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归国的列车上 　　 　　押送战俘的列车终于驶上了祖国的土地。一九五零年七月三十一日夜，我们到了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等候我们政府的接收。 　　 　　天明时分，溥仪被苏联军官阿斯尼斯大尉带去见我国政府的代表。过了一会，他们一起来到站台上，我们全体下了车，见到了我国政府的代表。与我们见面的有两个人，一穿中山装的干部，听说是黑龙江省公安厅郭厅长，另一位是穿军装的牡丹江军分区负责人李政委。见面后，郭厅长宣布：他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收我们这些人。我们又登上了站台对面的列车。 　　 　　这就是我国政府接收战犯的专车，是一节硬座车。车厢的玻璃窗用报纸糊着，车厢的两头有解放军持枪警戒。溥仪和溥杰、润麒、老万、我们三名“学生”、李国雄、黄子正以及伪大臣、伪将官都坐在这节车厢里。在苏联境内时，溥仪是和阿斯尼斯大尉在另外的卧铺车厢内，过了绥芬河车站，才和我们在一个车厢，我们才看到他。 　　 　　刚上车时，我像往常一样，挨着溥仪坐，但他此时心绪很乱，一个劲的使眼色，努嘴示意我走开。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坐下，挨着我坐的是伪北安第八军管区周司令官手下的少将参谋长赵伟。这时，一位政府代表在车厢中宣布：“回到祖国了，要安心，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病可以看病。”然后安排我们吃早饭。 　　 　　我们这些人的心情是非常紧张而又复杂的，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生死未卜。大家都默默地坐着，各怀心事，也有人在小声谈着什么。溥仪更是如惊弓之鸟，在车厢内走来走去。他是做了上断头台的准备的。由于他精神的过度紧张，在车内与我们大家和负责警戒的解放军战士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话，近乎歇斯底里的程度，大家也无心理睬他。 　　 　　我当时的心情也是非常紧张的。回到祖国，一心想回家，惦念着分别五年之久的老母、妻子和女孩，但又不知道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理，是死刑、坐牢，还是什么处理方法。共产党的政权与过去国民党政权有什么区别?对我们这些伪满战犯的态度又是如何?各种怪念头和疑问都涌向脑海，驱也驱不散。别的人大概也是如此，特别是伪大臣和伪将官更是愁眉不展，等待着死亡的降临，整个车厢里笼罩着这种气氛一直到抚顺。 　　 　　抚顺战犯管理所 　　 　　战犯管理所坐落在浑河北岸，高尔山下，距沈阳六十公里左右。这是一个高墙大院，正面是一座二层楼房，从楼门进入院内。 　　 　　到了这里，所方给我们每人照了相，发一套灰制服，并发了一个白布牌缝在上衣上，上写号码和名字。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所长孙明斋。他给我们讲了话，然后，所方人员检查了行装，把个人的物品统一登记并保管起来，随后分配了房间。 　　 　　这里的寝室一般是四五个人一个房间。溥仪不和我们在一起，与伪大臣伪将官住一个房间。他的同室有张景惠、于镜涛、吉兴(伪侍从武官长、陆军上将)、阮振锋(伪经济部大臣)等人。我住的房间很大，有溥杰、润麒、万嘉熙、小瑞、小固、大李和医生黄子正，以及汪精卫伪政权驻朝鲜的三个领事和三个馆员。所内的各房间门是上锁的，室内是床，我们安置了洗漱用具，领回了被褥，就准备开晚饭了。 　　 　　饭是所方人员用桶挑来，然后由我、小固、小瑞和大李分头给各个房间送。溥仪和伪大臣、伪将官等人吃的是大米饭、炒菜。我们这个房间的人吃的是高粱米饭、汤菜。这是以在敌伪时期的职务级别来决定吃什么样的伙食。我们几个学生和大李，自不待言，就连溥杰这位“御弟”，在伪满时也仅是个中校，所以，这个房间的人是吃大灶的。饭后，所方人员看到溥仪等人的饭菜剩了许多，就告诉我们今后不要去打大灶饭了，吃溥仪等人剩下的小灶饭就可以了。从此，我们也借光吃小灶，一直到离开那里。 　　 　　第二天，所方又给我们检查了身体，发放了衣服，特别是还发了香烟，使大家更加安心了。这天，所里的李科长拿来一些报纸，安排我们自由学习，走廊上有一个广播喇叭，每天可以听两次新闻和文艺节目，我们又开始了另一个新的环境的生活。 　　 　　到这里之后，溥仪就和我们分开住了。在苏联第四十五特别收容所我们曾分开一段时间，好在他身边还有他岳父荣源照料他的生活。这次连荣源也不在身边，和伪大臣、伪将官住在一起，处处感到不方便。首先在生活上就不能自理，一个三岁便登基坐殿的“真龙天子”，突然要自己料理生活，困难是一般人想像不到的。