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是最末一任威海卫行政长官，时间达16年，是威海卫近代殖民史上又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1874年庄士敦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1894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之后，庄士敦考入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学位。1898年庄士敦经过激烈角逐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便被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派往香港。由于其优秀的汉语水平，庄士敦在港英政府中不断升迁，先后任辅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的私人秘书。1904年经骆克哈特力荐，庄士敦被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先后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 　　 　　　　庄士敦特别崇尚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思想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来华后，他不仅为自己起了中国名字庄士敦，而且按照中国的传统为自己加了一字“志道”。该字取《论语》“士志于道”，即要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之意。庄士敦也的确努力在做到这一点，并作出许多被西方人视为惊世骇俗之举。在他的著述中，绝少出现同时期西方人眼中经常出现的对中国人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更多的则是为中国的传统进行辩护。他描述道：“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学、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则她的确会变得富有、进步与强大，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但她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她的幸福来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上万个村庄派出所！” 　　 　　　　正因为有如此认识，庄士敦初来威海时，对威海的环境感到相当振奋，因为“20世纪初的威海卫数十年来，甚至数世纪来，几乎未发生任何变化”，在许多方面“堪称中国的缩影”。很显然，在他看来，威海卫是实现政治、社会理念的理想之地，他要在这里为“儒家思想的生命作最后一搏。” 　　 　　　　庄士敦的言行得到许多中国人好感，但他却被英国人尤其是殖民部视为保守主义者和儒家信徒，甚至被称为是“一个愿意生活在野地里的怪人。”他对传教的立场，至今还在遭受着西方宗教界的抨击。在威海任职期间，他的特立独行，时常遭同僚忌恨，除了骆克哈特，他几乎没有其它倾诉对象。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庄士敦当即提议应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否则就应该与清廷重签租约，不然的话英国继续呆在威海卫是违反其国际义务的，最终必将损害到英国的利益。正如后来所见，庄士敦的建议未被采纳，而且，英国政府随后又做出了一个限制外商在威投资的公开声明。庄士敦顿生去意，认为威海卫已无用武之地，继续呆下去必定要同威海卫一道沉沦下去。而自己才刚过而立之年。为此，庄士敦数度谋求调离，甚至达到了“无时无刻不想离开威海卫”的程度。但因得不到殖民部的允准，始终未能如愿。当然，在此期间，庄士敦始终没有放弃离开威海卫的努力。甚至想到了弃政从文。但好运似乎总是与他作对，他谋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香港大学汉学教授的职位都没能成功。然而到了1918年，机遇终于来了。这年8月底，庄士敦像通常一样离开威海到内地旅行。10月底他来到了上海。 　　 　　　　1918年徐世昌因要出任民国大总统而不能继续为失去权力而仍保留帝号的溥仪当老师。为适应溥仪有朝一日重新执政的需要，徐世昌等人决定为溥仪挑选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的老师。物色人选的任务交给了李经迈。李经迈是李鸿章的次子，曾在清廷担任不同要职，出使过奥地利，并随载涛贝勒前往日本、欧美考察过军事。辛亥革命后，李经迈来威避难，其间与庄士敦交往甚密，对庄士敦的为人和才华赞赏有加。在他看来，由庄士敦出任帝师是最佳选择。两人在上海偶然相遇后，李经迈立即约见庄士敦商谈此事。给溥仪当老师这对于庄士敦来讲，是想都不敢想的，他为之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李经迈的邀请。经徐世昌与英国公使馆交涉后，1919年2月，庄士敦离威赴京，开始了其帝师生涯。正是这一转变，使庄士敦迈上了人生的又一个台阶，进人了常人难以接近、充满神秘感的帝后生活，成为近代惟一一位在紫禁城中生活过、也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并因此而名闻天下。英国政府至此似乎也发现了庄士敦的价值，在其离威前，授予他“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CBE)。 　　 　　　　1927年，庄士敦重回威海卫出任行政长官。但这一次，庄士敦尽管明知“此次上任并非是铺满玫瑰的坦途”，他却发现自己居然“已经爱上了这里的一切”，“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他甚至因此而幻想延迟归还威海卫，并向殖民部提出许多展期方案。但威海卫回归已是大势所趋，庄士敦的打算无异于痴人说梦。1930年10月1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回国，给威海人留下了一句非常自负的话：“我坚信你们将会得到一位比我能力强的领导人，但绝不会遇到像我那样对威海卫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领导人。” 　　 　　　　庄士敦回国后，经骆克哈特等人推荐担任伦敦大学中文教授并兼任外交部顾问。尽管人在英国，但是中国仍是庄士敦最关心的，尤其是溥仪。对于溥仪痛苦而艰辛的经历，庄士敦始终满怀同情。1934年庄士敦写成了《紫禁城的黄昏》一书，记述了清盘踞紫禁城200多年后的黄昏时期——从民国成立到1924年溥仪出宫这段时期的变故、没落的真实情形，引起轰动。他在书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最真诚地希望溥仪皇帝陛下及其在长城内外的人民，经过这个黄昏和长夜之后，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更为幸福的时代曙光。”1935年，庄士敦最后一次来中国，并到长春造访了溥仪，但对溥仪的留任邀请婉言相拒。晚年的庄士敦在爱丁堡购买了一座爱伦岛，给其岛上的居室分别起了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名字，整日把玩溥仪所赐之物，无心世事。 　　 　　1938年，庄士敦在对中国往事的无尽思念中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时年64岁。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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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1/13 21: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