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浩劫中 　　 　　 　　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又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可是十年动乱开始了，国家在受难，人民在遭灾，我这个受皇封的贵人当然在劫难逃。运动开始时，我为了表示自己坚定听党的话，不仅写了大字报，还写了入党申请书。可是不久我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单位文革小组一成立，就更明显了。大家上街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文革人员不许我参加，我伤心地哭了。一时间泰山压顶，乌云满天。我爱人也被加上了新的罪名。大字报贴到我家楼下大门上。家被抄了，孩子也受到株连，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创伤。运动越来越激烈，一开批斗会，我表面镇静，内心却害怕极了。有一次批斗会开到深夜，别的同志都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我也把孩子送去了。不一会儿，孩子哭着回来了，说阿姨不许他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睡觉。我的心如刀搅一般，只好把眼泪往肚里咽，不敢说什么。抄家前，我把一切犯禁的东西都烧了。其中有溥仪的来信，和我同现在爱人恋爱时的来往信件，还有一些“四书”、“五经”、佛经，以及在宫中照的几幅照片。 　　 　　我和爱人心情沉重，默默地收拾零乱的东西。我们互相安慰着，低声说：“反正我们不是反革命，因为我们没干过反革命事儿，他们抄呗!”话虽是这么说，心里却是不安的。大字报上不就是一大堆罪行吗?并且指名道姓的，过往行人都看见了。第二天大字报剩下半张了，不知是小孩淘气还是哪位好心人看着不公，给撕的。我心里暗自高兴。剩下的那半张，我在晚间倒脏水时把它撕掉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那位调到外地的叔伯侄福臣的爱人找我来了。她脸色很难看，冷冷地冲我说：“四姑，福臣一九五零年入党，当了好几年车间书记了，就因为有你这个社会关系，把我们全家调到外地，这回又成了皇亲，车间书记也给撤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福臣他家借你什么光了?总这么没完没了地影响我们？”我满肚子委屈和苦恼，可是对侄媳能说什么呢?只好强作笑脸向她解释：“我进宫时，溥仪写了‘六条’，根本就不承认他和咱们家是亲属。我又没有一点权力，别说你们，就是我的亲兄弟姐妹也没借过什么光，连面都见不到。这些事我都向组织讲过。为了我让你们跟着受委屈，我心里也不好受啊!”侄媳妇见我这么说，没好再说什么，满脸不高兴地走了。从此，在本市的亲属也接连不断地找我。他们也都成了皇亲了。我那位后续的大嫂也气哼哼地找我来了。她因为是国舅夫人挨了批斗。这个大嫂是一九五九年跟哥哥结婚的。她是个不受欺侮的人，怎能受这样的委屈?她冲我又哭又闹。一些晚生后辈，还有些不认识的，也来找我。他们在大字报、抄家、批判会、勒令等“革命行动”压力下，受不了啦，向我哭诉。最后，大家一致说，溥仪倒好，他在东北犯下罪行，却住在北京没事；我们倒成了替罪羊了。不行!找他去!让他当着中央的面说说，他封过谁是皇亲?他们不依不饶地叫我一起去北京，我不想去，因为我在单位已是靠边站的人，不好请假。再说孩子又小，加上我爱人的日子也不好过，要被隔离审查，我走了家里没人怎办?可是我的这些亲属们说，这皇亲问题趁早弄清楚，免得将来几辈子没完，你孩子也受影响。现在趁溥仪活着，叫他自己说，咱们谁是皇亲?他给谁皇亲待遇了?我大嫂说，我家祖辈都是贫农，和你哥哥一结婚就当上了皇亲，连我娘家姐姐、弟弟都受连累了。