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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家书值万金
1955年夏天,所方宣布允许犯人和家属通信。管理员也来做我的工作,问我想不想跟家属联系一下。老实说,我当时没有这种想法,认为已经离开家十多年了,或许家里的人早就把我忘了。果真如此也是应该的:我当年心中只有“万岁爷”,却不顾妻儿老小一家人的生命、生活,又这么多年没有音讯,不负责任,还让人家记住我干什么?退一步说,即使妻儿还没有忘记我,而我现在的身份是罪犯,尚不知宣判后是死是活,倘保得住命也绝不能在短期内返乡团聚。在这种情况下与家属通信能有什么好处?只能刺激妻子儿女罢了,所以我决定不写信。所方人员陆续又做了几次工作,告诉我可以向家属讲讲在这里的学习、生活情况,也可以询问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还告诉我回信地址的书写方式:“辽宁省抚顺城管理所”(隐去了“战犯”二字)。我仍是不想写。 到底没能捱过思乡恋家之情,通过所方我寄出了给妻子的信,只是晚了几个月。我写得很简单:告诉家人说我还活着,受到政府的照顾,生活很不错。“至于我现在何处?暂时不能公开,也不必打听了。”又说:“如果你们还没有忘记我,就每人照张相片寄来吧!”不久,所方果然送来了家人的回信和一叠照片。我赶紧看照片,孩子们都大了,有的穿着青棉袄,系红领巾。按信中说是见到我的信后,在1955年10月1日拍摄的。天并不凉,为什么穿上棉装?或许单衣挑不出整齐的吧?家中境况一眼可知!每个孩子都写了一篇信纸,述说对父亲的想念,汇报学习成绩。我一遍遍地读着,热泪盈眶,愈发觉得对不起妻子、儿子和女儿。 1956年3月中旬,载涛带着溥仪的三妹和五妹到管理所来了。事先所方曾通知溥仪,他也告诉了我,还说我“也许见得着”。这个消息不能引起我的丝毫激动,因为我对载涛有看法。此人没有立场,所以当了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在晚清和民国时代都做官,解放后仍担任职务。载涛来那天在接待室与溥仪谈话,开着门,我就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但我一直不走过去见面。后来载涛到我房间中,拍拍我的肩膀问道:“李国雄,你挺好吗?吃的、穿的,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吗?”我轻轻说了一句“没有”,就没话了。心想:你别跟我来这套!我不愿搭理你。载涛又伸出手来要跟我握手,我也不出手,当时场面很尴尬。 “我是罪人,不能跟你拉手!”载涛完全听得出,我这句话里的讽刺的意味,我对像他这种身居高位的人绝无半点儿羡慕之意。 “没关系!没关系!”尽管载涛一再解释,我始终舍不得伸出自己那只粗糙的右手。 “是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们的!”载涛临走这样说,后来知道这确是一句实话,但我当时不信。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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