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溥仪交往的一页，属于中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篇章，它凝聚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反映了广袤大地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还集中了人民及其领袖的斗争艺术，这是胜利者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成功的艺术。 　　 　　毛泽东郑重提出引渡溥仪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９日，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远东部队总指挥阿·姆·瓦西里耶夫斯基元帅的部下俘获。嗣后他被羁押在位于莫洛科夫卡的赤塔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第３０号收容所内，至同年１１月初，又紧急转移到位于红河子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４５号收容所。对溥仪来说，这是一段沮丧而绝望的日子，但他知道是谁操纵着自己的命运，乃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下旬写信给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信中写道：“承蒙贵国政府宽大为怀，拯救了我的生命，使我得以在苏联安全度日，为此谨向您表示诚挚的感谢。恕我多求：恳请贵国政府允许我在苏联长期居留，我将全心致力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及其它科学的研究……” 　　 　　为了达到长期留居苏联的目的，溥仪甚至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当他被拒绝以后，还颇不理解地提出问题：“共产党中难道连一个皇帝也没有吗？”在苏联，不但共产党中没有皇帝，公民中也没有皇帝，末代沙皇一家人差不多３０年前就被秘密处决了，对这些溥仪似乎毫无所知，他还嘟囔着说：“这太遗憾了！我就可以成为第一个嘛！” 　　 　　斯大林并不曾正面给溥仪复信，却在报上刊出了溥仪那封信的部分内容，并藉以拒绝了中国国民党政府先后于１９４６年３月、８月、１１月、１９４７年９月和１９４８年３月多次要求交还溥仪、“以便对他绳之以法”的照会。斯大林所以这样做，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局正在全面内战中动荡，鹿死谁手尚待观察。 　　 　　实际上，１９４７年９月西方的远东问题专家已经开始散布舆论，认为苏联拒绝引渡溥仪，是准备将来把他送回东北，用于成立倾向于苏联的“缓冲国”，就像日本利用溥仪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当然不愿意失去对溥仪的控制，以“避免美国人和中国人利用溥仪来搞反对苏联的挑拨离间活动”。 　　 　　溥仪对此尚不理解，所以，当收容所所长捷尼索夫在１９４６年年末劝说溥仪直接给毛泽东写信以争取将来获得赦免的时候，竟被溥仪拒绝了。他那时还不相信共产党势必取代国民党，更不相信有一天自己的命运会操在毛泽东的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国内大局已定，毛泽东和周恩来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至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６日访苏期间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等人先后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两国贸易协定问题、中长铁路问题、旅顺大连问题、外蒙古独立问题等进行多次会谈。其间，毛泽东坚决反对以１９４５年８月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与苏联政府签订的条约为基础，同时也反对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当年所搞的牺牲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毛泽东说过，他们对中国的新疆和东北感兴趣，曾提出“不许第三国人进入”这两个地区，要把他们作为独立的势力范围。毛泽东说“我是顶了他们的”。 　　 　　中苏会谈过程中，毛泽东也指示中方代表郑重提出了引渡溥仪等日伪战犯的要求，理由是掷地有声的：当时我们刚刚建国，只有苏联等１１个社会主义国家立即给予外交承认，因此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为了尊重我国的国家主权，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维护我国的合法权利，增进中苏两国的联盟和友谊，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声望，有必要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俘虏、关押的，在中国犯有战争罪行的１０００多名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全部移交我国，由我们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处理，藉以迫使某些西方国家最终承认我国政府。面对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和强大的新中国政府，面对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毛泽东的态度，苏方同意了。 　　 　　