这怎么行?非找溥仪把事情弄清楚不可!晚辈人还哭闹埋怨他们的爸爸妈妈怎么有个皇娘姐妹，叫他们跟着受影响……在这一片报怨声中我说什么都不好。后来，我母亲说：“你们别埋怨玉琴!去问康德(溥仪)也好。他当初给咱家定了‘六条’规定，不许咱们在外边说是他亲戚。哪来的皇亲?那时我真觉得丢人。人家看不起咱家，咱也没想当什么皇亲。那年月有什么法子呀?这回向他问明白，省得你们总埋怨玉琴，皇亲、皇亲，怪难听的。”我一想也是，这事现在若不弄清楚，将来溥仪死了就更弄不清了。在北京叫他给出个证实材料，说明问题就行。但我还有些为难。有人提议先到省委去反映一下，看省委有什么好办法，我们就去省委了。省委接待我们的同志很热情，听了我们的申诉，就说：“这事是有点不合理。可是我们现在连办公地方都没有了，再说这类事吉林省委也解决不了，你们还是派代表去北京上访吧!”省委给开了上访介绍信，我和哥哥嫂子去了北京。上访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听了我们的反映，又看了我们带去的亲属们的申述材料，认为情况特殊，要向主要领导汇报。又叫我们写一份综合材料，给我们安排了住处，叫我们等候接见。接着我们又带着介绍信去全国政协。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你不过是溥仪和日本关东军搞政治交易的牺牲品，还谈什么皇娘、皇亲?我说，为了这段历史，我受了许多打击，我家老少三辈都成了皇亲。我们就是要见见溥仪，让他自己说，到底他给我们家谁皇亲待遇了?政协方面认为我们这一要求是合理的，并告诉我们：溥仪因患病正在住院。这时我哥哥已回长春，我和大嫂就到医院和医护人员说明来意，他们很同情我们，送我们到溥仪的病房。我问溥仪什么病?回答说肾病，已经好些了。我心想，李淑贤在场也没关系，她是受过苦的女同志，一定和别人一样同情我们的遭遇。 　　 　　溥仪住的是单人病房。我们进去时，他正靠墙坐在床上和李淑贤说话呢。李淑贤坐在床边。我没言语，我大嫂冲溥仪说你有病了?溥仪点点头。我嫂子望了溥仪一下，又说好像有点胖?这时，李淑贤说是浮肿，不是胖。我们拉把椅子坐下。我大嫂说我是杜X X，是李玉琴的大嫂，是我揪她来北京的。我是皇亲受害者的代表。她问溥仪你认识我么?溥仪摇摇头说不认识。我大嫂边问边记，我也记。为的是回去好向造反派交代。我大嫂又问：“李凤(我大哥的名字)你认识不?”溥仪还摇头说不认识。大嫂接着又说了我家几个人的名字问溥仪，溥仪困惑地摇头说不认识。我嫂子又问，你见过李玉琴家什么人?溥仪答我一个也没见过。我嫂又问，那你给李玉琴家谁皇亲待遇了?溥仪用手扶扶眼镜，笑了笑，说没有。只有婉容家是皇亲。一个是她本人是皇后，另外，她娘家地位也够；李玉琴的地位和她娘家地位都不够，不享受皇亲待遇。溥仪说完又笑了笑。我感到这是笑我们无知，我心里好不是滋味，脸热辣辣的。到现在我才明白什么样人的娘家才够得上享受皇亲的待遇。我大嫂生气地说，这就奇怪了，你没封李玉琴家是皇亲，也没给过皇亲待遇，可我们家老少三辈都成了皇亲国戚，连我都成了国舅夫人，又被批斗，又被抄家。我插嘴说，什么皇亲，你根本就不承认我们家是你的亲属。你不是给我家定了“六条”禁令吗?什么不许求官，求钱，不许对外说和你是亲属，不许以你名义做什么，最后一条是皇帝陛下的旨意必须坚决服从(在宫里时我只知给我订了“二十一条”，还不知道给我家也订了“六条”)。我说你给我订了“二十一条”，使我连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了，可到现在我还有皇娘的罪名。我哪享受过皇娘的待遇?进宫后第一件衣服是粗布的。刚封贵人时连新被都没做，溥仪也承认我们说的是事实，表示对不起我们。可李淑贤误会了，说了句顶人的话。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一时呆住了!心里生气，可是又不能和她吵嘴，那成什么事了。这时我大嫂手拿《毛主席语录》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接着她问李淑贤：“你了解当时的情况么?”