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翼王坪 　　 　　东捻军在“鄂中屡胜之后，势甚猖獗”。既沉重地打击了清军，影响不断扩大，实力也有所增强。曾国藩惊呼：“捻患日炽，已有石达开、陈玉成当年盛时气焰”。在东捻军东奔西突，南北转战之下，清军只能尾随在后，来回奔逐，不仅战机难寻，彼疲人马，甚至连遭伏击，损兵折将，实在是狼狈不堪。尤其是东捻军“若果渡汉，则湘、蜀皆震，势盖燎原矣”当时的战略态势对东捻军是比较有利的。 　　 　　但是，连续的胜利和实力的增强，并不就意味着东捻军真正把握了战场主动权。因为，它缺乏有远见、有计划的战略布署，它的一切军事行动基本是围绕一个目的----“粮食”而进行的。 　　 　　东捻军自1866年底由山东进军湖北，并三进三出，甚至在被清军追剿败退河南，也不愿按“避兵行”的惯例，驰赴他处，而甘冒“鄂省地势山岭丛杂，贼骑非所便“和清军重兵云集、扼地兜剿的危险，一次次回到湖北。其目的，就是为了在“鄂省就食过冬”。 　　 　　在湖北境内，东捻军一次次的“游弋云梦、应城、旧口、天门”等汉水沿岸地区，屡次攻扑汉水， “图窜巴蜀”，仍然是看中了汉水以西的荆襄地区为“完善之地”，粮多富庶，又无圩赛， “就食”极其方便。 　　 　　后来，1867年6月，时值大旱，湖河尽涸，清军“人马疲甚”，只要发动全力和持久的攻击，强渡汉江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是，东捻军却轻易地放弃了渡江的努力，挥师近入河南。究其原因，仍然是因为粮食的缘故。因为时值初夏， “豫东新麦登场”，所以， “春夏之际，鄂无所掳则入豫”。当时李鸿章等人在奏报都曾提到东捻军之所以放弃强渡汉江的努力，就是因为河南已有粮可食。如李鸿章走 “据谍报言，捻逆因东豫麦熟，亟思东窜掠食”；丁宝帧奏 “据逃出难民声称：该逆因鄂省就食始尽，屡思东窜，以图抢割麦禾”。荆襄地区乃至四川、湖南固然富庶，但对捻军而言，毕竟是未曾活动过的生疏地区而且地势不便，汉水亦难以攻越，既然河南、山东已有粮可食，又是“往来熟径，多年活动的老区，理所当然，东捻军要重返中原了。 ‘ 　　 　　东捻军进入河南后，似乎有补充了粮秣，即进入陕西与西捻军会合之意。 “时豫东新麦登场，贼攻破民寨，捆载场麦，浸浸有由浙川、荆子关入陕之意”。但是后来又改变了这个计划，其原因一是“据获贼供称，任赖等逆原议窜陕，因官军赶到，恐西路多山，难以翻越”。二是： “(东捻军首领)俄闻回捻以争利有隙，而张、赖已不相能”。所以不愿前往。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 “晖赖梁山从贼者……甘言山东频年岁捻，东三府比户足食，怵以陕中回乱久，粮乏可虑，不如东行”。身处前敌的李鸿章也声称 “据贼供，赖、李两逆本图窜陕，任逆由晖城梁山寨有土匪勾引，欲赴东就食”。于是，东捻军遂辍入陕之谋， “日夜驰数百里，势如？急”，长驱山东，直捣运防。 　　 　　总之，东捻军从山东千里迢迢奔往湖北，盘旋数月，眷恋不去；放弃强渡汉江之举，回军河南；又辍入陕之谋，千里迢迢窜向山东，是“为粮而来”，又“为粮而去”。 “因粮就食”成为支配和制约他们的一切计划和行动的主要契机，甚至是唯一的因素。就连时任安微巡抚的英翰也看出： “贼匪因地掠食，本无巢穴，惟纷窜于无兵之地，垂涎于完富之区”。虽然言词有侮辱性，但却客观地道出了捻军的活动规律。 　　 　　由于捻军把粮食问题看得重于一切，以致把这一赖以生存的手段当成了生存本身的目的。这样就可能被敌所困，误入绝地，导致严重的恶果。东、西捻军之所以都是因“粮食”而自蹈死地，以致覆亡，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捻军的首领们根本缺乏对战略方针的思考和策划，而且表明后期捻军尽管在客观上仍然对清王朝的统治具有相当的威胁和破坏，但在主观上，捻军首领们几乎已经忘却了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农民战争所应当具有的进步性，而沉沦到“以掳掠为生”的地步。 　　 　　“以掳掠为生”的生存方式以及散漫、纪律败坏等流民意识和无政府倾向，使捻军原先的流寇主义倾向变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单纯的求生图存心理、本身的素质缺陷，以及1864年捻军失去基地后，时刻处于强大敌军追剿的不利形势，这一切使得后期始军在政治上没有提出明确的目标和理想，仅仅以单纯的流窜作战以求自话。由于没有提出适当的政治与经济口号以取得人民的同情、理解与支持，而久经战乱之后，人民迫切需要安定的生活，所以后期捻军严重缺乏群众基础，必然会逐渐失去活力而衰微，沉沦为一支“以掳掠为生”的流寇式武装集团。 　　 　　1848年4月，清军各部十余万人先后均达运河面岸的直鲁地区，李鸿章被委以“总统各军”。他按“设长围以困之”的计划，作如下布署：北面捷地减河由祟厚和潘鼎新部兴筑长墙，严防西捻军北上和屏障天律；西面引黄河水灌入运河，并沿运河赶筑长墙，由直鲁豫等省防军和民团把守，并派出水师炮船沿河巡逻，南面封锁黄河，并派军把守；东面则严禁渔船出海，防止西捻军渡海而逃。