他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活，自己连叠件衣服，系鞋带都不会，更未和剪刀、针线一类东西打过交道。现在，只好亲自动手了。他每天被穿衣吃饭这些琐事搞得疲于奔命，洗脸、刷牙也落在别人后面，而且还是不利索。 　　 　　记得一次下午在院内散步时，与溥仪同室的伪大臣于镜涛对我说：“皇上(伪大臣、伪将官们在背后仍这样称呼他)连被子都不会叠，每天都是我替他整理。”但是溥仪还要表现一下自己的“劳动”，闹出了好多笑话。午后散步时，经常听到溥仪同室的伪大臣谈他那笨拙的样子。我们几个人每天给各个房间送饭时，到溥仪房间，他经常抢着从窗口接饭，但他连一碗饭也端不稳，经常把饭菜洒在别人身上，与他同屋的伪大臣们，都宁愿自己多干点，也不愿接受这种“浩荡的皇恩”。 　　 　　在抚顺时间不长，因朝鲜战争爆发，为了安全，十月末，我们随战犯管理所迁到哈尔滨。 　　 　　真正的“囹圄生活” 　　 　　在哈尔滨，我们住进了一座真正的监狱。它坐落在哈尔滨道外，是伪满道外警察署的拘留所。据说是日本人设计的，专门关押反满抗日人员的。今天我们住在这里，大有“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讽刺意味。这座监狱是个大半圆型的二层楼，中心岗台，站岗的人可环视所有房间门前的情况。 　　 　　每个监房门都是铁栏杆焊成的。我、小固、小瑞、大李和黄子正住在楼上紧靠楼梯的一间监房，溥仪住在我们斜对面，溥杰、润麒、万嘉熙住在楼下。 　　 　　在这里不能再随便散步了!但待遇和抚顺时一样，看守人员仍是那些人，伙食标准也未降低，每天还是听广播、看报纸，了解抗美援朝的战况。 　　 　　不久，我们开始了学习和写自传。大家的思想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纸条风波” 　　 　　经过一段的学习，特别是学习了《什么是封建主义》、《中国是怎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等材料，大家对过去的经历，开始有了认识。所方又适时安排我们写自传。我们感到有许多问题应向政府交代，首先是藏在那电影机皮箱改装的二层底里的“宝物”，应该向政府坦白交出来，这只箱子仍在溥仪手中。我们推举小瑞去找孙所长谈。 　　 　　小瑞从所长处回来后，转达了所方的意见，希望溥仪通过学习提高认识，主动交待。等了几天，不见动静，小瑞又找所长，要求搜查溥仪，没收“宝物”。但所方仍坚持让溥仪体验政策，自己主动交代，而不采取硬性行动。我们等不及了，又商量了一下，由小瑞写了一张纸条，乘送饭时，压在饭碗底下，递给了溥仪，纸条上这样写道： 　　 　　“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应该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你藏在箱底的东西，你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代，政府一定会宽大处理。” 　　 　　这个纸条送过去后，又经过几天，仍然未听到溥仪坦白“宝物”的事情，我们又派小瑞去催了溥仪一次。他终于沉不住气了，找所方献出了藏在皮箱夹底中的宝物，带回了一张四百六十八件首饰珠宝的存条。我们几个人听到后，也都很高兴，觉得是办了一件我们应该办的事。除了动员溥仪献宝外，我自己也在这场学习与写自传的活动中，对过去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 　　 　　“纸条风波”过去不久，我们全所又搬到新的住所。 　　 　　糊纸盒 　　 　　这次是迁到哈尔滨道里的一个小工厂里。我们几十个人，都集中在一个大长条房间内。屋内南北两面是通长的板铺很宽敞明亮，地中间有桌子、板凳。孙明斋所长和几个较熟悉的工作人员也经常见面了。在这里，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劳动——糊纸盒。 　　 　　所方把从哈尔滨的一个铅笔工厂接了一批糊铅笔盒的任务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教育改造的一个重要步骤。劳动就在这大房间内。记得糊的是“天坛牌铅笔盒”，我和小固、小瑞负责裁纸条，其他人分成几个组糊小盒。 　　 　　溥仪第一次参加真正有意义的劳动，兴致很高，但总是糊不好，糊出来的不合规格，速度又奇慢。和他同组的人帮助他，告诉他怎样糊，他还是学不会。后来搞劳动竞赛，他们小组因为有他完不成任务，溥仪就专为别人刷浆糊，一天完了，弄得衣服大襟、袖子都是浆子，别人看了哭笑不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大家都较顺手了，溥仪也能糊一些合格的铅笔盒了。 　　 　　糊纸盒的劳动使大家的生活有了新的内容。大家都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糊纸盒。