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战时的新京、北京和东京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我曾经两次去日本。一次是1939年春，我担任了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的职务。我们住在东京牛达若松町，每天早晨都到樱田町伪满洲国大使馆武官室去上班。每天晚上都要出席外交关系宴会或者接待客人，有时浩也参加。那次去日本，皇太后接见了浩，并且叫浩带上慧生去见她，还赠送了慧生礼物。 　　 　　　　在当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大使馆秘书吴沆然被日本宪兵抓走了，下落不明，我也不敢过问这件事。1942年我已经调回伪满洲国了，有个自称是监狱看守所的人拿着一张便条到长春我的家里来，说这张条是吴沆然写的，托他亲自送到我的手里。条子上的意思是说他在监狱里已经关了很久了，要我设法营救；如果我救不了的话，也请想个办法让他速死，省得活受罪。我看了条之后，心里很害怕，当着看守的面，把条烧毁了。我还训斥他为什么这样大胆，我要那个看守转告吴沆然，今后不要再干这种冒险的事了。那个看守被我吓跑，从此不敢再来找我。后来我打听，听说吴沆然被处死了。这件事一直在我心头盘桓很久，夜里睡不着觉。我没有营救他，反而促成了他的遇难，我的罪孽有多深重呀！ 　　 　　　　1939年10月，我调到奉天军官学校去上班。那时浩已怀着嫮生，我劝她分娩后再回国。1940年3月13日，浩在顺天堂医院生下了嫮生。1941年6月，浩带着慧生和嫮生回到新京，我那时住在奉天五格格的丈夫万嘉熙的家里，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才回到新京和家人团聚。1942年北京的醇亲王一定要我们带上慧生回家住几天，我利用暑假带领全家人去了北京。这次回家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对浩来说，1941年在醇亲王六十大寿的时候，她已经去过一次北京，她对王府规模之大，生日庆典的隆重，感到非常惊奇。那一年，她亲自写了一张字祝寿，博得了醇亲王府的称赞，觉得日本女子也懂得书法，能写汉字，是很不容易的。这一次，醇亲王是想看看孙女慧生，于是我们就携带刚刚两岁半的慧生，还有刚从日本来中国的浩的妹妹，一起再回北府。见了醇亲王，慧生也学着我们的样子，向爷爷叩拜请安。醇亲王把慧生抱在怀里。这是他的第一个亲生孙女。我和溥仪都远在东北，一家人分隔两地，醇亲王难得看见自己的骨肉，如今看见慧生，倍觉亲切。慧生用日语和华语唱起了歌，醇亲王笑着说：“和三格格小时一样！”我每天早晨梳洗完毕，去参拜祠堂，然后给父亲醇亲王请安，又一起用餐，在花园里散步。当我陪着父亲在林间花径上悠闲地散步时，我不免想起从前我在北府经常过这种宁静的生活，只是这几年为了复兴清朝留学日本，才过那种疲于奔命的学校生活。后来又在伪满洲国任职，过着那种忍气吞声的生活。前后对比，我不知何时才能重过这样清静的生活呢！真是感慨万分。我与浩和慧生重游了一次紫禁城。慧生被辉煌巍峨的京城宫殿迷住了。她从未见过这么雄伟壮丽的建筑，她还被特许坐在慈禧太后坐过的椅子上照了张像。照像的人对她说：“这是你老祖母坐过的。”在紫禁城的一霎那，我想起了我和溥仪在故宫读书的那段生活，我俩共同策划外逃，以及偷运文物外出等情况。岁月无情，几年过去，我俩都离开了紫禁城。溥仪当上了皇帝，我也在伪满洲国当一名军官，只是我俩处在日本卵翼之下，复兴清朝的美梦何时能实现呢？一想起这一点，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了。我们也重游了颐和园。我的几个在王克敏汉奸政府工作的同学为了我能够平安地游览颐和园，特别加强了保卫工作，因为颐和园附近治安情况不好。在颐和园内长廊漫步，在昆明湖泛舟，我看到了万寿山顶上的日本哨兵，同样感到北京处在日本统治下的阴影，再也无心在北京遨游。 　　 　　　　这里还可以说这样一件事。此次北京之行，当时设在通县的“冀东自治政府”的汉奸头目殷汝耕千方百计地拉我到他家去吃了一顿饭，热情地为我介绍“冀东自治政府”的情况。酒酣耳热之际，他向我提出：“你到北京来怎么样？希望你到我这儿来！” 　　 　　　　我沉默不语。我明白了为什么关东军轻易不让我们到北京来，因为他们估计到会有这样的情况，谁都想利用我们哥儿俩作傀儡的。我赶紧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吧！第二天我们就回到了长春，结束了这次短暂的北京之行。 　　 　　　　