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翼王坪 　　 　　1866年10月中旬，捻军在河南中牟一带最后一次分军，一支由张宗禹邱远才等率领，史称“西捻军”，一支由任柱、赖文光等率领，史称“东捻军”。自此，两军各自作战，再未会合过。 　　 　　关于捻军的分军，文学界历来着重讨论的，就是分为最终东、西捻军的河南中牟分军。我们认为，在讨论中有几个重要议题的结论需要商榷，有必要展开再考察。 　　 　　其一，中牟分军的动因 　　。 　　文学界虽然重视中牟分军，但对之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捻军的频繁分合却采取忽视的态度，达样未免割裂了历史。其实，中牟分军不过是历次分军的继续，而且此后再也未能会合。此外，对分军的动因分析也不够严谨求实。比如，江地在《论后期捻军领争》一文中对捻军的分合只是简单地说：这是捻军“感到孤军作战的困难，分军可以互为犄角，互相声援”所采取的战略。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拟根据史料，展开若干考证与辨析。 　　 　　史料记载，捻军的几次分军，常常是捻军首领之间矛盾和意见不一致的结果。 　　 　　高楼寨战役后，捻军徘徊于黄河以东地区时，宜隶总督刘长佑的奏报中就透露了捻军首领之间的意见分歧： “捻逆意见不合，将分窜行动”。再参照《山东军兴纪略》关于当时捻军首领对进军方向“争言不决”的记载，我们认为，捻军在高楼寨战役后的分军南下，是矛盾和意见分歧的结果。 　　 　　雉河集解围后，捻军之所以分股行动，亦夹杂了矛盾的因素， “涡阳围解，张宗禹整旗于王家洼，五孩(宗禹侄)与任化邦不协，遂分道入豫”。 　　 　　曾国藩也曾根据各种情报，一再谈及捻军首领之间的矛盾以及分军的原因。如曾国藩说： “东西两股向来不协”，“任、张本不和”，“而其彼此猜忌，心力难齐”。李鸿章说： “闻该两逆衅怨已深，势难久合。”刘铭传说， “现张、赖二贼不合，分成两势”。刘长佑说： “(中牟分军是)赖文光、任往股匪因与张逆不睦，仍折而东”。他们都指出捻军首领们的矛盾发生在张宗禹与任柱之队之间。稽之后期捻军的历次分军的史实----都是一分为二，直至最后分为东、西捻军，始终是以张宗禹为一支，任柱、赖文光为另一支，证实了曾、李等人的说法。 　　 　　史实表明，捻军自高楼寨战役后的频繁分军，主要是由首领之间的矛盾所致，这些矛盾发生在张宗禹和任拄、赖文光之间，所以每次分军都是他们之间的分裂。 　　 　　其二，西捻军西进是奉赖文光之命 “往联回众”吗？ 　　 　　赖文光自称，中牟分军是他为改变“独立难支，孤立难久”的困境， “特命张宗禹……前进甘陕，往联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史学界据此立论，以为西捻军不过是赖文光派遣的一支偏师，目的在于“往联回众”，构成东西军事犄角，与清朝争夺北方中国。但是，赖文光这一说法，颇值得怀疑。第一，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史料重复或证明这一说法，第二，细察当时战局，西捻军进入并停留于陕西，不象是主动的和有目的的战略行动。 　　 　　10月下旬，西捻军离开河南许州向西运动，淮军杨鼎勋、刘秉璋两部在背后取道新郑、汜？一路追剿，鲍超一军则由湖北裕州北上迎剿，以阻止西捻军南下湖北，刘松山部则由河南汝州西上堵截。这样，位于豫西的西捻军面临由东、南、东北三个方向压逼而来的湘淮军的追剿。