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少年行-英王陈玉成纪念馆 　　 　　太平天国自天京内讧之后，各战场军事形势迅速恶化，清军又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再困天京。1858年夏秋之交，洪秀全提拔了一批年轻将领，开始对敌实施重点反击，并于同年9月，由前军主将陈玉成、后军主将李秀成两支主力部队协同配合，首先攻破了清军设在浦口的江北大营，打通了天京与江北的通道。清廷为了牵制江北东路太平军的攻势，打通与皖北清军的联系，命湖广总督官文驱策湖北的清军，东犯安徽。清军于9月22日攻陷太湖县城后，便分兵两路：南路由江宁将军都兴阿率领，在长江之杨载福水师配合下，围攻安庆；北路则由湘军悍将，浙江布政使李续宾率军八千，连陷潜山，桐城、舒城，准备进攻庐州（今合肥市）。 　　 　　(一)三河战役的经过 　　舒城东北的三河镇（今属肥西县），是庐州南面的重要屏障，该镇北依大界河（今丰乐河），东临巢湖，是这一带水陆交通的要冲，太平军在这里兴筑城池，广积米粮军火，源源接济庐州、天京，三河周围地势平坦，河港交叉，太平军凭河设险，构筑城墙，又于城外添筑砖垒九座，由吴定规率部驻守，故湘军欲取庐州，必先攻克三河镇。 　　李续宾急切求功，孤军犯险，攻陷舒城后，即于11月3 日率部进抵三河镇外围。李续宾审视形势，决定三路进兵，先破城外九垒：遂派运同丁锐义，副将彭祥瑞等六营的兵力，由西南方向进攻河南大街及老鼠夹一带的砖垒；派副将黄胜日、杨得武等三营，进攻东南迎（银）水庵、水晶庵一带的砖垒；派总兵李续焘等二营进攻西面储家越之垒；李续宾亲率一营和马队为各路策应。11月7日，湘军发起进攻。太平军依托砖垒，顽强抵抗，大量毙伤敌人（清方承认这一战湘军死伤参将萧意文以下千余人）之后，放弃九垒，撤入城内，固守待援。 　　湘军大举入皖，三河镇的太平军守将吴定规等“一日五文”，频频向在江苏六合的陈玉成告急，陈玉成得报后，毅然决定立即回兵西救，并启奏天王洪秀全，调李秀成部同往救援。陈玉成率部经安徽巢县于11月7日赶抵舒县金牛镇一带，当即切断李续宾与舒城县之间的通道。14日李秀成也率部赶到，扎营于庐江县北的白石山一带。陈、李两支大军赶到，连营数十里，号称十万，会同三河镇守军，形成了对李续宾部的反包围态势。 　　在太平军强大援军的威胁之下，李续宾的部将们曾建议退守桐城，但李续宾认为：“贼势虽炽，然我军竭百战之力，连拔其坚城四座，未下者独合肥耳，若复弃之，是九仞之功，亏于一篑也”。于是对部下说：“军事有进无退，当死战！”并决定趁夜袭击金牛镇，冀图侥幸取胜。15日深夜，李续宾派同知金国琛率领七营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袭击金牛镇。 　　陈玉成面对湘军的进袭，决定以一部兵力正面迎敌搦战，另以主力从湘军左翼抄袭敌后路。当天，大雾弥漫，咫尺莫辨，鼓角相闻，敌我难分。陈玉成部主力迅速击溃了湘军的左路，并乘胜前进，抄敌中、右路的退路。这时，湘军中、右路已前出到金牛镇附近，发觉后路被抄截，阵脚大乱，仓皇后撤，正好被从左面和后面包抄过来的太平军将其团团包围在三河镇西南七八里的烟筒（墩）岗、张家坂、郑家坂、蒋家冲一带。这时，驻扎白石山一带的李秀成闻讯赶来，三河镇太平军也自镇内多路出击，陈玉成部见李秀成部前来参战，士气更加高涨，三支太平军从各个方向对湘军发动猛攻，展开了一场英勇的围歼战。 　　李续宾闻大队湘军被围，急忙亲率四个营前往救援，由于太平军围困严密，李续宾虽经数十次冲突，亦无法破围而入，李续宾解围不得，败退回营，传令各营严守墙垒，由于七个营的主要兵力被隔在外，防守营垒的兵力就很单薄，当天全部被太平军所攻破，李续宾也被击毙（一说自缢），太平军便挖河放水，断敌退路，防止其他敌人溃逃。到16日深夜，烟筒岗一带的被围湘军也被全歼。 　　17日，太平军继续围歼负隅顽抗的残敌，至18日深夜，太平军攻下了湘军最后一座营垒，李续宾所部湘军被全歼。 　　陈玉成、李秀成部取得三河大捷之后，乘胜前进，连克舒城、桐城，南路围攻安庆之都兴阿部，闻讯李续宾部三河覆败，也撤围后退太湖，宿松。