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翼王坪 　　 　　1864年11月下旬，捻军张宗禹、任柱、牛洛红、陈大喜、李允等部，与西北太平军余部赖文光、邱远才等，在突破了清军僧格林沁的重围后，会合于湖北枣阳一带。在此以前，捻军因淮北毫蒙基地沦入敌手，被迫流窜河南、山东等地已近一年，西北太平军则在回援天京途中，因闻悉天京失守，而“人心离散”，进退失据。有几个月的时间，捻军和西北太平军余部一直围绕着大别山区盘旋徘徊，在清军的追剿下，连次失利。10月下旬，在安徽霍山县境，捻军和太平军连续鏖战，兵疲将惫，不得休整。数日后，黑石渡一战，太平军再次战败，扶王陈得才绝望自杀，马融和投敌，仅赖文光率数千人突围败退湖北。张宗禹、任柱等则率捻军撤往河南。在僧格林沁所率蒙古骑兵的追击下，捻军和太平军余部面临着严重的危局。在这存亡继绝的关头，捻军和太平军余部的首领们意识到要摆脱和击败强敌生存下去，就必须改变互不相统，各自为阵的局面，整编联合组建统一的兵团。同时，改变作战方法，开创新的战局。枣阳的会合，为他们提供了总结教训、商讨对策和合并、整编的条件。枣阳会合后，捻军和西北太平军余部联合组成了一支新的军队，史称“后期捻军”，也有学者称之为“太平天国新军”。 　　 　　枣阳会合后，捻军的性质和组织形式有所改变。 　　 　　性质上，捻军改变了过去“入则为民，出则为捻”的半军事化状态，转化为职业性的正规化武装集团。且因为皖北基地已被情军牢牢控制，缺乏必要的战略后方。又无意建立新的根据地，只能“以走为业”，以很少停顿的长期流动为生存方式。 　　 　　组织形式上，捻军和与太平军两支友军都改变了过去分散与互不相统的局面，在沿用以往捻军编制的基础上，参照吸收了太平军的某些特点，以太平军的“军法诡谋部勒其众”。在战场指探的层次上，加强了集中统一，表现出后期捻军在临战时动作迅速；指挥灵活，作战勇猛顽强；进退有序等特点，形成了一个严整的战斗整体。这表明后期捻军在正规化程度上有很大的提高 “绝非从前捻匪志在剽掠者可比。” 　　 　　但是，后期捻军与前期一样，尽管具有明显的反清色彩，但却没有提出鲜明的斗争纲领和政治要求。虽然赖文光在《自述》中表达了枣阳会合时“以期复国于指日”的愿望，可这只是说明赖文光个人以及太平军余部企图联合捻军来达到复兴太平天国事业的目的，而这种意图显然没有得到捻军首领们的赞同和支持。目前尚无史料证明后期捻军公开打出太平天国旗号；也没有史料证明捻军提出或实行过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理想和宗教信仰，或其它什么政治纲领，捻军仍然是一支“无大志”， “无自成之心”的，仅以流窜不定的军事活动为生存手段和目的的流寇式武装集团。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清朝大吏们均认为后期捻军声势虽大，难以剿灭，但“不足以乱天下”，“不足以病我也”。他们把后期捻军与太平军相比较，得出结论说： “走而不守贼无民，掠而不储贼无地，既无布置，又无名号，成无谋，特无家，穷寇数千人耳，较之发贼，驽骀也”。这一结论，显然是符合事实的。所以，笔者认为，过去史学界认为捻军与太平军余部合编后，即确定了鲜明的政治斗争纲领， “接替太平天国的未竟事业”的看法是缺乏真实史料依据的拔高论断。 　　 　　与缺乏鲜明的政治斗争纲领相适应的，是后期捻军与前期一样，缺乏长远的战略计划和战略目的。在“无大志”意识的支配下，捻军只以单纯的流动作战的方式与清军周旋，只是在清军紧紧追剿下，才被迫寻找战机，打击追军，以求生存，始终没有抓住在战略意义上的军事主动权，由此而导致了最后的覆灭。 　　 　　高楼寨战役，捻军歼灭了威胁自己生存的强敌，清王朝在此北部中国已经没有一支可以和捻军并雄争锋的军队。湘淮军主力淌停滞在长江之滨，捻军以强盛的骑兵集团，操握了长江以北广阔地区的战场主动权。 　　 　　当时，捻军首领们完全可以乘湘淮军尚未北上，清方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以宏大的战略构想，迅速制定出攻敌要害，继续歼敌，扩大胜利成果，开辟与建设华北基地的战略计划。 　　 　　