张宗禹被迫继续西行，以摆脱追军，在行进途中，西捻军曾屡次试图北渡黄河，如11月初，西捻军西撤至陕州时，在陕州的太阳渡等外连续数日抢渡黄河，均被防河清军及水师炮船击退，只得继续“由灵宝一带向西窜逸”。在途径灵宝时，又试图在永乐镇一带抢渡黄河， “经防军开炮隔河轰击，贼见官兵防守甚严，渐向西路遁去”。此时，鲍超、刘秉璋、杨鼎熏纷纷追至陕州，堵住西捻军南下湖北和回军东下的去路，只西面“潼关、商雉等处兵无重兵扼守”，“贼知追兵将至，遂绕道渣关以南，闯入陕西之商州一带”。从这段战程可以看出，西捻军入陕，乃是因南下，东返之路被堵，北渡黄河不成，而为摆脱追军的避实就虚之行，并不是赖文光所说的具有既定战略目的的运动。 　　 　　西捻军入陕后，清朝各方奏报均称他们不会在陕久留，不久将“自陕窜出”。如鲍超奏称： “该逆明知秦中无粮可食，不过暂避师，意欲仍由商统折窜湖北就粮”。李鹤年亦说： “抿俘虏供称(西捻军)有由商雉仍回湖北等语”。刘蓉则云：并闻张逆有由鲁山窜扰汉中之说。曾国藩比鲍超情报更加具体，奏称： “据逃出难民声称，贼以陕西无食可觅，意欲由荆子关窜往湖北等语”。如果说，鲍超、曾国藩因不愿率军入陕，而虚捏情报，那么，河南巡抚李鹤年决不负率军入陕剿捻之责，督办陕西军务的刘蓉更是责任重大，他巴不得援军立即入陕， “驱贼出境”，所以不会妄报这一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消息。再从不久以后，东捻军于12月初由山东直扑湖北的行动来看，上述西捻军“恐仍回窜湖北”的情报，决非虚言，刘铭传曾归纳捻军的活动规律是： “每于冬春之际，豫无所掠则入鄂；秋夏之际，鄂无所掠则入豫”。 　　 　　但是，西捻军入陕后，身后的湘谁军主力纷纷以气候不利，后勤困难以及西捻军将由陕西回窜为理由，没有紧随追入。只是驻扎在河南、陕西边界沿线一带。湘军刘松山部在次年3月才入陕，这就暂时造成了一个对西捻军“围而不追”的格局，而且，当时陕西清军力量薄弱，既要防回又要防捻，无法对西捻军进行追剿，这对长年奔战，以“避兵”为生的捻军来说，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机会，自然就暂驻陕西休整，不思“窜出”了。 　　 　　此外，虽然陕西比较贫瘠，但直到次年夏季左宗棠率大军入陕，西捻军一直活动在农业发达，相对富庶的渭河平原地区，这一带又“尚多完善地方”。因此，西捻军的“就食”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西捻军进入陕西后，被清军追剿，退至甘肃的回民军也乘机回到渭河平原。这样，西捻军和回民军既活动在同一地区，各自的敌人又是共同的。这就必然在行动上发生一些合作的关系，(尽管也不乏相互间的仇杀)如回民军交给西捻军军火，有时为酉捻军作向导以及战场上一些缺乏战略预谋的偶然相互配合等等。但是这些并不能证实西捻军就是为了“往联回众”而入陕，也不能证实西捻军主动和回民起义军结成了军事、政治联盟。史实表明，西捻军在西北时没有联合回民起义军建立根据地，离开时也没有联合回民起义军一同东渡黄河。因此，那些以《赖文光自述》为唯一依据，列举一些偶然、零碎的事例，从而得出西捻军进军陕西是具有战略目的结论，是失之不够全面与缜密的。 　　 　　综上所述，捻军的中牟分军，和以前的多次分军一战主要是捻军首领之间矛盾和分裂的结果。西捻军进入、停留陕西只是摆脱追军和清军暂时“围而不追”的“避兵”之举，并非主动的和有目的的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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