特别是所方用我们劳动的成果买了些糖果做为奖励发下来，大家更是饶有兴趣地吃着。 　　 　　这次劳动是我们思想感情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我虽然小的时候家境比较困绌，但毕竟是王公贵族的后裔，加之稍长后就来东北，生活在伪宫廷内，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无半点相通之处。通过哈尔滨的糊纸盒劳动，使我在教育改造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溥仪更是如此，开始时，由于他经常出废品，肃亲工之子宪均，总喜欢挑剔、挖苦地批评他，把他气病了半个月。病好之后，一次开会，溥仪说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来：“我恨!我恨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我恨那个鬼制度!什么叫封建社会?从小把人毁坏，这就是封建社会！” 　　 　　这几句话，表明溥仪通过这次劳动，对自己的过去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也程度不同地代表了我们每个人的思想。 　　 　　大检举 　　 　　一九五四年三月，我们由哈尔滨迁回抚顺，不久，开始了对伪满战犯的调查。 　　 　　这次大检举要求每人对自己的问题坦白交代，对别人(包括日本人)的问题进行揭发检举。政府派来了调查团，并宣布了几点要求：不准交换案情；不准与别的监房传递纸条信件，每日休息集体轮流到院内等等。 　　 　　溥仪和伪大臣、伪将官们在这次大检举中，受到震动非常大，也谈了好多过去从未交代过的问题和罪行，对日本人策划筹建伪满洲国的罪恶活动也如实地交代了。溥仪讳莫如深地从天津到东北来的经过内幕，也是经过了反复地思想斗争后，才交代出来的。 　　 　　我们几个学生因伪满时长期生活在伪宫内，与日本人无多接触，觉得谈不出什么，只能把我们了解较多的溥仪在宫内生活中的问题进行揭发检举。 　　 　　我们几个人的检举材料，都谈到了溥仪在伪宫廷中的专横作风，伪善的生活，打骂虐待人等问题。表明了我们对万恶的封建制度的认识和痛恨。有人还根据听别人说的揭发了溥仪“访问”日本时，对日本裕仁天皇的母亲奴颜婢膝的情景。 　　 　　在一次全所大会上，溥仪自己表功地谈起了他的坦白材料。我们哥几个感到他的坦白材料中有文过饰非之处，特别是哈尔滨的“纸条风波”，他竟只字不提，只说是自己主动把珍宝献给了国家。小固站起来质问他：“你说了这么多，怎么不提那个纸条呢?”溥仪一下子就怔住了。我也站起来说：“纸条，小瑞在哈尔滨给你写的纸条，你为什么不交代！”溥仪匆匆忙忙地补充坦白了这件事。我们还要往下说，主持开会的，宣布大会结束，救了他的“驾”。 　　 　　通过这次大检举，我们不但交代和揭发了一些问题，还听到了许多过去伪宫廷中听不到的情况。使我们对日本军阀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和东北人民在伪满时的苦难生活有所了解，因而受到的教育很大。更加诚恳地希望通过学习和改造来获得新的生活。 　　 　　“涛贝勒”的到来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所里通知溥仪、溥杰、润麒、万嘉熙、我和毓嵒、毓嶦等人到所长接待室去。在这里，我们出乎意料地见到了分别十几年的七爷载涛和三格格、五格格。 　　 　　问候寒暄之后，涛七爷谈起了分别后十几年的变化情景。 　　 　　解放后，涛七爷以二百四十万满族人民的代表，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这个道理，是我们经过较长时期的学习和改造，才逐渐懂得的。 　　 　　七爷告诉我们：这次他是来东北视察，在出发前，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告诉他，叫他顺便来看看溥仪和我们的学习情况。他还详细地讲述了一次在会议上见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情况，又介绍了满族人民和爱新觉罗家族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的发展。七爷的情绪很激动，我们的心情也十分激动，泪水都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在这次会见中，突出的变化是溥仪见到这位昔日的“涛贝勒”后，叫了一声“七叔”。这是溥仪一生中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也是溥仪第一次在长辈亲属面前，使用了家族的称呼。这不禁联想起伪满时，那次被斥责为“失礼”、“大不敬”的情景。这场面使我们和七爷都非常高兴。高兴的是家族中过去那种冷冰冰的宫廷礼节束缚被打破了；高兴的是溥仪和我们在这段时间的学习改造中都有了变化和收获。 　　 　　