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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姬 加贴:假如可以重来,安庆会战应该如何打呢? Netor网同纪念(http://cn.netor.com) 就算李秀成兵团与陈玉成兵团众志成城,面对曾九的长围, 是应该占领武汉吗?还是反包围,包围住包围的人? 秦时明月 加贴:打武汉是上策,反包围是中策 Netor网同纪念(http://cn.netor.com) 事实证明,陈玉成军仅仅是逼近武汉,还没有发动进攻时,清廷就已经在急忙调兵遣将,飞调李续宜,舒保,彭玉麟等的部队援鄂,一但陈玉成开设进攻武汉,清廷必然抽调更大兵力救援。虽然曾国藩表面上无动于衷,但武昌如果失守,胡林翼是死路一条(太平军三陷武昌,清廷死了三个湖北巡抚),胡不可能不全力救援(事实也说明他已经开始从安庆城下调兵回救),而除了曾国荃的部队以外,其他参与安庆会战的将领是不好意思对胡林翼见死不救的。(曾国藩的家书是经过曾国藩本人修改后才出版的,有些内容难保不是事后诸葛亮,曾国藩自己早年也曾经在奏折中一再强调过武昌的重要性。就算他真那么沉得住气,万一武昌失守,安庆城下的湘军后路堪虞,他也不能不考虑的。) 另外从李秀成被俘后和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审问对答中,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围魏救赵”一策的真实看法: 赵:十年秋,尔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一闻鲍帅至,不战而退,何耶? 李:兵不足也。 赵:汝兵随处皆是,何云不足? 李: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犹鸟无足,故归图之。 赵:取杭州曷不在赴江西之前,而徒行数千里无功,始改计耶?且尔弟侍王在徽,取浙甚便,而烦辱乎? 李:余算诚不周,先欲救皖,后知皖难救,又闻鄂兵强,故退,抑天意耳。 曾国藩是精明而狡猾的,他虽然无法确知李秀成在1860年秋有机会威胁武昌时为何没有进军,反而一再在江西活动,但他却捕捉到了李秀成不愿意打武昌这个信息,或者说预计到了其“知皖难救,又闻鄂兵强,故退”的可能性。或许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在后来太平实施“围魏救赵”战略时断言,此计虽妙,却未必能够实现吧。 外围调动敌人不成,在安庆城下实施反包围也不失为可行之策,清军曾多次以此化解过太平军的长围,如壬子二年围长沙之役,北伐军围怀庆之役,石达开远征围宝庆之役等等。但反包围必须有强大的兵力,而且需要从不同方向配合夹击,使围城的敌人不能兼顾。当时太平军解安庆之围的人马只有陈玉成一路战斗力较强,洪仁玕林绍璋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黄文金虽有一定实力,但兵力单薄,难以单独和清军抗衡。太平军集中在安庆城下兵力最多时不过三万人左右,甚至还不及围困安庆的清军多,其中还包括不少乌合之众,就凭这点兵力想实施反包围,实在难如登天!后来在作战中陈玉成的精锐部队消耗愈多,尤其是其最精锐的刘枪琳部4000人被全歼,想对安庆城下清军实施反包围就更力不从心了。 当时李秀成部的实力要强大得多,除了原有部队和在江西“新招”的三十万军队外,是年7月归入他部下的石达开旧部二十多万人,更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同时归入李秀成麾下的还有战将七十多员,无论如何其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安庆城下太平军的力量了,如果这样一支部队加入安庆保卫战,那么成功实施反包围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届时曾国荃军想全身而退恐怕都很难。不过这样一来,李秀成和李侍贤在苏浙的根据地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显然李秀成是不希望为了救皖北而使自己的根据地蒙受损失的。 安庆和苏杭对天国而言无疑都很重要,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所以在李秀成与赵烈文的对话中透露的信息十分清楚,他已经放弃了援救安庆,希望以浙江的成功弥补失去皖北的损失了。至于这样的选择得失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浓姬 加贴:李秀成是不是应该和陈玉成碰个头 Netor网同纪念(http://cn.netor.com) 就像在枞阳碰头那样 大家商量一下,打一次会战 是不是李秀成这个人行事曲折,不太有打硬仗的决心。 心 儿 加贴:嗯,1860年东征取得苏福省后,他们是专门碰头讨论过这个问题的 Netor网同纪念(http://cn.netor.com) 但那2次会面显然并不愉快 “江阴、常昭两县为英逆麾下攻取,苏省为忠逆独占,陈逆不嫌,每择繁华市镇,多设一卡,归英逆管”,(《锡金团练始末纪》),“伪忠王统下遇伪英王之兵卒,皆指为野长毛,是以各拥重兵为卫。苟不如是,人财两失,而居县上者亦不敢问。””(《劫余灰录》)。“忠王又广出告谕:本月二十八日,英王将移兵本城。尔等善良之庶民,本无罪孽,若遭荼毒,事尤可哀。故此,自今日至明日晚,应速散去。尔等迟滞,英王兵至,忠王虽爱惜苍生,恐亦不能救汝。遂大开苏州六门,放出百姓。”(《避难记略》)“八月,伪天王弟洪军师到苏,即调停忠、英两酋之误会也,贼中互相猜忌如此”(《劫余灰录》)1860年10月,李秀成称“黄文金统下擅违期限,不先申禀缘故,伪忠王责令回守芜湖。忠逆着慷天燕钱逆(即钱桂仁)代守常昭,限于二十七日交割。伪英王以常昭本为伪英王手下所得,黄老虎虽属犯令,不肯独让,亦拨祥天福侯逆(即侯德隆)前来监守。一应民间事务,钱逆做主,军令口号,侯逆做主。”(《海虞贼乱志》),钱、侯常见有冲突,甚至兵戈几乎相见。1861年5月,李鸿章与曾国藩言李秀成“与狗逆不合,外畏之而中恨之”(《曾国藩全集·家书》)。 牵扯到实际利益的冲突,英忠二王误会已深,虽经二次苏州会议协商,洪仁玕出面调解,洪秀全钦定决策,仍然是貌合神离,各自一心。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再开会也意义不大了,说不定还会使矛盾更加激化。 秦时明月推测,曾国藩从忠王在1860年秋曾有直取武昌的机会却轻易错过中嗅出了忠王不愿出力救皖北的气息,我认为是可以成立的。曾国藩早在1861年初就说“若北岸办得好,能得安庆之贼屠戮殆尽,则四眼狗必深恨忠逆不救北岸,将来必有自相仇杀之日”,可见他早已断定忠王决不会尽力救援安庆,所以才在陈玉成威逼武昌,胡林翼急得吐血时好整以暇。 不能说忠王不想救安庆,但他不愿意为了救安庆而过多折损自己的兵力,更不愿意为了救安庆而影响苏浙根据地的经营。这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后期推行“封地制”所带来的重大弊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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