１９５０年３月１日，毛泽东于归国途中在长春参观了溥仪住过１４年的伪满皇宫。整整５个月后，溥仪也以战犯身份回到了他所熟悉的东北。 　　 　　毛泽东安排溥仪的亲属 　　 　　自１９５０年８月起，溥仪的改造生活开始了，是毛泽东通过劳动改造罪犯的指示，决定了他和所有战犯的命运。 　　 　　在五十年代的前五年中，毛泽东没有谈到溥仪，却给他的几位亲属作了慎重的政治和工作安排。 　　 　　溥仪的七叔载涛，曾任清宣统朝专司禁卫军训练大臣和军咨大臣，清亡后也没有离开溥仪，致力于大清王朝的复辟。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新中国的领袖能够起用自己，让他参加社会主义建设。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４日，由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举荐，经周恩来报请毛泽东批准，特邀载涛列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周恩来还真诚地邀请载涛向大会提交议案、为建设新中国出谋划策。在李济深和蒋光鼐的鼓励下，载涛提出了“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议案，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他们赞赏载涛的爱国精神和渊博的军马知识，决定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任命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于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０日下达。那年载涛已经６３岁了，一夜之间成为行政十三级国家高级干部。四年后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不久又出任全国政协委员，月发车马费５０元，经常出席讨论国家大事的最高层次的会议。他说：“解放后我是准备隐居的，但想不到毛主席、共产党不嫌弃我，周恩来礼贤下士，又把我请出来了。”为了报答主席知遇之恩，他兢兢业业地投入工作，每天骑车往返数十里之外的马政局机关上班。中央领导得知后，通过军委总参致函载涛：“载涛顾问：我们考虑到您年迈，每日在马政局工作恐有不支，为照顾您的健康，决定自即日起请您在家住宿，平时可不到局办公，遇有磋商事务时，当有马政局临时通知。特此，顺祝健康，并致敬礼。”人民政府对载涛无微不至的关怀，再一次打动了这位皇叔和前清朝大臣的心。夜不能寐，载涛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倾诉无限感激之情的信。 　　 　　还有一次是在政协开会期间，载涛当着毛主席的面提了一条意见，说“满清”的提法欠妥，应改掉这一习惯性称呼。在座的周总理立即表示赞同，并说：“对元朝没有称‘蒙元’的，为什么对清朝称‘满清’？”毛主席也点头称是，接受了载涛的意见。不久，有关部门便行文统一了对“清朝”的称呼。 　　 　　韫颖是溥仪的三妹，跟在他身边几十年，是位娇滴滴的“郡主”——“三格格”，毛泽东为她安排工作的故事发生在１９５４年。章士钊先生从《满宫残照记》一书中看到她在３０年代从日本写给溥仪的一些家信，觉得很有意思，就想见见这位“格格”。后来开会碰上载涛，打听到她的下落。韫颖当时住在交道口北兵马司１０号，在街道上当居民组长，但尚未安排正式工作。章士钊遂约载涛改日带三格格来家里相见。１９５４年的某一天韫颖随七叔载涛来到东四八条章家，原来章士钊设了家宴，高朋满座。章士钊很高兴地对韫颖说：“那本《满宫残照记》，我已呈给毛主席看了，上面有你给溥仪的信，很有意思。过些日子你再写个自传，我呈给毛主席。”韫颖写完自传，章士钊又帮她改，这样写写改改，用了好些个半天才定稿，并用章家的花缎封面裱糊考究的公文札子誊抄，还贴上两张三格格的像片，一张结婚照，一张旗装照。过了一些日子，毛泽东给章士钊回信说，韫颖工作安排问题已经处理。不久，韫颖被安排为北京东四区政协委员，并成为区政协机关的一名干部。 　　 　　“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也不杀”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把《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其中谈到镇反问题，一锤定音，敲定了溥仪的命运，也为他择定了后半生的道路：“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毛泽东讲话的当天，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３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毛泽东随即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了这个决定。《决定》向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将按照宽大政策处理日、伪战犯。 　　 　　正当《决定》在国内外引起反响的时刻，一条令人关注的内部消息又不胫而走，消息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已被释放回到北京！当时有位四川籍近代名人叫周孝怀的住在上海，听到消息后极为感动。  　　 　　（感谢tiger提供）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原文 发表于《团结报》  浏览：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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