当时，因为京畿和直隶的清军兵力极其薄弱，“北路屏障，止恃持黄一水”，清廷最害怕的就是捻军渡黄北进，继僧格林沁之后受命剿捻的曾国藩也忧心忡忡地判断： “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为此，清廷急命兵部左侍郎祟厚督带洋枪队赴防济河。曾国藩则急调潘鼎新率淮军十营由海道赶赴天津，刘铭传急速进援山东，防备和牵制捻军渡黄北进。 　　 　　但是，捻军首领们却对当时的进军方向犹豫不决，毫无主张， “王(僧氏)军失利，人心惶骇，获按谍言，贼酋伪沃王牛洛红与张总愚(宗禹)、赖文光、陈大喜纷议，或先陷济南，或北趋直隶，或渡黄河由豫入陕，诸酋争言不决”。 　　 　　由于对进军方向“争言不决”，使捻军在行动上表现出无计划性，他们时而屯兵“曹、单之间，修木城，尽营民寨，……多筑坚垒，以抗宫军”，时而在黄河南岸“沿河窥探，或泅水入河套兹扰”，时而在濮州一带“搜去民船……砍伐树木，排造船筏……畜意北犯”；徘徊于黄河以北、运河之西的鲁西南地但。直到6月下旬，竟分股先后南下，返回皖北基地。 　　 　　捻军返回皖北的目的，是收复蒙、毫一带的捻军基地和扩充实力。但是，此时的皖北已完全丧失了成为捻军基地的条件。清军在1863年重占该地区后，大肆平毁圩寨，收缴武器，加强控制，恢复封建秩序。而且，这里距湘淮军和皖、豫地方军的集结地很近，清军能够迅速集中，包围捻军，果然，在一个多月的雉河集包围战中，虽然捻军攻下了附近的一些村镇、圩寨，但是雉河集(印涡阳县治)却始终未能攻克，在各路清军压境的形势下，捻军被迫放弃收复蒙毫的企图，重新开始流动作战。对捻军首领企图恢复建立根据地的意图和行动，当然不能一概说成是失策，但是在当时，从清捻双方的军事态势来看，捻军正确的战略方针，应该是抓紧有利时机，迅速渡黄北进，避开清军主力，在华北建立基地。可是，捻军先是“争言不决”，行动拖沓，仅对渡黄北进作浅尝辄止的试探，随即竟迎着清军主力，盲目南下。既丧失了战场主动权，也充分表明受“流寇主义”支配的捻军首领们根本缺乏制定正确完善的战略方针的能力。他们无法在战略意义上把握这场战争的主动权。 　　 　　高楼寨战役后捻军首领们对进军方向的“争言不决”和决策的犹豫与失误，还暴露捻军战略指挥机制的严重缺陷。捻军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指挥中枢，没有确立最高统帅。在捻军的整体行动上，缺乏一致性，仍处于分散和各行其是的离心状态。过去，史学界都以《赖文光自述》中“请予领带”这句话为唯一的依据，认定“赖文光是后期捻军的最高统帅。”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第一，从捻军的历史来看，强烈的排他性和不断的分裂是捻军鲜明的组织特征。因为捻军是由“血缘”和“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乡土农民武装，即宗族与同乡的紧密结合，这一特征对捻军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捻军的“旗”或“股”内部，起着强烈的凝聚作用，但在各“旗”或“股”之间，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不仅妨碍了捻军各“旗”之间的团结和联合，还常常导致他们之间的矛盾和争斗。1855年，捻军首领张乐行虽曾以“大汉盟主”的名号统一过捻军各旗，但这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各旗保持相对独立性。而且，它们之间的分裂和仇杀，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1864年后，捻军成为中国北方抗清斗争的孤军。