湘军大举入皖东犯的攻势遂被粉碎。 　　 　　（二）清方奏报将李秀成误作李世贤 　　在三河战役中，太平军究竟哪几支部队参加作战历来说法不一。 　　在太平军方面，记载三河战役的唯一的文件，是《李秀成自述》，其中写道：“陈玉成攻破六合之后，忽言安省告急，黄梅、宿松、太湖、潜山、石牌、桐城、舒城一带，被老中堂统下帅臣李续宾攻破，一日五文前来告急，那陈玉成心无在下，当即扯兵上救，斯时陈玉成起奏天王调我同往，陈玉成先行扯兵上去，我随后而来，直由巢县而进，那时三河复守之将是吴定规所守”。从上可知，太平军参加三河之战的，除三河守将吴定规外，仅有陈玉成、李秀成两支。 　　在湘军方面，最早报告太平军情况的是李续宾。他在遗疏中说：“援贼陈玉成、李世贤等纠捻逆大股十余万来困我军”。这是湘军前线将领的战报，据说是由同知金国琛带出交给李续宾的弟弟李续宜的。三河之战后，官文、胡林翼奏报中所述太平军参战情况，大体是以此为基础的官文在给清廷的奏报中说：“首逆陈玉成率大股自江浦、庐江来援，首逆李侍贤（世贤）复纠集捻逆张落刑（洛行）自庐郡率大股，号称十余万，连夜窜至三河附近之金牛镇一带，连营数十里，包抄大军后路。”后来胡林翼在《查明巡抚衔浙江布政使李续宾三河镇阵亡实迹恳恩加等优恤疏》中，叙述太平军情况时，与上述官文奏报的内容基本相同。这些都是官文、胡林翼根据事后的查核，对援救三河之太平军情况所做的判断。后来，有关湘军的历史著作，如《求阙斋弟子记》、《湘军志》、《湘军记》等在记述三河之战中太平军参战部队时，都以上述奏报为根据，有的文字表述基本都一样。 　　我们如将官文奏报与《李秀成自述》相对照就可看出，双方都肯定陈玉成部参加了三河之战，这是确定无疑的。所不同的是，清方说李世贤部参加了三河之战，而未提李秀成部；《李秀成自述》则说他自己所部参加了，而未提李世贤部，两者孰是孰非呢？如将这个问题弄清除了，太平军哪几支部队参加三河之战也就明确了。 　　关于李秀成参加三河之战，除见于《李秀成自述》外，杜文澜《平定粤寇记略》（1869年出版）即有记载：“贼首陈玉成、李秀成、李侍（世）贤由和州、江浦、六合、庐江等处分道并进，连垒数十里”，此外，王韬在《瓮牖余谈》（1873年出版）中也有记载：“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直捣三河镇，贼众远近大震，洪逆乃调陈、李二酋赴援”；“陈玉成由六合至，率大队踞金牛镇，李逆秀成由巢县来，纠集捻匪驻白石山，贼十万余众，连营相望，烽火亘数十里”，以上两部书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不久即出版的，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他们都肯定李秀成部确实参加了三河之战，与《李秀成自述》是一致的。据此，我们可以认定，李秀成确实参加了三河之战。此点，目前史学界亦无不同看法。剩下的问题是，李世贤部参加了没有？目前史学界也都认为，此时李世贤活动于皖南芜湖，宁国一带，所部并于10月24日攻占了江苏溧水县城，可见未参加三河之战。《李秀成自述》中也未提李世贤参加，也是有力的证明。官文、胡林翼等之所以报称李世贤参与是役，主要是由于当年8月间，李世贤部与陈玉成部一起参加了攻克庐州之战，故以为此时李世贤部仍在江北活动，并将前来救援的李秀成部误认为是李世贤部了。 　　由上来看，我们可以说，参加救援三河的太平军，仅有陈玉成、李秀成部两支主力。 　　 　　（三）庐州守将吴如孝并未参加三河战役 　　在近几十年出版的大多数中国近代史著述和有关太平天国的论著中，在谈到三河战役时，除提到陈玉成、李秀成部参加外，还都列有当时庐州守将吴如孝的名字，如说：“又命庐州守将吴如孝南下狙击舒城方面之敌”，“复命庐州守将吴如孝联合捻军阻击清军”、“同时命庐州守将吴如孝会合捻军南下”，等等。那末，吴如孝果真参加了三河战役了吗？他是怎样参加的？我们从现有的史料中，还没有找到肯定的答案。 　　首先，我们看看三河战役参加者李秀成的记载，《李秀成自述》中就没有提到吴如孝参加了三河战役。这绝不是李秀成的疏漏，因为就在记述三河战役的一段文字中，李秀成明确地提到：“庐郡又是陈玉成派吴如孝把守”，而并未提到命吴如孝从庐州出援三河之事，这就基本排除了疏漏的可能。 　　