在这次会见中，七爷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解放后满族人民、爱新觉罗家族的欣欣向荣景象，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这次会见，我的两位姑夫润麒、万嘉熙也非常激动，因为我的两位姑姑三格格、五格格也来了。 　　 　　会见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觉得有说不完的话。 　　 　　孙明斋所长一直在座陪同。 　　 　　会见载涛之前，溥仪、溥杰等人都和北京亲属建立了通信联系。只有我给吉林家寄了几封信，因地名变换被退了回来。七爷走后，一个姓曹的伪满将官之弟来所探望，碰巧他就住在我家附近，托他给家捎了信。不久，我便接到家中的来信，并寄来一张照片，从此我和家也建立了通信联系。并得知我爱人参加了小学教育工作，家中一切都好，使我免除了对家庭的悬念，安心在这里的学习生活，改造思想，争取早日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我也非常渴望尽快和家人团聚。 　　 　　将军的鼓舞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几年中，经常有人来访问溥仪。其中有各级领导、作家、记者，还有许多外国人。很多人还于会见后在国内外的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甚至有人还写了一部书出版，那就是《末代皇帝传奇》。 　　 　　这些人来找溥仪，我们事先都不知道，只以为是孙明斋所长找溥仪谈什么事。 　　 　　一九五五年三月的一天，孙所长又把溥仪找走了。他回来后，利用散步时间，热情地向我们讲述了这次会见客人的情况。 　　 　　原来来访的客人是几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听说是一个军事代表团出国访问，归途中来视察战犯管理所，其中有贺龙元帅、陈赓大将等。 　　 　　贺龙元帅亲切地对溥仪说：“好好学习、改造吧!你将来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的!” 　　 　　这几句话，对溥仪的鼓舞很大，增强了他的改造信心。我们也都替他高兴，憧憬着他能够得到新生的未来。 　　 　　学习生活 　　 　　我们回国之后，就开始了系统的学习。开始时是读报，每天午前学习，一人读报，大家听。由于溥杰、万嘉熙文化比较高，每次都是由他们读报。老万是学习组长，后来成立学习委员会，他又当上了学习委员。 　　 　　我们的学习，是从报纸上学习新闻开始的。“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工农业建设等等，都是从报纸上得来的知识。当镇压反革命后，所方为了不引起我们无谓的惊慌，曾停了一段时间的报纸，又引起我们的种种猜测，后来又恢复了读报。 　　 　　不久，所里成立了图书室，又组织我们系统地学习理论。我记得主要有苏联科学院院士列昂节夫写的《政治经济学》，还有《什么是封建主义》、《中国是怎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帝国主义论》等等。 　　 　　我从小就学“四书”、“五经”，到了长春伪宫廷后，整天学的都是《东华录》、《圣武记》、《雍正上谕》、《乾隆朱批通鉴》等，满脑子都是大清“列祖列宗”的“丰功伟绩”，别的什么知识也没有。在苏期间学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只是记住几个名词而已。这次回国的系统学习，使我感到头清眼亮，思路开阔，认识提高。通过理论学习和大检举运动使我的思想有了重大的转变。 　　 　　我家在民国之前就衰败下来，我从小就过着比较贫困的生活。从前，我认为这是由于我的爷爷们，被清廷罢黜后，家境才衰落下来的。通过学习，我才知道，不只我们一个“穷五王爷府”有这样的遭遇，而是封建社会走到了尽头，所以，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些王公大臣之家，必然出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败落景象。 　　 　　我来到长春伪宫廷溥仪的身边，带着报恩的思想为溥仪服务，沐浴他的“浩荡皇恩”，生活了十四年。经过伪满垮台，拘苏的五年，战犯管理所的学习改造，直到学习的结束，才真正认识到，这是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加给我的桎梏。也是通过学习，我才认识到我和溥仪的关系，是封建的奴与主的关系(自然的叔侄关系被这种关系所淹没)。是罪恶的封建制度把一个不懂事的孺子变成了一个“真龙天子”，做了无尽的罪恶，并成了一个头号汉奸。