为了共同对敌，生存下去，捻军各旗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联合。又因为捻军被迫离开皖北老家，到处流动作战，并吸收了大量的太平军余部、清军游兵散勇、各地破产农民，成员的复杂与多元，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原来的血缘性和地域性。但是，捻军的首领们以及各部骨干力量仍然保持了以往的特质。例如，枣阳会师没有对捻军的编制加以任何改造，仍然实行宗族和地域结合为基础的五色旗制，各旗仍由原先的首领和骨干力量所控制，人事的更替递补也是按血缘系统进行。如牛洛红阵亡，其部由其子牛遂统领；任柱战沿，所部由其弟任宗三统领；张宗禹部则始终被他的家族成员层层控制。所以，李鸿章谓后期捻军“皆率家族倡行，父兄死而子弟代，若世守家法然”。 　　 　　既然后期捻军的血缘和地缘特性没有改变，各旗的相对独立性和内部的矛盾倾向自然也不可能消除，他们的联合只能是松散的和短暂的，各旗之间的矛盾和分裂则是必然的和经常发生的。赖文光卒率千人与捻军合作，他本人以及太平军余部与捻军既没有血缘、地线的渊源关系，而且实力有限，怎么可能被捻军各部首领拥戴为“最高统帅”？ 　　 　　第二，从史料来看，除《赖文光自述》外，在现已发现的史料里没有任何记载表明赖文光是捻军的最高首领。如果确有其事，史料决不会疏于记载。清王朝对历次农民起义的领袖是十分敏感和重视的，如果赖文光是捻军的最高统帅，各地督抚、钦差大臣的奏报决不会不提及，以《剿平捻匪方略》为证，在谈到捻军活动情况时，都是以“张逆一股”， “任赖一股”， “任逆一股”，称呼捻军各股，没有一处提到或间接透露赖文光是“最高统帅”。 　　 　　相反，倒有不少史料证明赖文光不是捻军的最高首领。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记载： “……皖北肃清，捻势渐微，会粤贼赖文光等股入贼中，诸酋忽分忽合，不相统属”。 　　 　　《淮军平捻记》记捻、太合股时云： “遵逆赖文光与张总愚合，……总愚又合毫捻任柱、牛老洪等”。 　　 　　曾国荃在同治六年二月奏报东捻军情形时称： “此股(东捻)捻匪有北队……南队之分，北队……伪鲁王任拄为渠首，……南队……伪遵王赖文光为渠魁”。可见，赖文光只是东捻军中南队的“首领”。 　　 　　曾国荃的说法是有《淮军乎始记》旁证的： “(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任柱既毙，赋中推赖文光为首，赖逆苦劝群成为任拄报仇，决一死战”。按这个说法，赖文光只是在任柱阵亡后，才被东捻推举接替任柱为东捻军首领。 　　 　　对赖文光不是后期捻军的首领，甚至不是东捻军首领的说法，还有一条“口碑”资料； “东捻军的领袖，不是以赖文光为主，而是以任化邦为主，捻军里绝大部分是蒙城、毫州人，他们都服从任化邦。赖文光所能指挥的，不过几千人的太平军，全是南方人，但始终格格不入。…任化邦死后，其军队大部仍在，等大家把鲁王埋掉，认为没有什么奔头，就散了伙”。 “不应该把赖文光作为捻军最高领袖，实际上应该是张宗禹和任化邦。” 　　 　　以上史科充分证明后期捻军根本不存在什么“最高统帅”；赖文光当然不可能就任这个子虚乌有的“最高统帅”职位。既然后期捻军没有形成一个团结统一的领导核心，各股之间并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以及考虑到以后捻军多次分合，以至最终分军的史实，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后期捻军仍然不能算是一支高度统一、集中的武装集团。正因为如此，后期捻军的首领们没有制定出明确政治斗争纲领，没有提出建立政权的要求，也不可能由此而制定相应的战略计划和指挥各股部队的主要行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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