其次，我们再看清方有关三河战役的记载。在上面已经提到的李续宾的遗疏和官文、胡林翼的多次奏报中，也都没提到吴如孝参加三河之战的事。 　　第三，清代的历史记述，包括杜文澜的《剿平粤匪记略》、王韬的《瓮牖余谈》，夏燮的《粤氛纪事》、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求阙斋弟子记》和《湘军记》以及李滨的《中兴别记》等，都没有关于吴如孝参加三河之战的记载。 　　第四，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近代史著述中，在叙述三河之战时，也都没有提到吴如孝。 　　最早提及吴如孝参加三河之战的，是郭廷以先生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此书成书于三、四十年代之交，1946年初版。书中对于1858年11月7日的史事记载道：“前军主将陈玉成自江苏六合、江浦经安徽巢县、庐江，昼夜兼程进援三河，直趋白石山，金牛镇，抄李续宾军后路，并命吴如孝会同捻众自庐州隔断舒城援军”。这大概是几十年来大多近代史和太平天国史的著述谈到三河之战时都提吴如孝的根源所在。 　　那么，郭廷以《日志》又根据什么呢？他在以上一段文字中提到“吴如孝”之后，加了个夹注，说：“胡林翼等报告谓系李世贤，李秀成供状则作吴如孝，并未提及世贤。又据皖南方面报告，此时世贤当在宁国府一带”。说李世贤没有参加，是可信的。问题是说吴如孝参加了，并说是根据李秀成供状，但没有注明什么版本。我带了这个问题查对了同治三年本《李秀成供状》和现已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其他版本尚未及一一查对），但都没有“命吴如孝会合捻众自庐州隔断舒城援军”之类的内容。因此，我认为郭廷以先生在《日志》中关于吴如孝参加了三河之战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除郭廷以先生外，简又文先生也认为吴如孝参加了三河之战，他说：“胡林翼奏称李世贤与张洛行捻军自庐州来，李世贤当是吴如孝之误。世贤自随同玉成、如孝克庐州，即未见其再留皖北之踪迹，当已返芜湖原防地，主持皖南军事，九月中经太平府攻占溧水，再回皖南攻宁国。考此军来自庐州，有捻众与偕，当为吴如孝无疑。忠王供词所叙三河之役以玉成与己军会师为主要，而未提吴张等自庐州北来，参加战斗，实一时遗漏，但林翼由躬预斯役之败将报告，则确知之，故明言连庐州北来援军及捻军共十余万人。简先生认定吴如孝参加了三河之战的理由，主要是根据胡林翼奏报中所说这支太平军“自庐郡率大股来援”；我们进一步考察，这支部队进驻何地呢？胡林翼奏报中接着说：“连夜窜至三河三十里之金牛镇、白石山一带，连营数十里，包抄大军后路”。我们从《李秀成自述》中得知，驻营金牛镇、白石山一带的正是陈玉成、李秀成的部队。再者胡林翼之所以提到这支队伍，主要是由于它“包抄大军后路”；我们从《李秀成自述》中又了解到，“包三河之后，断李续宾之后路，塞舒城之不通三河李营之救”的，就是陈玉成的部队。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湘军没有弄清“包抄大军后路”的太平军从何而来，并把陈玉成的部队中担负隔断舒城后路的太平军，主观地判断为是从庐州来的，“当为吴如孝无疑”，并进而判断李秀成之所以未提及吴如孝，“实一时遗漏”。但我们知道，李秀成在叙述三河之战时，曾明明提到“那时清军外无来救，三河隔庐郡五、六十里，庐郡又是陈玉成派吴如孝把守”，如果吴如孝果真抵达金牛镇、白石山一带，，李秀成是决不会“遗漏”、弄错的。据此，我认为，简又文先生认为吴如孝参加了三河之战，根据也是不足的。 　　以上是对史料方面的粗浅考察，如果从军事角度看，吴如孝未参加三河之战也是合理的。因为，当时李续宾率湘军入皖的进攻目标就是庐州，作为庐州守将的吴如孝首当其冲，此时他确实不宜擅离庐州；陈玉成命他“守把庐州”，而不命他支援三河，也是正确的。