封建制度又把我们叔侄关系变成了奴才与主子的关系，我连一声“大叔”都不能称呼，而只能叫他“皇上”、“上边”。在他面前稍有不慎，就是“大不敬”、就是“犯上”。通过这些学习，使我对社会主义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特别是对领导我们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更有了新的认识，因而也对新的生活有了更大的向往。 　　 　　溥仪第二次离婚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溥仪和“福贵人”李玉琴离婚了。 　　 　　有一年，李玉琴来抚顾探望溥仪，并还带来一双她自己给溥仪做的布鞋。 　　 　　一九五六年，她再次来抚顺，这次提出了要和溥仪离婚。溥仪把我们家族和亲属的几个人，找在一起研究如何对待这突如其来的事情。这次会议不再是什么讨论“废立”的“御前会议”，更谈不上什么把“福贵人”如何处置，像文绣离婚后，还发道上谕，贬为庶人那样，而是一次诚恳的家庭会。会上，溥仪表示，不能耽误李玉琴的幸福，应该让她重新安排生活了。这样，就答复了李玉琴，同意离婚。 　　 　　由于在战犯管理所，不能办理离婚，所以在一九五七年溥仪到长春参观第一汽车制造厂和伪皇宫时，才和李玉琴在宽城子区法院正式办了离婚手续。 　　 　　这次李玉琴提出离婚，不禁使人想起在天津时，溥仪的淑妃文绣于一九三一年与溥仪的离婚。文绣不甘心做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追求一种自由的生活，冲破了封建的牢笼，抛弃了贵妇人的生活提出了离婚，是何等大胆，因而理所当然地受人称赞。听说她后来在天津当小学教员，解放后才去世。溥仪与李玉琴的离婚，在他的一生中，应是第二次。 　　 　　在溥仪的前半生中，与他在一起生活是无幸福可言的。婉容因舍不了这种皇后生活，后来终于落个抽大烟、发疯而遗骸他乡；谭贵人又不明不白地死去；只有文绣和李玉琴终于摆脱了这种不平等的，毫无幸福可言的生活。 　　 　　与溥仪最后分手 　　 　　一九五七年初，记得是春节前夕的一天，所里把我和小固、小瑞、黄子正、李国雄以及汪伪政权驻朝鲜的三个领事、三个馆员共十一个人叫到办公室。一位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员宣布我们被释放了，并给我们发放了释放证。我记得释放证上有这样几句话：“罪行较轻，认罪较好，不予起诉，释放回家。” 　　 　　按照所里规定，我们未和任何人告别，也未见到溥仪、溥杰、润麒、万嘉熙等人，就离开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回吉林的途中，我脑海里不停地重演二十六年来的情景： 　　 　　一九三二年秋，我从北平“穷五王爷府”来到伪新京皇宫，一直到一九五七年一月，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回家，一直生活在溥仪身边。二十六年前，我这个“八旗子弟”、惇亲王的子孙，穷五王爷府的落魄后裔，在伪满洲国成立的紧锣密鼓声中，进了伪“新京”的皇宫内，成了溥仪的护军、学生、内侍。陪伴这位中国的第二百一十九个皇帝，也是前清的末代皇帝、民国时期的闲居皇帝、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俘、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九八一号战犯共生活了二十六年。 　　 　　记得二十六年前，初次被“皇上”召见的时候，我怀着“如临深渊”战战兢兢的心情，给溥仪行了前清的三拜九叩礼，恭听他的“圣训”。从那天起，就与他的罪恶前半生一道，我也开始了坎坷的前半生。 　　 　　记得在新京伪宫内，溥仪为我们立了无数的清规戒律。在这样的“家规”面前，不要说我和溥仪的叔侄关系，就是我和溥杰二叔三位格格(姑姑)与额驸(姑夫)及跟小瑞、小固兄弟之间关系，也都没有家族之间的亲热气氛，特别是在溥仪面前，我们之间连说话打招呼的权利都没有。 　　 　　他对我很疼爱，怕我当炮灰，甚至连伪军校都不叫读完。 　　 　　但要稍有违背他，则怀恨在心。在苏联时，因我要回国，不打小固，则以为我不“忠”于他，当回国途中，他歇斯底里发作时，又向看押人员报告，说我在苏联时，谩骂过斯大林，对我进行诬陷。 　　 　　在沈阳下车时，真和我亲近了，因为他以为真的要“见太高祖皇帝”去了。到抚顺的第二天散步时，又向我不止一次地说“对不起你啦!”一类的话，另一方面又布置我们家族监视我。 　　 　　今天，我与这个未叫过一声的大叔分手了，也是和这个“大叔”他原来代表的阶级分手了。我开始了新的生活，走上新的工作，开始了我应该度过的有意义的后半生。 　　 　　一九五七年初，我回到吉林，与分别十二年的慈母和妻、女，又团聚了。