员、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市美协副主席、北京书法研究社社长、北京中国画院名誉画师和北京市音协理事等职,还当选为市政协委员。周恩来曾用自己的专车送他回家,朱德也曾多次与之相邀谈艺。
  
  [溥伒:在1966年8月被迫出走,下落不明,当时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溥僴,字毅斋,“小朝廷”时期溥仪曾派他“在御前行走”、“在乾清门行走”,伪满时期又派他担任“清东陵办事处长官”,后因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压愤而辞职,仅靠出售家私度日。新中国成立后,先安排在“新国画研究会”,继应聘为北京中国画院画师。
  
  溥仪尚未回到北京,溥仲已经得到消息,曾向七叔载涛打听“大哥”的归期,他们很快就见了面。溥仲的曾祖父惠亲王绵愉是道光皇帝的胞弟,其父载润在溥仪的小朝廷中做过事,例如张勋复辟失败以后,大总统徐世昌从天津来,清室拟派员到车站迎接,但别人都怕遭冷遇,载润去了,而且处理得很妥善。又如溥仪出宫后,一时人心惶惶,载润临危受命,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并任清室首席代表。溥仪当年对他这一段工作非常满意,曾亲派使臣从天津到北京,为载润的50岁生日“赐寿”,还题写了一幅亲笔对联:“宗英重寄留京钥,世泽长话受印图”,横批是“磐石徽猷”。新中国成立后,载润已入古稀之龄,政府还是安排他当上了北京市文史馆馆员。溥仪特赦后亲往东四八条看望这位叔辈,载润在言谈中流露出对新社会的欣喜和感激之情。溥仲本人在伪满年代曾奉父命数次前往长春给溥仪拜寿,但因父亲对伪满有看法,不准他留在伪满做事,才在西交民巷私营金城银行北平分行内找到一份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公私合营转为人民银行职员。溥仪见到他时,他已是东城区政协委员了。
  
  溥仪特赦后在家族中见到的惟一大学教授便是启功先生,他是雍正皇帝第五子弘昼的后裔,从其曾祖父溥良起便放弃了世袭的爵位,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点翰林而入仕。启功因其父年轻去世,幼时家贫,刻苦研读古书,学习绘画、书法,以其深厚的学养而于1956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虽然过去与溥仪很少联系,但还是在溥仪特赦后与他一起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吃了一顿饭,溥伒和溥仲等也临席了。其时启功已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处境并不惬意。
  
  与溥仪在历史上联系较多的亲属是溥修,他也是惇亲王奕誴的孙子。溥仪出关后,留在天津的房产和财物就交给溥修保管,后来“福贵人”李玉琴也由溥修收留,在他家一住7年。溥修在50年代也被政府安排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并被推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遗憾的是在溥仪特赦前不久去世了,他的女儿毓灵筠见到了溥仪,那时她是街道夜校的教员。
  
  [溥修:病逝于1959年,当时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在此期间,溥仪还高兴地见到了也属于爱新觉罗家族的朝气蓬勃的下一代。其中有北京女子摩托车比赛中的冠军获得者,有登山队的队长,有医生、护士、教师和汽车司机等等,还有正在读书的共青团员、红领巾……特别是当溥仪与家族中的共产党员、一位曾当过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并在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中立过功勋的侄女金霭珧会面时,不觉肃然起敬。溥仪感慨万端地对金霭珧说:“你是中国人民最可爱的人,而你的大爷在历史上曾是中国人民最可恨的人,和你根本不能相比。今后,大爷要向侄女学习!”
  
  溥仪由霭珧想起另一个皇家女儿,那就是清朝肃亲王的第十四女金璧辉,原名显玗。当她五六岁时被过继给肃亲王在搞所谓“满蒙独立”活动中结识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于是她又有了“川岛芳子”的名字。渐渐长大以后,她认贼作父,像个幽灵似地来往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刺探中国的政治、军事情报,成为国际上臭名昭著的女间谍。有人曾这样描述这个身穿男装的女魔:“改扮男装后的川岛芳子,使用的语言也都是男人的语言。她时而脚穿长筒靴,手执金马鞭,趾高气扬地出入于司令部;时而戎装革履,跨着战马,装腔作势地奔赴战场。有时见她一身戎装返回私邸,但转瞬之间又见她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地漫步街头。”在日寇发动的沈阳“九·一八”事变、上海“一·二八”事变和卢沟桥“七·七”事变过程中,她都参与了刺探军情的罪恶叛国活动。
  
  溥仪更不会忘记,正是这个女妖在他到东北以后,又奉日本军部之命,连哄带骗地把皇后婉容接到旅顺。据溥仪的侍卫官长工藤忠回忆,这个数度卖身的女人还怀着要当“皇帝的宠妃”的野心呢!当时的日伪报纸、杂志、电影、广播却把这样一个卑鄙的女人捧上了天,不是称她为“男装丽人”,便是把她描绘成“巾帼英雄”,更有人给她加上了“谜的女杰”绰号。1947年3月26日的报纸上登出一条题为《金璧辉在平伏法》的短讯:“(北平二十五日中央社电)金逆璧辉今晨六时在平冀第一监狱刑场伏法,一枪毙命。”
  
  同是皇家女儿,在两种世界里成长,竟是如此迥殊,溥仪不免感慨万分。他深深感受到了家族的变化,社会在改造他这个皇帝的同时也改造了整个末代皇族。当然,不会是每个爱新觉罗家族成员都变得那么好,都对新社会那么热爱,都生活得那么甜美。
  
  1960年的春节期间,在四弟溥任家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位比溥仪岁数还大的本家侄儿,刚见面就诚惶诚恐地口称“皇上”,“扑通”一声跪地叩头,向他“大礼参拜”。溥仪当时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了,他恼怒地斥责这位侄子说:“解放这么多年了,你这个人怎么封建思想还原封不动?还这样崇拜封建皇帝,我和你只能是敌对关系了!”
  
  这斩钉截铁的一席话,把跪在地上的侄子搞得狼狈不堪。这位“大清遗老”兼“皇上的侄儿”虽然尴尬得无地自容,却并没有马上起立。溥仪见侄子仍跪拜在地,气得转身就走。四弟一看情势不妙,一把拉住溥仪,为跪着的侄子“打圆场”。侄子也乘机改变口气,对“叔皇”解释说:“咱们虽非君臣,总是叔侄吧!为侄给大叔拜年也是理所应当啊!”说着又磕起头来。溥仪只得抢上一步,把下跪的侄儿拽了起来,严肃地批评了一顿。这位“皇侄”见溥仪真动了气,觉得脸上无光,随即托词溜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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