再从军事地理这个角度看，吴如孝果真要参加三河之战，其部队也应该前出到三河镇以北，或三河与舒城之间，这样进可以与陈、李大军形成对李续宾湘军的包围合击之势，退可以阻遏湘军进击庐州之路，而决不应该如胡林翼奏报中所说的，进驻“金牛镇、白石山一带”。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在金牛镇、白石山一带的，不是吴如孝的部队。再则，在三河战役中，双方进行了持续三四天的激战，如果吴如孝部参加了战斗，一定会在战斗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反映出来，但我们无论从《李秀成自述》，或官文、胡林翼的奏报，抑或清方的其他记载中，均看不出有关吴如孝部参加战斗的任何情节和任何反映，这也足以从反面证明，吴如孝部确实没有参加三河之战。 　　根据以上理由，我认为，参加三河之战的太平军，除三河守军外，只有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 　　 　　（四）捻军领袖张乐行是否率捻军参加三河之战 　　在官文、胡林翼、曾国藩关于三河之战的奏报中，都提到了“捻逆张乐行自庐郡率大股来援”，但《李秀成自述》中没有提到张乐行率捻军参加三河之战的事。那末，张乐行到底参加了没有呢？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必须弄清楚这一时期张乐行的活动情况。从《剿平捻匪方略》中关于张乐行等捻军主力活动的记载来看，此时张乐行、龚得树等部，集中活动于皖北怀远、凤阳和临淮关一带，当三河战役紧张进行中时，张乐行等仍在这一带活动。都统胜保此时在皖北负责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他在一份奏报中说：“捻首张落刑（乐行）于九月二十七日（公历11月2日）由凤阳、临淮纠众数万，沿淮窜扰，势极凶猛；二十八日，窜距五河县，分屯南岸之小溪、浮山，意图攻扑盱眙 ”。可见，此时张乐行率捻军主力仍活动于凤阳、临淮一带。他在11月初旬，沿淮河东征，克五河县，并非三河县，兵锋东指盱眙 ，而非南下庐州，所以三河战役时并未前往三河。在这之后，也未见有大队捻军南下的记载。只是在三河大捷后，才有捻军南下的纪载。如胜保11月下旬奏报：“首逆张乐行诡约凤怀捻众，大举南犯，意在沟通粤逆，并股肆扰；龚逆（龚得树）纠合淮北各股捻逆，归并大股，锐意趋扑定远”。胜保在12 月初旬的奏报中讲的更为明确：“查庐城之贼本不过二万余人，自楚军攻克桐舒后，金陵首逆遂将东犯扬、仪、浦、六之贼陆续调来，凡李秀成、陈玉成等著名凶悍首逆，悉在其内，计贼党已有十余万；今捻匪又窜往合夥，如果并力来犯，殊有贼众兵单之虑”。以上两份奏报，都反映在三河大捷之后，捻军才南下与太平军合势，这就从反面证明，在三河之战时，张乐行等并未率领捻军主力南下，不过，当时张乐行已经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两军常常联合作战，在三河之战中，有捻军的小部队参加，这倒完全有可能，但张乐行绝对没有派主力参加。 　　 　　（五）李续宾部湘军的实力与在三河战役中被歼人数 　　李续宾所部湘军，在入皖之前，约共八千余人。入皖之后，连陷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均须留兵守卫，因之，“率之进攻三河者，盖不满五千人”官文奏报也说：“李续宾督带兵勇不过五千人”。官文奏报也说：“李续宾督带兵勇不过五千人”据此可以认为，李续宾所部进攻三河时的兵力，确为五千人左右。 　　在胡林翼的奏报中，先后出现的营的番号，计有：义中、义左、义右、护右、利中、毅中、左仁、凯左、湘后、副右、后仁、湘中、湘右等十三个。按湘军编制，每营定额为五百人，满员时十三个营应有六千五百人，可见经一路作战，各营已不满员，故总数仅五千人。 　　在三河战役中，李续宾部湘军被全歼。那末，湘军究竟死了多少？胡林翼说：“三河桐城之偾事，实亡五千人”。可是，曾国藩说：“此次歼我湘人，迨逾六千”前面说过，李续宾部兵勇共五千人，怎末曾国藩说“迨逾六千”，这是怎末回事呢？