不久我被安排到当时满族中学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年秋季，涛七爷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来吉林视察，下榻于市宾馆。我得到通知，与我爱人同去看望。七爷说：“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关怀咱们满族人民，同时对溥仪的改造也很关注。”我们听到后，也受到了莫大鼓舞。 　　 　　一九五九年冬，从广播中听到了溥仪受特赦的喜讯，但并不知道他的下落。 　　 　　一九六零年秋，我意外地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当我拆开一读，原来是我从来未叫过一声的大叔——溥仪给我写来的。 　　 　　他在信中写道： 　　 　　我最亲爱的嵣侄： 　　 　　你近来怎么样，身体一切都好吗?我对你十分抱歉。我自去年十二月九日回北京以来，到现在好几个月也没有给你写信，这实在是说不过去，太不对啦!事实上，我是非常忙碌，要说我心里不惦念你，那真是曲[屈]我的心，不过是无论怎么样，这么多日没有写信，仍是自己的不对，就希望你原谅我吧! 　　 　　你都在何处工作，身体怎么样?学习和劳动锻炼如何，我都不知道，衷心盼望你早日给我回信，一一的告诉我，以减少我对你的想念的苦闷心情。 　　 　　我在去年十二月四日在抚顺管理所，蒙到特赦，(这是我和郭文林两个人)完全是作梦也想不到的事。过去对祖国对人民犯了不可容恕的罪恶，政府和人民不加以惩治，已然是史无前例的宽大，而这次竟蒙特赦，到社会中去，能和劳动人民在一起，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真正重新做人的机会，这真是任何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事情，这只有以改造社会，改造人类为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才能这样。对事不对人，治病救人，对什么人都加以彻底救治，(除了坚持花岗石脑袋自愿见上帝的人以外）治好了每个人的病，使魔鬼变成了人。所以共产党、毛主席不仅是解放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同样也是罪犯的重生再造的父母。 　　 　　我现在说说我的近况：我在去年十二月九日回到了北京，我和七叔，几个姐夫，妹夫(妹)，任四弟、俭六弟、嵒、嶦、嵂……等等都见了面。每天不是这个找我、就是我去看别人，确是忙的不亦乐乎! 　　 　　我们政府还组织我们[同蒋介石集团战犯这次被特赦的十个人(北京方面的)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邱行湘，陈昌(长)捷，杨伯涛、曾扩情、卢睿泉、周振强、郑庭笈十人]一起住在崇内旅馆，并一同参观了首都的工业、农业、学校、街道……等等社会主义建设。亲眼看见首都建设的巨大变化，各种建设的飞跃发展，真是又惊又喜，感到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身为一个中国公民的无限骄傲自豪感。 　　 　　我们周总理还接见了我们一次，以后又一次特别接见我和我的家属，包括七叔，四弟，二、三、五、六、七妹，(四妹未在家，临时没有找着)并且一起吃了饭，对我们的种种关怀，安慰，勉励，真是令我感动得几次流下了眼泪来。 　　 　　过了春节以后，在二月，我已走上了光荣的工作岗位，现在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内工作——劳动和学习，我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工作、劳动、学习，这真是我平生第一次最光荣最愉快的事。在这里每天愉快的劳动和学习，同志们在工作中的干劲十足，处处表现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和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同时也表现人对人的互相协作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新社会人和人的关系。 　　 　　更使我永远不能忘的最光荣、最兴奋的事，就是在今年五月九日，我参加了首都一百万人民的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大会的示威游行，这是我过去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在天安门广场)。 　　 　　我也常常从植物园回到城里看看。在城里我住的是老万、五妹的家里(前井胡同六号)，俭六弟夫妇也同院住，嵒、嶦、嵂侄的家都在南关坊口住，一二百米就可以到，我的六妹住在后什刹海四合巷四号，绕过后什刹海，也不过四五分钟就可以到。