另派战斗力强的清军为“游击之师”，追击西捻军。 　　 　　起初，西捻军对清军的“圈制”是警觉的， “张宗禹以官军均逼运东，图由水浅处急出窜运西”。5月至6月初，曾多次扑渡突围，如5月13日至6月3日的二十天里，就六扑运河和减河防线。可见西捻军很清楚被困制的危险而亟图突围。但是6月3日以后，西捻军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竞一次也没有攻扑清军防线。 　　 　　为什么在已被包围的严重关头，西捻军竟甘置死地而不亟思自拔?对这种反常现象，史学界的传统看法是：张宗禹等等根据长期抗清斗争的经验，认为清军事权不一，河防不足为虑，运东地区富足，而轻敌大意，等等。然而，正是“不足为虑的河防”才制东捻军于死地，也正是“事权不一的清军”消灭了东捻军数万之众；正是因为粮食，东捻军才陷入重围。 “独念东捻前事可鉴，而张逆乃知而蹈之”！显然，这样的解释是不够准确和不全面的。 　　 　　二年来，西捻军转战于河南、陕西、山西、直隶、山东，在强敌的追剿下，常年奔战，终岁无息。东捻军败灭后，其势更孤。他们既无政治目标，又无战略计划，完全是盲目流窜，既无基地，又无饷源，只能以掳掠为生；既无精神感召，又无令人鼓舞的前途可言，被迫作求生图存的斗争。这一切必然不断地消磨酉捻军的斗志和战斗力，产生绝望的心理和严重的离散倾向。例如，有相当一部分首领，象张宗道、邱远才、程二老坎等皆因年事稍长而锐气衰减，已无力打攻坚性的硬仗，不愿再率先冲锋。甚至张宗禹在数次渡运未成后，也发出“走一日即活一日”的悲叹。再如，西捻军自进入运东地区后，与清军大小数十仗，无一仗获胜。尤其是“人心慌乱，思散者日众”，叛降事件不断发生，甚至有数百人，上千人的集体投降。 　　 　　西捻军进入运东地区的初期，由于清朝来不及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 “民无圩寨”，西捻军“就食”非常方便；大部分清军忙于“布置运防，未及穷追痛剿”，这就使清捻双方处于暂时的“半休战”状态。因此，在几次攻扑运防而未成功之后，西捻军首领们在绝望心理的支配下，索性暂时放弃了强攻运防的努力。因为他们“恐渡河不成，反携众志也”。 　　 　　西捻军留恋运东地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海丰县的沿海处可以搞到鸦片。 “捻中大小头目均吸洋姻，实以烟土为性命，以前各处掳获不少，近迭据擒贼供称，屡挫之后，辎重尽抛，烟土亦多遗失，逆酋设法购求，……每有海舶土人，下？盐枭勾串渔利。由天津贩土至埕子海口，伯候逆踪窜至，银土互易，故近来捻众每十余日必至埕子盘扰一次接引烟土……，弟查办贼以断绝粮略为要义，此贼吸烟人多，即张总愚每日需洋烟二两，无粮尚可忍饥，无烟必至索命，是断烟土视断粮为尤要……庶贼中烟土来路可断，久必自毙”。捻军成员大多嗜食鸦片，尤其是首领们中毒尤深，例如西捻军最后败灭，张宗禹仅率八人突围， “逃至一小庄己上午，(张)暂且下马过瘾”。对“以烟土为性命”的西捻军首领们来说，这个货源充足和可靠的鸦片供应点是极其难得的，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7月份以后，整个局势开始严重了，运河防线的长墙已筑成，因连续下雨，不仅河水猛涨，运防更加难攻；而且道路泥泞，使以骑兵见长的西捻军行动非常困难；在官府的紧催下，运东地区各村庄修筑圩寨，坚壁清野；尤其是李鸿章为进一步限制西捻军的活动，在包围困当中又修筑了马颊河长培，迫使西捻军“不敢再闯济阳以西，若终不久，亦少十数州县窜地”。 　　 　　在运防筑成，清军主力投入追剿后，西捻军屡战屡败，伤亡与叛降不断增多。7月3日临邑一仗失利；7月26日，商河一仗大败；7月31日，在济阳县玉林镇遭清军三面夹攻，精锐折损殆尽。8月4日，在相隔两个月后，西捻军再次于德州桑园一带攻扑运防而被阻。随后，被数路清军遏入马颊河“里圈”，清军分段扼围，步步进退，西捻军已无法逃脱。8月15日，西捻军残部由张宗禹率领作最后一次抢渡运河的挣扎。次日，在冯宫屯的最后一仗中，西捻军全军覆没。 　　 　　西捻军终于重蹈东捻军的复辙，虽然衰微与覆灭的具体进程、时间不尽相同，但其由盛而衰的契机趋势如出一辙。单纯的求生图存的欲望驱使捻军在优势清军的分割包围中寻求就食休整之机，从而构成了不停顿的运动与突围，以求自活。一旦突围不逞，运动终止，捻军势必失去就食休整的物质基础，只能走上末路。这也是一切流寇式的农民起义军的必然归宿，尽管黄巢、李自成的兴亡早已为捻军提供了前车之鉴，但是，后期捻军并不能超越它的时代与农民起义的陈旧模式，而只能重蹈复辙，走完这段奋斗与牺牲的悲剧之路。

原文 发表于《太平天国通史》  浏览：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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