我认为，这些数字都是可靠的，关键在于是否把长夫计算在内；上面所说的五千人，是指参加打仗的官兵，不包括长夫。曾国藩所说的阵亡人数是包括长夫在内的；道理也很明显，在作战过程中，即使是长夫，也不可能不被杀。曾国藩在《李续宾死事甚烈功绩最多折》内，前面谈到“李续宾所部，除留防九江及舒桐外，随征不过五千余人”，可是在同一奏折的后面又谈到：“凡湘军员弁兵役，随李续宾死者，近六千人”。在这里，并不是曾国藩的奏稿中前后矛盾，而是曾国藩在前面所说的五千余人，是指打仗的官兵，而后面所说的六千人，是指所有的“员弁兵役”。按照湘军编制，每营编官兵五百人，另编长夫一百八十名，每营实编官兵长夫应为六百八十人。如李续宾进攻三河时，所部十三个营，照例应有官兵长夫八千八百四十人，由于沿途不断减员，到三河时，可能仅有七千余人。因此，即使说阵亡六千或五千人，仍有一、二千人逃脱，这与实际情况是符合的，不存在阵亡大于实际数字的问题。 　　 　　（六）三河大捷的原因及其影响 　　三河之战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一次最漂亮的歼灭战。太平军抓住了湘军李续宾部孤军深入的有利战机，集中了陈、李两支主力，日夜兼程，迅速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之后路，不仅在兵力上形成了优势，而且在军势上使湘军上下为之夺气。再加上李续宾气骄轻敌，在优势的太平军面前冒险出击，从而给太平军提供了分割围歼敌军的良机；最后，各路太平军密切协同，英勇作战，终于全歼了这股顽敌。 　　对于李续宾部的全军覆没，李续宾自己在覆灭之前已有预感，他说：“伏思我军自入皖以来，千里赴援，则力罢矣；连日战胜，则气散矣；沿途分兵，则势孤矣；屡拔坚城，则伤众矣。虽经飞檄调营策应，然缓难济急，而该逆死守伪城，援贼又逼，我劳而贼顾逸，我客而贼反主，我寡而贼甚众，我饥而贼固饱，胜负之机，殊难豫料”。后来，湖北巡抚胡林翼（三河之战时，胡林翼丁忧在籍）作了较全面的分析，他说：“李续宾所部各营，分防九江、湖口、彭泽等处，兵力已属不敷，迨经提师入皖，一月之内，攻克四城，血战力取，每次中伤精锐，已逾千人；又复急援庐州，疾行而颠，兵以屡分而单，气以屡败（胜）而泄，是固兵家之深忌也。破桐城之后，分营留守，以数千之众，用贼之所必争之地，攻此难拔之城，前无牵制贼援之师，后无救应犄角之势，百战之余，覆于一旦，良可痛也”。这些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 　　作为三河大捷的直接战果，是挫败了湘军两路入皖的攻势，李续宾部被全歼之后，围攻安庆的都兴阿部也迫于形势，退回湖北境内。然三河之战的影响远不止此，它大大挫伤了湘军的元气，对稳定西线战局，从而改善天京内讧后的不利军事态势，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我们从湘军头子的一些言论中，就可看到这种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曾国藩在《复刘霞仙》中说：“三河之败，歼我湘人迨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矣为不扬，未知此后尚能少振否”。胡林翼也说：“李续宾既以身殉，而同时阵亡之道员副将以及州县千把，不可胜计，是以变起非常，军气已寒，不仅刻下情形已有不可收拾之势，兼恐伤残太甚，尤非岁月之间所能复振” 　　三河大捷还使湘军的老巢湖南湘乡出现了“处处招魂，家家怨别”的惨象，从而震撼了整个湘军的军心士气。曾国藩说：“鄙邑弁勇，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虽多方抚慰，而较昔日之锋锐，究为减色”事实也确实如此，三河大捷后一年半之内，湘军未敢贸然东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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