四妹住在鼓楼也离我住的地方不远。二妹住景山东街，也不算远。三妹住秦老胡同，稍微远一点，二嫫①(我的乳母)家住在后门桥，也离我住处不远。所以我回城里去的时候，反倒更忙起来了。 　　 　　现在嵒、嶦、李国雄都在小汤山苗圃那里工作(北京市昌平区北乌房村小汤山苗圃第八生产队)，他们大约每月回来住两三天。他们都很健康。 　　 　　我的家族都和我见了面，就是我的嵣侄还没有见面，而且一直也没有相互通信，这是我最大的缺歉[欠]和遗憾，也是最不痛快的事，非常想你，见字后盼望速来信，告诉我，你的近况，别让我心里着急啦! 　　 　　我衷心祝你在劳动中，在学习、工作中的成就争取成为一个光荣的红旗手。要坚决地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荣事业中，树立越来越大的成就。任何工作岗位，任何劳动都是光荣，都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都要积极，要勇敢、不断检查自己，不断改造自己，经常克服一切缺点，虚心向先进学习，帮助落后不断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追赶上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发展。特别身体的健康也是最主要的。身体是一切工作的本钱。 　　 　　我再一次衷心祝我亲爱的嵣侄，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在工作中获得更多更好的成就。争取作一个又红又专的生产建设的好战士，祖国人民的好儿女，毛主席的好学生。 　　 　　再见，希望暇时，不久的将来就能见面，并常来信。 　　 　　叔溥仪 　　 　　一九六零年八月十八日 　　 　　[①嫫应为嬷。——编者] 　　(注：凡信中[]号内文字，均系对错别字的勘误。) 　　 　　读完了信，使我感慨良深，首先是我曾在他的身边二十六年，起码是过了十九年的主与奴关系的生活(由苏联归国后的七年不算)，这次是他主动地在信中，体现了真正的叔侄关系。其次是我们自一九五七年分手后的四年来，他确实在改造世界观上有了突变，真放下了“皇帝”的架子。正如董必武同志在一九六一年全国人大代表会上报告中说的：我们共产党对罪犯的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最突出的表现是把清朝的皇帝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大意)我也是由衷的高兴。因为我对溥仪的过去，还是比较了解的，他是我们中国第二百一十九个，也是最后的一个封建皇帝，今天竟能改造成——而不是勉强成为——光荣的中国公民，真是古今中外想像不到的事，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奇迹。我当即给他回了信。不久，又接到他的第二次来信，还是对我进行鼓励鞭策，和对他自己的悔悟。很遗憾这第二封信在十年动乱开始时，害怕被搜查出而毁掉。而这第一封信，是偶然夹在废纸中，无意识地保存下来，幸免于火。 　　 　　大约一九六二年秋，我爱人听人说：“溥仪又结婚了”，但不确切。第二年，我在市政协开会，又听人说，溥仪于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与李淑贤结婚，这仍然不足为信。一直到一九六五年看“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的电影，从银幕上真正亲眼看见我又有了新大婶。我们也为他的幸福晚年而祝福。 　　 　　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我正在郊区九站进行“劳动改造”的处境，未能通信祝贺。也曾想过如溥仪所希望的“不久的将来就能见面”，哪想到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因病而与世长辞了。 　　 　　一九七九年我被邀参加我省少数民族代表团进京参观，顺便拜见了分别二十二年的溥杰二叔。他很健康，详细向我介绍了大叔的晚年。杰二婶因回日本就医，很遗憾未见到。又分别拜见了三姑夫润麒和三姑、五姑(五姑夫万嘉熙已去世)，也看到毓嵒、毓嶦两个与我共命运多年的弟弟，他们都很好。虽然在十年浩劫期间，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灾难，但毕竟又都度过了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在拨乱反正后，又都为能得到幸福的晚年而共同庆幸。 　　 　　(周克让李澍田关大虹整理)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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