回到新京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了对美国的全面战争。伪满洲国也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向美、英宣战。 　　 　　　　战争一打起来，日军势如破竹，接连占领了马尼拉、新加坡等地，显得所向无敌，然而好景不长，只过了半年，立刻战局逆转。战线过长这个致命的弱点给日本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日本国内节衣缩食支援战争，自然也把这个困难转嫁到伪满洲国身上，满洲生产的小麦、谷物都运到日本去，满洲人自己只能吃高粱，并且实行了配给制。“我们流血流汗种出来的小麦都给日本人吃，我们自己只能吃高梁，难道我们只配吃高粱吗？”东北人埋怨着。然而关东军却说：“在战争获得最后胜利之前，你们就要克制。”他们变本加厉地压榨我们，还要我们献出金银财宝。 　　 　　　　就在这一时期，溥仪遇到了很大的不幸。他心爱的贵人谭玉龄突然死了。死因溥仪一直认为是吉冈陷害的，因为谭玉龄公开表示了对关东军的不满，于是吉冈请来西医，为她打了一种来历不明的针药，不久她就死去了。谭玉龄贵人死后，溥仪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新京的一座庙里。解放以后，由我的侄儿毓嵒把骨灰带回北京葬在他家的庭院里。 　　 　　　　1943年秋天，我被派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我们全家又到了日本，住在东京的麻布狸穴。为了能让慧生上学习院的幼儿园，浩在前一年就托浩的妹妹把慧生接回日本，住在慧生的姥姥家。这时嵯峨家已由滨口搬到东横绒日吉。嵯峨父母对慧生是疼爱的，但是战时衣着、烟草都实行了配给制，慧生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当我重到日本见到慧生时，她穿着粗糙的衣裙，但和从前一样的健康活泼。幼儿园的伙食好一些，有时还能吃到外边很难吃到的小油饼。 　　 　　　　慧生在幼儿园里，每周两次到住在世田谷用贺的铃木镇一先生家学拉小提琴。她的小伙伴中出了位名家，现在活跃在日本舞台上的小提琴家丰田耕儿先生（柏林艺术大学教授）就是当时慧生学习拉小提琴的同学。 　　 　　　　1944年，战争更加吃紧，物资更加匮乏，我明显地感觉到生活不如以前了。吃饭只能吃些荞麦汤圆，或吃混合面。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我还坚持学习。有时溥仪怕我吃不饱，特意从伪满为我捎来了肉松、干酪和点心。我真感激他。在寒冷的冬夜里，生一只取暖的火盆，我披着中国式的毛皮外套，把脚跨在火盆上，一直学习到深夜。 　　 　　　　到1945年，由于战争连绵，连陆军大学的教官也走上了战场，学校实在办不下去了。我们也决定回新京去。1945年2月，正当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整装待归时，东京发生了可怕的夜间空袭。炸弹爆炸的火光把东京照耀得如同白昼，狸穴附近变成了一片火海，街上炸死了很多人。那天我作为一个军人去参加防空演习，家里只剩下浩和两个孩子，她们吓得心惊胆战。我从街头看到的空袭情况想到中国，这生我养我的土地，此刻不也正经受着这些灾难么？而且已持续八年了。 　　 　　　　1945年2月，我和浩带着嫮生乘军用飞机返回新京，慧生因为要上小学，留在日吉嵯峨的家里。清晨，慧生在羽田机场为我们送行。那天天气很好，我清楚地看到慧生在微笑着向我们挥手，我也挥手，但我觉得惆怅。可恶的不得人心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渐渐地我看不见慧生了。她消失了。 　　 　　　　天哪！谁知道这次别离竟是我和慧生的永别呢？因为自那以后不久，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和接踵而来的战犯生活，而慧生后来也死于与爱情牵连的事故中。现在我要是回忆慧生的话，只能回忆起她那童年天真可爱的笑容，以及那次机场上模糊的送行时微笑的笑容。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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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1/12 7:11:17