李淑贤是南方人，说话快，语音尖，我当时又在生气，也没听清她说些什么。溥仪吓得不言语了。原来我们一问一答，但还是平心静气地谈问题。溥仪的态度也还好，认为我们受这不白之冤是他造成的，对不起我们。现在谈话不便继续下去了，我就跟李淑贤说，你不了解宫中情况，还是让溥仪说吧。李转过身去。溥仪直眨巴眼睛不敢吱声。这时多亏护士来给解了围，把李淑贤叫走了。我生气地问溥仪，这是怎么回事?以前你口口声声说你有罪，对不起我，你到底背后和李淑贤怎么承认你有罪对不起我的?是不是我和你离婚你就没罪了，而应该是我有罪对不起你了?我看着他，等他回答。可他扶扶眼镜，哼哧一会儿才说，她不了解情况。然后就不言语了。 　　 　　这次谈话核实问题就这样终止了。 　　 　　回到住处，我和嫂子心里都不痛快。我心里想如果溥仪明白事，把真实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再请有关单位签上字，盖个章，交给我们也算尽到责任了。再有人胡说乱扣，我们也有个依据。这事在你溥仪身上并不是什么难办的，你很快就可办完，我们也好早点回长春。现在……好吧，既然如此，我是非把事情搞明白不可!否则回去更得挨批评。 　　 　　我们回到上访接待站，跟接待站人员一讲，他们也要听听溥仪亲自解释这“皇亲”的来龙去脉，好给我们帮助。我嫂子也把这情况向政协同志反映了。 　　 　　经过各方面研究我们决定还得找溥仪。这时，溥仪已经不在协和医院，换住别的医院了。 　　 　　这回一共去四个人：除了我和嫂子，一个女转业干部(她也是到北京上访的，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好奇，要看看皇帝什么样。)，还有一个红卫兵观察员，是由我们宿地红卫兵派出的。 　　 　　这次我们事先写好了书面发言稿。说实在的，当时我们是极左思潮的受害者，但却认识不到，自己也在用这种极左的办法去对待溥仪。因为我们走了几个地方，也得不到恰当的解决办法。接待站倒是满客气、热情，叫我们等待主要领导接见解决。但等到几时?谁来接见?谁也说不准。全国政协的同志也是说等领导接见。可我大嫂已经不发薪了，我一个人供两个人开销，负担太重，还惦记家里孩子。所以我们还得自己出面去找溥仪，解决问题。 　　 　　那时溥仪已经搬到大病房了。病房里还有其他患者和随员。我们也顾不得这些了。所谓的控诉，就是说从入宫那天起到现在的遭遇，当然也提到溥仪和日本人勾结在东北犯下的罪行，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我们一家在文革中怎样被打成皇亲挨批斗，做了他们的替罪羊，到如今我这个皇娘还在受歧视和迫害，等等。说起这些辛酸往事我忍不住要流泪。 　　 　　我们来北京也没想搞什么控诉和批判，只是想当面和溥仪把历史事实搞清楚，叫他写份证实材料，再去上访，能给我们平反就行了。 　　 　　溥仪最后在政协同志帮助下写了证实材料，签了字。政协并签署了意见，盖了公章，交给我们一份。记得这是由沈德纯同志经手的。除了溥仪亲手写的，还打印了两份。我怕他亲手写的别人不认得，就要了一份打字的。 　　 　　拿到证实材料，我们就急忙回长春了。 　　 　　我们在北京呆了八十三天。临走前，政协给了一百元路费，也是由沈老交给我的。政协原说给二百元补助，我不愿意要，但我嫂子对我说：“你月月有地方开支，就我倒霉，工资也没有了。政协主动给的，也不是我们要的，你倒大方还不要。”我当时是几面受夹。我当着沈老的面，把一百元全给我大嫂了。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原文 发表于《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  浏览：1511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1/31 19:5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